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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将领们在郑州会晤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郑州是一个典型的内战阴云笼罩下的中国城市。没人知道它有十万还是二十万居民，因为从来没有进行过准确的人口调查。大家都讲郑州因八万部队的到来而人口增加了，但部队的人是否准确，也值得怀疑。中国人不重视统计数字，不论军队还是地方都是如此。 　　在中国农村，古老的农民生活仍然持续着，虽然受到过境军队的干扰，但以极大的耐性调整着自己。在郑州也一样，中国城市的古老商业生活也持续着，虽然受到干扰，但也耐心地调整着自己。当我们从住处走出来时，黄包车夫时喊着，招揽生意。在古老的市场里，一清早，地面上堆着嫩绿的新鲜蔬菜。男人们和裸体的男孩子们在街上闲逛、聊天，发挥着他们在生活中的全部作用；而穿蓝色长裤长衣的缠足妇女们却端庄地走着。 　　战争对郑州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征用房屋和滥发钞票。对老百姓来讲，这两方面影响也许可以归结为一点：八万善良而饥饿的、腰无半文的士兵来到这个城市，耗尽了经济资源。他们显然是温顺的、不爱寻衅的农民子弟。除了在激动情况下(我们还没亲眼见过这种情况)，他们很少使用暴力。他们总是大踏步地走进或走出这样那样的司令部，或连续几小时在沿街的哨位上立正站着，僵直地、紧握着带刺刀的步枪。如果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偶尔冲撞了一位士兵，他总是礼貌地表示歉意，并为我让路。 　　驻扎在城市中的士兵，即使最不爱惹事的也总得有个栖身之所。即使象苦力那样睡成一长排，八万人也挤满了学校、大厅、寺庙、教堂、银行、仓库、外国传教士的房屋和一切空着的建筑物。而他们驻扎的任何地方，家具都被损坏无遗。 　　这就是我和雷娜在郑州的第一个夜晚住宿的天主教堂的神父们的主要苦恼。我们被送往临时住所时，听见这样令人高兴的消息：这些传教士同情国民革命军，主动邀请我们的将军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所教堂是一幢美丽的石砌建筑物；中间有一片宽阔的草坪，这在拥挤的城市中是很难得的。庭院里石铺的地面上堆着士兵们的行李。几十名士兵正出出进进。身穿黑袍的神父们正沿着庭院两侧的走廊慢慢地溜达，看来并不高兴。这些神父是从欧洲的拉丁语国家来的，因此我用法语问他们：你们是否真邀请了这位将军到这里来住? 　　他们说：“你瞧，这是战争。在战争时期，你还能要求什么呢?你要知道，一位大将军住在你家里比五六个小军官在你院子里你争我夺要好得多。我们的将军发给我们战区所需的一切许可证。”他们都是精明的现实主义者，能适应现实生活中发生前一切事情。他们庆幸地告诉我，这些士兵并不粗暴无礼，是些“好小伙子”。“但是我们的灯罩都被打碎了，墙上钉满了钉子，锅也熏黑了，所有家具上都有蜡烛油。”由于神父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这一切，全郑州都知道他们很友好。 　　对当地商人来讲，新纸币带来的财政危机远比士兵们造成的房荒严重得多。除了给中国带来灾害的各种货币外，三种新纸币在郑州流通，使许多店主破了产。首先是张作霖的北方部队强加给他们的奉票。这种钞票是沈阳的一家雕刻印刷厂发行的，没有金银作后盾，甚至在张作霖自己的地盘内也几乎毫无价值。谣传日本和张作霖之间发生过严重磨擦，原因就是张作霖的奉票使满洲的无数日本商人破了户。北京的商店也曾被这种纸币充斥达一年之久。在本国人居住的市区内，商人们在武力胁迫下不得不使用这种货币，不然他们就把值钱的货物藏起来，或者干脆关门。张作霖被赶出郑州后，他的纸币变得一文不值。 　　另外两种使商人发愁的纸币是：冯玉祥印的钞票——不是平板印刷的而是印刷机印的，甚至看起来也不象钞票；以及武汉政府中央银行印的钞票。冯玉祥的钞票开始没有其他标志，上面只有一个“冯”字。但当它可以用来支付冯玉祥征收的赋税时，开始有些价值了。当冯玉祥掌握了铁路，老百姓可以用这些钞票买火车票时，它就更值钱了。