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个人著述

十二、维尔克—武丁斯克一瞥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从乌兰巴托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六百公里路程，可有许多旅行方式：骑马，乘船，坐汽车，或乘飞机。鲍罗廷和陈丕士坐了几小时的飞机到了维尔克—武丁斯克，在工人集会上向群众发表了一次演说，半夜里搭上了去莫斯科的快车。余下我们这些人用两天多一点时间乘汽车前去。 　　要是从俄国和西伯利亚的乡村出发进入蒙古，这六百公里路程无疑会显得单调、孤寂。但是，我们刚从原始沙漠中出来，每夜宿营，周围连一顶帐篷部见不到，这条路就显得是条文明之路了。早在乌兰巴托时，我们就已接触到无线电、电报和飞机了，这些都是象征北方文明的第一批事物。乘汽车走二三天对我们来说真是小事一桩，如同乘车回家一样，在整个旅程中不值一提。 　　以往在中国糟糕的道路上行车，平均每小时只走四公里，走十公里算是幸运的了。动辄陷进泥坑，一等就是多少小时，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我们翻过山间的处女地，穿越谷地，以时速三十公里稳定地前进。这是在公路上行驶的合理时速。有一次，我们在山间遇到一场大冰雹，下坡时路面打滑，行驶艰难。有两辆汽车滑出路外到了山壁处，耽误了一个小时。的确也危险，但在大家看来也不算什么了。 　　土地虽然仍旧旷阔、荒芜，但和戈壁相比，已初经开垦。树木出现了，路边偶有旅店，山谷里甚至看到一二处中国人或俄国人的农场。确实，房屋和旅店并不多，有时要走五十公里才看到一处。人口确是不稠密的。但是我们曾经走上一个星期都见不到一间农屋或旅店，现在一天看到三处也就觉得人烟稠密了。 　　有的路边旅店可以看到牛奶、牛油和鸡蛋，还可看到沸腾着的俄式茶炊，以往在中国或蒙古，不大能喝到新鲜牛奶，现在则可以一夸脱一夸脱地喝。但俄国旅店不够多，有些小困难仍不能解决。我们第一夜是在一位布里亚特人家里度过的，很暖和，但蟑螂很多。 　　第二天中午，到了边界，从远处就看到阿尔唐·布洛克白色的寺庙和教堂。翻译过来，阿尔唐·布洛克的意思是金钥匙。作为旧中国和它的北方帝国之间的前沿贸易站，这名字是很合适的。在这里，可以买到汽油。使我们回想起，在横跨中国、戈壁和乌兰巴托之间的两千多公里中，我们从来连一听汽油都买不到。现在，路途上的供应总算正常了。甚至还有一家俄国餐厅在镇上宣告就要开张了。经过蒙古和俄国海关，在住在附近的俄国领事的帮助下，我们翻过山脊，进入第一个俄国市镇托洛茨卡沙瓦斯克。 　　我记不起俄国人是如此有秩序、清洁和文明。事实上，应该说，我认为俄国人不是这样的。在波兰时，我曾多次从德国化的农村到俄罗斯化的农村。感到德国人真可说是将欧洲秩序和文化带进混乱的斯拉夫人中间的传递人。德国小镇的清洁和俄国乡村的破烂无秩序形成鲜明对比。但现在经由蒙古进入俄国，翻过来和东方民族相比，俄国人成了将欧洲秩序和文明输入东方民族传递者了。离开蒙古之后，俄国的一切显得那么井井有条和文明。我们在托洛茨卡沙瓦斯克吃晚饭的那家旅馆，按莫斯科的标准来说是不大整洁的，但它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用厚实的白色大汤盆供应“白菜汤”，有刀、叉和报纸。样样东西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从沙皇时代起，托洛茨卡沙瓦斯克就有砖砌房屋的大兵营，说明对于沙皇帝国来说，这是一条有战略重要性的公路。至今，它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前哨，但现在已成为向蒙古输入财经、电力、制革等方面专家的通道了。也是蒙古青年学生到俄国、德国学习贸易知识并带回到蒙古来的通路。