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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反动派镇压下的“红色”湖南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我们乘坐的日本小火轮从汉口出发，逆湘江往南进入湖南的心脏。那里曾经是国民革命“最红”而现在反动派镇压最残酷的地区。正如过去上海无人了解汉口发生的事一样，现在汉口也无人了解湖南发生的事。湖南表面上仍在武汉政府的管辖下，但实际上已被一些宣称忠于唐生智将军的将领们所控制，而唐生智又宣称忠于武汉政府。自从五月二十一日夜军方查封工会和农民协会并开始屠杀他们的领袖以来，不允许武汉政府要人进入湖南，连武汉政府派出的调查委员会也被刺刀挡回了。唐生智将军本人领导的调查委员会被允许进入，但他在当地军人的压力下，向武汉政府递交了一份为他们开脱罪责的报告。他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他手下的部队就会很快背离他。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七月中旬我离开汉口去湖南省会长沙，奇怪的是，政府本身不能进行调查的地方，持美国护照的外国人却通行无阻；我乘坐日本商船，在路上走了两天，毫无困难地通过战线。和我同船的有两名美国传教士。其中一个是美国领事馆下令集体撤离的，现在要回长沙；一个是湘南山区一家矿产公司的德籍代理商；还有一位武汉外交部的代表，获准去掌管长沙交涉署①，因为他是有名的保守分子，而且他的亲属有权有势。 　　在船上他们谈论在湖南的经历。两位传教士是教会在湘东地区价值二十五万元房产的代理人。他们谈到：头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占用过他们的一些空房子，全部损失只不过是重新粉刷所需的费用。真正的麻烦产生在工会成立以后。佣人们提出了种种“无理要求”，但后来每月只增加了一元五角(金币)工资也就不再继续罢工了。教师们也要求加薪。由于增加的薪金超出学校的预算，他们没讨价还价，干脆在期终时关闭了学校。这下可把教师们吓坏了，他们到现在还没喘过气来。当地的中国人对关闭学校很懊悔，首先是女校友们，然后是当地政府。他们要求重新开办。传教士们拒绝了。他们离开后，当地政府就占用了学校的房屋，用作被大火烧毁的一所公立高中的校舍。工会过去曾要求从一月到四月每周借用一次学校的礼拜堂作会场。这项要求也遭到了拒绝。传教士们一走，工会也占用了这些房屋。然而，他们也承认，工会不象第六军士兵破坏性那么大。这些士兵占据了一所空宿舍，把地板和课桌拆掉当柴烧。他们不接受任何湖南权威的命令，说：“我们的将军在南京。我们不承认本地的任何将军。” 　　工会从未找过这位德籍矿产代理人的麻烦。他说，正月间当他把一台新洗矿机运到矿山时，他在“厘金”站碰到了麻烦——厘金是各地区自己任意征收的税。“但当我解释说，我是德国人时，包括农会干部在内的所有人都帮我说话。后来，由于矿产公司和中国股东之间的纠纷，于一月份关闭了。”他又解释说，矿产公司是外国资本建立的，只吸收了几名中国股东，目的在于使公司合法化。“但国民党来后，中国人都变得为自己打算了。这些股东也要求得到更多利润，才让我们使用他们的名义。因此，我们关闭了这座矿山。我留下来当看管人，每两周去最近的城市郑州取一次邮件。 　　六月上旬，我在换轿子的地方被人拦住了。他们为了农会的某项需要，向我索取十元钱(金币)。我只答应给一元钱，他们也就接受了。但我怕每到一站都要钱，就返回矿山。他们拿我的钱并不是抢劫，而是把我的姓名登记在一本簿子里，还告诉我这些钱的用途。但我已记不清了，好象是修桥还是修学校。所有这些地方政府都为了修建什么而要钱，但什么也没建成，因为他们当权的时间太短了。……两周后，我从山里出来，发现农会都被取缔了。我对那位拿过我一元钱的厘金站的人说：“如果我把你的事报告给郑州当局，你会怎么样?”他给吓坏了，表示愿还给我一元钱或更多的钱。我本可以敲诈他一大笔钱。当然，我没有这样做。我向他保证，决不会控告他，但他还是很不放心，把我一直送到郑州。这就是那位德国青年叙述的湘南山区的白色恐怖。 　　传教士们认识的一个地主和我们同船回湖南。他很阔气，有一双狡猾多疑的眼睛。他不愿意和我交谈，因为我是陌生人。后来传教士们告诉我他在长沙以南约一百二十英里的攸县见到的情况。在那个地区的地主没被杀害，但多数为了躲避农会征收重税逃跑了。现在农会被取缔了，许多男人和两个姑娘被杀害。这两个姑娘曾经在妇女协会中很活跃，企图让妇女协会接管救济孤儿的地产基金。 　　当日本轮船在长沙靠岸时，码头挤满了苦力。他们叫喊着，打着手势，准备跳上我们的船。