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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革命片段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我在湖南乡下了解到许多农民革命片段。我到过湘乡，那里曾经设立操生杀大权的地区工会和农会。曾被驱逐的德国传教士们告诉我，这个地区的农会和工会怎样有组织，有纪律地工作。他们是无情的，但有效地完成任务而不诉诸暴行。 　　他们说：“四月十七日，复活节的第二天，我们正在进餐。这时，阿妈跑来报告：街上有几百名农民自卫队员和工人纠察队员。我们并不惊慌，继续吃饭，因为我们想：他们并不反对我们，如果要找我们，他们会进来的。过了一会，一位首领的头伸进了餐厅的窗户。他吹了一声哨子，武装群众一涌而进。一些人把住了房门，但并没有动手。当我们看清他们的首领时，我们放心了。原来是聂先生，公立高中的校长，我们的老相识，现在是湘乡所有群众组织的首领。除了他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外，他一直是一位可信赖的人。 　　“他说：‘国民党已作出决定：我们不需要外国宗教。现在有了人民政权，不要总统，也不要地方官。’他要求我们三天之内离开，因为工会和农会急需我们的房屋作办公室。 　　“我们惊奇地喊道：‘这是当真吗?’……他回答说：‘是的，我们很严肃地向你提出这件事。’他说，由于我们是德国人，在镇上没做过坏事，如果我们想作为普通人留在这里，可以在街上另外租房子，但不能待在这所房子里，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公有财产，而且人民政权要在这里设立工会和农会。我们可以带走所有的私人财物，但必须把教会的设备和家具留下。他还告诉我，考虑到我们的教会是个穷教会，可能一时拿不出路费，工会、农会决定给我们二百元作为去上海的路费! 　　“正当我们在士兵的监视下在餐厅进行这次令人惊愕的公务交涉时，一群工人用石凿铲掉了大门上雕刻的教会名称，挂上了湘乡县工会和农会的招牌。另一群人，在两位拿着大本子的簿记员带领下，把每间房里的所有东西登记下来，包括门窗玻璃的数目。然后，在已拿走私人财物的所有房间门上贴了封条。 　　“星期一晚上六点到八点两小时内，一切事情都办妥了。我们同意星期三就动身。他们很客气地道谢后离开了，留下地方政府的十名士兵，守卫我们和新工会、农会的财产。工农武装人员在这里时，没有发生过抢劫事件。因为，他们纪律严明，违犯纪律会受到严厉惩罚。而留下的正规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二天早晨打包时，街上的二流子当着我们面抢走东西，正规军不但不保护我们，而且参与抢劫。他们不敢动贴了封条的房间，就到我们打包的地点，从大衣箱里拿走东西。于是，我们决定当晚就离开。” 　　快到六点时，教会的两男一女动身去上船。开始，一群儿童嘲笑他们，接着另一些儿童呼口号：“打倒洋鬼子!”，最后一大群人叫喊：“杀!杀!”。他们一路上很害怕，担心会受攻击。后来，工会、农会知道了这些情况。晚上六点，最后一人完成打包工作离开时，他们派了武装人员护送。第二天一清早，船就开了。走了不到十公里，聂先生赶了上来。他对传教士们解释说：他们走得太急，他一时拿不出二百元，现在特地赶来把这笔钱交给他们。这时地方政府的一位官员也赶来了，命令船夫好好照顾这些外国人。他说：他们被驱逐不等于任何人可以抢劫他们。如果有人敢这样干，定将受到法律和群众组织的惩罚。这样，他们在顺流而下到长沙的两天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到了长沙后，这群德国人一起去找湖南省交涉署，要求他们命令工会、农会归还占据的房屋。他们回答说：“交涉署不能对抗人民政权。湘乡工会和农会只承认省工会和农会。”后来，交涉署和省工会、农会进行了磋商。四星期后，这些传教士获准回湘乡去一次。…… 　　这些德国人离开长沙的第二天，反革命开始行动了。军队夜袭工会、农会。经过激战，赶走了那里的人。但群众组织在农村仍占优势。这些传教士处于两条战线之间，亲眼看见农民准备作战的情况。在旅程的最后四十五公里这段路上，公路的每个拐角和山头都设有哨兵，搜查过往行人，但搜查了这些德国人的行李后，放行了。把多数人挡回去，他们回到住处时，看见那里的群众组织正准备战斗，又考虑到群众的态度，觉得待在那里很不安全。于是，提出要回长沙去。