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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往西安府之路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八月五日早晨，我们开始装车，为横跨中国大西北和蒙古的长途旅行作准备。汽油是首要的、最严重的问题。途中是买不到汽油的。要到库伦才能买到，但那几乎已到达旅程的终点了。我们随带二百二十箱汽油，每箱十加仑。一共有五辆汽车、五辆卡车。我们的计划是：卡车上装载的汽油一用完，就把卡车丢下。按此，我们的车队将会越来越小。正如鲍罗廷所说：“最后到达终点时，我们就一无所有了。”他的话实现得比预期的更快。到达西伯利亚大铁路时，我们只剩下两辆汽车，其他车辆都在途中处置了。 　　鲍罗廷乘坐一辆大别克牌车，马力最大，也最重。由于一路上有许多坑坑洼洼和拱桥，这辆车引起了许多麻烦。小陈驾驶一辆道奇牌轿车，坐五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我。还有一辆绿色和两辆黑色的道奇游览车，三辆雪佛莱牌小卡车和一辆通用牌大卡车。照理，我们应该购买同一型号的车辆，但在汉口，只能有什么买什么。 　　仓促上路使我们未能对行李严加限制。东西多得带不了。我们把行李堆得高高的，用绳子捆紧，但还是有许多箱子装不下。当地长官说，如此超载，是到不了西安府的。迎面就是陡峭的山，而且路面多沙。他肯定地认为：“你们得卸下来，另雇马匹驮运。”听从他的劝告，我们用船把部分行李运到山那边的平凉城。平凉以后的道路会好走些，而且那时车上装的汽油也减少了。 　　在我们的轿车后部，捆扎紧的小衣箱、行李袋和篮子，堆得有车顶那么高，下面只露出车轮。车里面装着三张带褥子的帆布床，六只小衣箱和背囊，一只帆布水箱，内有四只热水瓶，还有几罐食品。两只西瓜，一把茶壶和一只打汽炉堆在前面底板上，和车用工具争夺地盘；而车用工具又是被鱼和青豆罐头从前座底下挤出来的。五顶帽子钉在车顶上，五件外套塞在我们身下。五架照相机和闪光灯塞在车门上的夹袋里。五只搪瓷杯有的倒扣在热水瓶子，有的挂在窗钩上。挡风玻璃的螺丝上挂着两支左轮手枪，这样一车的行李，还得加上一把扫帚，一把作为纪念品的剑，一支步枪和五六个人。踏脚板上堆满了汽油箱和轮胎。只有一扇后车门可以打开。其他车辆也差不多是这样。 　　一上路就遇到了考验。我们在一条溪前放慢了速度。小溪那边是陡峻的山头。一辆卡车卡住在溪中，必须卸货。我们乘的道奇轿车虽然顺利通过，但是水溅入了汽化器，必须擦干净才能开行。前面那辆卡车的后轮陷进了一层厚泥掩盖下的深洞。这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清洗气化器。化了三个小时才走完了九英里路的第一程，那些卡车还掉在我们后面。 　　我们经常不得不下车步行。有个地方，汽车在悬崖上，危险地沿一条上有流沙的狭路爬行，接着它就打滑，一直滑到斜坡脚下。后来又很长一段路，我们夹在高崖之间，顺着两道狭窄的车辙行驶。这条路是几世纪来过往车辆辗压出来的，路面已比过去下陷了一百英尺。这个地区的地面，很容易形成大裂缝，从巨大的沟壑到公路上的坑坑洼洼，大小不等。这些坑洼里充满流沙，车轮未陷进去之前，根本察觉不到它。陷进去后，就需要化大力气用铲子和木板帮忙才能解脱出来。我们赶上鲍罗廷的别克车时，它正已陷在洞里。中国司机站在那里毫无办法。他只会在汉口大街上开车，而湖北那个省份是没有乡村公路的。所以他束手无策。相反地，小陈已在他出生的特立尼达有过经验。靠他的内行指导和许多人的劳力，那辆车才重新上路。 　　不少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是因为成群的孩子欢快地奔跑，跟着汽车，想乘一下。人那么多，我们只好停车。