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个人著述

十一、湖北的学生和农民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我叙述中国农民时从学生联合会开始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唤醒并组织农民的是学生。后来，觉醒了的农民才开始掌管自己的组织。直到我在汉口停留的最后一天农民协会被镇压的时候，半数以上的农民协会执行机构是学生组成的。 　　我在同一天中访问了湖北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农民协会。它们都在离历史名城武昌不远的地方。江水湍急，我们乘坐的汽艇花了一个半小时逆水斜渡扬子江，而后来从武昌回汉口只用了半小时。我在城楼下的陡峭石级上登岸。大堆的碎砖说明，国民党按照要消灭一切中世纪象征的宣言，企图拆毁武昌城墙。然而，象他们的其他打算一样，这个企图也半途而废了。留下的是个大豁口和乱七八糟的破砖头。也许这个豁口就足以防止任何人将来攻城或守城了。一件工作半途而废，破坏性是很大的。国民党所做的其他事情也是这样。 　　那天早晨，武昌下了雨。石头铺的狭窄街道上还有几寸深的积水。武昌这个政府和学府所在的美丽历史名城，竟没有象样的排水沟!我们的人力车夫叫喊着，推挤着，蹚着水前进。武昌的上层人士坐人力车，而穷人却赤着脚踏着泥浆拉着车奔跑。我们迅速地跑过架上堆满货物的宽敞铺面，来到一幢挂着“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招牌的石砌建筑物前。 　　林理富(译音)，学联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看上去很疲惫。这一方面是由于华中地区可怕的夏季高温；另方面也是因为工作和斗争过分紧张的原因。他是福建一位颇有名气的编辑的儿子，毕业于厦门大学和福建外国语学校。他告诉我，各学校联合起来组成市学联，在此基础上产生省和全国学联。学生运动已开展九年了。原来学联是由大学生和高中生(十六岁到二十岁的学生)组成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学联也吸收初中生(十二岁到十六岁的学生)参加。在年长学生指导下，初中生成立了童子团。 　　我问他，学生是否只关心政治而不关心学习。他答道：“除了短期参加群众运动外，学联不参加政府。在上海，学联配合工人纠察队夺取了城市；在华中，我们派代表出席，特别法庭。过去五六年中，我们从各方面帮助国民党。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参加政府，而是搞好学习。并不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学联带领学生走出学校参加群众运动，破坏了教育。我们所破坏的不是真正的教育。我们正在探索一种适合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教育制度，甚至我们还不清楚这是什么形式的教育制度。目前中国有两种教育体系。一种是老式教育，讲授中国古典著作，不教科学知识和西方技术。另外一种是教会学校和一些以外国学校为楷模的学校。这种学校教授的西方思想是未经消化的，因此不适合中国的需要。我们的学生运动正在探索，从这两种形式中吸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发展一种适合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新教育制度。我们的政治斗争也包括这个目的。除此之外，我们争取较好的科学实验设备和体育卫生条件以及改进被军阀统治严重破坏的教育。即使在武汉政府管辖下，我们还必须和军阀的影响作斗争，以改革教育制度。 　　小林认为，目前中国青年最需要学习的是：科学、良好的政治制度和革命理论。他说，教会学校最早把西方知识带给中国，做了件好事，但它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它只重视教授外国历史、地理和语言，很少教授有关中国的知识。他抱怨说：“我们了解美国比了解自己的国家还多。另外，他们还强迫我们上教堂、学圣经，不管我们是否信基督教。这些使我们特别反感。” 　　林理富概略地介绍了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他说：中国学生运动是以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击败了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根据这个条约，原来德国控制的山东省权利移交给了日本。北京军阀政府屈从了这一决定。于是，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了中国学生反对卖国政府的游行示威。从此，中国学生运动就有了明显的政治色彩。他说：“许多卖国贼被学生痛打。