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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冯总司令接待我们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到了郑州站，一阵吓人的风沙突然袭来，把躺在卧铺上的我们惊醒。我从窗子里看到，在旋风似的尘土中还有电光闪闪。次晨，我获悉冯玉祥的参谋长曾带着卫队前来陪送我们到业已准备就绪的住所去。一听说鲍罗延还在睡觉，他就把士兵留下，自己走了。等到天亮，他又带各种友好邀请上车站来了。 　　鲍罗廷随即到总司令官邸去进早餐，上午就在那里会谈。年青的译员张克(译音)回来后，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我们将在郑州，而不在铁路终点站等待我们的行李。这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总司令会谈。他们交谈的内容则严守秘密。 　　只透露出一支小插曲。冯曾问鲍罗廷，南京和武汉之间有什么区别。双方都自称是国民政府，却又准备交战。他曾试图把双方都联合在他的旗帜下，一起向北京进击，但失败了。有人曾对他说，这一失败应归咎于鲍罗延和共产党人，鲍罗廷能把敌对双方的不同观点说清楚吗! 　　鲍罗廷的回答使他吃了一惊。“他们没有区别，”他说，“一度是有的，现在没有了。” 　　那么他们交战又是为了什么呢?”冯问道。 　　鲍罗廷答道：“为了争食。仅仅是为了争食。”他是暗指上海的财政收入。 　　晚上，冯邀请我们全体赴宴。我是在场的唯一女性，因为那位俄国医生和他的妻子同最后一批行李，随后才从汉口来和我们会合。中国不习惯让妇女参加宴会，尤其是在战区的军人宴会上。我想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空前的。人们告诉我们，穿着要简朴，因为冯憎恨排场。我想，一件白色亚麻布短裙，加上黑白条子短外套总够简朴了吧!但一看到那辆冯派来接我们的满是尘土的货车，我立即决定去买一件卡其制服，以便赴宴。 　　总司令在美国教会的房屋里接待我们。这所房子已被主人遗弃，他发现后，就用作司令部。我们通过大门，进入一片宽阔的绿草坪，在过去的客厅内吃饭。精力充沛的孙将军是北线的年青司令官，马将军是著名的甘肃回族骑兵长官。他们都是座上客，都穿着满是灰尘的灰蓝色军服。冯也穿这种军服，但忘了系皮带。他象一个坐在农家桌边的庄稼汉，衣冠不整，不拘形式。菜肴中有汤、鸡、茄子和一种沉甸甸的面团，是当面包吃的。我们在往后经过的三个省份中一直吃这种湿润的面团子，都吃厌了。晚饭后，大家坐在草坪上互相打趣，但由于要翻译拖长了时间，令人乏味。 　　因为第二天早上五点冯照例要向士兵讲话，我们很早就告退了。鲍罗廷向我描述了冯的特点，说他是有才能的演说家，讲话中善于作简单贴切的说明，伴以有力的手势。当他谈到人力车夫的生活时，就象个人力车夫似地跑起来，因此即便是外国人也能理解他的意思。 　　第二天，我和几位同冯一起工作过的俄国军事顾问谈话。他们逗趣地议论中国式的战争。他们说，中国的将领们是旧式的武士，他们所依据的战术主要来自一部描述古代战争的古典作品《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中说：“连我们的父辈都不能战胜四川，我们又怎么能。”现代的将军们相信这句古话，同样认为四川是不可战胜的。谁敢自称比祖先更有本领!这是中国人的永恒信念：祖先总比后代强。 　　冯的一位部下，张之江将军，是一位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在战术问题上，他既求教于《旧约全书》，也求教于《三国演义》。有一次对张作霖的部队作战，他搜罗了几百头公羊，尾巴上扎上火把，把它们驱向敌军，企图吓唬他们。向我提供情况的人说：“但是张作霖不是圣经时代的人，没那么傻。结果等于由我们付账，让他们吃一顿烤羊肉。我们的供应差得很，真负担不起。” 　　年青的将军们告诉我，湖南北部有个自称“天门会”的农民组织，拥有一百五十万会员。