随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把铜板撒到人群中去，乘他们抢夺之机逃跑。 　　那晚七点，我们到达一条溪边，就地宿营。这地方离起点才三十二英里。距离是够短的了，但是所有的卡车还都没能开到，只有三辆小汽车到了。等了两个晚上，车才到齐，于是我们感到必须重新装载，还得抛弃一部分行李。直到八月八日，我们才能继续前进。这三十二英里路共化了三天。步行也肯定比这快。 　　在营地休息时，有几个法国人来访。他们是陇海铁路的雇员，正耐心地等待铁路铺到这一地区来。这条铁路是经过特许，由法国、比利时和中国合资修筑的。根据设计，它将延伸到西北的兰州，是第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但在内战期间，修路无法进行，实际上只修到我们从火车上卸装的地方，虽然路基已修到前面不远。这些不走运的法国人已有六个月领不到工资。因为不可能把经费通过战区老远地送到内地来，也不可能把一年多前就准备好了的铁轨和桥梁部件运来。他们恳求我们告诉他们一些消息。他们最关心冯玉祥和武汉政府是否已经实现和平，好让扬子江恢复通航。这是军阀战争破坏建设事业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们的旅程现在开始沿黄河行进了。第二个营地就在黄河岸上。我们想在黄河里洗澡，但河水浑极了。靴子没入水中才一英寸，就看不见了。拿出来后，上面是一层泥浆。直到晚上，才找到一条可以洗澡的溪水。但一到早晨，溪水又干枯了。我们发现，这些水是田地里排放出来的灌溉用水。说实在的，找水成了我们的主要困难了。 　　在日记里，我记下我们离开黄河的那天是没完没了的“城门日”。每一座市镇都围起高墙，寨门在日落后关闭，以防盗匪。我们好象又回到几百年前的中世纪去了。城外的农民面对盗匪束手无策。我们的车队却无需惧怕。因为任何一个普通的匪帮都无力向一个备有左轮枪的汽车队发起进攻。 　　我们到达的第一座城门在陕西省。它标志着我们已离开河南进入陕西。一条很长的隘道是两个省份的分界线。隘道两头都有税卡。税卡征收“厘金”，即由各省征收的税金，这大大阻碍了中国的贸易发展。而我们是些有特权的旅客，免受关卡检查。 　　我们到达的第二座城门是潼关。这座城市有厚实的双重城墙。要经过一段又长又陡的斜坡才能到达城下。由于上坡时颠簸得很凶，鲍罗廷车上一支上了膛的勒明吞步枪走火，打伤了坐在鲍罗廷旁边的泰加诺夫。他立即被送往设在一座孔庙里的驻军司令部。取出臂上的子弹，我们又前进了。当地将领一再要我们留下参加宴会，但鲍罗廷只答应简单地见见面。不过，为了修一辆卡车，还是留下了几个人。经过看管的中国人允许，他们在一座传教士已经出走的瑞典教堂里过夜。一阵“狼!狼!”的叫喊声惊醒了他们。才知道尽管有双重城墙，一只狼仍然越墙而入，咬了他们隔壁的一个小孩。虽然经过几个世纪的定居生活，中国的西北地区仍然是荒凉的。 　　你若想知道经过农村时人们怎样接待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当马戏团到一个镇上时大群小男孩的反应就行了。对中国内地的居民来说，我们这些外国人倒不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是“流动马戏团”。在荒僻山区，人们从屋子里拥出来，盯着我们看。在小镇上，差点被好奇的人群包围住。只要我们的汽车继续开动，人们就对它表示出尊敬，对我们并无妨碍。人们站在路边，叫着，比画着，跟在车后跑。但要是在市场上停车买茶水或水果，人们就潮水般一拥而上。哪怕想从车里往外扔个苹果核都会碰到人身上。有一次通过一个拥挤的市集，汽车撞翻一张桌子，打碎一只杯子。陈丕士停下来赔偿，人群显出惊讶的神情，难道一个乘汽车的大官竟公正到肯赔偿这一点损失!这又一次使我想起欧洲中世纪的农民。他们认定，受官吏压迫是命该如此。 　　载有我们这两名外国妇女的道奇轿车更成了特别的“噱头节目”了。