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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溯扬子江而上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我在上海遇见的每个人几乎都劝我,如果我希望看到真正的革命,就赶快去汉口。美国副领事看了我的新闻记者身分证后,告诉我多数记者都在“扬子江上游”。我微微一笑,问他是否禁止我上那儿去,因为我知道领事馆一直在劝告美国人撤到沿海城市去。他迅速回答说:“我们不鼓励美国人到那里去,但你们记者有自己的行动准则。”
  刚从汉口回来的《福斯报》①的德国记者萨尔兹曼对他在那里看见的革命充满了羡慕之情。他说:“别在南京浪费时间了。南京不革命了。南京将被上海的英国人和中国富商实行妥协而送终。汉口将会生存下去,如果人死了,至少思想还会活着。即使汉口被镇压下去,它也将载入史册,而且还会东山再起。这种思想是什么?共产主义能最确切地说明它。我不能作详细的说明。共产主义是一切革命的支柱——长期受压迫的群众突然有了理想。
  宋子文是国民政府的年轻财政部长。在这个部的管理下,广州曾经建立了暂时稳定的币制。这时,宋子文还没有宣布他站在国民党分裂的哪一边。他也私下要我去汉口。我不止一次在法租界孙逸仙博士故居拜访了他。他身穿一件考究的青灰色中国长衫,看来完全脱离了战争和革命的严酷现实。然而革命却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已不象一年半以前我在广州认识他时那样。那时,他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能干地为国家在建立一个财政制度。现在,他是一个被犹豫和疑虑折磨的人。他眼看着自己的中央银行被同党的军人夺去,文职人员被赶走,财政金库被破坏。他也吃了共产党的不少苦头。有一次在汉口,愤怒的工人几乎袭击了他。
  宋是一个上海商人家庭的保守成员,在美国哈佛大学受教育。他本能地喜欢商人,不喜欢共产党人和工人。他显然注定要成为上海的一个商人。如果他未遇见国民党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并深受其影响,他无疑会走这条路。革命给宋以威信,给他以建立国家财政的机会。是封建军阀毁了他的成就,掠夺了他的金库。因此,如果宋不喜欢共产党的话,他也恨军阀,因为军阀们比共产党更加不要建立国家银行。汉口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但提供了重建国家财政的机会,而且汉口高举文官控制军人的旗帜。因此,他向往汉口以及汉口所提示的他可以成功的机会,而且他知道汉口正等待着他去完成这一工作。但他不敢到那里去;他和蒋介石将军以及上海的商人们有千丝万缕的个人关系。
  他对我说:“去汉口吧,越快越好!南京没有什么可看可听的。除了漂亮话和旧中国的无能外,什么也没有。在汉口你将看到有趣的社会变革,如禁止白银外流,武装工农等。”他一再要我转告他姐姐孙逸仙夫人和老朋友鲍罗廷,一旦他能摆脱蒋介石,他立即来汉口,和他们在一起。他告诉我,他的住宅被监视,如果他要走,人身安全会遭受威胁。他曾三次买好车票准备走,但最后都退了票,他害怕。看来他是诚恳的,眼睛里有痛苦的神情。但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无意间吐露了真情,他说:“再见吧,我们在北京再见。”这时,我才知道他正在等待着安全的时机到来,不仅是指对他的生命,而且也对他的声誉安全。
  当他终于来到汉口时,他是作为蒋介石的代表来谋求妥协的,谋求汉口与他那天以尖刻的言词批评过的政权间的妥协的。也许他一直是蒋的代理人和一个自觉的伪善者,也许他的过去使他成为一个懦夫,也许他认为重新联合能挽救中国的民族革命。从几次谈话中,我清楚了解到,他知道革命和革命的党在汉口,而且汉口也需要他去工作,但他徘徊在两条道路之间,终于没有选择革命道路。他身穿洁净的青灰色长衫,住在法租界的小别墅里——孙博士曾经居住过的圣地,企图和一个很反动家庭的漂亮女儿结婚,以消除他的失败情绪。