船离岸还有几英尺远，他们就不顾危险跳到船上，跑过甲板，争着为旅客搬运行李，挣几个铜子。在这场争夺战中，年轻力壮的得胜了。码头上，一大群年岁较大无力竞争的苦力等在那里，凄惨地盼望着能得到一点剩下的机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没见过这样赤裸裸的可怕的争夺面包的场面。 　　长沙的狭窄街道有结实的石砌地面，两三层楼屋顶上架起遮蔽烈日的白色和蓝色天篷。天篷下面满是商店、铁匠铺、木匠铺和裁缝店。我们乘坐的人力车走过拥挤推撞的男人和女人，睡在人行道上的狗，以及躺在竹床上或在母亲怀里静静地吸着奶的婴儿，最后来到一所外国教堂的雅致绿色草坪上。车夫想多要几个钱，我们的译员问他：“这是你们工会定的价吗?”他们害怕地喊道：“别提工会了，你们愿给多少就给多少吧。”这些车夫把译员的无意提问理解为指责他们是工会会员。这是我们首次感觉到的湖南所存在的白色恐怖的情景。 　　往后的日子里，我在长沙每天都见到这种白色恐怖。我曾试图和交涉署的一位秘书交谈。他非常害怕，不敢告诉我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他面色苍白，几乎在发抖，呷着茶，尽量回避我提出的问题。后来，我得知和我同船从汉口来的新特派交涉员，年轻的肖博士，已开除了几名有共产党嫌疑的秘书。长沙没有一位工作人员愿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以前参加过工会，或谈论过去参加过的活动。敢自由谈话的是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以及上层军人和反动分子。他们倒很高兴接受一位美国人的采访。从这些革命群众组织的敌人的有意无意的言谈中，我对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强大群众运动有了深刻印象。他们的纪律、热情和力量都叫我吃惊。即使从敌人嘴里听到的只言片语，也能证明这个群众运动的伟大。 　　我问督军的参谋长：他在多大范围内“恢复了秩序”。他告诉我，将近两个月以来，他一直在驱逐和处决“共产党员及暴乱分子”以及“蛊惑人心的煽动者”。他向我保证，大城市已相当“安全”，因为有足够的军队镇压群众组织。但他劝我不要去山里或边远农村。军队挨家挨户搜查“坏分子或共产党员”。如果这家人说没有(他们总是这么说)，军人们就叫他们“从当地的大户人家中找两位保人”。他懊恼地说，尽管作了这样彻底的清查，有时军队一离开村子，农民协会就以新的名目出现了。现在正从北部战线调回部队。他相信，不久后农村地区将有足够的军队来“彻底解决困难”。这就是湖南军事镇压的彻底性。 　　此时，湖南全省没有一个合法的非军事组织，没有农民协会、工会、学生联合会，没有国民党、共产党，也没有国民政府，而只有一个国民党的改组委员会。它的首领是李毓尧②，一个精明的反动分子。我和他本人以及他的一位副手交谈过。他们告诉我：该委员会的成员是武汉政府根据唐生智将军的推荐指定的。这就足以说明该委员会的性质了。它解散了所有国民党组织，并要求党员们重新登记，每人要有两位经过考验的老党员作保证人。他们坦白地告诉我，目的就在于清除共产党，“不许他们举行任何游行或集会。但我们有时很难发现他们。”为了防止共产党员参加集会，任何集会须经警方批准。“如果我们了解到某个会议的确是共产党员召集的，我们就予以禁查并逮捕其领导人。……”我出席了在瑞典教会会馆为教会学校女毕业生举行的茶会。由于忽视了开会必先获准的规定，这个茶会也被警察光顾了两次。中学以上的所有学校都接到命令，至少停课六个月，以便从学生中清除共产党员和激进分子。 　　我问李毓尧：怎样从国民党员中发现共产党员?镇压群众组织是否有困难?他回答说：要求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的人，不但要有合适的保证人，而月要有预备期，让他们在农村中工作，“观察他们象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他承认镇压这些组织很困难；在此过程中已处决了几百人。他说：“不是所有共产党员都要杀掉，但必须查清。担任工会、农会领袖的多数共产党员必须杀掉。……我们不允许共产党员在军队中做宣传工作。以往的这类人必须立即自首，否则查出来就要处死。这些政治工作人员不再受武汉的政治部指挥，而必须一切听命于当地长官，并且象普通士兵一样受军法约束。 　　他们告诉我：湖南曾经有一千万农民协会会员。我问他这些人究竟做了什么坏事而必须镇压，他们回答说：农会会员敲诈富人钱财；涌进富人家并住在那里直到把米吃光；为了使米价下跌，禁止稻米自由输出。我说：农民自己种稻而要求降低米价，岂不是怪事?他们解释说，这些穷苦农民四、五月份就把米吃光了，必须借钱买米才能活到下一次收获。