群众组织不同意，说：“现在长沙是敌占区，你们最好去永丰和其他德籍传教士会合，因为那里是我们控制的地区，而且他们已收回了房屋，可以收留你们。” 　　这些德国人在永丰待了五天。后来，听说群众组织在军队到来前已逃走了。于是，他们赶紧回湘乡，想在军队到达前收回他们的房屋。群众组织撤离后，湘乡县政府恢复了职权，把这些房屋封存起来，准备交还外国房主。但军队不顾一切，破门而入，在“清乡”的两星期中，把司令部设在这里。经过争论后，军官让传教士使用楼房上层的两间房，而军人占用了所有的床和厨房。两周后，军队开拔了，去追逐逃走的敌人。 　　传教士们说：“军队撤走时，几乎偷走了一切能拿到手的东西。他们把炉子、煤、门、窗、桌子全搬走。我们站在门口阻挡，叫他们放下手里的东西，他们只得放下，但从后门和窗户拿走更多的东西。群众组织从来不把任何东西搬出这栋房子。相反地，他们从别的教堂搬来一些桌椅，布置办公室。” 　　这些德国人住在部队的司令部内，目睹了反革命时期湘乡发生的许多事情。虽然有些只是道听途说，但耳闻目睹也了解不少。他们说：“群众组织的监狱就设在我们房子后面。这是一个大区的中心监狱，各地组织把他们称为‘劣绅’的人带到这里来审判。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处决了，大概二十来个。我知道几件案情：一个是当过团长，贪污受贿致富的人，另一个是以高于群众组织规定的价格卖米的人。我还了解一位从附近村子里逃来的姓罗的。他逃亡的原因是，群众组织向他索取一笔钱，他拿不出来，就逃到湘乡去了。于是，他们没收了他的房屋，为穷孩子们办了一所学校。后来，湘乡的群众组织清查户口，他又不得不逃走。这时，本村的群众组织宽恕了他，捎口信来叫他回去看管校舍。于是，他回来做这件事，业余时间编织草鞋谋生。当然他现在已收回了所有房屋和土地。” 　　在湘乡县和附近农村，都为穷人办了一些学校。早在去年十二月，群众组织向一所由于经费不足两年前停办的教会学校借来桌椅，办了一所学校。刚办了六个月，反动军队就开始镇压群组织了，但学校仍继续开办。因为负责这所学校的教师是个不问政治的人，而且他已领取全学期工资，必须工作到学期结束。六月份，学校关闭了，桌椅全部还给了德国人。他们说：“这所学校再也不会办了，因为办校经费是从富人手里拿来的。” 　　他们告诉我：“人民政权是逐步扩大的。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办学校的目的只不过是向学生进行一些教育，使他们听话。后来，衙门逐渐丧失权力，最后只剩下在人民政权发布的命令上签字的权力，群众组织和共产党掌握了一切大权。他们中有了权，就提出了计划。从十月份提出小计划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全省都响应了。圣诞节时，这里发出废除宗教的命令，一月份湘乡附近的农会就占据了我们的四个传教站作为农会办公地点。二月份，从武汉传来保护外国人财产的命令，农民们就立即把传教站归还了我们。四月份，在长沙学生的鼓动下，我们的房屋又被接管了。五月中旬又来了纠正命令，军事镇压开始时，得到了执行。武汉的命令要两三个星期才能传到这里的乡村，有时衙门还不向农民传达。但农民们一接到命令，就立即执行。……” 　　我向他们了解军事政变以来湘乡的白色恐怖情况。他们告诉我：“被捕的群众组织领袖都被杀了头。军人先到衙门去调查，哪些人是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离这里约五十里地，群众组织和军队间发生了战斗。军队抓了十四名俘虏，都立即杀掉了。在另一离这里约九十里的地方，军队捉住了从外地逃来的十五名群众组织成员，当天全都杀了。两星期以来，几乎每天都有一长队被判死刑的人从我们门口经过到北关去。大约三十人被处决，其中三分之一是妇女，其余的人在东关处决。因为不从我们门口过，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最近处决的不多，但明天要处决一名妇女。”这就是革命在湘乡被镇压的情况。 　　傍晚，我们乘卡车离开了这个镇子。靠我坐着一位从广东来的漂亮的国民革命军军官。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四年。现在，在湖南第十一军——广东的铁军之一——征募新兵。后来，我们知道，许多工运和农运的积极分子想通过参军逃出湖南。农村里谣传，农民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武器和训练。他们回来时，就不那么容易被击败了。湖南的将军们向唐生智告发了此事。