我们在托洛茨旅馆吃晚饭时，听到一阵进行曲的乐声，赶到窗户去看，是一群新入伍的红军士兵走过，主要不是俄国人，而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因为苏联的这一地区是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 　　也许，俄国帮助蒙古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她的家门口建立这个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可以在这里学会如何用现代化方法自己管理自己，以及如何建立工会，成立妇女组织，使自己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前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路上，从远处就可以分辨出俄国村庄和布里亚特蒙古村庄之间的区别。布里亚特村庄是暗淡的，是些低矮、未经油漆的棚屋，只有高大的三层结构的塔状佛庙显得出色些。俄国村庄比较有生气，房屋经过油漆，修建较好，俄国教堂的彩色圆顶高高耸立。 　　文明的标志越来越多。第一次看到了围牲畜的栅栏。在蒙古，牲畜自由游荡，只由牧人看管。第一次出现了耕地。看到了第一个乡村邮政用的信箱。这就是原始游牧生活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具体的分界线。在直达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最后二百公里中，突然令人惊奇地出现宽阔的公路。沿着公路，以公里计算的里程碑也出现了。我们终于知道我们确实回到了重视计算时间和距离的现代世界了。过河时，我们不必再推着汽车涉水，而是乘渡船。它由缆索牵引，按规定收费。 　　二年前我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曾经路过此地。当时维尔克—武丁斯克给我的印象象个旷野中最偏僻的地方。而现在，我感到它是一座漂亮的文明城市。经过对比，我才知道去欣赏那里的银行(可用美元兑换卢布)，众多的商店、两家旅馆、劳动宫和政府办事机构。镇上有一份报纸。在到达这里的两天之前，我们就读到过它。我还获悉，一批乌克兰舞蹈家今晚将在工会戏院演出。 　　我参观了劳动人民文化宫，遇到一些活跃、友好的书记。他们敦促我多留几天，见见共和国的主席和党的书记。“她是个女的”，他们自豪地说，“一位能力特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该就是革命带来的新的自由。”短短几年，在原始落后的人群就涌现出一位妇女，走上共和国最重要的岗位。 　　文化宫的书记告诉我，布里亚特共和图的人口中，百分之五十八是布里亚特人，百分之四十二是俄国人。我表示惊讶，双方人数均衡，怎能建立特殊的共和国。他答道，布里亚待人的习俗和文化十分独特。不建立特别的政府机构，就不能解决他们的教育和自治问题。他肯定地说，在政府机构中，俄国人和布里亚特人所占比例，和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相同。 　　在共和国的工业生活中，两个民族之间差别是显著的。这从行业工会会员的组成上，特别看得清楚。在需要熟练手艺的行业中，几乎没有布里亚特人。冶金业中也没有。皮革工人中只有一名。印刷工人中只有三人。布里亚特工人实际上只存在于三个行业中：农业工人，教师和政府职员。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工业还很小，几乎全由外来的俄国工人进行管理。 　　确实值得在维尔克—武丁斯克多耽搁几天，研究如何在落后民族中组织自治政府的经验。但是，一见到铁路，就按捺不住想到莫斯科去，于是又考虑起时间表来，查看那个车次最快。我们发现，鲍罗廷前一晚已乘西伯利亚快车走了。我们当天下午乘一辆邮车离去，次晨将在伊尔库茨克换车。 　　文明的迹象令人惊奇地迅速增多。我们还没来得及看完在武丁斯克买来的报纸，伊尔库茨克大车站就到了。至少有二十份俄文日报在出售，还有三四份德文报和来自法国的《人道报》。