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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的劳工领袖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出席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来自各省，他们各自的经历大不相同，你可以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看到中国工人运动史。我花了许多时间和来自中国各地的代表交谈，了解工人运动的各方面情况。 　　全总主席苏兆征是一位广东的农家子弟。由于当地劳动力过剩，年轻时就被迫离开家乡到海上谋生。他对我说：“我从未上过学，一直是自学。我很会鼓动，但头脑很简单。”我从其他人那里获悉，苏曾在世界各港口组织国民党的分支机构，并冒着生命危险同中国的封建君皇分子展开斗争。随后又参加组织一九二二年著名的海员大罢工，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上的白人大老板是可以打败的。这是中国劳工运动的真正开始。苏参与组织了这一运动，随着运动的发展，升任劳工组织的主席。针对香港而举行的广州长期罢工和抵制活动也是他领导的，这一运动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大大影响了这一英国华南基地的繁荣。 　　我还会见了其他许多来自华南的海员。他们站在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前列，得以接触西方并向后者学习。一位姓陈的海员，是穷苦船工的儿子。正如数以万计生活在广州附近江面上的人一样，他也生在船上，长在船上。他的父亲曾到爪哇去当合同工，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三四元钱寄回家。在国外没当了几年劳工，因劳累过度，死在异乡。这也是华南地区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典型例子。陈幼年替地主放牛，一年得到一百二十磅米，一顶斗笠和一件外衣。就这样，他长到十三岁，才当上一名海员。 　　李立三和所有这些人不同。他是湖南农村教师的儿子，读过七年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去过法国，在钢铁厂中工作，看到法国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取得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回国后，他首先在家乡的矿工中照样把中国工人组织起来。为了逃避捕杀。他四次易名。他笑着告诉我说，上海那些受雇的刺客每次要袭击他时，都故意泄漏风声，以便使酬劳优厚的雇用期能拖长些。他关于中国劳工运动的观点是超越国界的。 　　他告诉我说：“只有在中国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爪哇、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工会组织才可能蓬勃发展。” 　　但我记得更多的不是他的世界革命的观点，而是他在我为他拍照时所暴露的弱点。他带我匆匆离开挤满工人纠察队和贴满标语的大院子，来到一个颇为凋零的中国式小花园，以花木溪水为背景，摆好姿势让我拍照。这样，我所拍的他，不是在胜利的喧哗中，而是在平静优美的环境里，然而，他的一生是最不平静的动乱中渡过的，他做过秘密组织工作，“偏离”过党的路线，然后通过公开认错和学习，在革命队伍中重新工作。 　　还有几位次要的工会领导人，他们也许永远不会闻名于世——如今也可能在某次未公布的冲突或逮捕中死去——但是他们的一生为我勾画出一幅中国工人阶级雄心壮志和复杂斗争的画卷。他们是：一位姓于的上海青年鼓动家；一位姓马的不屈不挠的广东工会组织者；一位姓唐的湖南失业矿工。他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国的动乱和剧变的一部分。他们三位，一位有火一般的活力；一位有极度的耐心；一位除了想过上好日子外，不知要追求什么。 　　于莫怀(译音)是一个来自上海的鼓动者。他有一张椭圆型的脸，高高的额头，一双诚挚清澈闪耀着智慧的眼睛。他容光焕发的脸上并没有留下长年斗争的风霜，几乎看不出他已经是二十六岁的人了。他不象是刚刚逃脱蒋介石秘密警察追捕的鼓动家，而象是一个欢乐的、充满希望的小伙子。