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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新蒙古的建设者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我们在乌兰巴托耽搁了近两周，等候行李到来，同时再次维修汽车。鲍罗廷住在蒙古国家银行行长道奇曼同志的公寓里。经常有人来访问他，提供信息或打听信息，都是有关周围国家的问题。乌兰巴托是多条公路的天然枢纽，可通向北方、南方和东方。其他成员或者忙于访客，或者根据各自的不同口味采购物品。他们发现这里同样是交流货物的枢纽。各种羊毛制品，毛绒衫或针织服装，还有其他许多现代工业产品，都直接从哈尔滨免税进口，因而比在中国购买便宜，比到北方苏联境内购买就更便宜了。我们很快获悉，蒙古合作社所属各商店以服装经久耐用而出名，而且价格合理。 　　两周内，我拜访了许多政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唐巴道奇是人民革命党主席，是位办事不慌不忙、十分干练的行政长官。他在党的会议召开的当天早晨就接见了我。雅吐巴是政府经济部的首脑，虽无特点，但精于贸易。那舍拉是个活泼的人，身穿线条分明的蓝色长袍，带着桔色飘带，是蒙古合作社负责人。巴吐汗，教育部长，既快活又有点哲学家派头。他正努力把西方科学输进蒙古，以代替喇嘛学校的宗教哲学。除了这些新蒙古的建设者外，还有俄国人在从事重要的工作。道奇曼是国家银行行长。奥涅钦柯是“斯多蒙”的负责人，这是个联合协调在乌兰巴托的各种俄国贸易组织的机构。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新国家的全貌。这个国家在革命政府创建的最初几年就取得令人震惊的进步。 　　要到唐巴道奇主席家去，必须首先经过一长列转经筒，虔诚、耐心的喇嘛们不断地在转动它们，祈求来生的幸福。然后要走过绿色圆顶的人民宫。当天下午党的会议就要在此召开。还要穿过许多尘土飞扬的胡同，我终于到达他的住处。按照乌兰巴托的常规，是走后院进去的。后院外边连着许多小屋。住处比通常的房屋要干净和雅致，色彩与装修是中国式的。房屋居然有四间之多，这在乌兰巴托算是颇为体面的住家了。我坐在小巧雅洁的餐室里候见，地上铺有绿白色相间的漆布。洗刷得干干净净的木桶里栽着许多花草，使房间为之生色。门旁边挂着一件欧式的镶毛边的外套，但为我进茶的却是个中国女子，缠脚，身穿紫色长袍。 　　我怀着好奇心等着，想看看唐巴道奇本人的形象能否使东西方两股对立力量在这里的冲突有所调和。他穿的是蒙古式的衣服，灰颜色，带鲜绿飘带，但是他那坦率的微笑，直截了当的友好态度，与其说是中国式的，不如说是欧洲式的。应该说，超过了欧洲式，是美国西部和俄国乡村式的，是旷野平原上的那种坦率、亲切、友好的态度。我在蒙古经常遇到这种态度。它和世故的中国人不同，犹如大草原上的美国人或西伯利亚人同巴黎人或维也纳人之间的不同。 　　唐巴道奇想首先谈谈工人问题，当然目前他们人数不多。他本人不仅是革命党主席，还是工会主席。一年半前，他开始组织工会，目前已有五千名会员，其中一千五百名是中国人，一千五百名是办公室职工和佣工，六百名妇女是裁缝工会的。这些数字有力地说明，蒙古差不多完全没有工业。如果从总数中扣除二百名卫生工作人员和四百名汽车司机，那么在普通工业单位中工作的就不足一千人了。这些人是建筑工人和公营新工厂里的，目前人数不多，但为新体制下的每个蒙古人所羡慕。建立这些适合一个畜牧业国家的首批小工厂，是为了使群众免受中国或其他外来商人的长期盘剥。 　　从一开始，工资标准就明显地高于边界外的中国工厂，几乎接近俄国标准。唐巴道奇说，工厂工人每月拿十二元到一百元。由工厂支付的社会保险基金相当于工资的百分之十二。八小时工作制，周末或节假日工作六小时。工作满一年的人，每年享受一个月假期，工资照发。工作满半年的，假期半个月。