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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口的红色力量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一九二七年五月，汉口以“红色汉口”闻名于全世界。它是国民党左派政府所在地，地处扬子江与汉水会合之处。隔江相望的有三个城市连结在一起，汉口是其中之一。宽阔的扬子江，在冬季的风暴中也汹涌澎湃。江的对岸耸立着古老的武昌城，几个世纪以来省政府都建立在此，也是大学集中的学府。国民革命军经过长期、激烈的围城战斗才攻克武昌。在此期间，许多居民死于饥饿和流行病。国民党人把这座城市作为他们新省政府的活动中心。在武昌的省会堂召开了第一次省农民大会；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就是在它附近发动的。邓演达①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宣传部曾从武昌散发了成千上万的五颜六色的传单。 　　汉口以西，隔着挤满帆船和住家船的狭窄的汉水，是汉阳城。它以兵工厂和炼铁厂闻名，是革命战争的支柱。汉口这座半外国式城市是国民政府为与各国保持联系而设置的那些部门的所在地。这里有财政、外交、铁路管理部门、英文官方报纸以及高级顾问鲍罗廷的办公室。这三座城市合起来构成武汉。设在那里的国民党政府因此被称为武汉政府。 　　汉口之所以对革命政府重要是因为它是华中的主要工商业中心。它是北方的麦子、南方的米、茶和芝麻，桐油以及许多热带谷物的集散地。这些产品从上千英里以外的内陆通过在这里会合的三条河流运到这里。这使汉口对外国也很重要。外国租界占据了该市主要沿江地区。名为外滩的一条美丽的现代化大道沿江延伸约两英里。靠江一面是各外国轮船公司的码头。靠岸一面是高大的现代化银行、办公大楼和公寓。这个地区过去被外国政府控制。日、英、德、法、俄等国都为自己划了一个势力范围并设立了自己的政府。德国租界在世界大战后被协约国废除了；俄租界在俄国革命后放弃了；英租界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冬被组织起来的工人收回了。所以人们称这几部分土地为前租界。在高楼大厦和宽敞街道组成的外国租界后面，是拥挤的华界。租界三面被华界所包围，一面临江。 　　我应邀和孙逸仙夫人宋庆龄住在俯瞰外滩的中央银行顶层。身着军装、配戴“青天白日”党徽臂章的两位匀称的小个子士兵守卫着大楼入口处。他们保卫宋庆龄和银行的财产。在我们住的套间前的顶层楼梯口，站着另一位不带步枪的士兵。我到达时，他总向我敬礼。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重要人物，而是他认为任何拜访宋庆龄的人都可能很重要。大楼周围是宽敞的花园，原先是俄亚银行主人在这里打网球，现在是宋庆龄为援助国民党伤兵组织红十字会而举行茶话会的地方。 　　中央银行本身作为国民党的政府银行，其处境不佳。由于这个地区的频繁军事行动，汉口时而和北方隔绝，时而和南方隔绝，时而和扬子江上游的西部各省隔绝，多年来无法获得内地的物资。除经济困难外，又发生了财政困难。武汉政府与蒋介石分裂时，中央银行在广州的白银储备被夺去。武汉政府财政赤字日积月累。汉口地区本来就缺少银元，因为当地商人把银元收藏起来，各外国银行又把银元运往上海，致使革命政府处境窘迫。每天早晨，我看见窗外数百名苦力排着队，等待提取支付工资所需的大量铜币。每人提取的数量不得超过价值五十元的铜币，当然这已是非常沉重的一口袋了。 　　孙逸仙夫人宋庆龄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温柔和最高雅的人物。她身材苗条，穿着清洁的亚麻布旗袍，举止谦和端庄，和粗暴的革命斗争似不相称。她出身于上海一个富有的家庭，曾就读于美国大学，因而任何极微小的失礼行为也会使她感到难受。然而革命需要她，她献身于革命，不仅出于对革命的忠诚，而且因为她也是千百万中国老百姓出于她是孙逸仙博士的遗孀而对她表示的敬仰之心。她笑着告诉我，她如何解除了家庭包办的婚姻，私奔到日本与孙博士聚会，从而轰动了上海的上流社会——“因为象我这样家庭的女子是不解除婚约的”。她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位比她大许多岁的革命理想主义者联结在一起，跟随他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进行革命斗争，现在这位年轻的遗孀又为实现她丈夫毕生的理想的斗争而献身。仪态谦和甚至显得柔弱，但她有刚强气质。她不顾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压力，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她的朋友们曾企图劝诱她背叛武汉革命政府，并且以她是被劫持为由，为她提供一艘日本船作逃跑之用，当她明确表示她留在武汉完全出于自愿之后，一切造谣中伤的武器都用来对付她，不但诋毁她的名誉而且还玷污已故的孙博士的声望。一直作为她的革命顾问的最亲爱的兄弟宋子文，也来汉口与革命政府谈判和劝她脱离武汉政府。 　　