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有一定数量的白银作后盾，而且比人们较乐意用的其他中国钞票多。但郑州商人怎样会知道，怎么会相信呢?对他们来讲，这些钞票全都是纸，完全不受欢迎。 　　尽管如此，郑州的商店使用着这些纸币。他们非用不可。由于长期生活在军事管制下，商人们害怕军人。即使我们的听差小李拿出这种纸币，他们也会接受。但他们找零头时，不会拿出“好钱”来。他们在这场赌博中，把物价定得很高，希望拿到的钱多少能换回些什么。他们用同样的纸币找给零钱，从不拿出银币或铜币，除非顾客首先付给银币。他们把银币藏在店铺后面的隐蔽地方，无疑地也把最值钱的货物藏起来了。然而，他们愿意用冯玉祥的钞票兑换汉口发行的钞票，或用汉口钞票换冯玉祥的钞票。这样，冯玉祥与汉口之间在财政上的新联盟也被人们承认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有无法预测的种种敲诈勒索。在现代欧洲，货币也经常贬值。尽管如此，人们还在做买卖。郑州的情况也一样。虽然有上述种种障碍，生意还得做。我跨进出售纺织品、鞋帽、食品的商店，发现虽然价格很高，但货架并不是完全空着的。这些内陆小城市的中国商人总得活下去。要活下去就得做买卖。正象农民已使自己适应许多非常时期，商人也得这样做，也得忍受痛苦生存下去。我们认识到，只要有稳定的铸币，只要能打通贸易渠道，使麦子能运到扬子江流域，又能运回一些货物作为支付，就能使困难减少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打通渠道正是郑州商人对我们会议寄予的希望。对他们来讲，冯玉祥与汉口的联盟就是上帝的恩赐，因为这种联盟给他们以希望：铁路修好了，铁路沿线的散兵游勇清除了，货物的运输就又能畅通无阻了。只要联盟可以扩大管辖范围，而且战争停止了，匪患消除了，生意能做了，不论是和蒋介石的联盟，还是和张作霖的联盟，都同样受欢迎。 　　然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郑州的最显要人物不是商人，也不是政府当局，而是将军们。出席这次重要会议的已有几十位将军，而且还不断有新的将军到达。这里有冯玉祥手下的将军们，他们本身就是重要人物，是半独立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人随时可能脱离冯的领导而独立。使他们结合起来的不是被人们承认的稳定政府，而是一层新的薄薄的叫做民族主义的黏合物；而对他们中多数人来讲，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对双方都有利的联盟的体面名称而已。此外，还有张发奎①，广东铁军的将领。当时，人们认为他比任何其他将领政治觉悟高，因为他年经，能接受国民党的政治教育，而不受前辈封建传统的影响。 　　还有我们自己的将领，湖南的唐生智将军②，当时赫赫有名的激进分子。据相当可靠人士说，他已要求参加共产党。他被蕴藏在工农组织中的伟大力量所打动，想借工农的力量来达到成名的目的。然而，当他在前线指挥部队向北京挺进时，他手下的将领们在他控制的省份湖南发动了军事政变，屠杀工人和农民。此时还不能肯定，对远在湖南的将军们他能控制到什么程度，甚至也不能肯定他想控制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怎样做对他自己有利。虽然他是张发奎的上司，但由于将军们有独立自主的封建传统，他并不能完全指挥张发奎。他被认为是效忠武汉政府的仆人，但实际上他正迅速地变成这个政府的主子。 　　冯玉祥是在我们之后到达郑州的。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出于外国人难以理解的某种对威信的考虑。因为这样做，他在车站上受到了参加会议的所有要人的欢迎，而这些要人自己先前只受到他部属的迎接。他乘坐一辆货车，以表示他作风简朴。他的发言人告诉我，冯说：“既然士兵兄弟们都乘货车，我要和他们同甘共苦。……”后来，我听人说，冯玉祥一直坐在舒适的专用包房里，直到郑州前一站才坐进货车。虽然冯的简朴是有意做出来的姿态，但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姿态，而是一个很有效的军事策略。