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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争取妇女权利的斗士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在今天的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社会冲突，都不会象中国为争取妇女权利所进行的斗争那样壮观和令人吃惊。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沿用原始方式从事生产的农民们，为了生活可以出卖自己的女儿，而体面的妇女们则深居闺房。现在这里却崛起了一代“短发姑娘”，她们公然宣称男女是平等的公民。她们身着军装，作为宣传人员随同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她们唤醒乡村人民，组织起妇女协会。她们许多人为了自己的斗争而牺牲，不断有报道描述如何处决十几名或数十名女子的情况，她们被指控为革命党，罪证仅仅是剪了短发。 　　我遇见的第一批妇女革命家是来到汉口参加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会代表，主要是上海和武昌的纺织工人，约有二十人，坐在全国劳动大会的会场里。在她们中间，我特别注意一位生着一张娃娃脸的演说家王叶金(译音)，她是上海妇女代表团的领队。她是纱厂工人，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她身材瘦小，长着一个圆圆的脸蛋和一头柔软的短发，当她在会议的座位上俯身微笑时，看上去活象一名十四岁的初中学生。但是她那谴责蒋介石的激烈演说，却使两千名工人听众着了迷。 　　后来，当我为这二十名妇女代表举行午餐会并请王女士在首席就坐时，我发觉她是一位和蔼能干的主席。她略微摇摇头，就止住了全部私下的交谈，并始终使我的客人们保持安静，认真地一一回答问题。最后，这位二十岁的温和端庄的主席站起身，正式感谢我为她们举行的午餐会，并请我转告美国的工人和妇女，说：“虽然我们是落后的中国的工人，但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克制住自己，没有对她讲，美国工人和妇女并不意识到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然而，正是这世界革命使她热血沸腾。 　　王叶金象大多数纺织工人一样，直到最近才认了一些字，但还完全不会写。她八岁时，因父母再也无法养活她，就进纱厂做工，开始时当学徒，一点工资也没有。六个月后，每天挣六分钱。现在，她已成了熟练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可挣两角一分钱。她说：“当我年幼时，做工一出差错，工头就打我。长大后，我不再挨打，但要罚款。不久以后，工会保护了我们，使我们既不挨打，也不罚款。” 　　她继续说：“工会成立以前，我们都不识字。后来，工会派老师利用午饭时间教我们识字。老师说‘快点吃，吃完上课。’这样，我们就识了一点字，但没有学写字，因为没有桌子和纸，也没有时间。现在连识字课也停了，因为工会被镇压了。” 　　在我的要求下，王叶金又谈了一些工会的情况，她说：“国民革命军开进上海以前，没有一家厂有工会。后来，到处都成立了工会。在蒋介石开始镇压以前，我们的工会是公开的，现在尽管都转入地下，但是所有的工厂里都有工会存在，在工资问题上，工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学徒一天挣八分钱，六个月后增加五分钱。蒋介石来后，英国人开的工厂就不遵守规定……工作时间没有改变。我做工的那家英国人开办的工厂是现代化的。每天两班，每班十二小时。在旧式的中国工厂里，女工们从清晨四点干到晚上八点，工作十六小时，另外一家英国人办的厂，织布工人一天工作十七小时，一直干到晚上九点。” 　　她还告诉我工会活动的方式、方法，“我们在群众大会上选举委员会。一个人如能真正为他人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就选他。工会干部是由工厂派出的代表选举的。会费每月一角钱，工会还废除了侮辱人格的处罚。以前女工犯严重错误时，工头可以把她整夜锁在木笼里。那是只很小的笼子，没法躺下。”当她比划笼子大小时，王的柔和姿态象舞蹈家一样优美，她的声音象歌唱家一样悦耳，和她所叙述的事情极不相称。 　　代表团中有两位被称为“学生”的代表。小施(译音)在中央纺织工会工作。他曾在一所公立学校上过四年半学，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算术、自然科学、体操和一点英语。直到去年到上海看望在工会工作的亲戚以前，她对现代中国一无所知。