尽管完全孤立，甚至她最信赖的家庭成员也成了敌人，但她对孙博士的革命主张从未动摇过。她一直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与共产党合作和组织工农大众，只要武汉政府坚持这个立场，她就绝不背弃它。但当武汉的胆小的自由主义者们转向军阀的反动立场时，她就不让他们用孙博士的名义来掩盖这种背叛行为。于是她离开了汉口，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以致武汉政府禁止这个声明在它所控制的地区公布。这样，为了共产党和工人、农民，她最后和自己的党决裂了。由此证明，体态、性格看来是很温雅的宋庆龄，对革命却比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何其他成员来得更为坚定和顽强。 　　我还记得她在花园中为国民党红十字会募款而举行的一次茶话会。这是在革命武汉举行的第一次社交活动，有各国政府代表参加。在会上，孙夫人敏锐地觉察到潜在的相互之间的摩擦。 　　她对我说：“许多过去从不和我们交谈的人，甚至他们互相间也不是朋友的人——德国人和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突然彼此见面而愕住了。”这是对汉口社会的非常透彻的描述——一小群互相之间有利益冲突的外国人面对着他们都不信任的中国政府。外面江面上，停泊着二十多艘炮艇，接到命令就可向这个城市开炮。而在花园里，这些外国炮艇的代表们正在为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伤兵，而和国民党官员们一起吃冰激凌、喝汽水。这次游园会的主持人孙夫人注意到这些摩擦力，却运用个人的影响和力量赢得人们的敬慕，甚至从敌人那里取得援助，并推迟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到来，她希望能为革命军北伐赢得时间。 　　武汉政府的对外发言人陈友仁，他是外交部长，又是左翼领袖之一。他不是出生在中国，而是生在英国统治下的特立尼达。他受过良好的英国教育，他讲英语远比中国话更为自然。他对制定政策所起的作用不大，但有非凡的能力向外国政府阐述这些政策。在这方面，他的精湛的英语和渊博的英国法律和文学知识超过他的外交对手。他又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并组织工人和农民。他的信仰，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是来自与劳苦大众的联系，而是来自一种理性认识，认为中国如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使工农群众的要求得到满足。 　　事实上，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的正式纲领，后来甚至连反对它的人也接受了。在外交部的经常会见中，陈友仁十分清楚地向我作了阐述。 　　他说：“中国在组织上和精神上仍然处于中世纪。但这种中世纪的结构正在解体，因此不再会有稳定性。问题是要为新的社会组织寻求新的支柱，从而使生活能重新得到稳定。这个支柱首先必须是农民和工人。农民是连原始社会也需要的粮食的提供者，而工人则是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有组织生活的支持者，那么一个社会如能满足这两个集团的需要，社会就有牢靠的基础。这两个集团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保证，然而今天却没有。九年来，汉口的工资没有增加，生活费用却上涨了一至二倍。而我们的生产方式是如此落后，以致要满足工人的正当要求，会使大多数工厂破产。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工人们已经看到这情景：他们一旦要求改善待遇，工厂就要关门。农民也看到了：他们一旦向地主绅士发起进攻，这些地主绅士就不肯为春耕提供借款。现在，他们正饿着肚子。农民和工人自己没有维持生计的力量。他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联盟。所有的人必须联合起来，为反对共同敌人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而作出一致的努力。” 　　这种温和的见解正是一九二七年五月汉口的官方观点。大大落后于国民革命在胜利进军中掀起的早期革命热情。几个月前，随着国民革命军胜利的足迹，群众运动的火焰也向北传播并达到高潮，使国民党中的知识分子受到很大影响。他们提出了比工农更为激烈的主张。孙博士前妻的儿子孙科是一位保守的、典型的商人。他当时就曾高呼：“杀死地主绅土”。徐谦，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年长的司法部长，在规模巨大的汉口群众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提出了比共产党人更为激进的主张。然而，这类人物现已开始动摇，并正在设法从他们以往可敬的立场寻求一条退路。 　　