他在郑州颁布了一项规定：举办宴会每盘菜不许超过一元钱。这样就可以防止中国官员们在宴会上浪费时间和金钱，而且得到的是简朴的美名而不是吝啬。 　　冯玉祥把个人权势和他率领的部队看得比城市的奢侈生活重要得多。他深知，如果军官们和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们就抱怨得少一些。他部队的纪律比南方士兵好，有普鲁士作风，站立笔直，精神抖擞。然而，虽然他的士兵们以禁欲主义精神忍受了难以置信的艰苦，但缺乏南方部队那种横扫八省的劲头，不肯拼死地去争取胜利。而在冯玉祥眼里，这并不是一个缺点，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训练部队的。在他看来，一个士兵不是冒生命危险去争取胜利的革命者，而是他个人的一名小卒，一个筑路人和种树人。他的士兵愈多，他就愈强大，因为他可以修更多的路，栽更多的树，控制更多地盘。因此，他把士兵的生命看得比打胜仗重要。当然如果肯定能得到相当多的土地，他也会叫他们去冒险的，因为得到土地意味着支配更多士兵和人口。他在对待盟友方面也很精明，特别擅长于让盟友去为他冲锋陷阵，夺取胜利。他让广东部队付出代价为他夺取了郑州。当他发现他们已精疲力竭，就希望蒋介石或山西省省长阎锡山为他付出代价，夺取北京。由于他玩弄权术，被公认为一位不值得信任的盟友，但没有人否认，他的部队纪律严明，地盘也控制得相当好。他有一种封建观点：盟友多多益善。因此，基督教徒、布尔什维克、农民、将军等等都是他的盟友。他在农民面前摆出一副慈祥家长的样子，但他决不让他们对他发号施令。此外，他在战斗中采用现代战术，因此很欣赏俄国军事顾问。他在所有这些互相冲突的力量间纵横捭阖。 　　我还会见了冯玉祥的几位将军，其中一位是一年前见过的张家口驻军司令张之江③。他是冯玉祥部队中的少数几位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徒之一。他把陕西省的大丰收看作上帝对“我们革命军队的帮助”。他还谈到上帝创造的奇迹：有一次，冯玉祥和寻找他的代表团在蒙古荒漠中“都走错了路，而上帝的旨意使他们在未曾预料的地方相会”。他宣称：“基督教是真正的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这个革命的经济部分。上帝在圣经中说：他要抬高卑贱者和抑制高贵者。难道这不是革命?” 　　张将军和我详细交谈了基督教在冯玉祥部队中碰到的困难。冯玉祥手下的将领们在讨论这方面问题时，愤怒地指责基督教和帝国主义，他们说：“侵略我国的英国人和在上海枪杀中国人的英国巡捕是不是基督教徒?他们自己不信基督教却要我们信，要我们爱敌人；当敌人打我们的左脸时，叫我们把右脸伸出去给他们打。基督教是使我们愚蠢和恭顺的麻醉剂。” 　　这就是他们讨论的内容。通过这种讨论，冯玉祥手下的多数将军不再信奉基督教了。但实际的理由可能更简单一些：他们信基督教是为了表示和冯玉祥站在一起，后来不信基督也是为了同一理由。冯玉祥自己无疑曾把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俱乐部，当作鼓励士兵过简朴生活和进行体育锻炼的手段，给士兵们以娱乐、纪律和士气。后来，他发现国民党的宣传具有基督教所没有的某些优点，于是又把它作为更现代化的方法而加以采纳。但后来他又发现这种宣传在农民中激发出过多主动性。冯玉祥原先的基督教牧师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宣传员都是他自己挑选的，并按他的命令行事。他们可以为他的部队服务，但他的部队决不能为这种宣传服务。现在他发现这两种宣传都不完全得心应手。于是，他开始创办一所培养他自己的宣传员的学校。 　　还有一位将军，他的姓名我从未打听过。他是在我们来郑州的第二天到达的。他把我和雷娜从天主教会的房子里赶走，让出间房给他的部队居住。这样，我们就和汉口的要人们一起搬到中国银行去了。这次搬家对我们很合适，因为我们离庭院不远的小屋虽然闷热，不如天主教堂舒服，但毕竟和参加会议的人住在一起。白天黑夜，他们一直在我们附近讨论问题，有时开军事委员会，有时开政治委员会，而参加这两种会议的。几乎是相同的人。他们讨论冯玉祥领导下的各省政府、军队改编和进军北京的计划等。有时，我们被允许到这些显要人物聚集的餐桌上去。冯玉祥作为主人坐在桌子的一端。