于莫怀是上海代表团中最健谈的一个，常常使用激烈的言词。他纯粹是一个鼓动家，除了从一种行业到另一种行业组织工人外，没有别的兴趣。作为一名技工，他能轻而易举地从铁路调到发电厂或纺织厂工作，目的不是建立某个特定的工会，而是从各方面把工人的力量组织起来，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他参加过组织上海工人的工作。他们夺取了政权，后又把它交给了国民革命军，而后者却反过来镇压他们。 　　他告诉我：“我出生在扬子江上的安庆。父亲是一位手工业工人，我三岁时，他就死了。在我的六个哥哥帮助下，我读了一年书。我十一岁到一艘轮船上当茶房，十六岁当了信号手，还学会了技工手艺。十八岁时，上岸到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当线路工。从那时起，我对工会发生了兴趣。当年我在江上的生涯，对我很有用。由于我对扬子江上的所有港口都相熟悉，使我多次得以从敌人手中逃脱。有一次，奉系军阀的部队追捕我。但一连几个月，在忠诚的工人的保护下，我和李立三照样在铁路钱上做组织工作。我去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回来后，发现本省军阀部队云集，无法再待下去。因此，我决定去上海，组织那里的市政工人。我给了法租界电厂一个工头五十元贿赂，他就在电厂给我安排了工作。由于有这个便利条件，我在几个月内组织了四个雇员工会——电车工人、清洁工人、电厂工人和自来水厂工人的工会，为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作了准备。” 　　小于的观点特别能代表上海工人。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慢吞吞地建立一个一个的工会，而是联合起来向国际剥削阶级作斗争。上海和香港是这种冲突最公开和最明显的地方，因为新组织起来的工人们面对的不是单独的中国雇主，而是世界资本的强大力量。在其他许多方面，于莫怀所走的道路也是很典型的。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后参加工会的。那时，抗议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罢工和抵制运动正席卷全中国。中国的革命生活是以举行抗议活动的日子来计算的。今天的工会领袖多数就是在那时参加革命的。于莫怀也参加了一九二五年上海工人的“五卅”游行示威。这次示威引起了众所周知的南京路枪杀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他被捕了，后来以一百元保释。五卅枪杀事件后，工人情绪激昂，抗议浪潮高涨。于莫怀和其他三位工会组织者在三个月内把上海的工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 　　他说：“所有这些任务都是我们四个人在工人革命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完成的。八月底，军方查封了上海总工会，于是，我们又象五卅以前那样，转入地下。” 　　他把南京铁路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日工资从两角增加到两角五分，每两周休息一天。后来，他们取得了每星期天都休息的权利。这些就是世界上最勤劳而工资最低的中国工人赢得的小小胜利。他把宁波铁路工人也组织起来，并且赢得了同样的权利。他还把上海市政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每天工作十一小时，月工资从七元五角增加到八元六角。 　　他告诉我：“所有这些胜利给其他市政工人以很大影响。因此，我们能很快地组织起一个市政雇员总工会，包括电话、电报、电厂、自来水厂和邮政工会。这样，我们就为争取上海的总罢工作好了谁备。” 　　他还讲述了这样一桩振奋人心的事件，“工人纠察队突然袭击并夺取了警察局，缴获八百支步枪。我们集合了几千工人，用这些武器以及棍子、铁路工具，缴了把守军火库的奉系军阀士兵的枪技，经过两天半激战，占领了军火库。这时一切权利都在工会手中了。在革命军到达以前，我们选举了临时市政府——一个由十九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五人是工会方面的代表。五个区的纠察队维持秩序。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武汉政府表示效忠，他们接受了。” 　　