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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广州的革命序幕 　　一九二五年秋 　　一九二五年末，我在莫斯科到温哥华途中访问了中国。我成了描写革命变革的作家，住在莫斯科，经常去美国演讲，并在途中停留，访问我感兴趣的国家。几年来，革命的力量振荡着中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推翻了北京的一届内阁；一九二五年上海的一次游行示威中，英国人枪杀了中国工人；同年发生了广州和香港的大罢工和对香港的抵制。于是，我决定去中国。 　　当我连日乘火车越过西伯利亚平原和大森林，沿兴安岭南下，到达哈尔滨、沈阳、北京时，我发现在苏俄的四年生活(在那里我负责把物资送到苏联，救济一九二一年伏尔加流域饥荒的灾民，后来又为无家可归的儿童组织农场)给了我一种能力，使我能认识亚洲，而这是一个普通美国人所认识不到的。我没有注意由神殿和古代皇宫构成的异国文化和奇怪的风俗、法律和宗教——那些使多数西方人感叹为“不可理解的东方”。我所看到的是许多民族组成的广大农民——俄罗斯人、布里亚人、朝鲜人、中国人。他们之间很相似，而他们与美国农民却不同。 　　由于原始生产方法，无法对付旱灾，广大农村受到饥荒的侵袭；但农民们仍处于一家一户的老一套生产方式束缚下，多少世纪以来没有改变。从他们中间产生了大批工人移居到新建的工厂。在那里他们住工棚，没有家庭生活。所有这些条件都是原始生产方式造成的。现在这个生产方式正在这个地球的古老文明大陆上崩溃。铁路、工厂、西方工业文明，正无情地进入亚洲。它们以两种方式来到那里：一种是世界帝国主义在南方的赤裸裸的剥削，另一种是北方的俄国革命，而在这两种形式之间是不可调和的战争。 　　中国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政府。各省都有暂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军阀。北京实际上不是首都，而是强权国家外交活动的所在地。它也是一个又一个军阀加冕登上皇帝宝座的场所。如果伦敦或东京要一块中国土地，他们便在北京贿赂一位官员，取得他的签署。如果这样做不起作用，他们就扶植一名军阀上台，并控制北京政府一段时间，从而签订一项条约。这样就使侵占中国土地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了。 　　至于中国人怎么想，没人去问他们。他们有一句俗话!“政令不出北京城。” 　　在那个年代，三个军阀包围北京，并轮流执政。他们是张、冯、吴。日本的傀儡张作霖住在沈阳，过着人们称为“东方式的”豪华生活，意思是有许多小老婆和大量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他在用填制的老虎和价值五十万元的珠宝装饰的宝殿中，接见觐见者。我没有亲自去看过。 　　美国人对占据西北贫瘠地区的冯玉祥很感兴趣。美国传教士称他为“基督教将军”，并且赞赏他禁止鸦片和注重部队的纪律。因此，我去西北蒙古沙漠中冯玉祥部队的营地访问了两天。旅途中，一场暴风雪使我在没有暖气的火车上冻得要死。我见到了冯玉样，一位沉着魁梧的人。他以令人厌烦但有礼貌的语调，背诵他的工作纲领：“中国的第一大需要是推行教育，做到每个人都会读书写字。第二大需要是修筑公路和铁道。”冯玉祥让他的士兵成天忙于修路和整修土地。他把蒙古的土地划给士兵们作农田，作为劳动报酬。我还见到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她后来成了北京的卫生部长。我们见面时，她还偶尔谈到四十年前在蒙古沙漠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冯玉祥所宣布的纲领使他本人在西方开明人士中很受欢迎。但老的“中国通们”风趣地谈论关于冯“背叛”盟友以及也被盟友所背叛的轶事。他们还谈到了他给政敌们致奉承阿谀的信件，称冯是“典型的中国人”。北京人嘲笑冯玉祥曾打电报给他的政敌张作霖说，如果张“需要人办事”，他愿把部队借给他。我问冯，他的部队能控制几个省。他得体地回答说：“我治理一省尚感经验不足。“实际上他手里抓着三四个省。尽管如此，冯玉祥是三位军阀中唯一对以后的历史起过作用的人。这方面情况我将在本书中作些介绍。 　　北京有许多学生。它是一座拥有几所大学的城市。