当我到达长沙时，发现禁止从湖南输送新兵给“铁军”的命令已发出了。 　　回长沙途中，我又访问了湘潭市，了解到那里的一些革命斗争片段。住在农民协会隔壁的一位德国女人叙述了在那里发生的三次战斗。第一次为了农会判处两人死刑。他们的家属亲友进攻农会，被击退了。第二次是湘潭市妇女协会剪发引起的。妇女协会的宣传员到附近村子把许多妇女的头发剪掉了。一位妇女因头发被剪要投河自尽。这个村子的一群武装分子到市里来，愤怒地说：“如果我们要自己的女人剪头发，我们自己会动手。”这场斗争的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看来最后和解了。最后一次战斗是长沙军队来镇压农民。他们开始遭到抵抗，但最后农民逃跑了。此次战斗后，这位德国女人发现她门口有一具农民的尸体。她还告诉我，这个地区处决了许多人。 　　一位湘潭的大商人说：对于商人来讲，新军阀的统治比群众组织当权更糟。那时，所有商店的工会和雇主在工资标准上都达成了协议，只有三四家商店不愿按工会的标准支付工资而关了门，被工会接管了。自从军事镇压以来，麻烦比以前多得多。伤兵们从商店里拿东西不给钱，汉口纸币每元只值一百八十枚铜元，军人硬说值三百六十枚，因此，商店损失很大。 　　“五月二十一日①以前，国民党有力量禁止在货币上投机倒把。农民们卖米给合作社时，接受武汉政府发行的纸币，因此这种纸币有实际价值，商人们也愿使用。现在国民党和群众组织都没有了，投机商人就垄断了市场，武汉发行的纸币的价值跌了一半。军人强迫我们使用，而征税的人不收。豪绅、军人和地方官员联合起来敲诈我们商人。他们昨晚举行一次宴会，要我们立即捐献六千元。我们怎能这样捐献下去呢?” 　　湘潭从来没有采取直接征收稻米的方法。群众组织以巧妙的办法，成功地处理了这件事。武汉政府给他们几千元购买军米。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决定禁止个人贩卖稻米，因为富商哄抬米价，并索取银币。群众组织通过合作社收购稻米，卖给国民革命军，接受汉口政府发行的纸币。后来，穷人吃完了稻米，富人囤积居奇，群众组织要求他们按规定价格出售，他们不同意，借口说：销售无保障，担心被抢劫。于是，群众组织和地方政府在湘潭组织了一个粮食维持会，向全市各商店征集了保证金。这时，叫富人开仓，按定价卖米，他们不敢违抗了。这样，稻米就以低廉的价格在湘潭出售了。后来，保证金也退还了捐助者。 　　向我提供情况的是一位进步商人，一位老国民党员。他说：“首先，我们希望国民党回来，并控制所有的工会和商会。这样，商人就无法在硬币上投机倒把，政府官吏也无法任意勒索。其次，我们希望有一个省银行，发行可靠的纸币，使它能象在群众组织当权时期那样有信誉。” 　　在湖南流传：群众组织企图杀掉所有的店主、厂主、地主和三十岁以上的人。这次我从这位商人那里了解到这个传说的来由。这个骇人听闻的传说为许多人所相信。它是以湘潭工会领袖杨某临刑前的所谓口供为基础的。②这个商人说：杨是位学者，曾经是他的老师，为国民党做过八年秘密组织工作。杨遭受了酷刑，据说他供认了并在供词上签了字，但没有人见过他的签字。“士兵们在集市上砍下了他的头，把它当足球踢来踢去。杨领导下的工会曾没收过一家药房。这家人仇恨杨，把他的尸体砍成四截，开膛破肚，掏出内脏喂狗，还把尸体其余部分焚毁。”中国人认为，这样处理尸体是比严刑拷打活人更大的惩罚。” 　　这个商人要我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姓名。他说，甚至对群众组织持容忍态度的商人和绅士也受到了迫害。一位叫吴松(音译)的学者就是因此受惩罚的，受到株连的还有他的整个家族，包括四位娶了亲的兄弟和五十位仆人。他以公正，诚实为人们所尊敬，曾为国民党做过六年秘密组织工作，然而他因允许仆人参加工人纠察队被定了罪。军人把他全家和仆人们一起赶出了家门，并在门上贴上了封条。当时，他的弟媳已临产，没人敢收留她，只得在街上生下了孩子。这位商人说：“这是我在湖南见到的最可耻的事。” 　　迫害老国民党员和屠杀工农的封建军阀们现在还打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这面旗帜几个月前曾作为士兵和工人间的兄弟关系的象征，挂在武昌墙上。军队的宣传部门曾经劝告工人和农民不要再害怕军队，要在“青天白日”旗帜下尽情欢乐。然而，现在工人和农民却在同一面青天白日旗下惨遭杀害。 　　当我在湖南待了一周回到汉口时。汉口的反动势力也大大发展了。在汉口和武昌，工会使用的楼房多数被军队占据了。人们声称，这是暂时的，因为在武汉集结去讨伐南京的蒋介石的部队需要宿营地。