此后，各种学生组织成立了，领导罢工、抵制洋货，反对旧官僚等爱国运动。学生运动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生联合会支持孙逸仙博士。当孙博士号召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时，学联在各省召开了国民会议预备会。①孙博士逝世后，学生成为国民党的支柱之一。一九二五年五月，日本工头在上海杀害了一位中国工人。于是，学生们离开课堂，游行示威，引起了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以前，示威游行主要由学生领导。后来，领导权转入上海兴起的工人手中。当工人和农民罢工和抗税时，学联宣布参加他们的斗争。从一九二六年初起，学联特别关心冯玉祥，开展了宣传运动，帮助冯五祥控制北方几省一段时间。②当列强为大沽口炮台事件向北京临时政府发出抗议照会时，③学生们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首脑段祺瑞下令开枪，在他官邸前杀死三十六名学生，伤数百人。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 　　学生现在看到，言论和宣传是空的，必须学会打仗的本领。于是，一千多名学生南下参加了黄埔军校。学联也开始认识到，真正的希望在广东政府那里，因此，一九二六年七月在广东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许多学生参加了北伐。他们不仅仅参加北伐军，而且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在华中地区的工农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许多学联会员在革命中牺牲了。林理富说，除了在前线阵亡的以外，数百名学生被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杀害了。在上海，学生们参加了武装起义，和工人一起占领了市政府，并一直据守在那里，等待国民革命军到来。据林理富说，四百名学生被蒋介石当作共产党员杀害了，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共产党员。上海大学被军队查封了。现在学联支持武汉，当然不完全支持。虽然武汉也有许多帝国主义分子，但武汉总比蒋介石接近群众。他说：“我们正在设法建立一个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甚至包括士兵的统一战线。虽然士兵很粗野，但毕竟是农民出身，而且对革命作出了贡献。学生们在所有这些人中做工作，进行宣传鼓动。” 　　一九二六年秋冬，大批学生涌进农村，组织农民，按国民党宣传部规定的形式，成立农民协会。 　　一九二六年底，学生们完成了组织工作以后，农民协会开始独立工作，并在自己的领袖们的领导下发展组织。这时，学生联合会的重要性已降低到工会和农民协会这两个更大的组织之下。然而，学联将作为发动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宣传鼓动者永远载入史册。 　　湖北农民协会设在武昌的一个古老而凌乱的院落中。它由一进进绿色植物覆盖的庭院和有大屋顶、花格墙的精致建筑物组成。大门口站着由农民自卫军战士组成的卫队。这个卫队使我想到，虽然工人纠察队不久前已被迫放下了武器，但农民协会还有权保留一定数量的农民武装。他们穿深蓝色制服，以区别于穿蓝灰色军装的士兵。我通过门卫，走过一段不平的石路，又通过一座庄严的大门，走进一个石铺地面的亭子，亭子前面有一片绿色花园。在这里，我等候着农民协会的代表。我看见墙上挂着写满标语的红色大横幅，以及说明反动军阀控制地区被杀害农民所受可怕折磨的大字报。 　　一位穿着褪色蓝布衣服的瘦小青年终于来了。他叫邓亚声(音译)，是省农会秘书。他解释说，所有执行委员都已去省里调查军队的暴行，改组和加强各地区的农会。他愿意提供我需要的一切情况。他有一张苍白的知识分子的脸，显得诚恳、忠实但很疲倦。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总有六到二十名农民站在亭子里，听他解释，偶尔也插几句话。 　　据说世界上的农民都很难组织，但中国农民是个明显的例外。在国民党控制下的省份里，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农民参加了农会。他们控制土地，设立特别法庭，宣判土豪劣绅死刑。但反革命政变后，他们受到了反动军队的屠杀和严刑拷打。我访问湖北农民协会时，武汉政府已通过了决议，“要加强控制农民运动，使其健康发展。”这个决定产生的结果主要决定于执行的方法。 　　中国平原地区的农民是世界上最温顺、最勤劳的人。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辛勤耕种两三英亩土地，养活一大家人，因此他们的生活是一场永无休止的与自然的搏斗。失败就是死亡，胜利也不过是获得在来年中另一次与自然搏斗的机会而已。甚至好年成，收割的庄稼也吃不到下次收获；半饥半饱昏睡过一冬，来年春天吃饱饭下地干活。