两旁是唐生智和谭延闿。我们的座位离得不远，在孙科和徐谦之间。我们发现中国的午餐和美国的不同。就餐的人避免在餐桌上谈工作。冯玉祥和将军们愉快地谈论着蒙古和甘肃有多少只苍蝇，而不谈中国和世界等待他们决定的重要问题。 　　然而，幕后却进行着各集团间的交易和各种阴谋活动。他们进行得如此隐蔽，以致我们很久以后才知道真情。他们秘密地达成了协议：必须镇压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甚至武汉政府也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冯玉祥为了巩固自己的部队，决定“控制”农民组织，而武汉政府也想让冯玉祥承担这个罪名。因为如果他们自己立即公开反对把华中地区控制权交给他们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就会丧失民心。 　　除了这项协议外，他们各有各的打算，都想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国民革命军联军的总司令，冯玉祥想夺取北京，并且把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唐生智都置于他麾下。他认为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单独夺取北方。因此要利用武汉和南京，但不准备服从他们中任何一方。 　　而唐生智将军和武汉政府的其他人则想在进军北京前，征服南京和巩固他们在扬子江以南的政权。唐将军想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对蒋介石怀着个人仇恨，而且蒋是他的竞争对手。汪精卫和武汉的某些政客也想征服蒋介石，因为他一年多以来一直蔑视他们的权威，特别是他在一年前把汪精卫赶出了广州。他们想在联合进攻南京中利用冯玉祥的军队。 　　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的确很困难。他们迅速失去了力量，但又不愿承认这一现实。他们的军队都控制在地方将领手中，而这些将领开始不服从党的命令。最革命的广东部队又在战斗中遭受了惨重损失。另外，曾经给他们力量的群众提出的革命要求也使他们局促不安。还有，他们缺乏金融力量，因为汉口发生了财政危机。 　　武汉政府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来参加郑州会议的。武汉政府的唯一武器是过去的革命成就产生的道义和政治威信。但是，武汉政府抛弃了这个武器，而一位有勇气的领袖则可能充分利用这个武器。后来，鲍罗延在汉口对我说：“如果党的领袖们到郑州来时，以支持他们的工农群众的力量自豪而充满勇气，并要求冯玉祥将军接受党的领导，如果不服从，就以发动群众相威胁。这样就可能战胜冯玉祥，因为他毕竟受到武汉和俄国的钳制。”可是他们却来这里道歉，并且抱怨群众运动太过火，请求冯玉祥给予援助。于是，冯玉祥发现他们作为朋友或敌人，对他都没有用。于是，他与蒋介石结盟的打算就得到了肯定。” 　　此时，唐生智将军觉察到：在与南京的战争中，他不能对冯玉祥寄予任何希望；除非他在政治上迅速向右转，他的权力基础，远在湖南的部队，将会不属于他，而属于他手下的将领们；甚至国民党政客们也不再支持工农运动了。另外，他对为冯玉祥夺取北京没有任何兴趣。因此，他在会上一言不发，甚至不等会议结束，就开始悄悄地调动他的部队了。 　　郑州会议上互相倾轧的各个集团只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这就是抛弃工农运动。而他们之间的不一致却被一些客套话所掩盖。这就是中国的习惯。我们这些旁观者，以及在汉口等待会议结束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武汉革命政府正在崩溃——他们的代表们正在郑州出卖他们，连和冯玉祥的军事联盟也未达成。 　　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们三人在郑州城里溜达。这是一座古城，而沿铁路建成的新城区早已超过了古城的范围。令人难忘的皎洁月光照耀着高耸的城墙和令人生畏的古城门，照耀着满布灰尘的杂乱街道和住宅。