于莫怀还谈到工会和“青红帮”流氓之间的斗争。于说“青红帮”是蒋介石武装的，其目的是挑起事端，为镇压工会制造借口。 　　当工人们集结在那里等待他们的领袖和军方谈判的结果时，军队把机关枪对准他们。谈到此，他激动地说：“那是上海发生的最残暴的一次镇压。”他的妻子遭到逮捕，家庭破散，同志被处决。他自己装扮成房东的儿子，穿着漂亮的衣服，手里抱着孩子，通过侦探们的包围，走到江边。同志们已为他买好去汉口的船票。 　　“但我不敢作为乘客上船，因为侦探们在监视着。这时，我想起了我当过茶房。于是，我穿上茶房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捆扫帚走上船去，装作刚为轮船采购了东西。” 　　于莫怀要我把他的经历告诉全世界的工人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工人所受的苦难，让他们知道我们并非暴徒，而是文明的人，只是起来反抗沉重的压迫。”我不能肯定于莫怀所谈的情况能否证明这一点，但它能使人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工会能如此迅速发展，而对这个事实，西方世界至今还不相信。中国工会是在被一次又一次的“事件”所激起的炽烈的革命火焰中，以及在许多象于莫怀这样具有坚强意志的组织者的推动下，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 　　如果说在上海和香港，新组织起来的中国工人面对的是世界现代资本主义的联合力量，并在这种力量的压迫下发起暴动，那么在广州，他们的对手则是有悠久历史的同业公会，那里的商人手段更加狡猾，令人生畏。广州工人经历的斗争也更复杂，遭受过多次失败和被人出卖。在现代工业兴起以前，这些同业公会曾在中国盛行。当广州成为和西方世界交往的第一个中国口岸时，这里的商人便以古老封建式的奸诈，加上西方的新知识和谋略，来适应形势并利用一切条件，加强对各方面的控制。 　　马舟帆(译音)悬一个二十六岁的广州印刷工人。在他工作的短短九年中，目睹广州新工会诞生以及它与古老的同业公会的斗争。他参加了斗争，耐心地组织，学习，战斗，失败，又从失败中取得经验。他在李济深的势力到达之前逃离广州，出席在汉口举行的劳动大会。但是会后他不能回广州，再去就有被绞死的危险。他毫不气馁，积极组织有八省代表参加的印刷工人第一次会议，准备在内战的烽火中建立中华全国印刷工人工会。听起来，这并非是什么浪漫的目标，但却是他坚持不懈为之奋斗了多年的目标。 　　马舟帆是个短小精悍的小伙子。他缺乏于莫怀那样的激情，但有一股顽强的毅力。他比一般中国工人受的教育多，这对印刷这个要求文化水平较高的行业来说，是很适合的。他父亲在离广州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手工业作坊，因此能让他上了五年私塾，但后来，马舟帆放弃了学习，到一家米店里做工，从早到晚搬运一袋袋重达百磅的谷米，而得到的只不过是顾客给的小费，雇主只提供食宿。 　　在劳动的重压下，他的身体垮了。一年后，他用自己和父亲积蓄的十五元钱交给一家印刷厂，从而使他能在那里当学徒。他没有工资，工头答应他学徒期满后给他每月十元钱的优厚待遇。在这里，马第一次领教到世间的欺诈。因为他成为一名正式工人后，每月拿到的不是十元，除了吃饭外，只拿到一元钱。 　　他对我说：“这是包工制造成的。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和这种制度作斗争。工头拿去了工人做工的全部报酬，只给工人不得不给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都装进了他自己的腰包。我们没有组织，没有力量迫使工头合理地分配工资。” 　　不久，马自己也在一家报纸印刷厂当上了工头。这家印刷厂设在离广州不远的地方，是孙逸仙博士的支持者办的。他取消了包工制，和印刷厂的全体工人渡过了短短两年愉快的学习生活。他选择了熟练工人，因此用六小时就能完成全天任务，而且工人每月拿到九元钱的工资，他自己也只拿十元。他们把宝贵的空闲时间用于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工会理论及马克思主义，获得了许多知识。后来，由于报馆老板与孙博士发生了争执，印刷厂关了门。他只好回到广州，当了一名普通印刷工人。为了每月四元五角钱和米的津贴，每天工作十二到十三小时。 　　从那时起，马开始组织印刷工人，他说：“我认识到，为了争取自由和改善生活，工人们组织起来是必不可少的。开始，我们在车间里鼓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但包头们依靠同业公会从内部加以控制，阻挠我们的斗争。