水旱年间，没有储粮。大荒年时，成百万中国农民饿死。近几年来，又来了比洪水、饥荒更凶恶的害人虫，成群的半土匪式的军队。他们横征暴敛，夺走粮食，拉走儿子去当兵。即使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找不到类似今天中国农民遭受的苦难和不安。 　　几十年来，人们对中国农民有一种普遍的看法：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因此不喜欢变革。显然，各省土地分配情况不一。北方省份，地少人多的现象还不十分严重，大部分农民是独立小农户(设有可靠的统计数字)；虽然也非常穷，但仍不失为土地所有者。在这些省份，人们对军队的怨言较多，对地主的怨言较少。而在南方各省，地主的残酷剥削使人们想起封建制度下最严重的横征暴敛：地租高达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借几个月粮食，要还加倍，另外还要送给地主家禽和牲畜。饥饿的农民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人家当丫头，去换取全家活命的粮食。 　　因此，在北方，几个村的农民往往联合起来自卫，防范土匪和军队，但他们并没有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的要求。例如，河南某地，三名青年农民只离家一个夜晚，第二天回来就发现自己的房屋被吴佩孚的非正规部队烧毁了，家里的人被杀得只剩一个男人。于是，他们立即到附近的“红枪会”，要求入伙，誓死报仇。这种毫无政治纲领的农民与军队间的尖锐冲突是北方省份的特点。而在南方，农民要求建立能限制大地主的政府职能单位，因此他们的要求往往采取社会革命的形式。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连续三次革命中，华南联合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整体(尽管这种联合是暂时的)，但在与扬子江以北的分散的单独集团的对抗中分崩离析。以上事实并不是没有经济原因的。然而，现在北方也开始有了军阀地主，如现在得势的将军或高级官吏的儿子往往也把自己的资金投放到土地上。例如，张作霖就是中国最大的地主之一。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甚至在北方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开始产生调整社会关系的要求。 　　第一个农民协会是一九二三年在广东省的海丰建立的。下面一段关于农会建立过程的叙述，说明了农民对所有外来人的严重猜疑和畏惧心理。一位学生在农民中劳动了几个月，想了解那里的情况。起初，农民对他毕恭毕敬，后来知道他既不是来收租的也不是来征税的，就再也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都去忙自己田里的活了。他不敢在村里开展宣传工作，因为白天只有妇女在家，而他这样一个陌生人和妇女交谈是不合适的。他发现穿城里人衣服似乎是与农民交往的障碍，于是就改穿农民服装，按农民习惯生活，并在需要组织起来的问题上说服了五六位农民。但当他把他们列入农会会员名册时，他们都吓跑了。这就是受压迫的中国农民四年前采取的态度。 　　但海丰农民协会建立后，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农民们发现了抵制运动的威力。在采取这种行动肘，他们是竭尽全力的，因为他们知道，失败意味着集体和个人的毁灭。他们大家一同把市场挪到别的空地上去，迫使商人削减使用场地的收费。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群众怒潮中，在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阀中，涌入农村的学生们发现农民对组织起来有很大的兴趣。仅湖北一省，就有五十八个县农民协会，三百万会员。被反动军队严刑拷打致死的农民达四千人之多。 　　邓亚声是黄明村(均为音译)的一家富裕农民的儿子。由于村里没有学校，他只得在家读书，后来成为一位农村教师。六年前孙博士组织国民党时④，邓通过城里一位朋友的介绍参加了这个革命党。他是村里唯一参加国民党的。当时，他从来没想到什么农民运动，因为那时国民党的纲领中还没有这一条。他劝较富裕的农民朋友参加国民党。他办了一所学校，教孩子们“三民主义”；告诉农民们，革命成功时，他们的沉重负担将会减轻。后来，他逐渐地了解穷苦农民的问题。一九二七年一月召开第一次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时，他作为村里的代表出席了。他在会上作了许多报告，提出了许多建议，最后，被任命为省农民协会秘书。虽然，他过去的社会经历是与农村的上层阶级相联系的，但他反对地主和军阀。 　　他告诉我，湖北农民协会是五卅惨案在全中国激起民族主义热潮之后开始建立的。学生们到全省各地，宣传鼓动，组织农民，领导农民。后来才由农民担任领导职务。