农民正在组织起来反对军阀，这已遍及全国。纯粹是出于忍无可忍，所以甚至在没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指导的情况下，也发生了这种事。这些自发的农民组织相互间没有联系，因此连一个省的政权都建立不起来。它们没有社会和政治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卫，为了反对封建将领及其军队的苛捐杂税。它们同美国兄弟会组织只在外表上有点相似。它们采取了怪诞的形式。举例说，“天门会”有一个皇帝。人们相信，把皇上的印放在胸前，就可保佑人刀枪不入。他们的衣着色彩鲜艳，有的红，有的绿，有的蓝。头上还戴着有颜色的角，同他们的衣服相配。人们赤裸着半边肩膀或一条手臂投入战斗，武器是长矛和农具。 　　尽管如此荒诞而又迷信，但是只要读一下他们的盟誓，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组织是在什么需求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起誓： 　　①不向任何军队交粮； 　　②不向任何将领纳税； 　　③不准任何军队进驻我们的房屋； 　　④选举自己的县长和管事人，不服从任何部队长官指派的人； 　　⑤实行自卫，不向部队求助，不接受他们的资助。 　　这些要求反映了全体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呼声。他们已被封建军阀榨干了血汗，就象封建时代的欧洲农民处在到处流窜的骑士的统治之下一样。这些骑士在历史和小说中却受到颂扬，引以为荣。农民要求的仅仅是让他们自便。但他们的地区组织一般都无力抗拒军队。共产党人充分了解这一情况，据此决定了自己的政策，那就是：在农民中开展宣传，让他们在更大规模上组织起来，作为建立未来政府的基础。所有的中国将领，即使是所谓的国民革命军将领，都对此感到担忧。 　　冯总司令号称是农民的卫士，但也没能取得“天门会”的信任。当他的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筹粮时，八千名组织起来的农民客客气气地予以接待，但拒绝交粮。他们说：“听说贵军是为我们打抱不平的朋友，我们很高兴，但请到别处去干吧，不要来打扰我们。我们自己管理自己，也不去打扰你们。”下雨时，他们不许士兵进屋躲雨。天气炎热，他们也不给士兵水喝。联合抵制运动十分有效。军队碰了钉子，只好回郑州去。 　　一位俄国顾问说，当他同一位中国将军谈到国民革命分裂的原因时，双方的不同观点非常明显。 　　“我对将军说：‘你说农民革命是多余的。但袁世凯的儿子拥有三个县那么大的田产，这公平吗?’ 　　他答道：‘当然不公平，那是抢来的。’ 　　我说：‘那末让我们夺回来再分配给农民。’ 　　他叫道：‘噢!我们必须集中全力夺取北京。’” 　　这番天真的谈话反映了最基本的分歧。一个集团希望唤起并组织农民，以便获得力量建立政权。另一个集团则希望农民在某个国民军将领打下北京之前保持安静。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又从那里获取那种特殊的革命动力呢，当初正是由于农民寄希望于国民革命军，才带来了这一动力。 　　第二天晚上，孙将军也设宴招待。和冯总司令的招待相比，这次可不那么简朴了。我们吃了好多道西菜。招待员站在背后为我们打扇。鲍罗廷周为身体不舒服，提早退席了。我很为孙将军感到抱歉。主客离去，明显地使他失望。因此我请他讲讲他是怎样以一万四千人打败七万人，解了西安之围。这是孙将军最显赫的成就。 　　于是他没完没了地讲到军队的调动，还提到我无法记住的将领们的名字。孙将军是个军人，甘愿不问政治。他根本不提为什么目标而战，只讲道路和河流的位置，以及夜间运动。还讲到一次愉快的机缘。在一个刚夺下的岗哨上，他亲自收到敌军的撤退命令。“我预先就知道了他的退却计划，于是按照他的命令和他碰了头。”他格格地笑着说。 　　他描述了一番，他是如何把投诚过来的人派到敌人后方去，从那里攻打他们，而后者还不知道这些人已经投诚。