通过这位亲戚，她在工会中找到了工作。……小金(译音)在闸北工会工作。她曾在国民党办的一所特别学校上过一年学，学习过“妇女运动、工人运动、现代语和自然科学”。 　　尽管上海来的代表们所受教育很少，但她们很清楚自己能从工会和国民政府得到些什么。当我就此请她们回答时，四五个代表说，“从国民政府我们得到了工会。如果没有国民政府，工会就会被镇压，工会领袖就会被枪毙。……工会就是我们的家，因为工会为我们的要求而斗争。……我们希望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妇女们特别需要这些，因为她们所遭受的压迫最深。妇女不但要在工厂劳动十二至十六小时，而且回家还要洗衣、扫地、做饭，还要梳头和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妇女们怎么能劳动这样长的时间呢?……我们希望国民政府督促工厂给我们办学校，设置婴儿哺乳室，生病时能得到治疗，因为我们太穷了，看不起医生。另外，产前产后的假期工资照付，废除一切残酷的、侮辱人格的惩罚。”她们对革命的劳动纲领学习得很好，这些要求基本上是按俄国工人已取得的权利而制定的。 　　如果这些姑娘回到蒋介石统治下的上海，都将面临逮捕和处死的可能。但她们却面带笑容谈起这些可能性，她们充满了生命活力，感到自己是伟大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把个人安危看得过重。许多象她们这样年轻的姑娘，已在上海和广州的反革命屠杀中英勇就义了。 　　代表中有一位皮肤黝黑的广东小姑娘，她身穿蓝色的长裤和束腰上衣，一副中国农村装束，和上海纺织工人穿的新式裙子和白色松宽上衣截然不同。她告诉我，广州的情况和上海很相象。 　　她说：“但广州火柴厂的情况更糟。另外，麻袋厂叫孩子们扛沉重的麻袋，他们简直受不了。” 　　她让我请全世界工人支持中国革命，“因为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她说，中国最困难的问题是妇女问题，“直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从国民政府得到任何东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不满的话。她比其他人有更长的时间等待革命的变化和经历叛变所导致的失望。 　　我注意到台下一位容光焕发的姑娘，后来知道她叫江温霞(译音)，是武昌的一位纺织工人。她十三岁开始做工，每天挣五分钱。一九二六年十月工会一成立，她就参加了。 　　她说：“妇女过去吃的苦太多了，现在也不用多讲。工厂过去雇佣女工，因为雇女工比雇男工便宜。年轻漂亮的姑娘有时会得到较好的待遇，因为工头和经理喜欢她们。难看的姑娘，待遇就差多了。不仅仅工头和经理玩弄女工，以前的督办和他的官员、土兵都玩弄女工。妇女的遭遇总比男人更糟。 　　“我们的工会是自发的，没有人来组织我们。它是六个男工开始组织的，当时活动是秘密的，他们与湖北总工会联系，得到了承认。国民革命军来后，工会才公开了。工会为我们争得了一些利益。原来每天挣五分钱的工人，现在多挣五分；但每天挣两角钱的，只增加两分。工会为最穷苦的工人尽了最大的力，但工会还不那么强大。工作时间仍和过去一样是每天十二小时。我们要求八小时，但厂方不肯答应。尽管如此，工头们对我们的态度比以前好多了。” 　　从湖北来的其他代表也谈了同样的情况。她们中有一些是头上梳着发髻的年龄稍大些的女工。她们生过许多孩子，但由于不卫生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而夭折。许多人还记得，那时候要付出五千枚铜板(折合一元)，才能当上一名学徒。这对中国工人来讲，是很大的一笔钱。后来，这种手工业时代的传统逐渐消失，不用花钱就可当上学徒。现在，有了工会的力量，徒工一开始就能领工资! 　　三位武昌的纺织女工异口同声地向我诉说妇女的苦难。一位是长相忠厚的织布女工，穿着蓝罩衫，衣领上别着一枚镰刀和锤子的别针；一位是头发花白的老年妇女，穿着一件黑色无袖外套，她已失去了她所有的孩子；还有一位是快乐的、容光焕发姓江的青年，她因自己是工会会员而十分激动。她们争相补充，活象一支在一起唱赞美诗的合唱队。 　　“照老规矩，妇女不准走出家门。她们的脚缠得很小，不然就嫁不出去。她们的婚姻是包办的，婚后的生活更苦。在工厂做工，要受工头的欺压。下工回家，要做家务。今天，假如她们加入工会，她们的丈夫就压制她们。此外，她们深受愚昧无知和不识字的苦，还要受叔伯姑嫂的气。过去，逃避家庭压迫的唯一办法是削发为尼，但这意味着新的压迫……在国民革命军教导她们组织起来之前，妇女根本没有任何自由。” 　　她们讲了许多受压迫的事例后，开始叙说革命带来的变化。佩戴镰力斧头别针的那位织布女工特别认真地说： 　　“虽然农村和旧家庭中仍有妇女缠脚，但多数女工已中止这种旧俗。国民革命军来了以后，甚至连丈夫对待妻子也比以前好了。