工厂还支付一笔职工文教经费基金相当于工资额百分之二，由当地商业委员会掌管。所有公营工厂都订立共同协议。这些新观念都是与新工业的建立同时直接从苏联引进来的。 　　由于蒙古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人，我们之间的谈话很快就过渡到占人口大多数的牧民问题上去了。唐巴道奇认为牧民可能有一百万，虽然有一种估计是六十万以上。但唐巴道奇认为这些估计太低。他解释说：“人口普查时，他们瞒报，怕征税和征兵。几世纪来，人们已经习惯于瞒报人口。” 　　唐巴道奇告诉我，他正打算把“雇工牧民”组织起来，因为他们是这里最贫穷的阶层。“但是这很难”，他笑着说，“蒙古包以四五项为一群，群与群之间相隔有五十公里，怎么叫他们去开会呢?” 　　我问唐巴道奇，牧民的工资是多少。他笑了。“实际上没有工资”，他说：“我们还生活在前工业化的体制之中。按金钱计算，他们一年挣不了十卢布。但是他们全家和主人家住在一起为主人干活。妻子为主人烧煮，孩子从六岁起就为主人看羊。主人管他们吃穿。” 　　“他们和主人家吃一样的吗?”我问。他又笑了。“全体蒙古人吃的都一样。”他说：“夏吃肉，冬喝奶，这就是我们的饮食。这方面，主仆之间没有区别，但是……”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在权力和自由方面确有很大区别。”他的话使我隐约瞥见了一种原始的家长制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奴隶制和家族关系还结合在一起。现代用语如“工资”等根本没有意义。这样的人民怎能组织起工会来呢?他们将要求什么呢? 　　“和组织工会一样，我们组建政府也有同样的困难”，唐巴道奇继续说，“人民如此分散，怎么投票选举呢?”他解释说，蒙古有五个省，九十四个乡，七百个集市。集市包括三百座蒙古包，圆顶帐篷就是蒙古人的家。按照蒙古革命议会的规定，最基层的选举单位是十家人家，再向上是五十家人家。五十家就具有地方政府的权力，并可选举代表参加集市议会。这是理论，但实际上，蒙古人不愿意为了去参加议会而费时花钱，因此上次选举，只有三万人参加。唐巴道奇就是这样说的，他不象其他政治家那样喜欢报喜不报忧。 　　唐巴道奇告诉我，革命党有党员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六名，绝大多数是贫苦和中等牧民。有一千人出身于王公与头人家庭。约一千名是妇女。他说：“所谓贫苦家庭是指财产不足五十波多的人家。” 　　“什么叫波多?”我问道。 　　“波多是我们的财产单位。一波多是一匹马或一头牛或七只羊或半头骆驼。按钱计算，平均值十八元。” 　　“难道说在蒙古一个人拥有五十匹马或牛，还算穷吗?”我问道。我以为是流浪与饥饿的蒙古人，衡量财富的标准竟是这样的，使我颇为吃惊。 　　“当然他算穷的，”唐巴道奇说，“除此之外他就一无所有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其他农产品。一年中牲畜所繁殖的，不足以养活全家。如果在繁殖之前就把牲畜吃了，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唐巴道奇所作的解释令人吃惊，说明事物的价值决定于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是如何被使用的。正如对一个荒岛上的饥饿待毙的人来说，成堆的黄金一点用处也没有。五十匹马或牛，对任何一个俄国农民都是一笔巨大财富，因为它们一旦和犁、种子及农业知识相结合，就会发挥巨大作用。但是对牧民来说，牲畜是直接吃掉了，也就不值什么了。唐巴道奇告诉我，蒙古的中产阶级有五十到三百个波多，王公则有几千个波多。“不管怎么说，”他说，“我们完全是靠天吃饭。一二年功夫，天气或“曲马”(译音)病就可以叫富人变穷。