还说到敌军中有一名下级军官，如何利用上级后撤的机会，扩充自己枪支和人马，一跃而成为“大人物”。对于军阀与其臣仆之间的争斗这种封建关系，这是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写照。 　　最荒唐的是，敌方一名姓刘的败将，倒到这边来，成了冯玉祥的部下。孙说：“我想，他现在是真心实意归顺冯玉祥了，因为他别无出路。”孙说这话并非出于讽刺。他还补充说，冯和刘六年前就相识，当时两人都在同一个省份内，都身居军事要职。 　　孙将军和刘将军过去是敌对的，现在都成了冯总司令的部下。两人在郑州相遇时，以中国人特有的礼貌互相问候。刘说：“我撤退时，送过一份命令给你，你收到吗?”他暗指当时落入孙之手的那份文件。那份文件使他的那场撤退变成了溃败。 　　孙回答说：“当我知道你打算离开陕西时，我派了一些人去陪伴你，把你护送到郑州你的老朋友冯总司令这里来。”他这样说是影射当时对败军的追击。刘为了不显得失礼，答道：“感谢你的护送，但何必把我的部队都打发到山区去呢?我们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把他们再集合起来。” 　　讲完上面的故事后，孙将军又说：“中国人打仗不是真打仗，不过是笑谈。”我问他：“你进攻北京是否也是笑谈。”他答：“差不多是这样，每打一仗，双方的关系就更密切……”。孙是进攻北京的北线指挥官，并且被当作国民军的反帝战士介绍给世界公众的。即便是国民革命军也不过是这般货色。 　　孙将军很欣赏自己的顾问赛福林将军，对他和鲍罗廷一起回俄国去甚感懊丧。晚饭后，我们到庭院里去乘凉。所谓庭院不过是一片光秃秃的泥地。在玩“搬空椅”游戏时，孙将军和赛福林毫不拘束地互相拥抱和拉扯，象大学生那样一起逗乐。孙脱掉外衣，穿一件薄薄的白衬衣坐着。衬衣被汗水贴在身上，时而被风掀开。他因赛福林要走几乎想哭，声言他是多么喜欢他，怕他一去不返。 　　有句古老的中国谚语，描写士兵的生活是“如神、如虎、如狗。”孙将军说：“打了胜仗，我们坐在郑州大摆筵席，是神仙的日子。打起仗来，我们象老虎。但是，冒着酷暑严寒，在泥泞和乾渴中长途转战，我们又如狗。”他带着感情补充道：“赛福林和我共同度过如狗一样的日子。” 　　赛福林致答辞，高度赞扬了中国士兵的忍受能力，他们赤着脚在冰天雪地中行进，却能坚持到底。他说：“没有哪个别的国家的士兵能忍受这样的艰苦。” 　　“但我们是被迫受苦”，孙将军说，“而你们却自愿来和我们一起受罪。” 　　“我们俄国人到中国来是为了……”，赛福林开始感情激动了。其他俄国人赶快打断他。“嗨嗨!”他们喊道，想提醒他，世界革命的口号已不再时行，要他警惕，说话不要走火。他把他们推开，继续讲道：“我们俄国人到中国来，是为了全体人民能象兄弟般相处，推翻一切压迫者，不再有人受苦。”局面总算挽回了，因为这种公式化语言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根据鲍罗廷的邀请，赛福林将和我们一起走，因为他一直和冯军在一起，认识沿途所有的官员。我问他，孙目前的遗憾有多少真诚。他答道：“很真诚。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他很感谢俄国顾问，常对冯玉祥说，没有俄国顾问，他什么事也干不成。有时他对我说：‘你来制定对敌作战计划，我去应付那帮大官们。’他性格开朗，我喜欢和他一起工作……但我究竟能否回来，取决于未来总的政治情况。” 　　鲍罗廷似乎对所有将领们都厌烦了。他看透了。在他们的革命口号的背后，是渴求得到军事援助。他指出：“下次再有中国将领到莫斯科来高喊‘世界革命万岁’时，最好立即派人去找‘格柏乌’(国家警察)。他们想要的无非是枪炮。”我争辩说，看来孙将军还是友好的，并且喜欢俄国。鲍罗廷疲惫地答道：“他还年青。他们年青时都是好的。” 　　虽然这阵风沙使气温下降了，但第二天车厢虽又热得无法忍受，因此鲍罗廷同意住到铁路边一所为我们准备的房子里去。我想，为了腾给我们住，大概把什么人给撵走了。很久以前，这所房子属于法国人手里的铁路管理局。但接踵而来的军事占领把房屋的所有权全给弄混了。