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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永丰①的革命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我觉得，如果想了解革命成就以及反动派正在湖南农村干什么，仅仅访问长沙市是不够的。长沙以南一百英里，有一个小镇——永丰和县城——湘乡。所有外国人都告诉我，这里曾是革命最“红”的地方。在湖南省的别的地方，农民只杀了几个人，占领了逃走的外国人留下的空屋。而在永丰和湘乡，工会和农会确实赶走了外国人，占用了他们的房屋。这些外国人——中国内陆教会的德国传教士——现在已经回到他们原来工作的地方。我可以去拜访他们，了解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我决定到长沙以南的永丰去，到曾经是“红色”湖南的农村地区的心脏去。 　　一条公路从长沙向南延伸一百英里，通过中世纪的乡村。在好几百万人口的湖南省，这是唯一能通汽车和马车的道路②。我们冒着暴雨，从长沙城来到这条公路。猛烈的雨水几乎把我们乘坐的人力车从狭窄的长沙街道冲跑。然而，这条砾石公路却一点也没受暴雨的影响。这时，一辆卡车正在路旁等候着我们。单就不受天候影响来讲，现代生活就比中世纪生活优越。随着一阵喷气声和猛烈抖动，我们的汽车开动了。这条用国际救灾基金修建的公路，沿着一条宽阔的褐色河流，穿过绿色深谷，从长沙通向永丰。深谷中，种植稻谷的精致梯田的边沿弯弯曲曲地伸向长着稀疏牧草的崎岖山岗，消失在蓝灰色的群山中。 　　偶尔，一位着蓝裤长褂的妇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的卡车；一群小伙子指着坐在驾驶室内的两个外国女人，格格地笑；戴着滴着雨水的大斗笠、毫无表情的小男孩，牵着一头水牛，穿过马路到一条小径上，在黄昏的微光中，懒洋洋地走回家。我们驶过由土坯盖成的一簇簇灰褐色矮屋组成的零星村庄，晚上到达了湘潭城。既然汽车当晚不再往前开了，我们就利用剩余时间乘人力车在狭窄黑暗的街道上兜了一圈。鬼魂似的旗帜在阴风中飘荡，红纸灯笼在夜色的穹窿中闪闪发光。有一次，当我们走过一家铁匠铺时，在熊熊的炉火照耀下，我们无意地看见了那里的一切。然而，接着几分钟又是一片漆黑。又一次，观音庙前的火光照亮了一百多码路程。那里，善男信女们正在焚烧奉献给观音菩萨的礼品。 　　掠过所有这些昏暗和明亮的店铺，所有这些绿色的梯田，所有这些喧嚣的城镇和烈日暴晒的村庄，经过一天半旅行，我们来到了永丰镇——沿着刚从蓝色群山中流出的湍急的褐色河流的一条街道。这是公路的尽头，也是我们旅行的终点。我们在一排房屋和奔腾的河水之间，择路而行；跨过一座石拱桥，到达河对岸；又走过一些普通店铺和一座庙宇，来到了斯琴德乌夫牧师和他的妻子、女儿们居住的古老小屋。 　　十二年来，这所房屋一直是德国新教在这遥远国度的一块圣地，但这里的一切和德国的整洁农村大不相同。短短几星期里，这儿曾经是永丰工会的活动中心。它现在又成了德国的宗教圣地，散发着崇拜法律、私有财产和旧风俗的气息，好象这一切全未受到刚过去的革命风暴的影响。陈旧的地板已翘起，然而，按照德国人的彻底精神，洗得干干净净；床单和毛巾也很清爽；甚至“主啊!请告诉耶稣”的字样又挂在了老地方，并未被革命的动乱弄得残缺不全。这位牧师本人是一位彻底的福音主义者。除了在某些事情上追溯到魔鬼的行径外，他把一切都看成是上帝亲手干的。他告诉我，上帝利用农民革命惩罚贪婪的商人，现在又通过军队来惩罚农民的越轨行为。这是一种方便的说法，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可以心安理得。