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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入战区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芦笋罐头、冰镇汽水、加利福尼亚桔子、法国巧克力糖——这就是从汉口北上的军用列车上的所谓“艰苦生活”。然而我们正在华中的深处行进，穿越被战争破坏的地区。在我们身后的汉口，躺着一万四千名伤兵。他们挤满了医院，又涌向孙逸仙夫人领导下的红十字会仓促征用来的咖啡馆和仓库，躺在木板上、空地上。这些伤兵是在临颍战斗①中和张作霖的精锐团作战的广东、湖南和湖北的小伙子。他们遭到敌人优势炮火的袭击，他们不了解敌强我弱的态势，奋勇作战，终于征服了敌人。还有成千的广东铁军的健儿，正躺在我们列车两旁的广阔平原上。政府专用军列现在通过一星期前以重大代价换来的稻田和麦地，列车上设备齐全，舒适之极。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军。南北两方面的国民革命军，在过去一年中向对方靠拢准备会师。随着郑州的攻克，冯玉祥的西北军和来自南方的广东军已经会合。远隔数千英里的这两支部队，按照共同的军事计划，从中国的两端相向而行，在赢得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胜利以后终于会合了。 　　冯玉祥的部队在北京附近战败后通过西北各省的长途跋涉，可以算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强行军。他的部队在从南口退到蒙古沙漠深处的路途中，吃完了粮食，穿坏了军装和鞋袜。他们甚至没水喝，因为原来仅够少数本地人饮用的、沙漠地区为数不多的水井已被成千的过路部队喝干了。忍受着饥饿、寒冷和干渴，他们在遥远的中国西北的甘肃省集结，并在那里整编，重振旗鼓。他们挥戈南下，进入陕西解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之围②；由于饥饿，城里百姓不断死亡。数月后，得到成千名地方部队的补充又和甘肃和蒙古的精锐回族骑兵一起，到达通往郑州的铁路的西端附近，在那里等待广东军到来，并为他们开辟道路。 　　这一年中，广东部队也向北挺进。首先巩固了自己的广东省，然后通过山口进入河南。在那里他们接收了唐生智将军领导下的十万湖南兵。湖南兵凶猛善战但纪律不大好。在国民党的宣传鼓动下，这些部队显示了中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良好素质。广东的第四军尤为著名，被称为铁军。这支部队的声誉是如此之高，虽然在战斗中伤亡很大，但农民、工人和学生仍不断参加进来，最后竟壮大到能分成两个军：第四军和第十一军。据说这些士兵“甚至在指挥官阵亡时，也能继续战斗”。这是中国的其他部队做不到的。他们打退吴佩孚的进攻，使之陈尸遍野，但既不向对方索取什么，也不接受对方的任何条件。在这方面，他们又违反了中国战争的常规。在中国，弱方往往投奔强方，有时则收买别的部队来壮大自己。他们占领了扬子江以南的华南地区后，沿京汉铁路继续向北挺进，直指京汉路与陇海路的交叉点。陇海路向西通往冯玉祥部队，向东通向大海。他们要到达这个交叉点，必须对付张作霖的最精锐部队。张作霖的部队用英国坦克和法国飞机向他们进攻，然而他们并不会使用这些武器。这些来自广东的短小精悍的士兵，只习惯在南方的山地和稻田里作战，不习惯在河南的麦田开阔地带作战。尽管如此，他们全凭勇气、夜间奇袭和不顾一切地冒着炮火冲锋，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大个子北方兵。这样，他们就为在铁路交叉点和他们会合的冯玉祥部队，打开了进入洛阳和郑州的道路。 　　但是，意见尚未取得一致。公开的分歧如此之大，就举行会议是不可能的。在诸如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工人和商人的矛盾、军人和文官的矛盾等越来越尖锐的问题上，冯和汉口方面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一致意见，现在还不知道。因此，军队打通铁路后，汉口的军事、政治委员会立即前往郑州与冯会商，处理这些军事和政治策略问题。 　　就在这辆专列上，我获准去访问战区，参观正向北京进发的国民革命军。国民通讯社记者雷娜·普鲁梅和我，是列车上仅有的外国人。我们同住在有四个床位的包间里，上面用中文写着“西方妇女卧室”。其他所有包间都被权贵们和他们的秘书占据了。