我们所知道的最主要的事情是，房子里有纱窗和自来水。在中国，这两样东西会使人感到莫大的快慰。 　　给我们住地特派了警卫人员。在他们面前生活起居，起初是很感不便的。我睡在宽大走廊的一角，用被单隔开。但是，两名整洁的士兵就在纱窗外面走来走去。我就生活在离他们几英尺的地方。当然，他们很守规矩，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真是遵守纪律的出色表现，因为夹在军队中竟有一名外国女人，这一地区的任何普通居民都一定要停下来看一眼的。 　　在这里，我发现中国的睡席很有用处。它是用光滑的硬草编织而成，很容易把灰抖掉，比被单好多了。被单容易沾灰，往往一个晚上就全弄脏了。我们每人都发到一张军用帆布床和一张席子。从郑州启程后，我们的席子不再用于睡觉，而是当窗帘，挡太阳，成者防苍蝇。 　　既然被分配到一所西式房屋去住，我们想大概要多住几天了。于是就把一辆道奇汽车从火车上卸下，乘着它在镇上转转。我们的汽车无疑是郑州最好的一辆。冯总司令自己也只有三四辆老旧卡车。鲍罗廷在发烧，这病经常提醒他在中国热带地区生活过的四年。总司令派来了自己的私人医生为他诊治。 　　正当一切都好似安排就绪了，突然有人传话，说我们将在晚上启程。一小时后，我们就登上火车。行李全部匆匆忙忙地集中到一起。我们在车上等候鲍罗延。他刚从病床上挣扎起来，和冯总司令作最后一次谈话。谣言纷起。第二天，我们得知，前线突然受挫，需要冯总司令立即前去。按照中国人的礼仪，只要高等顾问鲍罗廷在这里作客，冯就不应该离开郑州。于是来一个措词得体的建议，敦促我们赶快上路，以便前线的战事能进行下去。 　　将领们为我们送行。首先派来一大队士兵，还有军乐队。他们的前头骄傲地飘扬着两面旗帜。其中一面鲜艳的红缎子三角旗，是冯玉祥因攻占郑州而奖给他的“铁军”的。现在，全中国好象到处有“铁军”。而真正的广东“铁军”早就在扬子江边四分五裂了。他们才是真正打开通往郑州之路的人，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胜利，而其果实却为冯玉祥取走了。 　　冯总司令前来话别。我们在专车宽敞的末端围成一圈坐着。茶几上烛光摇曳，这是唯一的照明。冯祝我们旅途快乐，还支持孙将军的愿望，要让赛福林留下。透过这一套彬彬有礼的言词，使人感到一股尴尬的暗流。冯不想失去俄国的友谊，尤其想要取得俄国的军事指导。但是，他不想要他们的政治指导，而且正在考虑怎样才能不要政治指导而只获取军事指导。表面上，一切都是客客气气，而在背后，则是紧张的算计。 　　告别结束，我大胆地向总司令索取他的臂章，借口是我现已身着蓝灰色的军服，需要一个标记。他笑笑，把它从袖子上扯下来给了我。这件事缓和了一点气氛。鲍罗廷后来说：“我想他一定很高兴，能用如此简单的方式向我们表示友好。” 　　从我们西方的听觉来说，军乐队发出的是一种嘈杂、不协调的中国音乐的吼叫。从我们窗口射出的灯光照亮了吓人的大刀那笔直的刀口。士兵们突然把它举过头，以示敬礼。大刀下面则是年青而又严肃的面孔，姑娘似地戴着蓝帽缏的白草帽，显得滑稽。我们在引擎呼啸和乐队轰响中离开郑州。另一支卫队上车来替换了上次派来的那个卫队，陪同我们到陕西边境去。 　　到铁路终点只不过一百多里路，但由于缺乏燃料、信息不确和举行宴会，足足花了四天时间。我们老是要等着人们送煤来。很可能机械师和沿途的煤商是有默契的。因为，凡是煤的供应很充足的站头，他总是开过去，开出几里路后又停了下来，于是又要通过打交道才能获得煤。在车站上，我们从穿蓝色棉裤(一种典型的乡下服装)、缠小脚的女人手里买鸡蛋，半分钱一只。两分钱就可以买一顶冯军戴的那种草帽。金属货币和农产品之间的这种比价，真象中世纪的情况。 　　遍及这一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住在山坡上的窑洞内。山坡的地质构成很奇特。可以不很费力就掏挖成型，成型后却又可以持久不坍。窑洞打在陡峭的崖壁上而不在圆形的山岗里，这正好适合穴居。有些窑洞很大，采光条件也很理想。我所访问的一家窑洞，造得小巧舒适，位于山坡角上，窗户上还装有防护铁栅。妇女在外面一个宽大的墙架上准备她的简单饭菜，在陶制的炉灶上烹煮。