我认识的一位王公，二年前拥有五千波多，但由于天气不好，牲畜挨饿，现在他只剩下一千了。 　　“这位王公感到非常沮丧。过去，他可以无偿使用群众的劳动力，任意征税来扩充自己的牲畜群。现在，他要向政府交税，为雇工支付工资。过去，他免费使用政府的运输系统。现在他要像普通人一样付费。过去，人们像对待神一样地向他祈祷，现在谁都不理会他了。” 　　这促使我们讨论起活佛和喇嘛的问题来了。唐巴道奇对我说，革命党无意反对宗教。“我们本不可能这样做，”他坦然承认“蒙古人半数是喇嘛。其中一半住在庙里，一半到处化缘。从政治和经济的观点来看，有三种喇嘛。少数是上层的、富裕且有知识的喇嘛，收受信徒的贡品数不清，生活奢侈。较多的是中层的，虽不富但靠寺庙维持某种生活。最后是贫苦喇嘛，既要乞食，也得象其他人一样干活。他们生活随俗，并不太遵守教规。 　　“我们针对宗教提出的口号是‘为了佛教的更加纯洁化!’。佛陀是不承认财产的，更不允许和尚靠施舍致富。他也不主张搞宗教仪式、寺庙或舞蹈。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公开宣扬这些事实，达到削弱喇嘛的影响的目的。同时，取消寺庙的一切特权。依靠这一进攻性的措施，使喇嘛的阻力发生分化。因为贫苦喇嘛本来就从寺庙那里得不到好处，和富有的、上层喇嘛相比，他们乐于把自己看成是更好的佛教徒。我们同样向寺庙征税。当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削弱整个喇嘛教的影响。但这一任务很艰巨。三四个世纪来，人们总是被教诲要尊敬喇嘛。在六年之内，转变不了他们。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让青年入学。全国从八岁到十六岁的学龄儿童有十三万五千二百四十五人。现在只有三个人进了公立学校。其余的一半在家，一半在寺庙里学习藏语经典。但是，通过青年组织的努力，年青人己开始变化。过去，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进寺庙去。现在许多人愿意进公立学校，学习现代知识。许多人已经离开寺庙，参加学习，甚至参加革命军。” 　　唐巴道奇还告诉我，革命政府颁布的新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必须自愿结合，婚姻才算合法。过去，婚姻由父母包办，年轻人无权自己选择。革命政府现在还不敢批准父母所反对的婚姻，但坚持要求青年人自愿结合。因不育、疾病、肆意浪费共同财产或“其他严重问题”，允许离婚。那些名义上应该独身的喇嘛，娶“临时”妻子，十分普遍，已不足为怪，但法律不予承认，因为他们没有登记过。但是法律认定抚养孩子是一种义务。要是那个喇嘛撒手跑回寺庙，“去从事更重要的工作”，家里的牛羊就留给妻子，以便抚养孩子。 　　我突然想起这天下午将要召开党的年会，而唐巴道奇是主席，因此心中不安。我问他：“你很忙，和我谈得太久了罢?”“不，”他愉快地答道，“昨天我很忙。但昨晚在会议上我们把剩下的工作都交给别人了。所以今天下午我没有什么事。”肯定的，这位蒙古的新领导人很会授权办事。 　　为了了解蒙古的经济发展，我和国立工业部负责人雅吐巴，合作社负责人那舍拉，国家银行行长道奇曼，和俄国贸易机构“斯多蒙”负责人奥涅钦柯都谈了话。道奇曼同志告诉我说，世界大战之前，蒙古的银行业主要操纵在中国银行家手中。他们的业务主要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汇兑，收取佣金高达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一一年，沙皇俄国的银行取得特权，开设“蒙古国家银行”，而实际上它将是沙皇政府的财产。这家银行于一九*五年开办，不久就因发生革命而关闭。 　　一九二四年，蒙古宣布成立共和国时，不存在银行。革命新政府在苏联帮助下建立了一家银行，双方各投资一半，开始时为二十五万卢布，现为一百五十万卢布。