我们按照中国习惯，带着雷娜的家仆小李，作为照看行李的“听差”。他高兴地睡在过道中的提箱上。他给我们铺床、倒茶、端水。他见到了先前只听说过的大将军们，笑得合不拢嘴。 　　汉口站台上，身穿各式各样中西服装的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向我们告别。打扮得最漂亮的要数外交部长陈友仁。他身穿一件厚实的暗米色绸料旧式中国长袍。“我给你们带来了几件你们可能未想到的东西，”他令人愉快地说，并赠送我们一个大手电筒、一把扇子、一只装满了的餐具的箱子和几只茶杯、一袋零花的铜子。他讲对了，我们突然认识到这些东西是我们遗忘了的必需品。也许有一天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所有的外交部长都对外国人经常表示这样的善意，而不是高高在上，代表他们国家的尊严。 　　孙逸仙博士的第一位夫人的儿子孙科，是交通部长，我们的这次旅程由他负责。他是一位身穿西装、面带微笑的矮胖子，还为父亲戴着孝。司法部长徐谦是位身穿折皱的灰制服、戴着眼镜、面有倦意的年龄较大的男子。如果只听其言不观其行，他是一位最狂热的激进派。汪精卫夫人到车站来给丈夫送行。她身穿淡紫色中式长服，身材矮小，神情自怡，是反动官僚家庭的女儿。汪精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列车上最重要的非军人。他穿一套灰色西装，敞着白衬衫领口，不象一个四十二岁的老资格政治家而象一个大学运动员。俄国军事顾问加仑将军③住在我们隔壁房间。他这次旅行，穿一件不带臂章或任何特别标志的普通咔叽布军装——站台上一位美国人称它为“流浪汉夏装”。 　　突然响起了一阵嘹亮的军号声。谭延闿④将军，一位总督的儿子，现任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身穿一件不很合身的中式长袍，大踏步地走过月台，上了列车。我们的列车就是在等候他，因为一阵忙乱和喧闹过去后，列车立即开动了。孙逸仙夫人给了我们一盒巧克力糖，孙科夫人又给我们一听梨罐头和一些饼干之类的茶点。我们的列车在告别的祝贺声中离开了车站，根本不象身负军政重任开往前线参加决策会议的样子。 　　然而，湖南第八军的三百名士兵占据了我们前后的车厢，以防止被击溃的敌军散兵游勇拦路抢劫。三百人可谓绰绰有余，因为敌人已被全歼。如果真有一点点危险，肯定会派更多卫兵，因为我们的列车上坐着几乎全部武汉政府的领导人。留下的有孙夫人，因为一位妇女出席在守旧的河南省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似乎有些不合适。还有断了胳膊、发着烧，卧病在床的俄国顾问鲍罗廷。——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可能违背将军们的意志，为群众权利说话，而且迫使会议产生不同结局的仅有的两个人。 　　整个傍晚，我们的列车在通过农田和村庄的匆促修好的轨道上慢吞吞地颠簸着。暗淡的黄绿色梯田，在夕阳中微微闪光。一切都很平静，好象这里不曾发生战争似的。身穿蓝色粗棉布裤子，从腰部以上袒露出褐色皮肤的农民们，在茅屋门前懒洋洋地躺着，或沿着山道挑水。偶尔较长时间停车，我们就挤进车站附近集市的人群中。由于我们的外国装束和白色皮肤，人们瞪着眼看我们，但并没有打扰我们。到了晚上我才被人提醒，这个地区不是太平无事。有一次我走过车厢的过道，看见窗户下站着士兵，他们倚着宽阔的窗槛站着睡觉，闪闪发光的刺刀随着列车的前进微微摇动。偶尔，由于列车摇晃，我撞着一位塑像般的士兵。他厌烦地咕哝几句后，醒过来，让我通过，然后又立即入睡了。在半睡半醒的迷糊状态中，他又成了湖南平原上的一位从事劳动的农家子弟，以一种逆来顺受的宿命论忍受人世的艰辛。 　　第二天清晨五点，军号响了，催促三百名警卫部队起床。中午，我们开始碰见别的部队，并看见一些战争迹象。我们的列车在鞭炮声中驶入了一个车站。对我这样没战争经验的人来讲，鞭炮就象机关枪声一样可怕。从长竹杆上垂下来的成千上万的鞭炮在爆炸着，表示对我们的欢迎。这时，我们的高级官员们走进车站，和当地的司令官会谈。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些士兵是最近跟随他们的师长投诚到国民革命军这边来的。据一些军官说，他们的师长投诚的原因是：他看见民众如此友好地接待南方部队，“甚至集市上的妇女都端着茶水来迎接他们，因此知道他们不是这些英雄们的对手。这位师长说，他“牺牲了一切”来参加国民革命军。所谓“牺牲了一切”，是指他的妻子儿女都被张作霖作为人质扣押了，而且可能现在已在沈阳被处决了。但他的新效忠行为至少救了自己的命。和他一起的两位司令官，由于打了败仗企图逃离北军，以贪生怕死的罪名被立即处决了。