饭桌则是用硬土凿出来的。窑洞深处稍暗的一间做了粮仓。这窑洞位于一条沟壑上面约五英尺处。到了雨季，这条沟便成了溪水的河床。 　　其他窑洞更要象样些。一个聚居地可以容纳二十多家人家。这种住地进口的拱门上饰有色彩或图案。进门后是一个三面为峭壁包围的院落。沿壁开出一级一级的台阶，上有许多门，分别通向居室或仓房。后来在洛阳，赴宴之后，我们在一个大窑洞内度过了一个下午。盛夏酷暑，洞内却凉爽宜人。 　　这里的风景很象加里福尼亚州北部。褐色的群山，山脊上一片绿。一年二熟。小麦已收割完，玉米和土豆正在旺盛地生长。从远处看山坡，有挖出来的窑洞、仓房、堡垒，中间点缀着用泥土晒成转头砌的房屋，真是奇幻如画。山坡间散布着各家的基地，有巨大的柱子，覆着弯曲的厥顶，周围是拱形的墓石。难道这些穴居的农民，真的在革命中组织起来了?他们真会成为未来的中华共和国的一部分吗? 　　离开郑州后的第二个晚上，我们在著名的军事要地洛阳停下来参加宴会。主人之一是韩复渠。俄国人告诉我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是发人深省的。他是冯玉祥手下的旅长，在南口吃了败仗之后，叛离冯玉祥，投奔山西的阎督军，以便为自己的部队寻求军粮和冬季营地。他对上司解释说：“我的叛离是暂时的。冯玉祥既无枪又无饷，如果跟他一起撤到甘肃，我们准会饿死。所以我准备投奔阎长官(当时是冯的敌人)过冬。到总司令能够重整旗鼓时，我会再投奔过来。”他是守信用的，现在他又为冯效力了。一叛再叛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耻辱。 　　在洛阳之宴中，我和五名女宣传员坐在一起。从服装和言词来说，她们很象我在汉口见过的革命宣传员。但在行动上要温和得多。从来没有发生过强制剪发，甚至从来没有处罚过强迫女儿缠足的妇女。最大的妇女协会设在西安府，只有三百名会员。她们都不敢宣传婚姻自由，因为怕引起农民反感。我不大清楚她们究竟宣传些什么，只知道她们敦促所有的人支持冯玉祥进攻北京。她们把这一点称之为“解放”。她们腼腆地笑着说，所有的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但是，她们从来没有见过帝国主义分子。而对她们来说，谁反对冯玉祥谁就是“军阀”。除了温和地反对缠足外，我看不到任何可称为革命宣传的痕迹。她们告诉我，农民和工人协会行动过激，因此必须按冯玉祥的指示改组。当我询问此种过激行动属于何种性质时，回答是“他们自作主张。他们搞阶级斗争。在西安府，他们甚至不经审判就杀了一个人。” 　　宴会上的发言者同样是温和的，非常有礼貌。他们颂扬俄国是第一个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国家。还说：“俄国和中国的联合有伟大意义。”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辩解，谦恭地声称“许多流氓、二流子干的坏事被归咎于共产党。我们不认为共产党人真是坏人。拿共产主义原理来说，我们同意那是个好原理。但是，我们和共产党人搞在一起，名声就坏了。等到中国革命成功，我们攻下了北京，那时也许共产党人还能回来再和我们合作。但是此时此刻，这么多人反对他们，还是甩开为好。” 　　在别人发表这类令人惊诧的演说词时，鲍罗廷泰然地坐在红旗和孙逸仙博士像的下面，有点厌烦。他在致答词时，同样是客气的，说他选择了这条“最友好的路途”。 　　他说：“最近，我们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将对这一变化感到遗憾。我离此而去就是因为这一变化……有人说，我们想推翻国民党。不，同志们，我们仅仅是想帮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解放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今天在扬子江上，希望是渺茫了。”他请大家注意，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正期待着他们。