银行的任务，首先是改革货币，其次是为各类国家工厂发放贷款。董事会由俄国人和蒙古人各三名组成，一名俄国人任董事长，但是代表会议和审计部门的成员主要是蒙古人。 　　直到最近，蒙古的贸易是通过物物交换进行的，价格单位是一头羊。革命时期，曾经使用过中国货币，三分之二的贸易通过它来进行，余下的仍然是物物交换。银子也不都是银币，而是很大的元宝，用多少剪多少。问题在于，必须用稳定的国家通货来改变如此混乱的局面。 　　蒙古国家银行和它在各地的七家分行在三年时间里发行了国家货币，叫“图格里克”。一个图格里克价值相当于一卢布或中国的一元，尺寸则比二者稍小一些。它的储备金，部分是黄金，主要是银子和其他物资。目前进入流通的已超过八百万。连纸“图格里克”也已为各地乐于使用了。在遥远的沙漠地区，蒙古人也开始认识到，用纸币来进行贸易比用羊来计价要方便得多。银行的第一项任务，建立国家统一的通货，实际上已告完成。 　　于是，还剩下第二项任务，解决国家贸易和工业的资金问题。六百万图格里克已经贷出，主要给进出口贸易，也贷给政府的新建工厂。政府的实验田，其任务是向从来没有搞过农业的人民传授农业技术，得到三十万图格里克贷款，期限是九个月到四年，利率为百分之六。银行还资助正在修建房屋和工厂的国营公司。离乌兰巴托三十五公里的煤矿，还有毛织厂、砖厂、皮革厂也都得到帮助。它还从利息中提取三万五千图格里克来发展蒙古的文化事业，如助建人民宫、学校，组织赛马场。举行马赛的目的是发展育种工作，培育更好的马种。这就是蒙古国家银行三年来的工作情况。 　　奥涅钦柯向我介绍了蒙古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他说，进出口的年营业额是四千二百万图格里克，名叫“斯多蒙”的俄国联合企业占有一千五百万，蒙古合作社将近一千万，余下的是中国的私商。最近四年，由于中国发生战争，加上“斯多蒙”和蒙古合作社的竞争，中国人的营业额减去一半。现在，“斯多蒙”和蒙古合作社正在合作建立蒙古的国营贸易体系。 　　苏联对蒙古贸易始于一九二三年，最先进来的是“桑脱苏耶”公司，接着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高斯托”公司，后来是“休斯”公司。去年，它们全都在“斯多蒙”的名义下联合起来。它们在蒙古主要购买羊毛和牲口。羊毛属粗羊毛，供制作制服和毛毯。这里不产优质细羊毛是因为羊群终年生活在室外严寒中之故。驼毛也出口到俄国去，用来制作卫生衫和围巾。蒙古牛羊群为伊尔库茨克和连那金矿提供肉食，价格比西伯利亚要便宜。也出口皮毛，但这是为了转口到纽约、伦敦和莱比锡。最大宗的皮毛是“塔巴干”，是一种生活在地洞里的动物，会传播可怕的“曲马”病。因此，二十年前，一张“塔巴干”皮只值一匣火柴的钱。自从发现它可以用来制作各种假皮毛后，现在以每张皮三卢布的价格，每年出口一百万张。 　　蒙古的进口物资是面粉、机制物品、金属、搪瓷制品、糖和来自中国的绿茶砖。根据奥涅钦柯的计算，营业额已接近战前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最高水平。现在已建起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点，目的是使新建的商业组织直接向群众供应货物，避免中国商人的中间剥削。“斯多蒙’拥有一百个固定的商店和五十个流动帐篷。蒙古合作社也拥有这么多。 　　我访问蒙古合作社主任那舍拉时，他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和高尔夫球袜。但是办公室里他的下级一色穿各种色彩的蒙古长袍。一位身穿鲜蓝锦缎服带着桔色飘带的人凑在他的办公桌上正向他请示问题。他告诉我，蒙古的合作社是与众不同的。他们花了三年时间研究了各种合作社形式，然后才建立自己的这一种。