他们还告诉我：农民们“剪掉所有妇女的头发，杀掉所有的鸡，砍掉所有的树。总之，他们象疯子一样。”既然我看见许多妇女还留着长发，许多树还长着，我就问：我到哪才里能看到树被砍光?他们说：岳麓山上能看到；长沙城里的穷人把那里的树砍掉当柴烧。他们着重地谈了所谓“共产党组织的一次阴谋”。“共产党计划在五卅纪念日那天，命令店员把雇主杀掉，工人把老板杀掉，年轻人把三十岁以上的人杀掉。”后来我在湖南一再听到这个奇闻。据说这个阴谋是湘潭总工会委员长临刑前受拷打时招供的。但他供词涉及的“一系列阴谋”一点也没公布过，只是反动派的文件中有一些供词的摘录，以证明他们屠杀工农是正当的。 　　我和长沙城里的德国商人以及其他外国人也进行了交谈。他们都认为唐生智是“地道的共产党将领”。他是在部下的逼迫下就范的。“唐将军来湖南作了一次为群众组织辩护的演说。但在部下的威胁下，他不得不离开长沙，住在江对岸的一所房子里。将领们又到那里去拜访他，给他一份文件要他在上面签字，他签了。因为他认识到：再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是无益的；如果他这样做，他不可能保留自己的部队。……”这些德国商人对农民运动的力量有深刻印象，而且认为将来农民运动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兴起。一位最大的德国出口商告诉我：在“人民政权”时期，也就是农民协会掌权时，农民协会用武汉政府发行的纸币来代替银币。他笑着说：“这是农民第一次自愿接受纸币。他们到新合作社买卖大米时用这种纸币，使这种货币稳定了好几星期。我们用少得多的银币在汉口兑换纸币，然后到湖南农民中以票面价值使用纸币，赚了许多钱。这是农民协会忠于武汉政府时发生的事情，而现在……当然象往常一样，在农村中必须使用银币。” 　　荒唐的传说大大增加了在湖南了解真情的困难。现代国家的公民谴责报纸上登载的谣言，然而他们完全不了解多数人不识字的国家里的荒唐得多的谣言，因为在那里谣言是口口相传的。我们可以用发生在一位姑娘身上的事来说明收集证据的困难。这位姑娘是在湘潭被军阀处决的。 　　第一位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说：“她是一位可怕的姑娘。她叫人逮捕她母亲并且把她游了乡，关在监狱里许多天。当军队来到时，她的亲哥哥出于对母亲的孝心告发了她。据说她被处决时，她母亲拍手叫好。”这个戏剧性故事的讲述者承认她的故事是第三手的，而且告诉我，向她提供消息的是外国教会的一位中国领导人。而这位领导人却告诉我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他说：“他很熟悉这位姑娘。她叫李安琳(音译)，母亲是鞋店老板，为了得到一大笔钱，把女儿嫁给她不喜欢的男人。她被迫上了‘花轿’，抬到丈夫家。后来，她从丈夫那里逃回家，母亲不让她进门。于是，她去妇女协会要求保护。后来不是她自己，而是妇女协会，逮捕了她母亲，游了她的乡。据说这位姑娘向母亲要了二百五十元(金币)。但这笔钱究竟用来退婚还是作其他用途，我就不清楚了。她母亲非常生气，军队到来时，谴责女儿的是她而不是她儿子，但她并不打算杀害女儿，只不过希望女儿得到轻微的处罚。 　　“他们在法庭上问她：‘你为什么压迫你母亲?’她回答说：‘是我母亲首先压迫我’。他们又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她骄傲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你们现在可以杀害我，但共产主义必将胜利。’他们就把她杀掉了。这位母亲怎么会想到，女儿竟会这么傻，在这些军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呢?” 　　这种说法似乎比较确切。因此，在我从一个知名中国商人那里听到又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以前，我一直相信这种说法。他说：“湘潭的确有位叫李安琳的姑娘被处决了。我认识这家人。她与母亲之间没有任何纠纷。她留着短发在妇女协会负责宣传工作，在街上演说。逮捕她时，她正在演说，高呼：‘打倒许克祥’。军人们自然把她处决了，因为许克祥是他们的长官。她是在一所中学门前被处决的。当时我就在这所中学的广场上。他们把她的手绑在柱子上，她高呼：‘妇女自由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时，士兵们开了枪。” 　　从这三种说法中可以了解到：李安琳被枪决了。如果我停留的时间长一些，也许还会有人提出与此相矛盾的说法。