省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中有十三名农民和十三名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多数象邓，出身农村。 　　邓说：“我们的运动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吴佩孚统治下的秘密组织时期。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到年底，我们的会员增加到七个人。这时，吴佩孚开始残酷镇压。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前我们的组织暴露了，受到了打击。尽管如此，我们的组织仍继续发展。从一九二六年十月，也就是国民革命军到来时，我们的运动公开了，并迅速发展到每个区。一九二七年一月召开省农民大会时，会员达两百万。估计现在已达到三百万。每个入会的人都必须填一张表格，写明姓名、家庭情况、年龄、履历、拥有土地数量等。必须有两名介绍人，每月交一个铜板(三分之一美分)会费。有三种人不许入会：吸鸦片烟的、犯过抢劫之类严重罪行的和拥有一百亩以上土地的。 　　邓秘书还谈到农民法庭和农民自卫武装的情况。他说，以前法庭控制在地主、流氓、二流子和贪官污吏的手中。由于人手不够，国民政府至今还未派新法官来。所以，农民们只得自己组织起来，惩办罪犯。 　　他说：“如果是小罪，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就可以给予从轻判处。如果是大罪，应该判处死刑的话，就要召开农民群众大会，让起诉人在大会上说明案情。经大会表决判处死刑的，就立即执行。现在国民政府已发出命令：惩办罪犯必须由政府来掌握。农民也愿意把审判工作交给政府，但政府没有向任何地区派出法官。我们最大的要求是：武汉政府应尽快建立地方政府秉公办事。如果政府把武器发给我们，我们将以生命来保卫这个政府。 　　武器问题自然涉及农民自卫军。按农民协会规定，每个地区可以有五十名农民自卫队员，由当地农民协会，国民党党部和政府共同负担供养。全省各农会共有三千支短枪，但在蒋介石唆使下，反动将领收缴了许多枪，现在只剩七百支了。步枪很少，只是武汉各协会总部的警卫人员手中才有少量步枪。农民应有更多的武装，他们应授权保护农民不受反动派镇压，而不只是防范土匪。 　　邓秘书说：“黄安地区的反动派杀害了二十一名最主要的农民领袖。农会曾请求政府派部队来保护他们，但政府说部队忙于在前方打仗。那末，农会要求允许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但政府禁止这样做，说我们的武器只许用来对付进攻村庄的土匪，不许用于村子内部冲突。我们能干些什么呢?反动派根本不承认法律，可以任意屠杀我们，但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因为我们是负有责任的组织。所以，法律不帮助我们，只妨碍我们。” 　　邓秘书列举了湖北农民协会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他说：“第二个困难是：我们曾答应帮助农民克服困难和免除苛捐杂税，并以此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可是实际上办不到。农民领袖们都理解我们目前的处境：北伐战争是个沉重负担，使政府财政困难。但普通农民不了解情况，他们叫喊：‘你们是骗子!你们没有为我们做什么好事。再不要听你们的空话了。’ 　　“第三个困难是乡绅们的经济封锁。我们试图打倒封建主义，但封建主义是以当前农民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的。乡绅们有钱，穷人每年春天要问他们借钱买种子、肥料、甚至口粮。现在乡绅们恨农会，不愿借钱给农民，三分之二农民没钱买种子，他们开始责备农会。我们答应组织合作社，但没有经费。 　　“第四个困难是农民中有些坏分子甘愿出卖自己给地主豪绅当刺客。农会禁烟禁赌以后，过去以此为生的人失业了就铤而走险，如果我们能给他们土地，他们中许多人可以成为老实农民。但在新土地政策制定以前，在法庭作出判决以前，法律禁止我们夺取地主的土地。这些无业游民从我们这里得不到什么，就转向为地主服务，被雇佣去刺杀农民领袖。为了防范这些刺客，我们还得依靠法律，因为政府禁止我们自己审判地主，但法律不帮我们的忙。这些二流子闲着没事，就在国民政府跟前散布流言蜚语，使政府不理解我们的工作。他们还在农民中造谣，说国民政府快要垮台了，使农民失望，造成混乱。” 　　这一系列困难是压在邓秘书肩上的沉重负担，使他形容憔悴。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农民只提出了两项简单要求：一是立即建立地方政府，并组织强大的农民自卫军来支持政府对付土匪和无法无天的反动派；二是立即建立合作商店，向农民发放政府贷款，“否则，我们都会饿死”。然而在武汉的军事、财政、政治形势下，这些基本要求只不过是乌托邦的空想! 　　当他谈到湖北农民协会成立后几个月中所取得的成就时，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情。