偶尔，一家打烊晚的店铺仍开着。一位店家坐在那里抽着长烟袋，招徕顾客。然而，街道上大部分商店已上好了铺板，烛光从破旧木板的裂缝中透出来。 　　我们正在寻找住在城里某地的一位将军。唯一办法是，在每一所有士兵站岗的官邸前停下来打听。由于士兵们除了热悉自己的将军外，对其他将军一无所知，这样做是很费时间的。我们找到了唐生智将军的三十五军和三十六军，冯玉祥的许多军以及没有番号的部队的将军们的住宅，但没有找到我们要找的那位将军。然而，我们却游览了这座古城，观赏了街道上的和从庭院中伸出的蓬松大树、美丽如画的庙宇、林荫深处的宝塔。在这一切下面，我们看见了人，更多的人。他们踡曲着身子靠着墙，交谈着，睡着，休息着；他们在墙下的阴暗处生了一堆火，煮着什么或什么也不煮，仅仅为了消遣——象以往一样，在灰尘中到处都是人，生活着的人。 　　我们好几次迷了路，但终于来到一扇关闭的城门前。翻译说服哨兵给我们开了城门。我们唯恐又被关在里面，连看也没看，就迅速地出了城。我们迅速走过曾经是护城河的低地，地上的残渣仍散发着臭气。这时，我们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皎洁月光里的一面巨大的城墙下。锦延不断的城墙掠过山顶，背后是一片星空。夜里，城墙显得格外高——它可能曾经是中国的万里长城的一部分，城墙四周是有崎岖小道和许多溪谷的荒原，是土匪出没的地方。这是饱受战争摧残的一片开阔地，然而它显得格外平静。 　　我们绕城慢慢地走，直到遇见深夜还未收工的黄包车夫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回到中国银行庭院中的小屋时，天还热得难受。外面庭院的大石板上和一盆盆花之间，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名士兵，这些要人们的卫兵离开了炎热的房间，睡在阴凉的地方。雷娜和我，由于是女性，被剥夺了睡在院子里的权利。然而，我们敞着门窗睡觉。我们的听差小李在门外地上铺的一条席子上睡。 　　我们怕热，但已对军队习惯了。虽然我们和士兵之间只隔着一扇敞开的门，我们仍然在美妙的月光下，战火包围的郑州城里，心满意足地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冯玉祥的列车在鞭炮、军号和口号声中进入车站以后四十二小时，突然有人告诉我们：“收拾行李吧。会议结束了。火车下午开。” 　　我们被惊呆了。会议结束得这么快!我们立即感到会议有失败的危险。但据说：他们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协议，批准了改编冯玉祥部队的计划，决定把广东和湖南部队派到南方去“巩固南方几省和肃清土匪”。政治方面，他们成立了河南、陕西和甘肃三个省政府，组织了一个政治委员会来掌管这三个省的党务，任命了一个铁道管理委员会来负责恢复交通。这真是奇迹般的成功。当冯玉祥退出最后一次会议时，他的对外发言人递给我一份冯玉祥对我提出的问题的书面答复。他宣布：完全效忠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编他的部队，使其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 　　听起来这真象完全一致的协议、各种力量的大联合，比任何人所期望的都完美。但任何人都没料到，一星期以内，冯玉祥就要在徐州和敌对的蒋介石达成同样礼貌的协议。 　　冯玉祥断定，除了国民党剩下的那一点政治威信外，武汉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他已经从那里得到了他所要求的政治威信。他已改编了自己的部队，并得到了批准；他已任命了三省政府，同样也得到了批准。他们甚至还答应给他钱和军需品。作为报答，他也给了他们一个不费分文的“承认”，而这个“承认”一周后就被他对蒋介石的类似“承认”取消了。 　　当我们的列车开出车站向南驶往汉口时，告别和诺言如此彬彬有礼，以致武汉的代表们并不知道他们已被击败。他们在郑州进最后一次午餐时，曾一度消沉，但几小时后，他们又振作起来了，仍然象以前那样谈笑风生。唐生智将军和陕西的于右任将军④正交谈着趣闻。人们认为于右任是作为冯玉祥的代表陪同南下的，而实际上他已被冯玉祥逐出境，因为他对农民太仁慈了。 　　