  唯一不劝我去汉口的人是那些十分接近或与南京政府有关系的中国官员。伍朝枢是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他的有名望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份投资在外国租界的财产。他的个人利益促使他一直反对任何过激行动。他竭力使我相信汉口“完蛋了”。王正廷是在国民党和北京政府间摇摆的一位美国训练的知识分子。据说,他是作为冯元帅的使者来上海的。他告诉我“鲍罗廷已经逃走,孙逸仙夫人正沿江而下。如果你溯江而上去汉口,你会错过她的。”当我告诉他,孙夫人打电报邀请我去汉口时,他显得有些不安。他之所以不安,或者是因为听到了这个消息,或者是由于我说话不讲究方式。
  有关汉口的各种新闻沿江而下。“裸体女人游行”是最为轰动的谣言之一。来源不明的谣言传说,汉口妇女为了庆祝获得新的自由,组织裸体游行。甚至连游行的细节也报道了,说什么官员们将检阅准备参加游行的妇女,只接受体型美的。这是一个独特的下流谣言。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在炎热的夏天,成年男子和男孩可以上身赤膊,但他们要求妇女保持庄重。
  一位几乎被中国的所有教会辞退的名誉扫地的传教士,拿出一份复写的所谓湖南来信。信中说:“根据新法律,所有超过十六岁的姑娘必须在一个月内结婚,否则政府将配给丈夫。”同时,他拿出一张所谓国民革命军女宣传队员穿的衣服的照片,这件衣服是非常奇异而不庄重的、几乎什么也遮不住的游泳衣。和这些荒诞的传闻混杂在一起的是许多有点根据的传说,如工会和农会没收了外国人的财产等。
  为了抵制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上海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主要是美国人,传播他们从上游能得到的正确的消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些开明干事油印了一些武昌墙上贴的革命布告。她们不但把这些材料送给上海的朋友,而且以私人信件寄往美国。她们也催促我去汉口,并说:“那里有我们在中国从未见到过的新的革命精神。”他们张贴的布告的确表现了一种新精神。从未有过胜利的军队在攻占了城市后会散发宣言,人民和士兵们“团结起来”。请看这张布告:
  十五军军部告武汉人民书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攻克此城,使你们遭受痛苦,谨向你们表示歉意!十五年来你们深受北洋军阀压迫之苦,四十天来又受围城之苦:忍受饥饿,惨遭掠夺,担惊受怕。值此双十节之际,我们祝贺你们在青天白日旗帜(国民党党旗)下获得自由。虽然我们为攻克此城感到高兴,但对人民遭受的痛苦感到十分难过……。
  革命军队必须为人民解除痛苦。我们和人民是一家人。我们要同甘共苦,克服困难,争取过上好日子,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革命之光已普照武昌,浙江已解放,福建已攻克。我们能够解决湖北的一切困难……。
  帝国主义和军阀一定会在我们面前灭亡!
  下面是又一文告,是第四军致武汉人民书:
  “以前,你们见到士兵就象老鼠见到猫,吓得不能动弹。你们逃不掉就哀求说:‘最尊敬的先生’。现在担惊受怕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们可以在青天白日下游玩。我们第四军的士兵来自工厂、田野、商店、学校……。因为受压迫,我们才参军。虽然我们和你们穿的衣服不同,但我们有相同的思想。我们不再是‘最尊敬的先生’了,我们是你们的战斗朋友。希望你们广泛宣传:联合起来,和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贪污受贿者、大地主作斗争。……不要为了眼前的欢乐而忘了敌人和过去的痛苦。
  为召开国民会议而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联合起来!”
  下面是第四军提出的较为具体的纲领:
  “我们已攻克武昌。我们必须:
  保护商业!
  废除苛捐杂税!
  确立人民的言论自由!
  保护人民团体并促其发展!
  召开国民大会!
  任命廉洁奉公的官员!
  执行人民意志!
  大家团结起来,参加国民党!
  打倒吴佩孚,打倒帝国主义!”