火车站对面一个干净得出奇的小食品店是伊尔库茨克工人合作社联合的第八十五分店。干净的货架上小罐头摆得整整齐齐，包装好的货物和罐头花色品种极多。在伊尔库茨克街溜一圈，看到更多的合作社商店。我离开苏联才几年，合作社发展得很快，过去是各自为政的合作社组织，现在则是工人合作社联的上百的分店。自从四月份离开美国的联号商店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和高效率的商店。 　　西伯利亚比世界的任何地方更象美国的西部，广袤的大平原，一望无际的森林，都是相似的。人民充满活力，喜欢“吹牛”，对未来信心十足，这些也是相似的。当地的西伯利亚乘客一个又一个来到我坐的车厢，然后又下车去干自己的事。我在和他们谈话中，对苏联完善她的组织的速度之快，深为惊叹。 　　在森林深处一个站头，上来一位乘客。他告诉我，这一地区向莫斯科出口皮毛。他说，这里有一个猎人协会，低价向政府购买枪枝、弹药，集体向国营贸易组织出售皮毛。只要享有普通公民权，有打猎技术，就可以参加猎人协会。 　　另一位告诉我，去年西伯利亚生产了三百万普特黄油。他正在查看列车时间表，准备明年到塔什干、撒马尔罕、里海、高加索去旅行，犹如一个美国人计划到加利福尼亚去旅行一样……。他的工作是为新铁路筹集木料。新铁路修在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之间，是为了开拓几千公里的新地区，并用土耳其斯坦的棉花交换西伯利亚的小麦和木材。已修了三年，还要三年才能完成。 　　“接着再从塔什干修到宁夏”，我们中有人喊道，“下次我们到宁夏去，也许就不用横跨戈壁，而是从塔什干乘快车进入中国。”我回想起我们离宁夏以来的那段长路。觉得在现代，沙漠不再会是永久的障碍，第二个十年，俄国的铁路肯定会穿过戈壁，联结中国、土耳其斯坦和甘肃，然后直通北京。我想到，对比苏联的和平建设，中国当今是连绵不断的军阀混乱，工农群众受苦受难、斗争进展缓慢，显得差距多么大! 　　我们的车厢里又来了两个人，是运输工会的行业工会组织者，他们从这一地区的铁路中心开会回来，那里有四百人被解雇。“西伯利亚有季节性的工作”其中一人解释道“装卸收获的谷物和修铁路。这些工作不能在冬季进行。这一地区雇了三千人搞这些工作，十月一日要解雇三百人。大多数是农民，家在农村。工会正和铁路当局协商，设法照顾急需工作的人。” 　　“被解雇的人有保险金吗?”我问道。 　　“当然，”他回答，“每人每月得八到十四卢布。有家属的每人再增加百分之十五。由社会保险金中支付。如是工会会员，还可每月从工会获得十卢布。若工会会龄在六年以上，可得十五卢布。这就足以使你不会在西伯利亚挨饿。运输工人可以免费乘车前往可能找到工作的地方。” 　　当他讲话时，我想起了长沙码头上那些饥馑的运输苦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船还没靠码头时就跳上来，为的是扛行李挣几个铜板。这种残酷的竞争场面，象恶梦一样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而这里，正好相反，连失业都是很文明的，有组织、有计划，来保护他们的成员。对失业者的保护可以说比发达的美国还要好。 　　我注意到火车上的人们的外表。任何地方都见不到丝织服装，这在美国火车上是到处可见的，但也没有衣衫褴褛的现象。都穿着暖和的长外套，式样不大讲究，但很舒服、耐穿。有做得很好的结实的长统皮靴。有橡胶套鞋，没有美国制造的那么时髦，但更结实。整个车上都是工人——吃饱穿暖的工人，谈论的都是关于修建铁路和工厂，关于黄油产品和皮毛协会的事。和美国西部火车上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在他们关于西伯利亚高速发展的高谈阔论中，无一人吹嘘如何置备个人产业或怎样投机取巧获得利益。他们夸耀的是国家的成长，是新工厂和新合作社的建立，完全不提个人利益。他们在说：“看到十字路口那个小站吗?五年后，它将变成一个市镇。……这就是西伯利亚!” 　　