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时，这种说法并不沾污他的德国人的彻底精神。 　　饭后，我们扑打着从未装窗纱的窗户飞进的蚊虫。这时，牧师开始介绍这里发生的事情。他说：“永丰街里有一万到一万二千人，是周围许多山村的集市，大部分土地属于十到十二家富人。他们把土地租给农民，拿走收成的一半；他们的粮仓被这里出产的一半粮食堆得满满的。这些粮食一直囤集到五、六月，穷苦农民吃完存粮，米价上涨的时候。由于他们了解中国农民传统的温顺性格，即使农民饿得要发生骚乱时，还感到相当安全。这时，他们开仓高价售粮；没钱买粮的农民，则要在下次收割时，两三倍地偿还借给的粮食。 　　今年，这里建立了农会。永丰农会是方圆二十英里的中心农会。大约每隔十里(约三英里)有一个本地的农会。但农民到永丰来集会、游行或把豪绅带到这里来交税。农会委员长是姓梁的和姓李的有声望的佃农。但有些本地小农会的首领名声不大好。例如，离这里二十里有一位很坏的农会首领，他杀死了一位乡绅，当然不是他亲手杀的，他把这位乡绅连同状子一起送到湘乡的地区农会(地区农会是比永丰农会高一级的农会，在本区操生杀人权)。湘乡的特别法庭审判了这位乡绅，并把他处决了。我对农会领导人说，他这样做犯了罪，但他对此事至今不悔。他说：“这位乡绅是一生中只做过坏事，没有做过好事的富人。” 　　于是，我问这位牧师：“这个人真很坏吗?” 　　他回答说：“当然很坏。农民协会杀掉的多数是最坏的乡绅。他们是些贪污受贿的人，付给雇工最少工资的人，盗劫救灾款致富的人，荒年时从饥饿的农民那里抢走最后一点粮食的人。”但他坚持说：“尽管如此，这些人并未犯死罪。况且这些粮食属于富人是毫无疑问的，农民把它拿走就是盗窃。”显然，他把牧师的和平时期的标准套用到革命风暴上去了。 　　这样，我们就谈起了“人民粮”问题。这是永丰农民在当权的第三个月所采取的最革命的行动。据我了解，永丰的农民协会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宣判死刑；他们把有关死刑的案件提交湘乡的区农会处理。这种明确的纪律，即使在农民组织起来的最初几个月就存在。但永丰有权逮捕富人，要他们“捐献”。他们知道这些人有多少钱，并按钱数收税。牧师的房东付了五百元(金币)和八十担米；对那些租米收得更多的人，要收三百担米。他们答应收获后偿还，但一斤还一斤，没有利息，不象以前那样还两三倍。这些米就储藏在教会会馆附近。这位牧师证实说：他们每天取出三四千斤米，以低价在庙里出售给穷人。 　　这就是“人民粮”。每隔三英里设一个“人民粮”站，农民不必跑很多路。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买米的必须是列入名单的人。例如，这位牧师就可以到农会去，要求把两位仆人登记在名单上，同时写下他们的姓名、工资、家庭人口等情况。登记后，全家每人每天可买半斤米，但传教士的家庭不能买。当这位牧师抗议说：这样做不公平，农会的答复是：他们仔细计算过，他们掌握的米只够穷人吃到下次收获。那些有钱人必须以高价向私商购买。 　　农会把卖米得来的钱的一部分用来为附近村庄的穷孩子办学校。他们宣布，穷人家的孩子都有权读书。但许多这样的学校刚开办，就被反动军队查封了。农民们还常谈论组织合作社；从卖米开始，为将来买米和种子筹集资金。这种希望也被反动军队扼杀了。但即使在白色恐怖时期，“人民粮”的作法也延续了一段时间。甚至实际上是旧反动商人同业公会的新商会也不敢停止售米，因为他们怕激起公愤。不过此后买米的人不把钱交给合作社而直接交给卖主。这样，米价就慢慢地涨起来了。最后，永丰农民控制米价和兴办学校的尝试就停止了。 　　“人民政权”时期，永丰镇除了有农会外，还有其他许多组织。这位牧师以德国人的彻底精神为我列出了二十四种人的工会组织：码头苦力、佣人、厨师、竹工、店员、铁匠、铜匠、碾米工、裁缝等等。甚至四名电报员也组织了一个工会。