外国居民被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伟大的“五四”运动所震惊。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对中国提出的无理要求，迫使北京卖国政府倒台。这件事告诉外国人，中国政府是虚弱的，但他们并未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学生是强大的。他们写信回国讲中国学生的情况，后来不再关心这方面情况而去干他们更有兴趣的事，如到旧货店购买珠宝和丝绸等。 　　我却爱上了北京。甚至在一九二五年我就说过：“如果我在这里有合适工作，我愿住在这里。”许多年以后，当人民解放军横扫华北，美国的朋友们等待解放军夺取南京并在那里建都时，我笑了。我说：“南京只不过是商业发达的上海的一个郊区。北京将成为首都。”我并没有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任何内部消息。我只不过是了解北京罢了。 　　在北京，我遇见了在莫斯科认识的范妮·鲍罗廷，并常和她见面，直到她和丈夫逍然离去。那时，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范妮告诉我，迈克尔·鲍罗廷是在华南成立的新国民政府的顾问；他是孙逸仙邀请来的。她说：“你一定要到广州来看我们。广州象征着现代中国。”由于一次大罢工，香港与广州间的交通中断了许多个月，广州也没有船可以去接上英国轮船。 　　她说：“我将要求罢工委员会给你一张入境许可证。” 　　一九二五年我从北京南下，访问了汉口的吴佩孚(不到两年我再次访问汉口时，它已成了“红色汉口”)。吴佩孚的后台是中国大商人和想在华中取得利益的外国。有些人说他“老实”，因为他把帝国主义给他的贿赂分给小军阀们，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吴的盟友比其他军阀多，但他们的关系不那么稳定。吴和他的盟友们经常在著名的寺庙中聚会“讲经”，实际上是进行了土地的分赃。吴向我引用了孔夫子的话，还对我说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有好有坏”。他希望有一天能隐退，在庙里“念经拜佛”。另外，他还在我的扇子上写了一首诗。 　　我沿江而下，到了上海。这座城市一半归英国，一半归法国。两个租界以外是“华界”。英国人从印度带来的高个子锡克巡捕，他们公开在街上毒打瘦弱的黄包车夫。帝国主义者在北京扮着外交使节的角色，行为比较隐蔽，而在这里却是肆无忌惮的。大家都对我说：“不能去广州。广州被封锁了，那里在打内战。”想回广州大学的香港学生，不能正常地乘四小时火车到广州，而要绕道上海，用八天时间。 　　孙逸仙博士早在几个月以前逝世，但他的遗孀孙夫人是一位文静、和蔼而又坚强的女人。在此后的岁月中，我对她更熟悉了，那时，她已用自己的姓名宋庆龄了。她告诉我，愿帮助我去广州。她说：“如果你从上海乘轮船去广州不去香港，就好办得多。但作为一名记者，两个城市都该去看看。我将写信给在广州的哥哥，请他帮助你。” 　　我首先去了香港。广州工人举行了罢工并以一条长达一百英里的纠察线封锁海岸达六个月之久。在这种打击下，香港快成死港了。银行濒于破产，向伦敦求援。这个城市每天损失一百万美元。领事馆的一位美国人对我说：“你知道采矿热过去以后的内华达州那鬼战吗?夏季进入以来我一直在想，这种情况会不会在英帝国的第三大港、东方的最大港口重演。”这就是以广州为基地的中国罢工工人的威力。 　　罢工工人破例让我去广州了解他们的革命。我乘英国轮船从香港到离广州海岸不远的一个岛屿、英国租界地沙面。傍晚，当轮船在离沙面不远的地方抛锚时，一艘小摩托艇从排列在广州岸边的成千舢板中驶出，挂着一面镶有青天白日的红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国民党党旗，此后它将在全中国飘扬。这时，我看见范妮·鲍罗廷坐在船尾。我迅速提起小箱子走到下甲板，跨入汽艇，在船员们惊奇的目光下离开。这是几个月来第一艘来到英国轮船接人的广州船。 　　正象我突然走出古老的亚洲，跨入现代世界那样，在整个华北，我被军阀们和奇异的礼仪弄晕了。我也开始说：“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我们将永远不能理解。”但在广州，罢工是严厉的、无情的、明确的。这和西雅图、匹兹堡、伦敦、汉堡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有组织的工人罢工是一样的。