但工会对此并不抱任何幻想。共产党已完全转入地下，原已为我安排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见都取消了。工会、农会的领袖们也正转入地下。孙夫人已离开汉口去上海，声明她不允许盗用孙博士的名义来镇压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为了同样的现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准备在几天内回莫斯科。外交部长陈友仁还在位，准备坚持到底，保护中国人的权利不受外国侵犯，但他告诉我，她也许很快也要离开。而武汉政府的其他知识分子和官员都听命于唐生智，而他还在摇摆不定中。他仍然以工农代表自居高谈阔论，但已越来越快地滑向完全反动了。现在已不再是湖南的将军们忠于国民党和武汉政府，而是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剩下的人忠于湖南将军们了。 　　过去人民政权在湖南逐渐成长，开始并未察觉自己的力量，但最后发展到“衙门除了签署农民的决议以外没有任何权力”。现在，军人政权也以同样的方式成长起来了。这些军人曾一度被席卷华南的伟大群众运动吓得几乎不能动弹；几个月来对他们还不甚了解的国民党新政权俯首听命。然而，他们一次次地提出异议而每次都没有遇到认真的反对。如今，武汉除了签署军方发出的命令外也没有任何权力了。 　　但军队本身并不是统一的。曾经把革命推进到黄河以南的广东“铁军”，虽然在多次战斗中被打得残缺不全，而且被后来参加的外来分子所削弱，但他们还有足够的革命激情去憎恨湖南的公开反革命行为。当他们沿扬子江而下进攻蒋介石时，他们问自己：为什么要为唐生智卖命去打蒋介石?人们长期盼望的武汉与南京间的战争已经变成了两位敌对将军个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唐将军采取了中国人的老办法：让革命军队打头阵，叫他们和敌人两败俱伤。“铁军”明白了他的意图，于是纷纷议论。部分广东军再次南下时，终于突然叛变了。 　　由于动摇和胆怯，武汉政府的文官们再一次背叛了革命，使之遭受最惨重的失败。当时情况已很清楚：军事领袖们正转向镇压工农，而唐将军为了战胜蒋介石不惜牺牲他的少数革命部队。因此，孙夫人建议：武汉政府率领革命力量撤退到广东并在这个历史革命根据地扎下根。如果坚定地采取了这个步骤，武汉的领袖们就可能拥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威信来重新夺回他们的古老城堡武汉，但他们动摇了，犹豫了，向唐生智屈服了。因此，向南撤退的只有一小部分共产党员率领的部队。他们的指挥官当时还是些不知名的人物——叶挺、贺龙、朱德。他们夺取汕头时曾一度威名远扬，但不久后就在中国的广大内地销声匿迹了。他们后来又以中国红军的核心出现，朱德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③ 　　现在武汉的领袖们已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表面上他们在动摇，实际上决裂的思想正在加强和变得更加明确。据说使他们采取具体行动的原因是，他们得到了消息：共产党为了保卫“人民政权”准备武装工农。 　　汪精卫和国民党的“进步分子”曾经热烈欢呼革命，高喊“杀死豪绅”。他们发表的演说比人民粮、人民学校、人民司法等农民的简单要求激进得多。他们现在突然明白：在军人手中忍受屈辱远不如武装他们的追随者可怕!最好还是与华中的封建军阀讲和，然后和他们一起镇压群众，“恢复秩序”。最好与蒋介石以及上海的金融资本家讲和，甚至与外国帝国主义讲和。汪精卫夫人毕竟在苏门答腊的橡胶园中有一大笔投资，因此，有必要为外国说几句好话。如果与南京和解发生困难，还可以侨居巴黎(实际上汪精卫曾逃到那里去住过好几年，直到蒋介石欢迎他回来。)，但决不能和曾经称为同志的粗暴的武装群众站在一起!对于武汉的“进步分子”来讲，这是最可怕的事。 　　最后一部分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的联盟就这样结束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爱国商人的统一战线曾经把国民革命推进到扬子江，并在此过程中团结了全国人民，而现在这个统一战线就这样破裂了!以前，北方的敌人在这个统一战线面前逃跑了，外国几个国家也向它屈服并且准备承认它。