此外，还有一个佃户联合会。这位牧师也是会员，因为他的住所是租来的。采茶工人还没组织起来，因为还不到采茶季节。摘棉工人组织在农会里，不在工会里。所有这些详细而彻底的组织工作都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这三个月中完成的。 　　德国人的精确性使这位牧师说出了工会的数目，同样也使他说出了当地现行的工资。“我们每月付给厨师三元五角(金币)，女佣人两元；他们都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伙食费。店员根据技术和经验，每月拿一元五角到四元，外加米贴；女店员大概一月只拿一角钱但由主人供应伙食。衣服呢?啊，如果她的主人是一位富人，她可以拾主人扔掉的旧衣服。……”这就是永丰工人敢于组织“人民政权”起来闹革命的原因。 　　码头工人和把货物从山村运到永丰港口的搬运工人也制定了自己的劳动规章：必须轮流雇用码头工人；那些抢先跳上未靠岸的轮船的身强力壮的工人不应首先雇用；如果发生争执，双方必须到工会去解决。这位牧师对这项规定很恼火，他抱怨说，他雇到的苦力经常是动作迟缓和懒惰的，或年老而干不动的。敏捷的年轻人，过去每天都有活干，现在只有一半活可干。想到码头找活干的附近村子的农民，涌进了永丰镇，造成了严重问题：是接收所有这些新成员，大家一起挨饿，还是拒绝他们，让群众骂自己不顾革命兄弟?……这些曾经使那些比永丰码头工人更有经验的工会会员为难的问题，在人口众多和经济落后的中国是无法解决的。我还记得长沙码头上那幅悲惨情景：为了挣几个铜子，年富力强的人冒着生命危险跳上我们的船，而年老的、手脚不那么灵便的就一声不响地等着挨饿。因此，我觉得：永丰的码头工人勇敢地面对了中国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谋生而进行的激烈竞争。 　　此外，码头工人工会还强加给这位德国牧师一些规定。他被驱逐后回到永丰，派仆人去船上搬回行李和家具。当仆人搬走第一批东西时，码头工人没反对，但当他回到码头继续搬东西时，他们发现他想独自把全船的东西都搬走，就把他打跑了，并跟着他到了牧师家，通知他：只有加入工会的正式码头工人才能卸船，他的仆人无权做这项工作。他听从了，并且去工会请求不要惩罚他的仆人，因为这是他不了解情况才叫仆人干的。后来，码头工人卸下了其余的行李和家具，并与仆人和解了，邀请他晚上去参加一次工会会议。在会上，他和码头工人一起向孙文(孙逸仙)像鞠了躬。对这件事，牧师提出了抗议，他说：“他是我的仆人，是基督教徒，我要保护他。他不应该向孙文像鞠躬。”这就是外国传教士和当时风行全国的新民族主义经常发生的冲突。 　　群众组织对宗教的首次攻击不是针对这位牧师，而是针对佛像。学生联合会和青年团砸掉并焚毁了永丰两座主要庙宇中的菩萨。当他们开始批判家神并宣布要把它毁掉时，妇女们干预了。据说带头砸菩萨的人的妻子喊道：“如果我的丈夫敢碰我家的菩萨，我就宰了他!”这样，砸菩萨的运动就变得无力了，因为带头人连自己家里的菩萨也清除不了。农民们在攻击宗教方面同样不成功。当反动军队来到时，当地一位农会委员长到庙里去求签，结果是平安无事。于是，他放心大胆地走过村子，结果被军队杀害了。这样一个相信神谕的人还是一位革命领袖呢! 　　这位牧师被逐出和回到永丰的经过正说明群众组织有严明的纪律。他的教堂是在炮轰南京③后的反帝高潮中，被群众组织查封的。他认为：命令是长沙下的，这件事是群众在学生和青年共产党员的唆使下干的。他们首先到这个地区的中心湘乡，煽动国民党党部和群众组织，然后占领了城里的外国教堂。最后，在地方政府士兵的配合下，进攻永丰镇的外国教堂。后来他了解到，永丰的各群众组织为此事辩论了三天；农会和商会反对占领他的房屋，而工会坚持这样做，因为他们需要教会的礼拜堂做总部和会堂。 　　“星期三一大早，绅士们来报信：群众组织要查封教堂。