因此，我开始感到，我们需要一种没有包工头参加的工人组织。我所在的印刷所工头势力太大了，无法开展工作。于是，我转移到另一个印刷所去，在那里组织了中国排字工人协会，很快吸收了一百名会员。这时，包工头们也组织力量对付我们，通知各印刷所不得雇用我们的会员。有三个印刷所坚决支持我们，但雇不了我们全体会员。” 　　马舟帆又一次失业了。以后他成了香港的一个有名的不搞包工制的诚实工头。他应邀去掌管一个工木怨言甚多的印刷所，因为前任工头带着工人们的工资逃跑了。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香港组织印刷工人。一九二五年大罢工时，他又回到广州。那时，他在组织工人方面更有经验了。 　　马舟帆说：“我现在认识到，取得成功只有一条路，就是把印刷厂中的各种工人都组织在一个工会里。过去印刷工、排字工和外文排字工都有各自的组织。这一次，我们把各种工人都联合起来，因而取得了胜利。我们有了新的力量，一是由于我们有了较好的组织，二是由于国民革命斗争的力量有所壮大。我们迫使厂方接受了一项协议：不实行包工制，每月给我们十五元工资；如果不愿领取老板提供的米，还可以拿四元钱。现在我们不再睡在车间的桌子上或地上了，而是住在老板提供的住房里，每间不超过两三人。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我们通过工会所得到的成果全部夺走，即使是如今控制着广州的军阀独裁者也办不到。” 　　马舟帆组织印刷工会以代替旧的雇主同业公会，这个行动使整个广州震动很大。由此也引起了许多幻想和矛盾。各种中央工会理事会成立，但它们之间互相倾轧。于是又成立于一个协商组织。该组织的创建人蔡某，是个图谋私利的人，卷款潜逃了。最后成立了广州各行业的代表协会，马舟帆则代表印刷工人。这个组织成立后的第二年，会员达到二十二万人。但它和其他工人组织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带枪的人、拳击者和职业拳击家给这场冲突火上加油。马舟帆说：“他们用棍子、铁棒，有时还用枪互相残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为生存而斗争都不如在中国南方那样激烈，工会控制的就业权利实际上就是生活的权利。谣言传开了，说两个敌对组织都出一千元雇人谋杀马舟帆! 　　马舟帆笑着对我说：“我不相信这些谣言。他们不会出这么多钱，他们散布谣言仅是为了吓唬我。总算还好，我在李济深实行军事独裁之前离开了广州。军阀们‘改组’了工会。他们把老板的亲戚塞进来控制原来的印刷工会和广州代表协会。他们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袖们赶走，而把走私分子塞进来……如果我现在回去，他们会杀掉我，连那一千元也不用花!……工人群众会承认他们派我来汉口所做的工作。我们正在这里筹建第一个中华全国印刷工会。由于内战的影响，只有八个省派出代表。有这些代表参加，我们开了一个头，将来有可能再增加……。”马舟帆对最后胜利毫不怀疑，而且没有功夫对过去发牢骚或对未来作美妙的预言。九年来坚持不懈的工作，使他认识失败乃成功之母。 　　如果没有我所遇到的一位来自湖南的矿工的故事，关于中国工人的描写将是不完全的。这人在四十年的岁月中，有二十年以上是在汉冶萍公司的大型矿山中劳动。唐寿一(译音)没有于莫怀那样的青年激情，也没有马舟帆的组织能办。他来自一个落后的农民家庭，不识字，长年累月在井下工作。仍然用清朝的老皇历来计算日期。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思想似乎都没有进入他的头脑。然而，他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为饥饿所迫，他和工人一起接管了这个空矿山，自己开工。同时，他们请资本家回来办矿。 　　唐寿一说：“我工作的矿山是一座非常有名的老矿，从清光绪二十一年就开办了。”他称这个由日本投资的矿为现代矿井，提到矿里的电车和电车司机领取的特别津贴。他说这个公司的一个矿就有七千工人，另两个矿有一万三千人。 　　“我到十八岁还是个农民。土地养活不了一家人，我只好到矿上去做工，每天挣一百二十个小钱(合二分半银洋)，工头给我吃的和住的，公司给我们一个地方洗澡。但伙食和住处很差，一间棚屋要睡上四十个人，冬天没有炉子，夏天很热，有臭虫和蚊子，没有卫生设备。吃饭不定时，饿了就自己做菜饭吃，菜是大批买进的，堆在棚里已开始腐烂。工头不发工作服，也不发鞋子。 　　“我开始做工时是每天三班，每班八小时。但光绪末年时，改成每天两班，每班十二小时。工人曾举行大罢工，但失败了。