而他自己，虽然将去莫斯科，仍将象他在中国时一样，为他们的革命而操心和工作。这些黯然而又直率的友好言词终于消融在愉快的、彬彬有礼的气氛之中。真叫人摸不清，那些谦恭的将领们是故意拿革命言词来装饰门面呢，还是真想为他们称之为“革命”的那种新的解放运动服务——当然，这是一种有控制的“革命”，没有群众的过激行动。这场“革命”的主要标志是冯总司令的地盘更加扩大。 　　在他这番话里并无特意强调的嘲弄之词。然而，局势是够滑稽的。蒋已经悬赏要鲍罗廷的脑袋。不过，为了保住“革命”的外衣，这种事是暗中干的。但也就把由上海返回苏联的路线给切断了。汪精卫因铁军叛变而震怒，急令冯将鲍罗廷押回汉口。但是，冯需要一个中立的苏联作为他在军事行动中的后方。正巧冯的大部分家属此时正在莫斯科，于是他催我们走。这样，他可以向汪精卫交待，说鲍罗廷已走了。我们匆促离开郑州的原因，终于由猜测而后得到了证实……主人们到底知道些什么情况，那我们就不管了。他们对俄国和“中国革命”都奉以外交式的礼仪。当然，这所谓“革命”已不是指群众夺取政权，而是指群众被强制着安静下来……。我们于八月三日下午离开洛阳，晚上抵达陕州。我们还以为这是最后一站，于是把汽车从火车上卸下，并开始往上装东西。哪知道，人员和行李还要留在火车上继续走二十里路，以便绕过一段很糟的汽车路，而汽车则空车往前开，因为离开这个站，汽车就卸不下来了。当汽车最终到达铁路终点站时，已是下午三点了。大家都感到疲劳和炎热，气温已连续三天达华氏一百度了。我们在一条小河边的果园里露营。又等了一夜才能装车。当地旅店送来满满一大铁锅面条汤，几盘鸡、竹笋，肉食和蔬菜，最后则照例是湿润的圆馒头。这些菜可供二十个人吃，花了一元三角金币。我们在一条浅溪中洗澡。溪水是灌溉田地之后缓缓流来的，所以已变得温热了。灌溉用水是这一地区唯一能找到的水。 　　晚上，前陕西省副督军访问了我们。他是国民党左派。陕西是我们将要前去的省份。他说：“和几个月前相比，现在的陕西是叫人泄气的。” 　　北方各省中，陕西是最革命化的。冯玉祥统治下的各省中，唯有这个省掀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唤起了农民。一位俄国军事顾问告诉我说：“他们对政治比俄国农民更感兴趣。在陕西，人们不仅参加本村的集会，还步行三十里到镇上去开会。这期间，我和陕西督军于右任一起旅行。他每天参加三四个大会，每个会都有几千农民参加。一群人听完了，另一群人就说：‘于右任同志，休息一会，也对我们讲讲。’陕西农民是如此贫困，饱受压迫，只要能听到一句有希望的话，他们都情愿走远道。” 　　于右任组织农民的策略是简单的。在那些并无政治和社会目的、只是自发地联合组织地方自卫团体的区域内，这种策略特别适用。他问农民：“你们接收什么样的人入协会?”他们答道：“我们想听听你对此有些什么主意。” 　　于右任说：“我的意见是接收所有依靠劳动为生的诚实农民。不要二流子，不要土匪，不要抽鸦片的，不要地主和高利贷者。你们组织起来后，派代表去和其他村搞联合，这样就可以建立全省的农民组织。这个主张好不好……”“好主张!”农民高喊。于是就开始重新组织他们的协会。 　　在我们旅行期间，于右任名义上仍然是督军，但由于拒绝运用他的影响来执行冯玉祥解散农民协会的命令，逃到汉口去了。他的副督军，实际上也是有职无权。这位副督军和鲍罗廷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 　　他说：“我军中有三种类型的军官。有留学日本回来的。这些人最危险，因为他们腐化得厉害，谋求私利，是日本的工具。他们势力强大，行动一致。第二种是保定军校出身的，也追求私利，但势力不大。第三种是行伍出身，没受过专门训练。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从土匪一直到我们冯总司令那样的人。无论哪种类型的军人，都是没希望的。” 　　鲍罗延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没有希望。因为他们在外国或教会学校里学了一套自私自利的投机哲学。”