我们还正谈着话，一大群人就到了。男女学生们吹着号角，工人们手持长矛，地方政府的正规军端着步枪。”这就是革命浪潮冲击这位牧师家的情景。 　　牧师要求见这群人的首领。这时，报务员组长、中学校长和一位信基督教的军官走上前来。牧师请他们进了书房，问他们来此地有何贵干。他们回答说：“请原谅，由于你是德国人，我们本不该打扰你，但现在国民党禁止宗教。因此，我们通知你离开永丰。……”牧师企图辩解，说明基督教对中国的价值。……他们回答：“现在我们有了人民政权，不需要宗教，只需要你们的礼拜堂作工会办公地点。”牧师要求他们出示合法证件，他们说：“我们没时间办证件。另外，也不需要，因为长沙政府本身也要服从人民政权。”他要求四周期限，向中国传教士们交代一些事情，但遭到了拒绝。然后，他要求四天时间包装运走的东西，得到了同意。他们说：“你可以把你个人的东西全部运走，但不许动教会财产，因为教会要交给中国人民，现在我们代表人民政权来接管。……”牧师说：“我要求他们开张收条，并且说我希望回来时能看到这些东西。他们给我开了收条。我这次回来，凭这张收条拿回了所有东西，而且摆得整整齐齐。” 　　接着发生了几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在这些事件中，革命的决心和中国的老客套奇怪地纠合在一起；法庭的正式宣判被非正式的理由改变了。从所有这些事件中，人们可以嗅到中国的农村气息。教会的佣人和雇员被作为“吃洋饭”的拉去游了乡。对如何判处他们，乡政府里展开了争论。少数几个人主张判死刑，但多数人不同意，最后决定：“女人剪掉头发放走；男人关起来。”当天晚上，牧师到乡政府去，向他们解释，他需要厨师帮他收拾行李，他们就把他释放了。——这竟是释放厨师出狱的正当理由! 　　第二天，运走的东西快要包装完时，永丰镇和附近一个村子发生了一场小小的战斗。他们的争执是：究竟谁有权向一个富人征税，是他居住的村子，还是他卖东西的镇子。湖南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类似冲突。永丰的一个男人在冲突中受了伤，被送到牧师家治疗。牧师为他治疗后，胆子大了，要求他们把其他中国雇员和传教士放出来。这时又展开了一场关于他去留问题的争论：农会和商会正式要求他“重新考虑，留在永丰”，工会一言不发，而当地国民党党部表示：不允许他继续在永丰传教。于是，他继续打包。最后，他离开时，所有群众组织的代表，包括工会代表在内，送他上船。他们发表告别演说，放鞭炮，感谢他过去为他们做了工作并把教会房屋给人民政权使用。这就是中国式的“讲面子”，甚至在革命中都坚持存在。 　　几星期后，牧师带着长沙和湘潭政府以及地区工会的公文回来了。这些领导机关命令永丰的群众组织归还他房屋。他手持公文，走进长矛林立、旗帜飘扬的礼拜堂，出示了他带来的公文。四小时后，他就收回了房屋。他又拿出收条，取回了所有家具，包括被搬到别的工会办公地点的家具。 　　有件事远比占据房屋和征购粮食更使这位牧师震惊。在中国封建军阀战争时代，财物被一方或另一方抢走是平常的事。但在工会占据教会房屋期间，妇女协会的十个姑娘和男工会会员、工人纠察队员住在这所房屋里。按照中国的正统观念，所有这些姑娘一定是“堕落的女人”，干了乱伦的事。但我听说，这些姑娘和男人一样穿着制服，不知疲倦地走东家串西家，催促妇女们放足、剪发，宣传自由结婚。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促使她们这样做的是革命激情而不是两性间的情欲，但对年岁较大的永丰居民来讲，女人穿男人衣服就够可怕的了。 　　军人推翻群众组织后，改组的商会着重惩罚了一个姑娘。他们把她上半身的衣服剥光，在士兵的看守下，在主要街道上的一座古庙里示众两天两夜。“这样，镇上的每个男人都能看见，她的确是个女人。”然后，她被送回丈夫家。现在她在永丰丢尽了脸，不敢见人。 　　