这里不是异国他乡，而是我的家乡。 　　在汽艇上，范妮·鲍罗廷一开头对我说：”我恐怕你要有一位翻译或朋友陪同你。罢工委员会只给一个人许可证。”然后，她把和她同来的一位苗条的中国姑娘介绍给我：“这是辛西娅·廖。①你肯定听说过她的父亲廖仲恺。他是最近被暗杀的劳工领袖。我们马上去廖夫人家。妇女部执行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 　　辛西娅·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二十一岁的姑娘，长着黑而柔滑的头发和一双灵活闪动的眼睛。她把一只柔嫩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道：“我父亲是广州老百姓中站在最前列的一个人。他刚制定好一项稳定货币和建立我省财政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杀害他的原因。我们的罢工和革命正在取得胜利。但我父亲的思想将永远活在工人们的心中。为了纪念他，我在广州基督教学院②学习蚕桑培育，因为他说过养蚕是我省农民的一大需要。” 　　我突然想起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廖仲恺”这个名字。一家香港报纸说：“那位声名狼藉的劳工领袖……把孩子送进了广州基督教学院……。”这家报纸主张，不让这种人的孩子进入正统学校，“因为他们会把别的学生带坏。”站在我身旁的这位穿浅蓝麻织衣服、连孝也没戴的廖小姐，就是会把别人“带坏”的姑娘。 　　在码头上，我们跨进廖夫人的深栗色汽车，驰过广州街道。辛西娅指给我看几条是孙中山加宽的街道，从而使广州已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她又指给我看回到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正在修筑一条尚未完成的凹凸不平的道路。这是他们赠给广州的礼物，感谢广州对他们的热情接待。这条路把广州和下游十一英里处的黄埔港口和军事基地连接起来。 　　她说：“罢工者正在加强我们的城市以使我们永远记住这次罢工。” 　　廖家的屋顶上飘扬著一面旗帜。辛西娅把上面写的中国字“精神不死”翻译给我听，并说：“我们把它当作全家的座右铭。许多人写信来，谈到我父亲的‘不朽精神引导着人们前进’，因此我们把它挂在家门上面。” 　　妇女委员会正在廖夫人家里开会，讨论第二天群众大会的准备工作。廖夫人未经化妆的慈祥而悲伤的脸，克制着丧夫的痛苦，带着微笑前来迎接我。然后，她又忙着准备茶会。我们一边吃着美味可口的菜肴，一边讨论许多事情。一位曾在莫斯科学习过七个月的、长着诚恳而锐利眼睛的二十来岁姑娘和一个四十岁的知识界妇女、师范学校校长正在讨论即将举行的群众大会。另一些人谈论着最近黄埔军校学生夺取惠州城的胜利③，并且说现在是妇女们组织红十字会的时候了。 　　她们还谈到一次“海盗袭击”。我们到达前一星期，三艘伪装成广州政府的船，溯江而上，在一所教会大学附近抛了锚。他们放了一把火把学生引出来，绑架了五十名学生，然后从三角洲上的隐藏地点捎信给学校说：这次行动耗费了一万美元，要求得到偿还。 　　开会的妇女们一致认为“这次海盗袭击是香港组织的”，这帮海盗在香港的一个歹徒家里聚会。她们说，一切都必须恢复到原来的秩序；国民党改组和广州革命政府成立还不到两年。她们还说：“我们打败了三支反革命军队，巩固了本省四分之三的地方政权。现在我们必须肃清海盗。”后来，在一九二六年开始了北伐。 　　每前进一步都要通过斗争。甚至加宽广州的几条街道都曾遭到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因为马路两旁的商店要拆掉或往后移。但街道加宽后，空气和阳光更加充足，商店更加明亮和卫生，货物可在门口装车，他们的财产的价值更高了，所有商人都获得了更多利润。于是，他们要求联合庆祝加宽街道的成功。“所以这些街道还是在这些商人和市政府合作下加宽的”，一位妇女这样说，眼睛里闪着会意的神情。 　　在第二天的罢工委员会上，我了解到罢工的经过，以及罢工和广州政府的关系。这次大罢工是以香港十万中国工人罢工开始的。他们要求“言论自由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废除对工人的体罚；中国人和英国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占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应在香港市政府中有代表。”