对此，陕西同志说：“这种说法对那些从外国留学回来时学生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对正在国内学习的学生，则未必尽然。”于是，在升起前月亮下，坐在果园里的一张板凳上，鲍罗廷为陕西同志从容而极其全面地分析了卷入中国革命的各种力量。这些，我还从未听他讲过。在汉口，根本没有时间讨论这些问题。现在，离开现场已好多天，好多路了。他谈论这些问题好象也同时是为自己而进行总结。 　　“有三种力量在起作用，”他说，“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蒋介石已经在上海投靠了他们。汪精卫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还有工人和农民。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永远统一不了中国，因为他们不是真心反帝。他们和帝国主义联盟，从中得到好处。小资产阶级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大资产阶级和工农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倒向大资产阶级。唯有工人和农民能够统一中国。 　　他继续说：“甚至当汉口工人掀起群众运动夺取了英租界之后，武汉那些胆小的政治家都不敢接管，还议论要把它交回去。如果有周密的计划，充分的勇气，全部外国租界都可能拿过来，甚至包括上海公共租界。我们无需先打上海。可以通过华中地区向北进军，和西北的冯总司令取得联系，然后，以一个联合起来了的中国为后盾，一起经过陇海铁路与扬子江直下沿海地区。我们将轻而易举地拿下上海，就象你坐在那里点上一支烟。面对全中国团结一致这种广大群众的压力，长江里的一切外国炮舰就不敢蠢动。然而，首先是，蒋介石因为渴望到上海分赃，出卖了这个计划。他违背了他的党和政府的指示，抢先赶到上海，出卖了工农，取得了大资产阶级的借款。即使如此，武汉政府也还是有可能将原先的计划付诸实施的。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他讥讽地说下去：“湖南有些女青年强迫一些老年妇女剪发。一些小米商少赚了点钱。于是乎，某些人就把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都置于脑后，大喊大叫反对共声党人，反对工人农民；要求在继续进军之前，必须先在国民党内进行清党。于是政府和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起来，一切全四分五裂了。” 　　“从现在起”，他预言，“帝国主义将凶残地压迫中国。过去，欧洲列强之间竞争激烈，他们先是忙于世界大战，后又忙于分赃。后来，国民党来了，当他们紧紧依靠群众从帝国主义那里夺回长江沿岸各地租界时，国民革命确是“最高权威”。现在，他们开始镇压群众，随之而来，帝国主义的剥削必将加重。但是，不要泄气。中国革命并没有结束。” 　　那天晚上，在光影错落的月色中，我们睡在树下。鲍罗廷搭起一顶帐篷，其他人则露宿在帆布床上。警卫人员在果园里巡逻防盗。这一晚很不安宁。我两次被一名中国士兵惊醒。他在帆布床上我脚旁坐下来。我一嘟嚷，他就走开了。其实，他是站得太累，想坐下歇一下。还有一次，我被大声的吆喝惊醒，看到一名士兵在离我三尺远的地方，拉开枪栓，阻止一位吃惊的农民通过，这人回家晚了，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想穿过这座果园。太阳升起时，东方满天红霞。我们从附近的水井里汲了几桶水回来。我躲在果园旁边的墓地后面，淋了一个浴，以恢复精神。我们将开始一次真正的旅行——通过人们没走过的道路，穿越中国的后院，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去。这是一次超过三千公里的旅行。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