我们这些人已经甚至比将军和君主们更显得稀奇。但更新鲜的还是我们的轿车。在中国这一地区，人们还是头一回见到这种汽车。前不久，这里只出现过少数几辆军用旧卡车。我们觉得卖弄这些汽车挺逗乐的，于是一会儿把车灯开亮，一会儿把窗玻璃摇上。有些人脑袋伸得太近，被玻璃碰上了，更感到有趣。有一回，陈丕士玩了点花样，把窗慢慢地摇上去，显得很神奇。人群中的孩子们快活得吼叫起来，但是他们有点迷惑，弄不清是怎么搞的。 　　近晚，赛福林同志提醒我们要抓紧，要在城门关闭之前，越过下一个市镇。因为若赶不到龙汀(音译)①洗硫磺温泉浴的地方，就没有更好的宿营地了。我们象风一样驰过这个镇——我甚至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我记得它十分美。毫无疑问，如果在白天，这准是个沉闷的地方，象其他地方一样的尘土飞扬，破烂不堪，毫无秩序。但在黄昏中，金黄色和绿色的纸灯笼悬在空中，散发出一股神秘的气息。城门开着让我们通过。这以后我们走上了一条又黑、又破的难走的路。晚九点，我们到了龙汀。 　　龙汀高耸的城门早已关闭。但由于事先已有通报，知道我们要来，所以立刻就打开了。士兵们戴着冯玉祥部队特有的臂章站在车灯的光辉中。街上的人群几乎都知道我们上那里去。根据他们的指点，我们穿过迷宫般的街道，经过远处一扇城门，来到了山间一处洗硫磺泉浴的疗养地。周围乡村的人们都到这里来治病。由于有些病有传染性，我们有些犹豫不决。但是，赛福林和考夫过去和冯玉祥部队一起到这里来过。他们把泉水的源头指给我们看，向我们保证，晚上迟一些或早上早一些在这里洗，完全不会有问题。除非白天这里挤满病人，流动的泉水总是清洁的。我们发现洗这种澡是很爽快的，但太热，使人浑身无力。那晚，我们睡在山坡边上的小屋里。 　　在龙汀，我们躲在树下挨过了暑热蒸人的一天，直等到我们的卡车从潼关开来，然后沿着一条相当好的公路走了十五英里到达西安府。这是八月九日晚上。那辆本来开得很当心的轿车，进城时越过高门槛，猛颠了一下，搞坏了发动机壳。离开铁路终点以来，我们已走了五天，共走一百三十英里。 　　首府为西安府的陕西，面积共二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二百万，和许多欧洲国家差不多大。在我们见过和将要见到的筑有城墙的城市中，西安是最古老的历史名城，早年曾经是中国的首都。这里有大秦景教碑，所记录的年代是公元六五〇年。这说明在那古老的年代已有基督教传教士来到遥远的亚洲。我们到此的上一年，西安府经受过一次围攻，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到九月，长达一百九十五天。西安并没有陷落，而是由冯玉祥的军队来解了围。 　　我们住在一所著名的博物馆里。鲍罗廷被安排住在园林中心一个堂皇的馆阁里。其他人，有的睡在各处的厅堂里，有的睡在树下。整整三天，鲍罗廷和本省军事长官互相拜访。负责运输的伏洛辛则忙于修车。我发现西安府有几个外国人。布雷姆是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一位英国人，是邮局负责人。丁神父和许多修女管理一所天主教堂。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许多最新情况。 　　“义和团时期”，史密斯先生说，“陕西省是外国人最安全的省份。总督把上级‘杀洋人’的命令改为‘保护洋人’因此没有一个人被杀。后来，连太后都到这里来避难了。但在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中，陕西却是最糟的。据说有三万满人被杀。满族妇女们为了免遭侮辱都跳了井。井都填满了，以致别人没法再自杀。当时遭难的还有两名外国传教士和六名儿童。” 　　据布雷姆说：“冯玉祥总司令就是六年前在西安府首次出任督军的。他的军队来到这里，唱赞美诗，植树修路。