就这样，在虚构的成功中，列车向南行驶。我们这些旁观者还以为联合已达成，代表们也并非不愉快，他们已经得到了冯玉祥的“承认”，而在他们头脑中，这种“承认”意味着对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宝贵的威信。现在他们可以背弃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把罪名推给冯玉祥了。这件事不能做得太露骨，得在花言巧语的掩饰下慢慢地做。虽然他们在和蒋介石打仗上没有得到冯玉祥的支持，但他们认为冯玉祥保持中立是可以肯定的。在返回汉口途中，远未到达断桥时，他们已在舒服地调整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新任务。现在他们不再谈革命工农的希望和需要了，而以前他们叫得比谁都响，尤其擅长辞令的汪精卫，格外起劲。然而，现在只要喊几声“恢复法律和秩序”和“控制共产党”也就可以安抚叛乱的湖南军阀了。 　　我们越过了河南中央大平原(这里的农民在过去几天中已收割了麦子，正在装车，准备运走)，进入高山中的通向湖北稻田的关口。在下弦月的暗淡月光中，加仑将军指着树下和峡谷中的一些勉强能辨识的躯体说：这就是沿着这条铁路冲进关口时牺牲的广东士兵。为了攻克这个山口，他们付出了生命。另有一万四千名伤兵躺在汉口医院里；这些广东和湖南的小伙子为了刚开始明白的希望向北挺进。为了攻克这个关口，革命的铁军为胜利牺牲了自己，而他们活着的盟友却在联合镇压工农的基础上建立了军事独裁。 　　不久，我们又回到了山谷中精心修整的稻谷梯田。田里的水闪闪发光。庄稼在晨雾中呈现一片模糊的绿色。这一切真美极了。然而，农民却为了它几乎累断了腰。在鞭炮和欢呼声中，在旗帜挥舞下，我们又进入了汉口车站。这样盛大的欢迎使以往任何一次欢迎相形见拙。劳动组织的代表们正等在那里欢迎我们——他们是革命妇女的代表、学生代表、反帝同盟的裹着头巾的印度代表。他们来欢迎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派出的使者。这时，背叛了工人、学生、妇女的武汉政府代表，象胜利者一样，走进了欢呼的人群。 　　几天以后，工人们举行了总罢工，抗议郑州会议对他们的背叛。 　　① 北伐期间，张发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由于在与吴佩孚和张作霖作战中连战连捷而闻名。此后，他是国民党粤桂军阀首脑之一。——译者注 　　② 唐生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湘军)军长、国民革命军西路司令。一九二七年五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九二七年七月开始，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译者注 　　③ 一九二五年十月至十二月直隶战争时，张指挥国民军第一军进攻据守天津的李景林部。一九二六年一月，冯玉祥通电下野时，张继任西北边防督办。一九二六年四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在南口大战中张任国民军全军总司令。——译者注 　　④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于右任当选为第一届中央委员。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并率全军加入国民党。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为授旗及誓师的党代表。一九二七年初，于右任担任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并由驻陕总部行使政权(相当于省政府主席职权)，作会师中原，策应北伐的准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右任逐渐与蒋介石合流。——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