在诺沃西比尔斯克①站，上来了二十名妇女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全苏妇女联合会大会。她们的非正式领导人是一位高大、和蔼的妇女，宁静的脸部已有皱纹，显现出西伯利亚农民长年劳动和耐心承受的痕迹。她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这一职务相当于美国的参议员。她穿一件暗红色的、没有式样的自制棉裙，灰白的头发上包着红色头巾。她告诉我，她来自离铁路二百公里的一个村庄。 　　“但是我过去到过莫斯科，”她微笑说，“是作为中央执委会成员去的。所以，车上的其他代表都指望我给指指路。她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西伯利亚。有的人连诺沃西比尔斯克也没有去过，有两人没坐过火车。”她大笑着补充道：“十月革命后，我们妇女进了新天地。” 　　她告诉我，她参加政治活动之初，还是一个有年幼子女的寡妇在村里的自助会里工作。后来被派去参加乡苏维埃的会议，由于她强烈指责本地区的条件恶劣，人们出乎意料地选她去参加省的会议。“你去好好讲一讲，我们这个乡的情况是何等恶劣。”慢慢地，她的职位上升了。而现在，她说：“我搞政治工作，组织妇女，不再做陶器活了。”我问安妮西阿·乌斯蒂波夫娜——这是她的名字——她是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她答道，丝毫也不在意“我是广大的非党群众的代表。列宁说过，要吸收这些人参加政府工作。” 　　当我听她以自信的语调讲话时，想起了中国的妇女。那个吓坏了的姓汤的女子，害怕被订了亲的对方家庭绑走；姓周的年轻妻子，她的继母不准她用现代方法养育自己的亲生孩子；那位遭到羞辱的姓吴的女子，如果第二次被拒婚，就只好去死。我还想到中国其他一些女子，为革命而奋斗。努力学习，离家出走，惨遭杀戮。我又看到山西的小脚妇女，骑在驴背上，离家门几步路都不会走。她们和眼前这位自信、自由、生气勃勃管理着国家的女子之间，不是相去几千公里，而是相隔着整整一个世界。但是，实际上的差距，仅仅是十年的革命。 　　我和车上的其他妇女代表也都谈了。一位老年鞑靼女子，是本村苏维埃主席，她告诉我那里的渔民每年夏季要沿河航行几千公里，到法拉海去捕鱼。她们都在讨论需要建设更多学校、医院，更好的合作社。她们讲得很具体，劲头十足。她们绝大多数都是村苏维埃主席。她们颇感兴趣地说起当初妇女参政是何等困难。“去年”一人说“我们选了两位妇女参加村苏维埃。但很少人敢参加，因为怕男人取笑。今年我们选了六名，现左她们任何会议都敢参加，男的也不敢取笑了。” 　　她们讲到，如何通过斗争在一个落后地区建立了一所学校，如何通过妇女们的努力、村里的土地重新作了划分，如何搞到灭火机，以及重修一座桥或医院。看过中国的混乱和蒙古的大沙漠，再来看这些妇女，就觉得她们象大地一样坚实。她们前进的力量是如此不可抗拒，好象地球一定会绕太阳转一样。然而，仅仅十年以前，她们同样是在黑暗世界中，既无望又无助。现在，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她们是地位平等的建设者和分享者，和男人一样，正在征服自然，创造文明。这是一种生命力异常巨大的文明，它将扩展到铁路的那边去，向北到达遥远的北极苔原，向南穿越中亚的沙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到达我们刚离不久的伟大的、然而又是昏暗的、混乱的中国。 　　过了乌拉尔山脉，又经过俄国北部那在秋天是寒冷而潮湿的农田，走向外部世界只称之为莫斯科的城市，但它在占地球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上那些分散的乡村居民中，又有了一个更为庄严的称呼，叫做“中央”。对于其他亿万人民——那些南亚和东亚的黄色和棕色人种，他们和他们的苏联兄弟农民既不相似，又很相似——来说，它会不会也成了“中心”呢?这正是世界史中当今最重要的问题。 　　① 即新西伯利亚。——译者注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