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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京政权的衰落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一九三五年六月将尽，两条有关中国的新闻同时见报。引人注目的是，两条新闻都发自日本东京。 　　差不多就在八年前这时候，我离开已告分裂的武汉，途经贫瘠的陕西山区与蒙古沙漠，北去苏联。在那个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正开始企求实现其第一个五年计划。 　　其中的一条新闻，报道了日本对华发出最后通牒。日本人这种做法，如今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了。深入华北超过千英里，日军在察哈尔遭到了微弱的抵抗。该省的宋哲元将军(一度是冯的北线指挥官，我在固原的旧相识)，由于其部属胆敢抵抗入侵者这种“挑衅”行动，自非表示歉意不可了。他已经答应将失职的第一百三十二师的长官撤职，且将给日军向亚洲腹地进军提供方便。然而，这并不能使日方满意，于是便向那号称是统治着中国的南京政府下了最后通牒。提出：宋的态度才能令人满意。由于对他的行为难以信任，日方尔后不再认为他是一省之长，只当作有待南京政府惩办的匪徒来对待。 　　对于这一令人惊讶的无理要求，独裁者蒋介石作出卑屈的反应，向东京派去了一名私人信使。随即便从东京宣布，今后，日本军部与财政部联合资助下的一家康采恩，将独家经营华北工商业。 　　即使如此也还不足。帝国主义是你喂得越多他胃口越大。随后就听到传闻，国民党在华北的机构将告撤销；又传说中国军队要撤出北平；而在那个故都发生骚乱之际，日本轰炸机竟从上空列队飞过。当年的中国皇上，前已在满洲登基，此时可能又在谋求重返故都，这已迫在眉睫了。其实还是日本人在傀儡的幕后策划。在这一切的背后，传出了更加鬼鬼祟祟的暗示：日本占领军要求“整个中国一元化”，并将国防力量交日本人掌管。 　　另一条新闻是关于中国主力红军到达四川的报道。红军横越四省，跋涉一千四百英里，胜利抵达预定的目的地。这支八万之众的大军，爬山越岭，走过了粤、黔、滇三省。他们通过了湘、黔边界的丛林沼泽，渡过激流，走出了西康荒芜人烟的地带。蒋介石的五十万大军没能拦堵住他们。一路上的地方军阀大多干脆躲开一旁。来到四川这个扼长江上游咽喉的极西省份之后，背靠康、黔山区，又有广大土地矿藏潜在资源，从战略上来看，红军是强有力的。 　　二十年来，四川的财富被两百多次内战搞得精光。有些地方提前征收了五十年的捐税。据一位传教士报道，仅在某个地区，就有万余农民于绝望之余弃田上山。几十万盐井工人中有百分之八十被解雇。据说二十年中人口从六千万降为四千万。这并非由于天灾，而是因为军阀的搜刮造成很多人饥饿而死。就在共产党还没入川之前，无效果的农民暴动已经常有发生。 　　四川的被剥削群众以暴动来迎接红军。全省大部分地区落在他们手里。主力红军终于同四川红军会师，后者建立的苏区已存在了约有两年。汇合起来的二十万红军，在四川省府以西七十英里之处严阵以待五十万蒋军。蒋军已经徒劳地尾随红军走了这么远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报纸认为，红军的会师是“红军的巨大胜利”，而莫斯科报纸则欢呼这个会师之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并认为，红军不止是胜利进行了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进军，还以自己的行程在广阔土地上深深地播种了革命。 　　三年来，中国红军一再呼吁，愿同任何一支抗日军队并肩战斗。三年来，每一个建议蒋先抗日、再剿共的人，也受到了更大的迫害。北京有几百个知识分子就在最近遭到处决。此外，至少还有一位爱国将领遭害。除了他们期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挽救华北之外，别无罪状。如今在四川，蒋还是按其习惯的一套行事，他接见了从南京飞来的日本使节，接受帝国主义者的援助，用来镇压共产党，代价是签字画押，让日本控制华北，进入故都北平。 　　以上两条新闻排在一起，构成一幅画面，显示出今日中国的斗争特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现在愤起唾骂蒋是卖国贼。蒋的宣传员则竭力为他辩解，将一切归咎于红军，说什么蒋先要安内才能攘外。 　　看到这一情景，我不由得回想起八年前的那个月明之夜。在陕西一所果园中，鲍罗廷对一位受冯玉祥压迫而出走的中国同志说：“从今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将比以往更凶狠。当着国民党依靠群众之时，他们赢得了无上权威。如今它镇压群众，帝国主义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但是不要泄气，中国革命并没有完结。”