另外，还了解到：她是作为共产党员被处决的；正因为她勇敢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才被处决的。而其他细节则是相互矛盾的。 　　搞清在湖南究竟有多少人被处决有类似的困难，包括被工会、农会处决的和后来被反动军人杀害的。往往发生这种情况：传说在邻近城市或较远的县城，几千人被处决了。但本地人所说的数字总是小得多。而在一个小镇上两三名“劣绅”被处决，在一个区法庭上五六个人被判处死刑，就被说成是革命组织统治时期的“赤色恐怖”。被军人处决的革命组织的领袖通常多一些，但没有人能提供全省被处决者的可靠数字。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承认：在镇压工会和农会过程中，至少有两百名领导人被杀掉。我在湖南遇见一位最聪明的中国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一般来讲，他的消息比较可靠。据他估计，“可能有两百人被革命组织处决，而被军方处决的人数达到这个数字的两三倍。” 　　革命时期关闭的一所外国教会学校的女教师讲了一个典型的故事，说明革命运动是怎样在她所在的城镇开展的。她要我保证不透露她的姓名以及这个城市的名称，因为即使象她那样悄悄谈论革命组织，也是很危险的。她说：“圣诞节前几天，农民运动波及我们学校附近的一所普通中国学校。一些共产党员来到该校，号召学生罢课游行。那时农民协会还未成立。他们要求学生们离开学校去组织农会。此时，这个城市的三所教会学校拒绝参加罢课。于是，公立学校的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教会学校，并且散发传单，声言要强行关闭这几所教会学校。他们每天都来叫喊：‘打倒基督教!打倒教会学校!’我们的学校就在圣诞节时关闭了，外籍教师都走了。” 　　我问她，什么人参加农会?她是否认识一些农会的领导人?她回答说：“当地农民多数参加了。领导人通常是些读书识字的人。有的是帮助农民写状子的或在农民中有影响的人。我认识靠近我家的农民协会委员长。他姓陈，是屠夫。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和我们教堂有联系。副委员长是邮差，也和教堂有联系。后来他们不得不逃走，否则就会被杀掉。但我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 　　这里有四个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商民协会和妇女协会。工会在每个行业中挑选最信得过的人当领袖。开始，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后来，他们谈论如何管理工厂。他们掌管各车间的帐目，决定雇主从盈利中分得多少。我不知道是否许多车间都这样做了，但他们在谈论这件事。农民协会决定地主从土地的收获中能得几成和土地应租给谁。农会不允许地主把土地租给出地租最多的人，而要求他们租给家庭人口多、需要土地的人。以前，竞争使地租高涨，穷苦农民租不起。农会曾提出固定地租，但始终没有定下来。他们要等待政府通过地租法，但在等待过程中，革命已失败了。他们在掌权期间逮捕和枪毙了几个土豪劣绅。被枪毙的都是县里最坏的、农民最痛恨的人，敲诈勒索、荒年坚持收租的官吏。我不知道我们区里一共杀了多少人，可能有十个，但逮捕了许多人。地主被带到特别法庭，起诉人起诉，法庭调查，并问地主是否愿退还榨取的钱财。如果愿退，那很好。如果不愿退，就可能被杀掉。 　　我们城里的学校关闭后，四分之一以上的女学生加入了中国职业学校女学生创办的妇女协会。这些女学生耻笑我们的学生，并骂她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她们还说：在新政权下，不是会员的没有公民资格。因此，我们的许多女学生也加入了。 　　首先，妇女协会挨门挨户征收会员。然后，她们开办了一所职业学校，教学生缝纫、编织、烹调、织袜等技术。但由于经费不足，没有办好。后来，她们派姑娘们上街，劝妇女们剪去长发。农民协会也曾一度派农民自卫军把守城门，把进城妇女的头发都剪短了。这是四月间发生的事。后来，地方官下令禁止这样做，而且听说这并不是革命行动，因此他们就停止了。妇女协会也谈论自由结婚和离婚的问题。农民协会决定：如果是父母包办婚姻的男女彼此不能相爱，六个月后可以离婚。但实际上没有人这样做。的确有几位姑娘不征得父母同意就自己选择丈夫。 　　当部队开进我们这座城市和农会作战时，农民们集中在教会的一所学校里。他们有三四千人，每人手持一条棍子或长矛，少数人有短枪。他们开到城边去迎战军队并发动了一次进攻。开始农民们打胜了，军队撤退了。但后来大批增援部队到达，攻占了这个城市。