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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别汉口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中国革命结束了它的第一阶段。它将称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时期载入史册。汇集在反帝口号下，工人、农民、学生、地主，甚至还有思想封建的将领们把国民革命的旗帜插遍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这一阶段的革命以一连串的分裂告终。革命的这种分裂是由于工农组织的崛起，而军人们反对工农的要求。首先蒋介石在南京和原先支持他的工农革命者破裂，并处决其领导者。接着，其他将领也跟着干了起来。在湖南军阀集团的控制下，武汉政府滑向反动。至此，全中国再也找不到一块地方还给工农以组织起来的自由，甚至集会也不允许。 　　国民革命由一场群众运动一变而为一种温文尔雅的门面装饰，至少在现时是如此。蒋、唐、冯诸将领又象他们尚未自我标榜为革命者以前一样，玩弄手腕争权夺利，以至公然互相开仗。只是在镇压工农这一点上此辈才是联合一致的。他们各有其特点：蒋介石控制了上海，拥有最大的财力；冯玉祥在西北，最穷，但其军队最有训练；唐生智手下是一伙凶狠而不守纪律的湖南佬，却有武汉政府道义上的威望可供利用。但这种威望已因他的专制统治而丧失殆尽，从而注定了他的迅速垮台。…… 　　国民党人在其引人注目的进军中唤醒了整个华南地区的劳动人民。这一成就的影响倒是持久的。三百万男女在城镇中组织起来了。几千万人进入了农会。他们从此对集体的力量有了认识。他们在进入地下活动的漫漫长夜时，怀着对平粜口粮、人民司法委员会和贫民学校的回忆。他们需要时间来回味这些并展望未来的斗争。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免除贫困，那么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便是不可能的。 　　一九二七年七月末的形势就是这样。当我从湖南回到汉口时，军事独裁已完全控制了这革命的最后一座卫城。宋庆龄(孙逸仙夫人)拒绝用她丈夫的名义来掩盖反革命，已经出走。鲍罗廷正准备偕同绝大多数俄国人离去。几个月来，谣言伴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到牯岭去休息一周，九江港口所有的外国炮舰都用望远镜监视他所乘坐的船只。英国领事登船访问，为的是想弄清他想到哪里去。谣传他想乘汽艇顺长江而下，穿过蒋介石的封锁逃跑。当他悄悄回到汉口时，又引起了各方面的惊讶不安。 　　流传着互相矛盾的谣言：有的说鲍罗廷已经走掉了；有的说蒋介有悬重赏要他的脑袋；也有人说，他根本不想走，而是北上支持冯玉祥进攻北京去了。当他早就离开汉口，经过中国的大西北到莫斯科去，并且已在中途时；北京的报纸却还说他隐蔽在冯玉祥辖区内，受到保护，秋天还会再回到南方来。还有的谣言形容他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微服逃过敌区。 　　这都并非真相。他是以一位使节所应有的尊严身份离去的。由于政治形势，这位使节无法在岗位上呆下去。他在国民政府主要官员的陪送下登上火车。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都表示希望他很快回来。在穿越中国的漫长旅途中，他的身份是公开的。在冯玉祥的辖区内，沿途将领都设宴款待，为他设立行辕，派出卫队。然而，公开要求他引退的，恰恰也就是冯玉祥本人。这种表面上的矛盾，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的讲究礼仪。他们对敌人有时也讲外交词令；更重要的是，冯玉祥想尽可能地维持和鲍罗廷的交情。外国的在华报刊活灵活现地把鲍罗廷描绘成一个阴谋家。冯内心却不这样看。他和他的将领把鲍罗廷看作是一位有才干的政治顾问，也是他们所不想得罪的一个国家的代表。他们不想拿让农民组织起来掌握政治权力这种高昂代价来换取苏维埃国家的友谊，但也不打算得罪鲍罗廷，弄得关系紧张。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晚上。我第一次被告知，可以参加这次旅行——随鲍罗廷和其他俄国人经陕西、甘肃和蒙古回莫斯科去。有朝一日，此行将具有历史意义。我们知道，得走三千多公里路。其实，谁也不清楚到底有多远，因为，究竟在那里能找到汽车道，在那里又得迂回半个省份的路程，都不清越。只知道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几百公里的沙漠。除此之外，只有天晓得了。 　　军事态势使这次耗费巨大而且异常艰巨的旅行势在必行。对鲍罗廷来说，到上海去是危险的。因为蒋介石正在逮捕所有的经过那条路线的俄国人。英国客轮，历来是不让中国当局上船捕人的，但在这件事上却给予了合作。蒋介石甚至扣留了一艘德国船，罪状是它把一批砖茶转卸到一艘俄国汽船上去。途经北京的路线显然更难通过，张作霖已监禁了鲍罗廷夫人。他的统治一直伸展到北京西北的蒙古地区，致使我们不可能从张家口到乌兰巴托的公路走。唯一可选择的是向西绕远道走一条没人走过的小路，这样就得穿越中国的西北省份和蒙古沙漠。 　　几个星期来，我总认为会有一批俄国人要走这条路。鲍罗廷还含笑答应过，“如果秋天有人走的话”，让我同行。