他们面临着严重的内部问题。不仅蒋介石脱离武汉而在南京另立政府，而且在武汉管辖的心脏地区，许多将领，也表态支持蒋介石并在各地作乱。正当对这些活动进行镇压时，唐生智的部队又在武汉发动了一次十足的反革命军事叛乱。但是，作为主帅的唐生智却仍被认为是忠于武汉的。当他远在北方前线时，他的下级将领，绝大多数是地主子弟，对农民起来夺取粮仓，设立法庭，越来越不能容忍，于是用暴力攫取了权力，镇压了农民组织，枪杀了他们的领袖。这些军事独裁者仍然宣称效忠于唐将军，而唐又是武汉政府的主要将领。武汉会接受这种已被玷污了的效忠吗?武汉政府究竟应该抛弃它的将领还是它的农民群众呢?它夹在这两股力量之间动摇不定。数周之后，则以转向彻底的反革命而告终。然而，过去的口号仍然保留着，许多不久就背弃它的人还把这些口号挂在嘴上。例如，孙科此时向我介绍了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并以赞许的口吻告诉我：“我们把八个部长席位中的两个给了共产党，即他们特别感兴趣的农业部长和劳动部长。”随后他提到“今年秋天我们到达北京时……。”在此时的汉口，象孙科这样的商人还认为有可能以两个部长席位来满足工人和农民的要求，以允许变相的抢劫来安抚士兵们，并组织统一战线来实现光荣的攻克北京。 　　外交部街对面有一幢石砌的楼房。它的底层是《人民论坛报》报社；上层是迈克尔·鲍罗廷的寓所；他是国民党政府的俄国顾问，已任职四年之久。两位青年美国记者威廉和雷娜·普鲁梅负责《人民论坛报》和国民新闻社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代表国民党用英文进行宣传。他们两人比任何人更负责把新闻发往美国。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就根据这些新闻形成一种反对力量，制止美国政府武装干涉中国。四年中他们不辞辛劳，随着国民党的命运的变化，从北京到广州，又从广州到汉口。他们两人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一直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甚至武汉革命政权崩溃后，他们仍然如此。甚至左派停止活动后，他们还继续经营一家左派报纸。后来，雷娜·普鲁梅去莫斯科，并且死在那里。普鲁梅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完全可以和另一位美国人约翰·里德对俄国革命的贡献相比。 　　四年前由孙逸仙博士邀请来担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顾问的迈克尔·鲍罗廷在《人民论坛报》的楼上居住和工作。这座房子的边门直通他居住的寓所，边门周围经常停放着好几辆汽车，汽车的主人是前来同他商讨问题的政府官员。在他寓所的各个房间里，日日夜夜，总有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会议在进行。 　　对在汉口说英语的外国人来讲，鲍罗廷几乎有一种超人的力量，但在他们眼里，他是魔鬼而不是天使。他们会悄悄地问：“你真见过他吗?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当他们知道我已见过他好几次，并且还会和他再见面时，他们几乎不知道应该特别尊敬我，还是特别怀疑我。他们把他看作是每一项新法令和每一份文件的唯一制订者，不论是陈友仁对外国政府发出的照会，还是孙逸仙夫人离开武汉时发表的声明都是如此。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人们激动地进行议论的题目。如果他在晚上按正常时间睡觉，因而他办公室里经常点到凌晨三点钟的灯提前熄灭了，午夜以后从他屋前走过的人就会把谣言传遍汉口，说鲍罗廷“昨晚已乘私人飞机逃走了。”他们认为这意味着武汉政府的垮台就在眼前。由于完全不相信中国人有任何管理国家的能力，由于迷信只有象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出身的“强人”才能管“落后国家”的政府，因此，他们除了鲍罗廷外，看不到武汉政府任何其他领导人的作用和力量。就武汉政府的实际成员来讲，他们并不十分错。所以这些成员经常来找他。这不仅仅为了听取他根据多次革命中的经验所能提供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从他那里认识革命的目的以及吸取由此而带来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他所具有的，而却是他们中多数人缺少的。他们在强大的群众运动和军阀的压力之间徘徊和妥协，而唯独他却能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并说出这样做的道理。他的理由是如此的动听，是建立在广泛的经验基础上的，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甚至根本利益和工农运动对立的国民党人也表示赞同。 　　