这番话勾画出这八年来的历史进程，预言了南京政权的衰落不可避免，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中国费了八年时光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这是用流血与痛苦换来的教训。 　　一九二七年四月，长沙的普通工人听到了蒋镇压上海工人的消息。蒋所倚重的正是起义工人授予他去同资本家谈判的权力。长沙工人对此作了评论，说得既机敏又生动：“革命好比行进中的列车。每到一站，乘客有上有下。蒋介石已经下了车。”在工人看来，起变化的并非革命本身。农民要地，工人要改善生活。这种深刻的要求决定了革命性质。当了革命的敌人与叛徒的是蒋介石，而三个月之后又有武汉政府，其后还有别的人物。那些只看表面的人觉得革命事业似乎已所剩无几。有些农民逃上了山。铁军的部分军队已经消失于内地的暗影之中。有些工人藏身于上海的贫民窟。在南京的牢狱中，共产党人受着折磨。 　　从某一方面看起来，南京政府大获成功，正在登上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蒋不但取得了上海资本家的财政援助，还冒取了北伐革命的光荣，并继续以此为资本，建设“尊严”的国家。原先对革命力量感到头疼的列强，发现蒋原来是一个可以谈交易的人，于是放了心，赶紧予以外交承认与借款。 　　在帝国主义舞台上登场比较晚，因而没有什么地盘的美国，更是看到了机不可失：通过那些受过美国教育而此刻在南京政府身居要职的人，美国可以公开进入中国了。 　　美国资本家提供贷款，指望得到加倍偿还。美国政治家派二流角色去当蒋的顾问。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欣然发现，南京政府里有许多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妇女，高兴地认为，新政府是以西方民主为楷模的，他们宽恕了早先中国人民的过激行为，既然那已令人满意地给镇压下去了。他们乐观地认为，原先群众斗争中提出的那些可怕的要求，南京政府将以某种虽说迟缓却更为得体的方式予以满足。 　　在一个时期内，大部分中国人也怀着同样的期望。这是因为，只要并非走投无路，老百姓与其寻求恐怖手段，总还是寄希望于政府的。革命成功的辉光依然映照着国民党，在内政外交中充当虚假的门面。靠着外国的承认与上海的税收，一九二八年春蒋得以再次北伐。这是一年之前由于他武装政变而中断了的。在冯、阎军援助下，当年六月攻下北京，更名为北平。十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十二月，满洲军阀张学良归附新政权，从而完成了统一。 　　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不同意这样看问题的只是少数心怀不满的人。他们根本反对资产阶级国家，要求给予工农更多的权利。他们的痛苦呻吟——为维护现存秩序，确实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与处决——淹没于东、西方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者同声祝愿之中。 　　所有此类祝愿忽视了一种事实：中国最基本的掌权者依然如旧，不管言词如何漂亮，革命并不存在。在南京的新门面后边，武人们尔虞我诈，同过去在北京的老门面后边一模一样。地主、高利贷者与武人们照旧沉重地压在人民头上。中外资本家仍然抱成一团，剥削人民大众。正如宋子文亲口对我讲过的那样：南京始终是“漂亮话掩盖着老腐败”。 　　改组以后的国民党，消除了共产党人，镇压了工农革命组织，选择了自身的社会基础：上海银行家、城市工商业资本家和农村地主。所有这些势力只在剥削压迫广大群众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由于分赃不匀又争战不休。国民党军队从一支所向无敌的革命力量蜕化为军阀的雇佣军。它不是顺着群众运动的潮流走向团结一致，而是注定要一边互相火并，一边残酷镇压反抗他们的工农。南京“爱国人士”的任何乐观言词与虔诚希望都改变不了这一命运。 　　宣告统一还不到半年，人们已经看出来，所谓统一，无非是形式而已。蒋本企图以解散杂牌保存嫡系达到“裁减军备”，反而引起了公开的战争。蒋先是同曾经导致武汉政府分裂的汉口军队打，继而同西北的冯、阎军打。张学良利用后一战事的机会攫取了平、津，同蒋分占了中国的大部。一九三一年，另一个广州政府崛起华南。国民党元老中有一半或一大半是其成员。过去，按古老宗法制度同地主、商人勾结一气的各地军阀，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表演过内哄与倒戈的把戏。如今在青天白日旗下，一切又在重演。蒋纵有美元撑腰，自封为全中国的统治者，并以此身价向美国人民推销。其实他也象当年江、浙军阀那样，真正能控制的只是几省而已。 　　不管他喊了多少现代化口号，实际上在国民党统治下，封建与军阀势力的压迫变本加厉。 　　