后来他的军队在孙将军指挥下再次来这里解围，我们都高兴极了。孙是好样的，和冯共事多年的老军官绝大多数也是好样的，单纯，军纪也好。但后来来了回教徒和第二军——那可真是个可怕的混合体。” 　　他告诉我说：“本省的过激活动是从圣诞节前开始的。学生和士兵冲了我们的集会，吵嚷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喊道：‘什么是上帝!’我们还所说农民协会杀害绅士们，用铡刀把他们铡成块。干这类事的是于右任的追随者，而冯五祥阻止这样干。农民和其他革命分子曾经占领佛寺，用作俱乐部或协会办公机关。他们还想占领外国教堂。尔后，五月末，汉口来了命令叫保护外国人。冯玉祥还声明要保护信教自由，并且镇压了一些农民协会。” 　　“冯玉祥到徐州会见蒋介石后，他们就开始镇压共产党。连警察的警棍和帽顶也从红色改成棕色和黑色。‘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和传单从墙上全部刷掉。共产党人开始逃亡。我想，冯玉祥有些最优秀的部下是乐意这样干的……”布雷姆先生认为共产党人的理想在中国不会有多大成功。但是，他估计中国和俄国会建立密切联系，最终乃至会和日本建立同盟——成为一个反对欧洲的亚洲军事联盟。 　　我从其他方面获悉，农民和工人刚掌权就遭到镇压。一位提供消息的人说：“无论何时，操生杀大权的是部队。农民杀的少数几个人并未经农民协会批准。”有三位著名人士就是这样在省府附近被杀的。但是，最大的冲突发生在户县。“那里的人们组织起来，反对部队，拒绝提供给养。在骚乱中，杀了不下十个人，随后就遭到严厉镇压。但是，在西安府，他们却象绵羊一样，命令一到就自行解散。这里的居民倒是安份守己的。然而别人对待他们太粗暴了。”西安的外国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丁神父向我生动地描述了西安之围。他在一个小客厅里接待我。尽管外面很热，里面却又凉又暗，象个修道院中的密室。墙上挂着许多教皇、主教和圣母的画像，这些画像和西安的动荡生活显得不可思议和不协调。西安府有六名天主教修女，她们开办了一所学校和一个诊疗所。围城期间，她们为妇女、儿童组织了收容所。 　　“有人计算，攻城共历时一百九十五天，”丁神父说，“从五月十七日到十一月廿八日。但实际上在一个月以前，即四月十五日就已经开始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四郊遭到部队的蹂躏，拥进了城市。到围城末期，每天要死上千的人。尸首丢在街上，或者被吃掉。有些人家甚至吃自己的孩子。我们收容所里的孩子，全都得了热病。几个月来，他们吃不到肉、蛋，只有一点面包和米汤。即使这一些，也是按定量分配的。最后，连面粉也没了，只好用糠和其他代用品做馒头。” 　　“攻城之初，教会买了足够维持六个月的小麦。到第六个月，又买进二十头骡和五匹马。别人吃狗，我们没有吃。有一种榨油之后的下脚叫‘油渣’，是用来肥田和喂牲口的。西安有许多油厂，有大量这类下脚料。这种‘油渣’救了这座城市。因为最后的两个月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靠它度日。如果再过二十天，连这都可能吃光。”他还告诉我，城内的官吏折磨人民，抢钱抢粮。部队到所有居民家里肆无忌惮地抄掠物资。听起来，象是十五世纪的故事。 　　作战双方之间的谈判，进一步显示出这次战争的中世纪色彩。正象中世纪的教会常充当作战双方的中间人那样，可敬的丁神父，一个外国人，还有其他传教士，也充当了中间人。他和进攻一方的刘将军会谈，安排好让四万名非战斗人员离城回乡。派往刘将军那里去的中国人信使都被扣留了，却准许外国人以中间人身份前往。十一月末，当城里的守军已放弃解围之望时，丁神父再次被指派前去和刘会谈投降条件，就在会谈的前一夜，西安之围被孙将军指挥下的冯军解除了。 　　