合作社社员共有一万零二百人，每百人选出一名代表参加乌兰巴托的年会，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社委派分社负责人。利润的百分之十用于建立学校，其余的归社员分配。雇用了几名俄国人和布里亚特人担任会计，但大多数雇员都是蒙古人。他告诉我说，蒙古合作设很受欢迎，因为和中国商人相比，它价廉物美。蒙古政府对合作社给予资助，银行贷款是低息的。 　　国家经济部负责人雅吐巴为我开列了一张该部属下的工厂名单。他说，已向蒙古国营工厂投资二百万图格里克。革命前，根本不会有这等事。五十万用于组建两家皮革厂，其中一家是在一个小的私营厂基础上扩建，另一家是全新的。蒙古的运输业获得三十万图格里克投资，拥有六十辆汽车和大群马匹和骆驼。雅吐巴属下的国营农场取得四十万图格里克。其他国营工厂如砖厂、锯本厂、酒精厂、毛织厂、铁匠工场、羊舱清洗所等还很小。这都是革命后就开始建设的，有的已投产，有的刚刚完成厂房基建。乌兰巴托的发电厂在革命前就已存在，现已大大扩建，为全城提供照明和动力。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牲畜，而且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将如此，”雅吐巴说，“有些人已开始对耕作感兴趣，但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大地适宜于耕作。我们还有铁、金及其他矿藏有待开掘。但我们的下一代仍将主要依靠牲畜。我们的统计资料表明，蒙古共有七百二十万头牲畜。但由于人民不喜欢实报财产，因此实际数字还要大些。在这个数字中，羊占半数，马一百四十万匹，牛一百五十万头，骆驼五十万。牲畜的拥有量是很不均衡的。有的有一万，有的一无所有。我们的革命不主张没收财产，但想通过征税使财产均衡。我们还希望所有的工厂都掌握在政府手中。” 　　雅吐巴还告诉我，他的部为保护牲畜免受可怕的“曲马”病侵袭开展防疫工作，十个防治站已为七万头牲口接种了疫苗。这一工作刚开始，问题是严重的。“尽管如此”，他说，“革命后，我们牲畜每年都在增加。外国干涉期间，一百万头牲畜为部队掠去，因环境恶化而死的更多。但现在，蒙古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战前好，比革命前夜更要好得多。” 　　从经济上以西方观点看，新政府完全名副其实。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喇嘛教的影响至今仍牢牢地控制着蒙古人的心灵，从喇嘛的立场看，这些不值一提，简直比不值一提还要糟。它们是邪恶，是从魔鬼那里来的轮回之道的新的派生物而已。今日的蒙古，不仅必须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教育战线上取得胜利。为了了解教育方面的情况，我前去拜访教育部长巴吐汗。 　　巴吐汗身穿端庄的褐色长袍，系绿色飘带，同前四位搞经济贸易的活跃人物完全不同。也不同于那位和蔼的唐巴道奇和热心的阿美加耶夫。他具有宽厚的哲学家的风度，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任大学校长比美。他讲话时的那种温文尔雅的幽默简直叫人不相信他是一名战士。他告诉我，他本人的教育程度很低。“我只学过蒙文，懂一点俄文和德文。你知道，我们的学习用语是藏语。对蒙古人心目中的高深学问，我是一窍不通。” 　　他微笑着继续说：“你不要以为蒙古人是文盲。男性中有三分之一能读会写。不过，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读藏语，研究宗教哲学。对此，他们学得勤苦，功底很深。外蒙古有十所佛教经院，还有无数寺庙。四分之一的男孩在里面学习。三个世纪来，我们的人民习惯于进这种学校，男孩子都热望能进去。 　　“当然，我们政府的目标是建立欧洲式的现代学校，学习西方知识。