鲍罗廷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于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阶层经常进行明智的研究，并根据过去多次革命的经验来加以分析。我曾听到许多算是熟悉情况的自由主义者说，以鲍罗廷为代表，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把中国投入混乱中，以求共产主义得以实现。”但我从没听过任何共产党人，当然也没听过鲍罗廷，提出这种看法。他认为中国处于混乱状态中，被几十个封建军阀的内战搞得支离破碎。他们都在抢劫群众，削弱抵抗外国干涉的民族力量。他认为这种混乱局面的继续正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愿望，因为混乱给他们借口可以继续掠夺和加强对战略港口的控制。他总是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有哪些社会集团有胆略、有组织、有纪律、有团结一致的力量来组织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创建一个现代化国家呢?”他认为这些品质只能在迅速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工人中找到。因此，正确的革命策略是组织和教育这些人，使他们能最后夺取政权。当时，他的观点也是正统的共产党人的观点，即是：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一场驱除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革命，但这场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联合贫农进行土地革命，才能成功。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五月通过的决议指出：“只有吸收广大劳苦群众参加斗争，才能产生一种力量，去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并清除封建残余。” 　　溯江而上到“红色汉口”的外国记者，如果能待上一星期，总首先要求会见鲍罗廷。一般来讲他们都被接见。他们来时都带着这样的想法：谁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嗜血成性的极端主义者，但多数人离开时对他如此赞美，以致他们的报社难以发表他们的报道。这位俄国顾问给他们的印象是：明确的观点，这在中国官员中是少见的；广泛了解中国的各种力量，以及清醒地选择道路。他对革命的无畏和忠诚的个人品质，以及觉察来访者的思想的敏捷，给记者们留下深刻印象。 　　我在汉口的数周中，鲍罗廷大部分时间在生病，时轻时重。这是四年来他在中国南方生活带来的疟疾的旧病复发，加上手臂骨折的旧伤。他常从疟疾的间歇性发作中挣扎起来，去参加会议或接受访问。只有在“摆子”大发作时才卧床。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可曾想过，我们搞了俄国十月革命，认为是干了一件大事。而这里的革命却要大好几倍。这关系到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民。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事。时间会很长。为完成这场革命而牺牲的将不止一个鲍罗廷。” 　　另一次，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和我们在他房里。我说，即然我去俄国太晚没赶上十月革命，这次我就及早来到了中国，以便亲身参加这里的革命。鲍罗廷笑着说：“斯特朗女士在赶时间上是不走运的。她去俄国晚了，现在来中国又太早了。”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他的话。因为，除了国民党某些核心成员外，我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们一样，仍然以为武汉政府是革命的，不知道它已经向右转了多少。 　　后来，当我知道一些关于封建军阀和要求文官掌权的现代力量之间的斗争后，我对鲍罗廷谈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文官们坚定不移，军阀们就不得不屈服了。他笑了。 　　他说：“你有否见过一只兔子在蟒蛇面前浑身发抖，知道自己马上会被吞食，已经吓呆了。武汉的文官们在军人面前就是这副模样，两眼瞪着这些军人，浑身哆嗦。”……因此，他对那些和他共事的，组成武汉政府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抱什么幻想。但他是他们的坚定性和革命精神的主要来源。人们在想：他的病使武汉政府的革命寿命缩短了多少，假如他能去参加郑州会议，与冯玉祥会晤，他可能为组织工人和农民赢得一个较长的喘息时期，甚至有可能改变与冯的联盟的方式，以便能有足够时间攻克北京。谋求国民党革命各种力量的和解，是他所做不到的，也是任何人也做不到的，而且也不是他的愿望。