即使要付出失去家庭的代价，他也要逃脱这种命运。据说这才是他投诚的真实原因。 　　怎样对待新参加的投诚士兵，是国民革命军经常碰到的问题，因为他们给部队带来了不利因素。但不让他们参加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我们的列车路过西平⑤城时，那里的几千名敌军被包围了，正在进行投降谈判。国民革命军要敌人放下武器，遣散回家。这对任何欧洲军队来讲，是一种非常仁慈的作法。但这些被包围的中国士兵竭力反对这种残忍的做法。因为放下枪就等于丢掉饭碗，变成无业游民。他们要求战胜他们的军队把他们原封不动地接收过去。他们以当兵为职业，愿意为任何人打仗，当然最好为胜利者打仗。 　　这样的士兵经过几周政治教育能变成忠于革命的、有觉悟的国民革命军战士吗?可是不让他们参加，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要么把他们作为囚犯养起来，但这样做显然是不可能的；要么把他们统统杀掉，或者放他们走，让他们去当土匪，这也是不可能。一位国民革命军将军发给敌军士兵每人两元钱作路费打发他们回家。但通常的作法是把他们接收过来。这样就使部队臃肿起来，而且不知不觉地受到腐蚀。 　　我们的列车突然在另外一辆满载士兵的列车旁停下了。这些士兵和我以往见过的任何士兵都不同，愉快、活泼、敏锐、聪明。他们挤在棚车顶上和地板上，或躺在烈日照晒的平板车上。他们爬起来，开始和我们谈话。其中两位士兵吐出几个英语字。“你们去哪里?去郑州?”他们带着骄傲的神情说。一个穿着弄脏了的白上装的小伙子豪爽地微笑着，然而他的笑容掩饰不了痛苦的痕迹。他身体向外倚，露出手上戴的一只旧表。在连鞋都没有穿的士兵中，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骄傲地用英语重复着：“长沙学生，长沙学生。”国民革命军从长沙北上时，他参加了。长沙是革命最激烈的地方，是大学生和“红色湖南”的省会。他向我逐个介绍其他士兵的籍贯：“湖南、湖北、广东、广东、广东。”他微笑着，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们从他们经历多次战斗后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臂章上看出11A(第十一军)的番号。后来，我们得悉，这支部队是著名的十一军的一部分，而十一军是从第四军分出来的，并和第四军组成北伐的先头部队。经过良好战术训练和政治教育后，他们在十一个月以前，离开了他们的广东家乡。十一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向北挺进，一面战斗，一面以路过省份的新兵补充他们残缺队伍。这支队伍的革命传统被冲淡了，但仍保留了许多老作风。最近几次战斗后，运往汉口的伤兵中半数是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 　　在列车上过了两夜以后，我们到了北军撤退时炸断的一座桥梁。三百名湖南籍警卫部队得意洋洋地一涌而下，沿着铁路路基奔跑，然后迅速地踏着尘土飞扬的小道向河边跑去。这时，我们的听差小李开始和三位挑夫讲价钱，要他们把提箱、行军床和打字机搬到三四英里以外的另一列火车上去。然后，他骄傲地监督着三位新雇来的苦力出发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当主人。 　　通向河边的陡峭山路上挤满了士兵和挑夫。山脚下是一座跨越两条浅河的临时木桥。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们失散了。我一个人单独地走着，滑着跤，躲开挑夫的重担和士兵们的刺刀。我很快就被淹没在士兵的人流中，他们讲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这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遵照领事馆的命令撤离的华中地区。这些士兵就是传说的排外的士兵。然而，我单独地走在他们中间，一点也不害怕。铁路路基在飞扬的尘土中仍依稀可见，我只需要不断地向前走。士兵们打我身边走过，有的毫不在意，有的笑着喋喋不休地谈论一位外国女人的意外出现。偶尔，军官们骑着马踏着尘土从我身边走过。他们都向我敬礼，因为他们知道我一定和刚从汉口来的那辆军用列车有关。一小时后，我碰见了小李。他的三位挑夫不干了，他们不愿意走四十英里到郑州去。小李不断地安慰他们，还买了些黄瓜给他们吃，润润沾满尘土的嗓子，并告诉他们走过这一小段路，就可以乘坐飞快的火车了。 　　一座车站终于出现在尘土飞扬的田野上。