但如果你对喇嘛说，男孩子们因该用蒙语来谈写，他定会抗议。他们中少数高明的老师认识到这一需要，但是绝大多数死抓住藏语不放，因为这是他们的威望的唯一源泉。确实，寺庙中并非没有某种文化。大卷大卷的印度和中国文学著作就是在寺庙里翻译出来的。我们蒙古人虽然是游牧人，但颇能接受思想深刻的古人著作。” 　　“不过”他若有所思地说“这些知识在人世间一点用处也没有……”“与人无益，”他又说了一次。他知道，这种学说从来就不打算用于人世，因为它的鼓吹者们根本就藐视人世“和你们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有点象。”他笑着补充道。 　　“清末已开始办起几所半欧洲半中国式学校。但从一九一一年蒙古自治的最初几年，博格达汗是最高领袖，他取缔了这些学校，他只希望有寺庙学校。他周围的几百名王公，受过很好的亚洲教育，懂得孔子、佛家哲学和中蒙历史，但是对于欧洲知识的好处一无所知。少数王公到过彼得堡，见过西方学校，回来后想开办一个健身房，但是直到发生革命后博格达汗也还是不同意。 　　“我们新政府对采用欧洲教育方法很关注，但经费不足。最缺的是师资。既懂蒙语又懂西方教育方法的人很少。我们至今不能开办大学，因为没有教授。头上的两年，我们用于准备教材和教师。现在，我们已开办一百五十所小学，蒙古年轻人在学校里学习用蒙语读写。同时也学习地理课——你们欧洲人的地理学，由此他们就能象欧洲人那样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难道还有别种地理学吗?”我问道。 　　巴吐汉笑着答道“在甘东寺有。”他点点头，指向山上的大寺庙经院。“他们教的地理完全是另一种。”“我记得”他人笑道“我到莱比锡去订购首批球形世界地图并把它们译成蒙文时，遇见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的代表也在干同样的事。于是我想：我们蒙古毕竟并非最落后的国家。” 　　“但是，喇嘛们信不信地球是圆的?”我惊奇地问道。巴吐汗又一次大笑。 　　“有的教学生说地球是圆的，有的说是平的”他答道，但他们都说，地球是什么形状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是虚幻的。他们教天文学，当然也讲地球和其他行星的关系。这也是虚幻的，也许更高深一些。他们对月亮的盈亏更有兴趣，可以十分精确地测出月蚀。但是他们对蒙古和中国及俄国之间的关系却认为是小事一桩。” 　　“他们对待欧洲科学同样是态度冷淡。他们宣称爱因斯坦的理论古人早就预见到了。说什么：‘我们早就知道’人类的知识是相对的。如果欧洲和美国人说地球是圆的，那很好，很对。但如果别的人说地是平的，那也相对地是对的……”，他笑着对我说，“对这样的争论你有什么办法!” 　　他愉快地告诉我，即使在准备课本这件事上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在蒙古，印书很困难。很难弄到印刷机，找到印刷工人，也找不到能制版的人。在自然科学中，有一大堆名称上的问题。矿石的名称，应该用普通蒙古名称，还是西藏名称，还是拉丁名称呢?并非每种矿石都有蒙古或西藏名称，这样就搞不准了。不过，我们尽可能不用太生疏的名称。” 　　他告诉我关于开办学校的种种困难。“我们的人民经常流动，没有固定住处。但是孩子读书必须固定在一地。那就必须有宿舍，但代价太高。父母不愿为子女上学付膳费。他们为子女读书，愿意向喇嘛和寺庙交费，却不愿向政府交款。在文化事业上喇嘛的声誉仍占上风。再加上，家庭里还指望孩子从小就开始于活。男孩从七岁起就要看羊。十岁的女孩清早就得起床，生火、煮茶。十五岁的男孩就算成人了，已经会从马背上熟练地挥舞鞭子，狠抽狼的鼻子，捕杀它们，根本不用刀枪。既然子女可以象成人一样地干活，父母自然不愿让孩子上学了。 　　“不过，上学的兴趣仍在增长。一百五十所小学还不够用。