但是，妇女在没有取得经济上的自由以前，是不会有真正自由。中国妇女是世界上受压迫最深重的人。我们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时间学习。我们只有争取缩短工作时间，才能有时间学习。告诉你的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同志们，要走革命的道路，争取真正的自由。请告诉他们，我们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妇女得不到自由，全世界也不会有自由。” 　　除了男女共同参加的劳工组织外，在国民革命军控制区内还有三个组织专门为妇女权利而斗争。它们是：广州的著名劳工运动烈士的遗孀廖仲恺夫人领导下的国民党妇女部；邓寅达领导下的军队妇女宣传组织；各省和地区的妇女协会。这些都是妇女们为争取妇女权利而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 　　在国民党总部对面的一所小寓所里，我访问了廖夫人，两年前，在她丈夫死后不久，我曾见过她。她对我讲了中国传统势力的强大以及中国人的妇女观。 　　“在中国学校的教科书里有一则关于一位贞女的故事，她的手被一个男人碰了，为了免受污亵，她把自己的手砍下。人们还读到这样的故事：有的妇女在没有出稼前未婚夫死了，她们仍然得到夫家去，终生为他服丧，吃素，成年到头守着未婚夫的木头牌位。这三千年的旧习惯很难破除。现在广州姑娘可以自己选择丈夫，但在乡村，如果你提出让一个姑娘在婚前看一看自己的丈夫，她们会因这种念头的出现而感到可怕。” 　　尽管廖夫人自己对旧风俗的强大力量有充分了解，但她对这些旧风俗的反抗却比其他年轻妇女更为激烈。她在丈夫被暗杀后，并没有按中国老规矩躲进深楼守寡两年，而是出现在群众集会上用这件事来鼓动民众。由于过度劳累，她的身体和精神几乎全都垮了。 　　我这次见到她，是在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的两年之后。此时，妇女运动已席卷了好几个省份的乡村。她坐在青年妇女们中间，有些妇女身着军装，她们刚从湖南前线回来，有的穿着便服，她们是汉口妇女组织的干事们。她身体不太好，但仍象二位和蔼慈祥的母亲。她讲的是广东话，必须经过两次翻译——先翻成普通话，然后再译成英语，我才能领会。她告诉我，现在不但是城市妇女，而且连乡村妇女也开始觉醒了。已有十多个省的近一百五十万妇女在国民党领导下，参加了各种妇女组织。她的那个部——党的妇女部的目的是吸引妇女投身革命，并促使国民革命政府给予妇女们各种权利。妇女们最感兴趣的是有关结婚和离婚的法律规定。过去，一个男人只要把妻子送回娘家，就可以把妻子休掉，但是没有一个女人可以用这种方法和丈夫离婚。现在根据国民党的规定，可以自由离婚，但许多地方并没有执行这一法律。还有的地方则有战争，妇女们甚至不知道有新的法律存在。我们必须加强宣传工作，使她们都知道。她最后说：“离婚是中国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 　　显然，通过两名译员的谈话使廖夫人感到疲劳，我也不忍心继续使她受累。我邀请三位刚从湖南部队回来的穿军装的年轻姑娘到我的住所来，我们在阳台上谈了几个小时。她们穿着整洁的青灰色军装，腰束军用皮带，头戴军帽，但没有武器、弹药。她们的武器是更加厉害的东西——宣传。两位姑娘谈话十分认真，还有一位矮胖、黝黑的广东姑娘，总是咯咯地笑着想说出几个英文单词。每当她打断别人的话语，补充解释时，总能使人感到她对国民革命的理论有一定的理解，和她的表情一样，是很聪明的。她们正在国民革命军最近占领的河南乡村地区组织妇女协会。上两个月，她们共吸收了两千名会员。她们解释说，这只是一个小数目，因为国民革命军最近刚到达，而河南这个省则是最落后的省份之一。 　　她们说：“我们跟在部队的后面，但不参加战斗，也不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这是男宣传员的工作。不过，我们遇见伤员时就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常常给他们每人一把扇子和一条毛巾，催促农民把他们送到医院去。如果当地有医院，有时我们也到医院去为他们安排床位。但这些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我们隶属于军队政治部，它负责组建新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我们的工作是组织妇女。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走访家庭、涉足市场，找她们谈话。等到我们谈透了，就组织起地方妇女协会，让它处理当地的事务。然后我们再转移到另一地区去。” 　　我问：“你们对那些农村妇女谈些什么?” 　　“我们首先说明革命军和北洋军阀之间的区别。