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查尔斯·霍奇斯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号《亚细亚》杂志上作了如下报道：大地主以贫苦农民为牺牲，正在巩固本身的地位。政治上的瓦解使地主豪绅这两个狼狈为奸的剥削阶级有了可乘之机，去侵占公地与村社土地。在腐败的军事当局——此辈不惜出卖一切，包扩几十年后的税收——纵容下，地主家族以贫农、中农为牺牲品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贫农与中农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一旦遭灾就面临彻底毁灭。“这一切，标志着全国性的农村破产。被盗匪、内战、水旱灾荒赶出家园的难民大军，便是中国濒于绝境的明显标志。当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得势之际，无家可归的人已超过荷兰人口。而到了一九三三年，这一数字达到了世界大战后德国的人口数，即六千五百万……农村中的两大瘟疫——贫求无餍的地主与高利贷者，继续对群众进行季节性的掠夺。事实上是为所欲为。” 　　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一九一九——一九三〇年却又面临世界经济危机。列强将危机转嫁于弱国。美国高抬银价，把中国内地的银元都榨干了，因而加深了人民大众的贫困化。上海则被强化为金融之都。美国从西藏向华西方向调动军队，还借钱给四川军阀以谋取特权。法国占领了加罗林群岛之一部，又开始资助云、桂军阀，作为在该地取得权益的伏笔。美、德两国一直在利用借款，军事顾问与飞机为饵哄骗南京政府，指望从长江流域的贸易特惠中取得报偿。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最大压力的日本，抓住时机对满洲与华北发动了策划己久的行动——一场震惊世界的军事干涉。 　　南京政府早已把群众丢在一边，甘心走依靠金钱的道路。但却发现，即使是上海的财源也填不饱腐败军阀的肚子，应付不了日益激化的军阀混战的开支。然而除了愈来愈狂热地大借外债以求补助以外，它又能有什么作为?这种借款是以对方索取什么就得给什么为先决条件的。而南京政府所能办到的就是出卖。税收权也好，这一那一地区的控制权也好，卖给任何买主都无所谓。对方的条件却愈来愈苛刻了。 　　为了应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的政策是公然宣称不抵抗。张学良在满洲不仅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且有火药厂、迫击炮厂和世界最大最优良之一的军工厂。他急忙溜到南京去讨主意和求援。然后坐了蒋赠他的一架飞机回去了，去执行投降政策。从此就开始了四年来日军侵华的步步深入。唯一的反对者属于爱国的非嫡系军队。他们的爱国行动不仅得不到蒋的认可，而且受到不断加重的惩罚。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九三二年初日本入侵上海的事件。广东军十九路军，尽管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且遭到阻挠破坏，却英勇地打了一仗，使日本在整个亚洲面前丢了脸。蒋在上海签订了停战协定，容许日方永久设防，加强了对上海的控制。 　　一年以后，又签订了塘沽协定，内容始终秘而不宣。但华北显然已被置于任凭日人摆布的境地。日本朝着控制华北这一目标步步进逼，每一步都得到蒋的帮忙。改组后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中，安插了对日“亲善”的人物。当这些人对日本的掠夺也渐感沮丧时，又被更加俯首贴耳的人取代。在日本银行家与亲日的华方董事共管之下，老的中国汇兑银行复业了。预期它会成为日益增强的日本金融活动的一项工具，尤其在“华北铁道”方面是如此。这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廿二日《纽约时报》的报道。通过提供贷款，日方企图控制平绥铁路。这条铁路沿正东方向通往内蒙。正如《中国每周评论报》不久后指出的，此举对于日本的反苏军事图谋将是重要的。 　　此后，南京政府批准一项关税新税则，对中国纱厂急需的原棉增税百分之四十三，而对日本出口同中国竞争的棉纱则降低了三十九种税率。这样就牺牲了中国企业的利益，帮了日本人的忙。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日，十七名日本工程师到达上海，在造船厂为中国建造一艘战舰。这等于把海军机密拱手交给了他们。同年十一月，蒋视察华北，就地再次改组地方政府，以方便正在迫近的侵略行动。他授权地方当局任用日本顾问。甚至在山海关这样一个满洲通向华北的战略要口，也安插了一名日本顾问。 　　