牧师讲：“现在永丰的情况比以前更糟。军人来后，杀了五个男人：一人是因为控告了六十里外的一个人；一个是控告了三十里外的一个富人；一个年轻人据说是带头讲老年人都应杀掉；还有一个人是曾和那些姑娘住在工会总部的；第五个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军人们逮捕了两名妇女，准备把她们杀掉，因为她们剪掉了许多妇女的头发，但后来发现她们已怀孕，就把她们送回丈夫家了。……这些富人并没有从这场动乱中吸取任何教训，比以前更加残酷地压迫穷人。当时，只要富人说农民一句坏话，他就会立即被投进监狱。因此，不满情绪增涨了。将来总有一天还会爆发，而且会比这次更加猛烈。” 　　在结束永丰的故事时，我的眼帘上映入了三四幅图画：一条狭窄的石块铺成的小路，弯弯曲曲地穿过稻田和溪流，到达一个村子；一长队苦力永不停息地穿过村子，喊叫着，诅咒着，身负重荷互相挤碰着前进，他们正把乡村的物产运往永丰，廉价劳力使人们不用马匹运输。……小道尽头是个小茶村，姑娘和妇女们挤在小棚屋里包装茶叶。这里的一名商人一提起他儿子就叹息：这个败家子当过本地国民党的领导人。现在儿子待在家里，父亲希望能买通军人饶恕他儿子。……街心的古庙在过去几个月中目睹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场面：砸菩萨，卖“人民粮”，群众组织欢庆节日，剥光上衣的姑娘在这里示众，而下令示众的商会现在就设在这座古庙里。……永丰的一个富商坐在庙里，骄傲地抚摸着头顶扎着髻子、颈上套着银环的幼子。当我问他，抓到工会领袖怎么办时，他从幼子的头上抬起手来当斧子，得意地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式。……最后，当我拿出笔记本时，一群农民都悄悄的溜走了。这时，牧师提醒我；“你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听说：四百艘炮艇集结在长沙，准备为被驱逐的外国传教士报仇，美国飞机也准备轰炸这些村庄。他们以为你在搜集罪证。” 　　永丰的革命就这样结束了：新军阀通过屠杀群众领袖恢复了秩序；商人们又在出售家神像和银箔护身符；农民们害怕外国飞机。但是这位牧师和我在湖南遇到的每个人都知道：在表面平静掩盖下，人们在思索、计划、期望。在无言的屈辱中沉睡了一千年的中国人民第一次苏醒过来，陶醉于自己的权利。现在他们又带着这些经验进入镇压与恐怖的黑夜，思索失败和成功的原因，集蓄分辨敌友的知识。那些在短短四个月中买过“人民粮”，送孩子上过为穷人办的学校，以及得到农会帮助的人，从这些简单的生活需要中发现了新希望。他们决不会按照军人的命令，放弃自己的希望。正如长官们告诉我的，工会又在军人背后以新名目出现了。在古代逃亡者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湘南和江西的蓝灰色群山中，活下来的领袖们正重新集结残部，计划着将来的斗争。 　　从华南的这些破碎的农会中，从千百万农民的希望和经验中，此后五年中必将生长出苏维埃中国。 　　① 永丰在湘乡县西南五十公里，原为湘乡县的一个镇。一九五二年行政区划变更，从湘乡县划出三个区建立“双丰县”。永丰为今双丰县县府所在地。永丰是蔡和森烈士故里。——译者注 　　② 湖南省的第一条公路是一九一三年修建的长潭(长沙到湘潭)公路。一九二一年华洋义赈会以工赈兴修潭宝(湘潭到宝庆，即现在的邵阳)公路，途经永丰。——译者注 　　③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阀军第六军、第二军及其他部队占领了南京。当天夜间，英、美、日、法等国的兵舰炮击南京，死伤军民二千人。——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