车站周围，几十个赤条条的男孩在那里卖茶水，从锡罐里往外舀水。我们这一行人陆续到达了。有些人比我幸运。譬如，年纪较大的司法部长徐谦就雇了一头小毛驴，骑在上面，两条腿几乎拖到地面。交通部长孙科也出现在一辆小推车上。我们坐在树荫下，喝着茶，听三十六军政委给我们讲前线的消息。 　　这位政委姓夏。他在北京当学生时，参加过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爱国示威游行，为推翻一届内阁出过力。后来他到德国去学“政治经济学”。他不在学校里学，而在德国工厂和工会中学。他谈到我在柏林结识的维尔·明岑贝格和其他人。我问他是不是一位共产党员，他低声地、但坚定地以德语回答：“当然是。”那时，军队里的最好的政治指导员，多数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但这种身份已不公开了。 　　他向我们谈到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他说：“在和平时期，我们给士兵讲文化课和公民课。我手下有三十六军的一百名政治工作人员。他们每人负责一百名士兵。打仗时，我们也上前线，提高士兵们的士气。在北伐中，我们不但在士兵中工作，也在人民群众中工作，动员他们端茶送水、照看伤员。我们组织农民大会，解释国民党的纲领。我们离开时，就把工人和农民的组织交给地方领导。” 　　一小时后，送我们去郑州的另一列火车到了。它比汉口出发的非常舒适的专列差多了：汽水里不再放冰块，士兵们坐在车顶上或趴在火车头上。这时，湖北种稻子的梯田早已被中原的大片麦田所代替。六月上旬，农民已在收割麦子，紧接着就是种豆。中国一年两收，可见这里气候温暖宜人。但尽管农民们付出了双倍劳动，得到双倍收成，但在军阀的横征暴敛下，他们还是食不果腹。麦子长得非常好，完全没有受到刚过去的战争风暴的摧残。只在一个沿铁路线几英里长的地带里，麦地被逃跑的奉天部队踩平了，成为一条宽约五十英尺的道路。农民受到军队干扰，但很快调整了自己，仍然过着和以往一样的生活。穿着粗蓝棉布裤子、光着上身的男人和赤条条的男孩，弯着腰在田垄里劳动。我们也看见了姑娘和妇女。她们总是全身裹得严严地，连这个地区妇女的标志——小脚也被遮住了。在稻田里，我们没有看见任何牲口，而现在偶尔能看到拉着原始的结实木轮货车的毛驴和公牛。 　　过了一会儿，冯玉祥派来的一位将军沿着铁路走过来迎接我们。这是西北和南方的两支国民军合作的第一个标志。当列车徐徐进入郑州时，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夹杂着欢迎的军号声。车站上排列着整齐的队伍，向我们敬礼。一营“我们的北方兵”已接替一营南方兵。当然他们不是正向北京撤退的奉天北方兵，而是新近到达的冯总司令统率的西北国民军。老百姓已在谈论南北会师，并且希望中国从此统一，停止互相倾轧。我们在南北士兵夹道欢迎下涌出车站。所有的人都在敬礼、微笑；大家都是盟友。经过一年奋战，竭力向对方靠拢的两支军队终于在约定的河南中部平原上会合了。 　　①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分裂，张学良率奉军十万与吴佩孚残部联合，经河南南下进窥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以唐生智为总指挥进军河南，继续北伐。张发奎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河南临颍与奉军主力决战，经三昼夜激战将奉军击溃。——译者注 　　② 一九二六年春，奉军、直军、直鲁联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四月十五日，国民军由北京退往南口。下旬直鲁进入北京。国民军又放弃南口、张家口，向西退往绥远、甘肃。国民军第二军和第三军残部被围困在西安达七月之久。城里发生饥荒，每天死亡达一百人。西北国民军南下援救，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围。——译者注 　　③ 本名布留赫尔，加仑是在中国的化名。一九二四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八月期间任广州政府和武汉政府军事顾问。后来，他晋升为苏联元帅。——译者注 　　④ 谭延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译者注 　　⑤ 西平在河南中部，京汉线上，漯河市南。——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