整整一个月，军队驻扎在城里，而农民回到了农村。偶尔军队出城清乡，和农民发生冲突。在过去两星期中，农民才开始认识到农民协会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现在他们秘密活动，因为已没有力量公开斗争了。 　　军队处决了许多农民。在某村，军队搜捕农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但找不到他们。于是，军队放火烧毁了他们的和亲属的房屋。现在人们惶惶不安，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怕别人发现自己已是农会会员。现在局势比以前更乱了。……从农民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看来，我相信军队开走后，他们还会回来。军队告诉我们，他们的目的是除掉‘坏头头’也许他们完成这项任务后，会让农会重新建立。”这就是武汉政府通过不断发表声明给老百姓制造的希望。这些声明提到：“农民的幼稚行动”，以及需要“适当控制农会和训练农会领导”。群众对武汉的信心不是突然消逝的。但湖南的军人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就是彻底镇压革命。 　　这个城市发生的革命正是全省范围内以惊人速度发生的革命的典型。根据长沙指示，学生运动从一九二六年秋末冬初开始，从一个城市发展到另一个城市。罢课和示威游行使学校停课。于是，学生们走出学校去组织农民。每个地方的学生运动都在外国人办的学校中受到阻碍，而冲突的结果总是这些学校在一月份停办。隆冬时节，各地的农民协会都在培养自己的领导人。长沙开办了一所农民干部学校。几星期后，受过初步训练的组织者就随着学生们下乡了，开始把数以百计的地方农会结合成区和地区农会。农会的权力日益增涨，直到“地方官员除了在人民政权作出的决议上签字，没有其他任何权力”。(一位在湖南的德国人的描述) 　　除了每个区有二三百名农民自卫军外，“人民政权”没有武装，上级指示他们，要把国民革命军当作自己的军队，但这支军队在北伐中收容了所有反动军阀的部队，许多下级军官是正被农会逮捕、罚款、处决的地主的儿子。而武汉政府又动摇不定：一会儿下令要“控制群众运动，”一会儿下令“鼓励群众运动”，一会儿又下令要“控制”。这些命令到达地方农会时，农民总是服从，但不总能到达。他们所表现的纪律严明的英雄主义、他们提出的要求的现实性和朴实性、他们准备用生命支持任何能实现稳定和给他们以希望的政府，这一切只有更加英勇和头脑更加清醒的领袖才能与之相配。 　　在长沙，一位明智的中国人说：“他们树敌太多，他们打击地主。连我的佣人也被当作地主看待。他只有一小块土地，每年从这块土地上只能收到几元钱。他们打击士兵家属。他们攻击中产阶级，他们攻击宗教。他们攻击帝国主义。他们还攻击老年妇女想留长发的愿望。他们的确没有力量同时对付这么多敌人。 　　“尽管如此，他们做了四件伟大的事。第一，中国农民沉睡了几千年，屈服于各种邪恶势力，从来不相信自己能有任何成就。现在，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集体力量。第二，农民从来对政府不感兴趣，看不出它和他们的日常需要有什么联系。现在，他们对政府很感兴趣。第三，广泛开展的扫盲运动，不仅教会几千人读书识字，而且在整个农民阶级心中产生了一种信念：学习文化也是最穷苦的人的权利。最后，妇女觉醒了。就在去年，我妻子除了乘坐紧闭的轿子外，不愿上街。现在，她和四十位妇女一起组织妇女供销合作社，出售自己生产的手工产品。……所有这些种子都已播下，总有一天会长出新苗。要多长时间，我说不上。也许两年，也许二十年。现在就在我的家乡，军队一走，农会又办起来了。” 　　向北挺进的配备宣传员的广东军最后被淹没在封建军队之中。他们收容了这些军队，但未能加以改造。尽管如此，他们唤醒了华中和华南人民——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夺走的唯一胜利。 　　① 北洋政府时期，各省办理对外交涉事务设有特派交涉员。特派交涉员的公署称交涉署。——译者注 　　② “马日事变”后，反动派为了消除共产党、镇压革命，成立湖南国民党“救党委员会”，不久后停止活动。同年七月又成立“改组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改组各级党部。次年，“改组委员会停止活动，又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会”。李毓尧为上述委员会的骨干份子之一。——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