由于北方军队对此类屈从日方的行事表示憎恶，蒋把其中的十四万五千人调往南方。从宋哲元所辖的察哈尔省抽调了双倍多的兵力。而该省正是日本策划进占的下一个目标。当所有这些勾当激化了人民的反日情绪时，蒋便动用蓝衣社来取缔抗日言行，下令大肆逮捕和处决抗日的知识分子。一九三三年曾从日军手中光复了多伦的吉鸿昌将军，始终坚持抗日。他先是在咖啡店中遭到蓝衣社分子狙击，随后当他躺在医院中养伤时又被逮捕，以莫须有的罪名草草处决。 　　蒋对于日本侵略行动的退让——还不如说是帮忙，引起了不同的议论。坦率的人使用了一个简单而可憎的字眼——卖国，认为他为了维持自身的短暂统治，业已通过借外债把国家出卖了。另一些人比较客气，不赞成使用这样刺耳的字眼。其论据是，南京政府其实也是仇视日本的，只不过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取得援助以摧毁红军，只得屈从日本。这两种看法的分歧似乎可以归结为用词上的分寸不同或是对蒋的心理状态有不同分析。然而，难道因为一个卖国贼同收买他的一方存在矛盾，或者因为仅由于权力欲才出卖同胞，就可以认为他不那么坏了吗? 　　最宽容的解释者认为，面对日本武力，南京政府是束手无策的。南京政府自己也竭力制造这种假象，似乎自己是面对强敌无力抗拒，却也有一些论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问题毋宁在于领导不力与意志薄弱。他们说：“中国获得外籍军事顾问的内行指导已有四十年之久。张学良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兵工厂之一。在外国军校留过学的中国军官有好几百人。日军通过热河时，只要任何一位中国指挥官有那么一点抵抗意图，那次战局就不会变成日军的一趟短途汽车旅游，而将是无路可通的隘口上的一场恶战。因为日军的摩托化装备在那种地形上毫无用武之地。” 　　所有这几种观点，短短一句话不就可以更完整地概括了吗?那就是八年前(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提出的：“只有将广大劳苦大众都包括在内的切实的斗争，才能形成一种力量，战胜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不仅依靠武器，还要依靠意志，靠亿万人民在自己国土上为热爱的国土而战的那种意志，才能够赶走侵略者。既然八年之前蒋已不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了，那他从此就注定了要为弄到借款而去干剥削者最需要他去干的勾当。一开头是上海银行家向他收买到了对工人的镇压。然后是列强，蒋出让权益同它们大做交易。如今除了政府的批准权之外，已经再无可卖，而这种批准权也已一钱不值，只有最贪心而伪善的日本帝国主义才有胃口出价收买。 　　对民族的叛卖，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不仅是革命农民用那个简单而难看的字眼骂他，正如查尔斯·霍奇斯所云：哪怕是一个漫不经心的旅游者也处处可以感受到群众那种反对独裁统治存在下去的情绪。政府愈来愈露骨地对日妥协，同样遭到人民反对。十九路军的蔡将军近来在美国展开了反蒋宣传，声称：“我反对他是因为他同日本订立密约……其中究竟有些什么条款他不对我透露，可是对日本人予取予求。” 　　一九三四年八月，以孙夫人为首的三千位知名人士，发表了《要求武装抗日》声明，提出：“中国人民从自身的痛苦经验中懂得，不能指望国民政府去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手中拯救国家。”他们号召，全民奋起，向政府索取乃至夺取武器，迫使政府领导抗日。指出：中国有正规军三百万，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没收日本在华企业即可充军费。这笔财产据估计有两亿元之巨，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愤怒正在高涨。人民需要有领导，但不要蒋和南京政用来领导。面对人民的不满，他们会更加公开地充当日本的代理人，除非日本感到此辈已无用处而甩掉他们。 　　迹象已经日益明显，日本甚至想抛弃蒋介石。日本人行事粗暴，已经不再替南京政府留点情面，而为了遮盖真相，此类交易是需要情面的。日本占领军竟要求取消国民党，并要蒋下台。这是因为，蒋在替帝国主义镇压人民这方面既然已告失败，是否已到了换马之时? 　　对于失败者，历史是无情的。不管他们拿什么言词来粉饰自己的叛卖行径，以“力弱”或“内争”为借口，替自己的可耻行为辩解。正是标榜国民革命与爱国的南京政府，纵容帝国主义最彻底地进行了掠夺。不仅如此，它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样一个政府之必然以垮台载入史册，中国与世界人民对此还会有何疑问吗!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