“当孙进入城市时，”丁神父说，他只带了一百人。这已足够用来接管权力和恢复秩序。城里所有的人都已精疲力竭。守城的长官们离开西安去和冯玉祥会合。西安的树木，许多房屋和家具都被当作燃料烧了……最后开城时，乡村里所有的居民都拥进了城，送来面粉、蔬菜、馒头、烤肉、鸡等等。我们所有收容所的庭院中都堆满粮食。这都是好心的农民免费赠送的。到了中午，西安人人都有了足够的食品。在中国二十年，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行动。” 　　离开西安府前，我和本省的代理督军石敬亭将军谈话。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孙博士的遗嘱，其第一个步骤就是人民革命。现在还不到世界革命的时候。我们必须唤醒中国人民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他用这种含糊不清的词句表述了一个公式。这一公式在冯玉祥地区已为人们所接受。“人民革命”，或称“中国革命”，意味着由冯和他的将领们去攻占北京。工人和农民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被诬称为“世界革命”，而这是他们所要压制的。石将军表达他的观点比较机智，他说人民共和国将没有阶级斗争，人人平等。他说：“汉、满、蒙、回、藏——所有的人应当是平等的公民。对一切友好国家，我们也将友好相处。英国对我们很坏，但如果他们抛弃帝国主义，平等待我，我们也将友好相待。有一些英国人是好的，但大多数高傲而贪婪，不把别国人当人。日本人又狡猾又坏。这里有很多日本人，若其中有好人，我们也会对他们友好。美国既强大又好侵略，但相比之下，他们不那么傲慢，不那么不平等待人。法国人，我不大知道。德国人虽被打败了，但有高水平的知识和科学。美国人的财政、商业好。俄国人的精神好。我希望在中国有美国的财政和商业，德国的科学和俄国的精神。”他以这种无所不包的希望结束他的谈话。 　　我问他，到底为什么他要镇压农民组织? 　　他向我保证，农民组织并未真正解散，而只是由于缺乏合格的领导人暂时停止活动。陕西省九十个县中，四十个县有农民组织。他无法告诉我共有多少会员，因为没有准确的数字。 　　“这些组织依然存在，但不能集会，因为他们已没有领导人。领导人们仍住在这里，但已经无权。有些人已逃走，但不象湖南那样。这里不用暴力。我们只要下达命令就够了。现在冯玉祥正在开封培训农会干部。只要他们从过去的错误中接受教训，就可以回来工作。俄国也经常清党嘛。我们这里也不过是这样。但我们不象他们在湖南、湖北所做的那样粗暴。” 　　我问道，农民究竟干了些什么，因而必须停止他们的活动。他告诉我，农民在本省大约杀了十四个人，三个是省会附近的，十个或更多的人是户县的。他说，他们这样干不是根据工会或任何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纯粹是出于一群农民的激愤。杀人的理由是“此人侵吞人民钱财。” 　　我问道：“被处决的是否真是坏人?” 　　他答：“这不好说。有人说他们是。也有人说是报私仇。糟糕的是这种事是在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由农民干的。这是不能允许的。” 　　在西北地区，石将军是唯一对我们不讲客气的将领。西安出版的报纸，恰好是冯玉祥地区唯一的一份准予发行的报纸，发表了一篇社论，谴责我们这批人，并且问道，这里并不需要他们，为什么他们还逗留着不走。表面上，这不是石将军自己干的，但是如果他不认可，那决不会出现这种攻击。经过三天休息和检修车辆，我们乐于离开这座历史古城。 　　① 据查对，在潼关、西安之间并无与此相符的地名，而从距离与有温泉来看，极可能是“临潼”之误。——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