但是，内部的封建军阀控制了这个统一战线，自称的民主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在动摇了一个时期后，最后终于跟着军阀走了。 　　由于武汉政府变成了军事集团控制下的反动独裁政权，当时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自由地组织工农，甚至连举行集会也不可能。这就是我一九二七年七月底从湖南回到汉口时的形势。那时，军事独裁者已控制了革命的最后堡垒。 　　鲍罗廷和大多数俄国人都在七月二十七日这天离开了。如果他再待几天，几乎可以肯定会被枪决。唐将军把广东“铁军”派去进攻蒋介石，名义上作为突击队，实际上充当牺牲品。这支部队八月一日起义了，并向南方挺进。如果鲍罗廷留下，会被当作替罪羊。然而，他离开那天，受到了礼貌待遇。国民政府的首脑们都到列车上来正式送别。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企图以进攻蒋介石的计划来打动他，劝他留下，而鲍罗廷的每一行动都作出了如下答复：“既然你们已经决定摧毁工农组织，我不能和你们共事。” 　　后来，他在郑州和冯玉祥总司令共进早餐时，冯透露了一件事。冯问鲍罗廷：南京和汉口有什么区别?双方都以国民政府自居，但他们正准备互相征战。冯曾经企图把这两方面置于他的麾下，以便进行对北方军阀的战争。人们曾经告诉他，鲍罗廷和共产党员应对他的计划的失败负责④。冯玉祥问鲍罗廷是否愿意说明敌对双方的观点。 　　鲍罗廷的答复使他大吃一惊。他说：“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没有区别。曾经有过，但现在没有。” 　　冯问道：“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呢?” 　　鲍罗廷回答：“争食，仅仅为了争食。”他指的是争夺上海的财政收入。 　　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中。曾经以反帝而崛起的国民党，一步步地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的行动把自己和群众分开以后，在外国主子中找到了靠山。他们取得外国支持的代价是：从属于日本并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内战。 　　从湖南中部的革命片段中，我看见了中国的前途，而这是我从雄辩的演说家和聪明的知识分子的言词中从未感觉到的。从革命敌人那里搜集到的一些革命插曲也说明了工农群众的现实主义、直截了当和严守纪律的勇敢精神，而这些品质正是中国上层社会所非常缺乏的。在不到六个月中，这些愚昧、迷信、仍处于中世纪的农民，精明地、无畏地、民主地处理了控制粮食、管理政府、行使司法权、兴办教育等问题。 　　因此，当我五年后听说，在苏维埃领导下的工人和农民在同一地区取得成就时，我一点也不怀疑。有勇气把中国从中世纪推进现代世界的，将不会是那些北方或南方的将军们，不会是那些富有而又卑躬屈膝的上海资产阶级，不会是那些胆小怕事的政客和官僚们，而必定是这样的工人和农民。 　　①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在何键的指使下，驻湖南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屠杀工农。历史上称为“马日事变”。——译者注 　　② 此处指杨昭植，与他同时牺牲的有负责湘潭农运工作的柳季刚及一位女同志。杨昭植一九二六年七月任湘潭工运特派员，被选为湘潭总工会委员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马日事变后被反动派杀害于湘潭学坪。斯特朗报道惨状基本与真实情况一致。详情见谢觉哉所写《马日事变一周年》。——译者注 　　③ 一九三一年九月，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二十五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译者注 　　④ 可能指鲍罗廷和共产党认为：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在政治立场上截然不同，因此不同意双方联合。——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