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的罢工工人离开香港到广东老家暂且栖身。他们中间有四万人到了广州。当时广州已经成为孙逸仙建立的新国民政府的中心。鲍罗廷是孙逸仙聘请的正式“顾问”，因为他有丰富的革命知识。 　　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组，接纳对组织工农群众有特别兴趣的共产党员参加。许多广州商人，由于三十年来竞争不过他们的对手香港，也同情新国民政府，参加了合作。广州政府把新近清除赌场空出来的房屋以及五六个被驱逐的军阀留下的兵营给罢工者居住。这样，罢工工人就以广州为基地沿一百英里海岸线设下了由一千五百个纠察队组成的对香港的封锁线。 　　海员工会，是罢工工人的主要领导，它是最早组织的现代工会。苏兆征是海员工会和大罢工的主席。他告诉我：“一百四十个工会参加了这次罢工。这不是一次种族斗争，也不是一次中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斗争。请转告西方的工人们：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 　　可是，罢工工人和广州政府的统一战线是不巩固的。虽然工人们正帮助广州政府统一全省。但身穿绫罗绸缎的官员们对工人的力量感到不安。工人们也厌恶这些官员们的模样，但要利用他们对罢工者的接待来反对英国剥削者。广州的气氛就显示出有摩擦，但目前还有权威。这样，联合能持久吗? 　　我就这个问题征求鲍罗廷的看法。他说：“短期可以。商人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即他们能控制的政府。他们希望消灭土匪，修筑道路，兴办工厂，稳定币制和采取其他有利于贸易的措施。这样，他们与英帝国主义发生了矛盾，而被剥削的工人和英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中国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我表示了我的看法异议。“但人们对如何才会取得稳定的政府和谁控制这个政府却持有不同意见。上海和香港的所有资本家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他们抱怨说，中国的混乱局面妨碍他们做买卖。” 　　鲍罗廷笑着说：“是这样，但这种混乱局面使外国人控制了所有商业。中国越乱，他们越能凭借自己独占的安全地位，从香港和上海获得利润。军阀们把军费存在外国租界。百万富翁跑到租界去避难。中国船想挂外国旗，向外国人表示敬意。中国的混乱使外国人得以掠夺中国。” 　　我没有被说服；我认为他讲的话自相矛盾。我将记住他这些话，看看以后的岁月中事情将如何演变。 　　在广州，我去参加了一千五百名妇女的群众大会。他们要我谈谈俄国的情况。我想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些面孔，严肃的斗争面孔?我猛然想起了从多次轰炸中活下来的基辅妇女参加的一次大会。我向广州妇女谈了俄国革命前的情况：愚昧的农村、家长统制的家庭、被奴役的妇女、军营般生活的工厂。我谈到一位莫斯科纺织工人杜尼娅革命前后的生活。我谈到她的工厂的妇女们如何开办一所医院、一所工厂食堂，用经理住的房子开办了一所日托托儿所。 　　这些广州妇女比任何美国听众都能理解俄国革命。这也许是她们自己有过的或可能有过的生活。我回想起廖夫人说过：“由于受传统思想束缚，我们中国妇女觉醒得慢，但一旦觉醒，就变得坚贞不渝。” 　　在广州停留四天后，我去美国作巡回演讲。我知道，我应该在远离中国革命的地方，关注着中国革命，并将使我再次回到中国。 　　① 即廖梦醒。——译者注 　　② 指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现在的华南农学院的前身。——译者注 　　③ 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东征军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三日战胜了陈炯明，攻克广东惠州。——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