许许多多未经登记的小学，只教谈书和写字，雨后春笋一样地从帐篷里冒出来，去年，我们派出四十名学生到德国和法国去，派三十名到俄国去。他们将学会绘制地图，印刷书籍和鞣制皮革。还有的回来为蒙古创建新工厂。” 　　稍过一会，巴吐汗告诉我，蒙古人是多么尊师。“按照老规矩”，他说，“我带儿子前来拜你为师，要送一件丝衣作为礼物。以后每年都得送礼。对于为他们打开知识之门的人，他们终身尊敬。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用大课堂的办法。寺庙里的为法是个别辅导。一个教师只带不多几个学生，一直跟着他学。一部分师生与另一部分师生常开展争论。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这是一种能使学生学得扎实的方法。学生能牢牢掌握他们所学过的东西。公立学校要有足够经费来办学，达到这么好的教学效果，还得过好长时间。” 　　他既然深知他的对立面的长处，我就冒昧地问他，为什么非得让蒙古人去学欧洲知识，为什么不能安于现状，去上喇嘛的学校?……“我们不愿意做——那本英文书叫什么来着——孤岛上的鲁滨逊。这样我们才能和世界上别的国家对话”，他说。 　　“再说”，他补充道，“即使我们不想与世界交往，也做不到。世界会置我们于不顾吗?不，它用军队、贸易和发明来迫使我们这样做。蒙古青年看到了美国的道奇汽车、德国的容克飞机和俄国的火车头。这些事物来到后，我们在群众中物色对机械和科学技术有爱好的人。送到德国去学习的就是这些热心的人。他们是好学生。他们在本地读完四年中学后，立即到德国读第五年。他们能很好跟上。人家说蒙古人懒，这仅是因为他们不会种地。其实，在严冬风雪中放牧就不是懒人能干的活。一旦蒙古人对某件事产生了兴趣，他会坚持到底。从前，他们步行到拉萨去，花二十年时间攻读学位。为学习欧洲知识，他们也会这样干。我们必须学习!”他说，语调突然严肃起来，“我们必须学习，否则就灭亡!” 　　“再说”当他拿起一架显微镜时，又笑了，“即使是纯粹从知识的角度看……你看，通过显微镜，我们懂得了一滴水中含有许多生物。喇嘛告诉我说，他们早就知道了，好几代以前，他们就推论出生命无处不在。不过，世上的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显微镜也并非绝对，不过也许相对地准确些。” 　　他大笑着说：“我们的显微镜越来越受欢迎了。三年前，我们必须强迫儿童来上学。现在，学校不够用了。不过，要创建一种新的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说到这里，我告别了。他那种侃侃而谈的神态简直使人难以相信他竟是整个喇嘛教育制度的死敌，和那舍拉、雅吐巴、阿美加耶夫和唐巴道奇他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为使蒙古人的灵魂挣脱活佛的影响而展开不倦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前不久，这个民族似乎已注定要昏昏然地沉沦，走向灭亡。对于这一可怕的命运，活佛们是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的。现在全国已为民族命运而振奋起来，开始被诸如银行、资产负债表、工厂、兽医站、繁荣和进步等等的西方神灵所吸引了。 　　蒙古革命政府在短短几年中取得了坚实的成就。对一个刚刚脱离原始游牧生活的人民来说尤其令人瞩目。人们认为将要灭亡的蒙古民族，经过经济和教育改革后，有希望复兴，重新立足于世界。这就是这群革命者的抱负，他们组成丁新政府的战斗核心。他们看到了西方文明，深知或者去吸收它，或者为它所摧毁。他们为民族的未来而战斗。这一民族本来是并不关心自己的未来的。他们企图用短短的十年在几千年来造成的文化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