  这些就是从武汉带来的表达革命精神和宣传革命纲领的布告。
  从上海往上游开的有三种轮船。英国船每星期开三次,在炮艇的保护下,结成船队缓缓而行。没有英国海军舰队司令的特别许可,不载女乘客。日本航船不拒绝女乘客。作为东方人,他们缺乏那种认为妇女的生命比男人的生命更宝贵的英国骑士思想。但由于缺少从汉口下运的货物,他们的船已经停开了。剩下的是德国船。这些船也载女乘客,这不是因为缺少骑士精神,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汉口绝对安全。尽管汉口的酷暑已经开始,而且战线后面的山间避暑胜地没法去,所有德国商人都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住在汉口。
  德国轮船公司没有定期的长江班轮。有时从日本经过中国港口、绕印度洋到汉堡的远洋货轮不在上海靠岸,直接从扬子江口的小城镇吴淞溯江而上去汉口。因此,我得以乘坐“萨克森”号德轮去汉口。这艘船没有武装,也没有任何炮艇护航。这使英国往常以炮艇护航显得有些可笑。德国人也乐意停船接受中国地方当局的检查,因为他们接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但英国、日本轮船和偶尔开来的美国船,坚持不受检查。因而往往由于接到信号后不停船而遭到炮击。他们使用轮船上所装的炮还击,准备发生“事故”。
  德国船通过战区时,唯一的保护是船两侧用油漆写上四个大字:“德国商船”。由于有这个标志,德国船只能在扬子江上平安行驶。当我们靠近任何一边江岸时,乘小船捕鱼的农民或士兵都挥动着帽子向我们友好致意。有一次,南京与隔江的浦口之间发生了混乱的炮战。当一艘德国商船靠近时,他们双方停止了射击,让这艘船通过后再交战。这就是中国人对非战斗人员表现的礼貌。
  十二位乘客中除一人外,都是妇女,她们都是不能乘坐定期的英国轮船的人。与我同桌吃饭的一位俄国姑娘是汉口电话局雇用的一个管理人员,是被雇用的一个专家。她告诉我,她办什么离开汉口而现在又回去。她说:“那里的工会太凶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根本无法管理电话局。因此我对我的上级说:‘我要去度假’。局势平静一点再打电报给我……。’现在他打电报告诉我,工会不那么强了,所以我回去工作。”是我第一次得到的有关汉口正在变化的暗示。
  和我同舱的是一位在汉口住了多年的德国妇女。当她告诉我这一点时,她补充说“这是不幸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认为在汉口的生活是不幸的。她回答说,生活非常枯燥。她又说比汉口更枯燥的是九江(在汉口下游的一座城市,那里的英国租界也被中国人占据了)。她见我对她讲的情况感兴趣,于是解释说:“除了赛马场外,无处可去。没有戏院,只有两家电影院。原来还有个乐队,但‘这次动乱’后离开了(汉口体面的外国人用‘动乱’来指中国人占据英国租界)。她接着说:“如果你想散步,只有两个去处。要么沿江岸走,要么去赛马场。……真没意思。”
  但这是我那时正要去的地球上最激动人心的地方。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赌博,它将决定以中国为战场的英俄战事问题。那里,在贫困、封锁和各种力量冲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经过痛苦和斗争,铸造着未来中国的模式。然而,她却说:“枯燥,非常枯燥,只有九江比它更枯燥。”
  载着我们这些妇女的轮船平安地向扬子江上游驶去。我们知道正在进行内战,但沿途却看不到战争的迹象。我们懒洋洋地望着太阳从黄色的江面上冉冉升起又徐徐降落。从江面开阔、波浪滚滚的吴淞口起,南北两岸逐渐靠拢。不时看见江面蒙陇远处的英国或美国炮艇在游弋,这些炮艇也显得平静和懒散。在扬子江口,后来在南京的江面上,有南京政府的小军舰在巡逻。我们离开上海以前,报纸上报道了英国和苏联之间谈判破裂②和国民革命军正乘火车沿两条铁路迅速北上。但在我们的德国轮船上,仍然是按时打铃宣布正常的开饭时间;在凉爽的夜晚,留声机放出音乐,请旅客们跳舞。南京和汉口间的江面上看不见中国船。但,几十条做买卖的小帆船却在江面上重新出现,近岸的水面上也有一些渔船。到达汉口三小时前,我们经过一个小村子。村子的山头上正举行一次游行,当时正好是五月三十日——上海大屠杀的周年纪念日。山顶上设了一座讲坛,周围挤满了穿白衣服的人群。二十多面红旗在天空中飘扬。我们能看清其中一面红旗上写着“苏联”字样。但多数旗帜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几个小时慢吞吞地过去了。在这段时间中,华中地区的烈日越来越猛烈,警告我们七月份可有酷热的天气。我们乘坐的轮船,经过美孚油公司的储油库和各色各样的外国工厂,出现在外国战舰林立的汉口江面上。我们慢慢地到达码头,到达这个被外国人普遍称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首都。可是正如那位女电话管理员所说,在那里工会正在失去权力,红色正在消退。
  ① 应为《Vossishe Zeitung》。此报已于一九三四年停刊。——译者注
  ② 指英国与武汉政府间的谈判破裂。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英使馆派驻汉口代表牛顿,致函陈友仁,责陈不能履行诺言及缓和反英运动,认为无继续驻汉之必要,即回北京。”(见《民国大事日志》)——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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