因为他的根本目的是效忠手工农革命，支持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只是暂时的。 　　在构成“红色汉口”这个门面的这些人物背后，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成了实际的“红色力量”。国民革命军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工农组织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革命军到达以前就把群众组织起来，举行罢工和秘密传递情报来帮助国民革命军。上海各工会自己发动群众从北方军阀部队手中夺取了上海，然后移交给国民革命军。华中地区的农民协会常常带领国民革命军抄小道袭击敌人后方，出其不意地击败敌人。国民革命军在任何地区取得胜利后，加入工会就成了每个工人“理所当然的事”。如果谁不参加，就会被怀疑为反革命，从而处于不安全，最不受欢迎的地位。 　　将近三百万各类工人加入了庞大的工会组织。他们中有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最落后的不熟练工人，也有已高度专业化和高度觉悟了的、已在讨论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政府的工人。他们在汉口地区一次又一次举行罢工，向雇主们提出各种要求。一些外国人对这些要求报之以嘲笑，叫嚣说“这不可能”、“这是疯狂!”这些还算是他们所使用的词汇中最温和的形容词。这些要求实际上是把苏联劳动法规的规定全都搬了过来，包括假期工资照付、社会保险、八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免费医疗、组织工人俱乐部等。我发现，事实上，提出这些要求的工人们只要每月工资能增加一两元，只要他们的工会得到承认，就愿意继续工作。提出上述要求是为了宣传，使工人们熟悉摆在他们面前的基本纲领。 　　许多工人极为落后，工会给他们规定的制度也很粗暴。例如，靠近汉口的堤坝上的工人的遭遇就是这样。工会巡视员对生产的兴趣似乎比对满足工人愿望更大。他在我面前夸耀自己如何阻止工人要求某些假日。他提出各种理由劝诱工人，从呼吁他们忠于革命到以鞭挞相威胁。虽然这些作法粗暴、专横，但所被取代的旧制度却更加专横。工会至少能使工人的工资增加一倍多，并且每晚教育他们以更民主的方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虽然工会巡视员夸耀自己有权逮捕堤坝上的任何人，但“工人委员会”找他时，他变得非常谦逊，因为他的主要乐趣和任务就是组织和鼓励这样的委员会，从而也就为自己的专制权力的消失铺路。 　　汉阳兵工厂的冶金制造工人要比这些堤坝工人先进得多。我出席过他们为俄国工人访问团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他们向这些俄国人提出了一些复杂问题，据说，这些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争论的议题。 　　他们问俄国工人：“你们对在政府办的工厂中实行怠工，采取什么态度?你们是鼓励这种行为，还是容忍或惩罚这种行为?”……“冶金工人在革命中什么时候开始得到好处?是否在剥削者被推翻后立即得到好处，还是必须长期受苦并作出许多牺牲，等到革命政权最后确立了才给他们好处?”这些就是他们在汉阳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工人们自觉地参加政府的建立。 　　许多工人已经在为革命政府作出许多牺牲。他们放弃了八小时工作日，在兵工厂内每天要工作十三到十七小时，因为他们的“革命政府受到了威胁”。他们推迟了提出建立童工劳动法的要求。我亲眼看到七八岁的儿童在武昌棉纺厂中工作十小时。工会组织者告诉我：“武汉被封锁了，我们决不能打击生产，特别是在外国人办的工厂里。”他们有理由为武汉作出牺牲，因为别处的形势比武汉严重得多。在上海、广州和湖南，工人们正被处决。而在武汉，他们还有机会抬起头来争辩几句。他们为这种微小的特权感到欣慰。 　　就在这时，反动力量正在集结。他们甚至要从工人手中夺去这一点点权利。他们甚至利用武汉军队的胜利扩大自己的势力。武汉军队在北伐中正打退敌人并和另一支国民革命军、西北冯元帅的国民革命军会师。这两支力量召开一次会议，以实现军事和政治上的联合。武汉的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将乘坐专列北上，去巩固他们的胜利。然而，这次会议竟使革命失败，违背了给武汉政府以胜利的工人和农民的希望。 　　① 国民党左派。北伐期间任国民党革命军政治主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民部部长等职。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发生反革命政变后，他辞去了国民党中的职务，组织了一个工农党。后来，被蒋介石分子杀害。——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