当我获悉鲍罗廷本人也要走这条道时，我更加希望能让我参加了。不过，俄国人这次是仓促成行，出于安全考虑，总会多带些人同行，我怕会没有我的位子。但是，鲍罗廷只问了我两个问题。 　　“旅途艰苦，吃得消吗?”我答道，我早就习惯于美国的露营生活。“你去干什么?”他反问道“想写本书吗?”我马上决定写书。他考虑了一会说：“星期一早上之前作好准备。两个小箱子，不得再多。我提供汽车、帐篷和伙食。带美元。在路上我会用我箱子里的银元为你兑换。”他希望我负责记旅行日志，因为别人都有其他事情要干。 　　鲍罗廷要走了。关于他的出走，谣言四起而又离奇。走的前一晚，我在他房间里候见时，花旗银行的卡尔亨先生也来了。他一来就盯着鲍罗廷箱子上的标签，想知道他走那条路。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时，一名美国助理领事向我保证说，鲍罗廷已于前晚乘轮船走了。 　　动身的日期一再推迟。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四点，我们的汽车被装上平板车，汽油和行李装进棚车。我们集合在车站上，等着乘武汉政府提供的专车走。武汉外交部两名秘书以护送者的身份和我们同行，其中一人是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陈丕士。我们带了国民政府派来的一名卫兵，还有鲍罗廷的私人警卫，是由武装工人组成的，一向负责照顾他。 　　为了赶时间，我们不再等行李，让它随后面的火车走。这是一项明智的预防措施。如果鲍罗廷在武汉再多待七天，他完全可能被一个愤怒的政权枪毙。广东的“铁军”被唐将军派往下游去对蒋介石作战，实际上是让他们去送死。“铁军”对此极端不满。几天以后，其中的一部分造反了，转而向南进发。由共产党人领导的这次造反，在武汉引起一场反共反苏高潮。如果鲍罗廷继续逗留在这里，准会当上替罪羊。 　　不管怎样，我们走的那天，礼仪还是受到尊重的。国民政府的首脑都到车站来郑重地送行。他们都拥到餐车里来，一起饮茶喝苏打水，互相致意。汪精卫、宋子文和鲍罗廷坐在一起，看不出他们对他的离去有什么不愉快。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还试图以讨伐蒋介石的主张来引起他的兴趣，他拒绝卷入。他的一举一动都作出了这样的回答：“既然你们决定镇压工农组织，我就不能和你们共事。” 　　一位中国领导人和我相处甚好，可以多谈谈的。我问他，鲍罗廷走，究竟是他自己还是武汉政府决定的。答复是：“当然是他自己，武汉谁也没有叫他走。但是，作为识时务者，他明白，到时候了。有的人希望他永远引退。有的希望他再回来。如果将来让他回来是可取的话，我们是不会不让他回来的。”此人仍然把武汉设想成一个会继续存在下去的政府，能摆脱军事独裁的控制，并再次邀请俄国顾问。他没能象鲍罗廷那样看清楚，由于排斥工农，武汉连自己的生存也保不住了。 　　整个夜晚，加上第二天，列车在难忍的炎热中缓缓地向北开去。我们穿过湖北的稻田，田野间的潮气象蒸气一样地升腾。然后又穿过山谷进入河南的大平原。小麦已在六月初收割，蚕豆正在生长。中国农民一年种两熟，但是因为盗匪、士兵和官吏的劫夺而仍然贫困不堪。 　　我们沿途看到，停靠着许多满载到车顶上都是人的运兵车厢。有的士兵用纸伞遮阳。有的把帆布帐篷披在头上。还有的头顶肮脏的毛巾，以防中暑。他们就这样在烈日下耐心地等候着。 　　后晌，在我们离开汉口二十四小时以后。当地司令官安树德来作礼节性的访问。他已经连接三封有关接待我们的电报，所以深知我们身分不小。一封电报来自冯玉祥本人。一封来自冯手下负责北线的司令孙将军。一封从他的顶头上司打来。他们都指示他接待我们，并提供尔后的旅途警卫。鲍罗廷问道，这样的警卫究竟是旅途中的必要呢，还是仅仅出于礼貌?如属礼貌，他不想占用司令官的人，因为已从汉口带了足够的警卫人员。 　　这位司令官描述了当时典型的军事势态。他答道：“从这里到郑州之间的各站，由各种不同的部队管辖。有的是过去吴佩孚的部队，刚投到我们这边来，纪律不严。你们的卫队是南方人，口音和制服都和我们不一样。那些部队可能因此不尊重你们。他们可能占用你们的火车头或汽车。我将派十名我的个人警卫来。他们是本地人，会说清楚你们的身分。”他用一种不以为意的口气补充道，过去那些部队常强占火车归自己使用，把老百姓都赶下车，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但是，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他承认，有的部队可能至今还没有“改造”好。 　　在这里以及往后在沿途各点所见到的冯玉祥的北方士兵，比南方的要高大些。他们戴着系了蓝布带的草帽。要不是还佩着大刀，站得笔直，看上去就象是女学生。立正站着，背着高过头的可怕的大刀，这和那种不卷边的小草帽，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照。 　　安司令官和鲍罗廷以中国方式一再互致敬意。司令官向鲍罗廷保证，完全可以象对待自己的部下一样对待派去的警卫。“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国民政府的同志。”在汉口政府已经垮台后，再听到这种话，不免使人感到别扭。这位司令官完全可能是不了解情况。他是个头脑简单的军人，奉命对我们要客气，他就照办了……。就这样，我们开向郑州，并于半夜到达。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