告诉她们，我们来的目的是要把她们从压迫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并给她们带来新的思想。我们解释说，现在男女已经平等了，即使你是女人，你也是人。我们说，她们对社会有义务。在婚姻上，征求父母意见是好的，但不能让他们包办。我们还宣传自由结婚的新法规，就是说，青年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我们还解释，根据新法律，妇女有继承财产的权利。我们还告诉她们，年轻女子不应裹脚。” 　　“农村妇女怎样回答?她们是否发火要赶你们出去?她们的丈夫是否对你们不客气?” 　　姑娘们惊讶地叫了起来，“哦，不!他们用茶水招待我们，并说‘对，对!’” 　　不过，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出于礼貌，他们总是说“对，对”，不管他们真正的想法和意图是什么。无疑那个农村妇女，除非是笨蛋，是不会鲁莽到敢于反对一位穿军装的客人。我从他处获悉她们乘坐的宣传列车前进得并不太顺利。事实上，河南的女宣传员被撤回了，因为她们在这个十分落后的省份出现，引起了流言蜚语。 　　这三四百名随军女宣传员只不过是妇女运动的突击队，而妇女运动本身要广泛得多。一旦军队的宣传员能争取到几十个人，就在当地成立一个妇女协会，把进一步的组织工作交给地方从事群众工作的干事和委员会去做。这些非军队的女干部的装束和外貌不那么显眼，而人数多得多。在汉口这个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访问了已开展一段时间工作的妇女协会。我拜访妇女协会的领导机关时，见到了两位二十五岁左右的漂亮姑娘，她们穿着粉红色的和白色的女式夏装。她们是汉口妇女协会的干事，告诉我，这个机关共有十名干事。除子一位负责记录的干事外，都不领薪金。那位秘书的薪金每月五元，另外还给她提供食宿，因为她经常要值班。 　　汉口有七个区妇女协会，会员总数超过三千人。按规定会员应缴纳会费，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缴纳。区妇女协会每月开支预算是一百五十元，用来支付房租、工友工资、传单费用及干事们的伙食费。妇女协会下设六个工作部门：管理部、社会部、文娱部、宣传部、组织部和财务部。某些特殊的活动，例如反缠足斗争，则由几个部共同组织。 　　她们告诉我说：“我们从棉纺厂开始反对缠足的斗争，这些妇女整天站着干活，最能体会缠足之苦。其中许多人想改变已经太迟了，但是她们愿意拯救自己的女儿。从前，如果女儿有一双‘三寸金莲，’出嫁时可以要价高一些，而现在有一双正常的脚，就有利于在棉纺厂工作。人们承受的经济压力使她们反对缠足。然而，要摧毁老的习惯势力必须通过革命的冲击。反对缠足的运动一旦兴起，数以千计的妇女立即响应。英租界的一家棉纺厂里很快掀起反对缠足的热潮，妇女们扯下自己的裹脚布，扔得满街都是。那些愿意放脚的妇女，先把自己的裹脚布解掉，然后强迫别的妇女也照样做。但妇女协会并不赞扬这种突然行动，因为那是很痛苦的。较好的办法是，把裹脚布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全部拿掉。这样不会有很大的痛楚。另外，年岁较大的妇女放足已没有用处，她们的脚不可能再恢复正常。” 　　在各种纠纷中，妇女协会充任妇女的保护者，甚至几次宣告它有权批准离婚，协会也在打官司上给予妇女们各种帮助。例如，一位年轻姑娘被父母卖给妓院。一个老实、正派的男人爱上了她，愿意娶她，但鸨母不允许。按照中国的老习惯，如果这位姑娘逃走，就会被警察抓住并送还她的主人。这个姑娘逃到了妇女协会。在新法律保护下，她们把此事送交法庭审理，使她终于获得自由，并和自己选中的男人结了婚。 　　妇女协会的干事们还给我讲了其他几个故事：“汉口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几年前，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乡下人。不久丈夫生肺病死去了。按照乡村习惯，如果公婆不想把她留下作劳动力使用，就可以把她卖掉。这个妇女发现公婆有这个意思，就逃到妇女协会去。协会让她在妇女训练学校学习了一个时期，现在她已成了军队的一名宣传干部。”另外有一个教会中学的毕业生，被父亲以五十元卖给一个农村木匠作妻子。举行婚礼的六天前，她逃到妇女协会，也得到了一个成为宣传干部的学习机会，其他宣传队员也有类似的经历。 　　所有这些妇女的外部特征是她们的短发，这在中国已成为妇女们被杀的原因。在一些反动军阀的镇压下，已经有一批精明干练的女子被杀害于落后的乡村。但是，尽管有这些苦难，几个世纪以来沉睡在蒙昧中的妇女们，没有被教育的平稳影响所触动，现在却突然觉醒了，痛感过去自己是多么地不幸，她们是多么地渴望自由。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