他说农会已建立了两万所学校。我坚持说：在到处打内战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这么多学校。他笑着说：这些学校是非常简陋的。 　　他说：“所有农会都立即开始办学。他们利用农会会馆或农舍做教室，当地农会提供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如果需要更多的椅子，就叫学生自备。家庭只需向学生们提供一支铅笔和一些纸。农会每月花五元钱(金币)请老师。当农民都渴望学习时，办这样的学校并不难。” 　　他的解释说服了我。确实，中国兴办教育，一旦开始，在速度上会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国家。 　　除了建立新学校外，他还谈到农民协会的许多功绩。在农会领导下，农民在广大地区禁烟禁赌。他们保卫了自己的村庄，使其免遭匪徒袭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动用武器。他们利用熟悉情况的有利条件，帮助国民革命军攻克久围不破的城市；为军队提供运输队和士兵；骚扰进攻和退却的敌人；参加铁军，为革命殊死战斗。但革命通过武汉政府给了他们些什么呢?给了曾给过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东西——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使他们能在被封建军阀的铁蹄踏入地下以前，抬起头来争辩一会儿。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礼物。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份重礼，因为在这几个月中，他们制订了一套方针和措施。他们在广大地区宣传了土地改革。这并不是一个很激进的纲领。它没有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只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荒年免租，征收统一的“不得预征的”土地税。它还提出举办农民银行，以百分之五的利息借钱给农民，并规定任何人放债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它禁止土地包租制度，不许大地主把土地租给中间人，然后中间人又转手以高地租分租给穷苦农民。湖北农民协会提出的要求不过如此。此外，它还作出决议，反对“任何平分土地的运动”，并说：“没收财产的对象仅限于流氓、劣绅和反革命份子”，换言之，仅限于犯罪分子。除了土地改革外，他们要求在农村建立负责的政府，以及武装自卫、举办学校和合作社的权利。 　　在最落后、受镇压最严重、封建主义盘据最深的华中地区，农民的社会革命就是从实现这些简单的要求开始的。他们要求的和为之殊死斗争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首先从封建制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① 根据历史事实，应为“促成(进)会”。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上，号召召开国民会议，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全国人民的响应，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进)会”。——译者注 　　② 一九二四年全国各地革命运动高潮，促使军阀内部发生重大分化。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自己的部队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冯玉祥的革命倾向受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一九二六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四月十五日，国民军由北京退往南口，接着退往西北。——译者注 　　③ 为了防止奉军从海上进攻，国民军在大沽口设防，封锁海口。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奉舰在日舰带领下驶入大沽口。日舰开火，国民军还，双方死伤数人。英、美、法、日、意、荷、比、西八国公使向北京临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译者注 　　④ 从一九二二年九月起，孙中山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故此处“组织国民党”恐为“改组国民党”之误。——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