为了叫我们每天多做四个小时，他们把工资加到一百六十个小钱(合三分半银洋)。成为熟练工后，我每天挣三百小钱，后来又挣三百六十，再后来由于劳动力缺乏，每天挣四百小钱(合八分银洋)。这是十四年前的事，这以后一直到我们组织工会为止，再也没有变过。” 　　唐继续说：“到湖南来帮我们组织工会的是李立三。起先，他为工人在业余时间办了一所学校。整个夏天都上课，直到其中最勤奋的学生会识字读书为止。这些人已经被他培养成为工会的组织者，当然是秘密进行的。他们把全矿分成四十四个区，每区有一名组织员。组织员又挑选其他工会会员来协助工作，每名会员负责做一百个人的工作。这些人又组织并挑选十个人来进行协助，每个人再负责做十个矿工的工作。这样，我们很快就把一万三千名矿工都组织起来了。我们不叫工会，叫矿工俱乐部。虽然如此，老板还是想破坏它。但是我们的要求不是针对老板的，我们只对工头提出要求。” 　　工头包工制度在广州的小厂中是一种弊病，在一座大型的现代矿井里更是不能容忍的大弊病。在那里，一名包工头雇用并控制五十到一百名工人，给他们吃得很差，每天只付给四五分钱，而自己却从公司每月获取二三百元。工会抨击这种弊病，要求公司为每一车煤按过去的比率付款，工头只能得百分之十五，其余都归工人所有。这以后，正式矿工每天所得是一角五分到二角，这是一九三二年的事。但是，唐寿一说，一年多以后，由于军事形势恶化，由于“重税和军事征用”，矿井完全关闭了。他自己和其他人一起南下参加广州的革命军，并于次年春天返回家乡，从军阀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家乡。 　　唐寿一说：“当我随部队开回湖南时，我们革命军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起初是很好的，他们互相帮助。矿工们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地去破坏北方军阀的运输线，他们向广州军队赠送粮食，提供民伕。但是，当蒋介石力量壮大，打下江西后，他就反过来镇压工人，尽管是工人帮助他夺取了江西。现在，湖南工人遭受的镇压比任何时候都厉害。” 　　他讲到矿井在国民革命军控制下的短时间内，如何根据矿工们的意志开了工。当地居民，包括工人和土地所有者，都希望矿井开工。但是，这所大型的汉冶萍公司却拒绝在这个战火弥漫的地区冒险投放更多的资本。唐寿一并没有为此而谴责公司，他理解这一情况。 　　他说：“他们可能已损失了一百万元。在军阀们的重税下，他们不肯再冒险投资和支付工资，但他们为维修矿井送来了一千元。我们工人索性鼓起勇气来重开矿井，并同意不立即领取工资，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非先开工不可。我们把煤运到汉口去卖，几个月来我们一直这样做，由于卖煤需要时间，我们一般总要欠发三个月的工资。一个月以前，正当我们打算如期发放工资时，另一个军阀来了，他们又重新关闭了矿井。上星期，我们再次开工，但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我问唐寿一，矿工们接管的矿山归国家所有，还是归工人自己。他露出惊奇的神色，说：“哦!不，矿井还属于汉冶萍公司。只是他们不开工，因为他们怕军队，不敢恢复生产。我们索性自己动手开矿，因为我们都已失业。我们希望国民革命军会制止这些无法无天的军阀，恢复秩序，让汉冶萍公司能回来用充足的资金重开所有的矿井。因为我们只能管理很小一部分矿井，再大一点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唐寿一的要求多么温和，多么不象革命的样子。此人从光绪以来就一直在矿中劳动，任何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思想都钻不进他的头脑中去。他是一个落后国度里的一位淳厚的矿工，他对生活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太太平平的过日子，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能拿到一份过得去的低薪，再加上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就行了。然而，在中国现存的条件下，即使这样温和的要求也使他和广州、上海那些自觉的鼓动者和组织者在一起，成为革命的一部分了。为了吃饭，他和他的伙伴们接管了矿井并且开了工，他们挖煤并把煤卖到汉口去。他们武装了自己，并象士兵一样进行战斗。他们使湖南成为中国“最红”的省份而扬名世界。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