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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战况、新闻、采访、炮击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陈文炳等

平阳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离开八路军已经好几天，来到这个古老的城市，想了解一下我早已听说过的或者我还不知道的许多事情。听说有一批八路军伤病员要向西转移，我本希望能在他们离开之前赶到这里。可是，他们已经向西转移了。本来他们是住在此地北面几里外的一个村子里，当我刚到平阳府的时候，他们就已离去。我没法弄清他们现在情况如何。不过，我知道八路军里药品非常缺乏，大家最紧急需要的药品几乎没有。即使这样，八路军伤病员的状况比起其他部队的伤病员来还算不错呢。我们要运送伤病员，就会有成百成千老乡从各村各乡自动出来帮着抬担架。医疗部门派出人员，到运送路线沿途各处设立伤病员夜间休息站。医生、护士们也随着伤病员转移，有些则在休息站等待，以便护理新来的伤病员。我想起了两、三个星期之前我曾在那见停留过半小时的一个村子。几百名伤病员已经在当地住了好几天。村子里外都极其整洁。火炕下面烧着火。那天正要来几批伤员，因此每家农户都准备好了开水。 　　可是，要是去看看其它部队的伤病员情况，就会令人寒心。在可能的条件下，伤病员们被放进运货卡车，拉到山西南边去。路上没有医生、护士相随，而很多人已经在路上走了几个星期了。在没有条件的地方，伤病员们就成百成百地卧在铁道两旁，谁也不把他们拉上车；或者他们自己摸索着往南走。我们的部队在沿铁路东侧由晋北向南转移时，就碰到过很多其他部队的伤病员在沿途徘徊。他们脸色苍白，身子弯曲着；夜里连条毯子都没有。我找到了其中一个伤员跟他聊了聊。他在装备最好的第三军当兵，可他不敢骑马，因为他从来也没有骑过。他从我们这里拿走了点吃的，也拿了点钱；那天深夜来到我们住的村子，要求参加八路军。后来，我又从另外两个跌跌绊绊的伤兵那里了解一些情况。起先，他们连自己所属的哪个部队都不愿意说，反过来问我们是哪个部队的。过一会儿，他们说他们也是八路军的!我们经过盘问之后，才弄清他们并不是八路军。他们自称是八路军，其目的是指望得到我们的照料。其实，不管他们是不是八路军，我们不会不管的。还有一些伤势较轻的人员一直跟在八路军后边，半夜里来到我们的住地，要求参加我们的部队。我们也没法甩掉他们。沿途，老乡们也都愿意照应他们，让他们伤愈后再走。但他们不乐意呆在农民的家里，总是追赶我们的部队，到晚上就来找我们，一再恳求我们准许他们参加八路军。 　　在八路军里，每个战士都是宝贵的财富。他们经过多年的训练，在政治上已成长起来。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了他们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因此，整个八路军对损失任何一名战士都会感到痛心。 　　我希望能在平阳府附近见到我们的伤病员，那样，我就可以了解到他们最需要的是些什么药品。我问了一下指挥部，他们回答说：“我们什么都需要。”八路军里缺血清、疫苗，消毒剂，药棉、纱布，其它战时特别有用的医疗用品也都不够。在所有的中国军队里，包括八路军在内，给病人输血一事更是梦想。 　　由此往南十里路的地方有一家医院。此地另有一家教会医院的院长常到那个医院去看病或给病人做手术。传教士们告诉我说，虽然有命令，要医生们一律留下来工作；实际上中国的医生统统逃出了山西。只有一名教会医院的中国医生留了下来。 　　平阳府也叫临汾，目前是山西省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凡从北线败下来的军队都需要来此地整编，然后再返回前线。新兵也得经过此地才到前线去。日本人通过他们的间谍网，对这些情况是很清楚的。但是，日本人尚未破坏临汾。 　　用日本侵略者的眼光看，临汾是个进行大屠杀的好地方。城里住满了居民和军队。街道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军用运输车辆，骆驼队和人员。从早到晚，带枪的或不带枪的军人在街上来往不断，从他们身旁时而擦过的骑兵则高声吆喝着给他们让道，发出一阵阵令人心烦意乱的嘈杂声。有时候，一辆大车往往在狭窄的街道中间发生故障，这下整个临汾城里的交通就要跟着堵塞，直到大车修理好为止。街上的行人们常冲着那倒霉的车夫大声骂娘，什么脏话也都脱口而出。那赶车的也就转过身来对着他的骡子骂不绝口。不过，牲口可不听他的，自己也伸长脖子吼叫起来——中国这些粗野的下流话，人听了也许当成耳旁风，但是，我确信，骡子听了可无法忍受，街上，骡吼马嘶，跟那些动弹不得的军用卡车发出的愤怒的喇叭声混成一片，震耳欲聋。 　　摆在狭窄街道两边的是许许多多小桌子、吃食摊和其它卖货的挑子。在这里，你能够买到被卖主吹得天花乱坠的破手电筒和废电池；也可以买到质量再次不过的棉纱袜子，看来很象是日本货；也可以买到洗脸毛巾和洗手肥皂。虽然，这里有许多缠小脚的妇女，整天沿街坐着缝制鞋垫，可你却买不到一双男人穿的布鞋。这些妇女笑话我没有缠脚。可是，看到她们那一双双小得象山羊脚似的金莲，我浑身只觉得发麻。 　　那些没有盖的大铁锅里煮出来的东西就是这里的小贩能够卖给你的最佳食品了。从早到晚，满街上尘土和马粪一起飞扬，而这些脏物又落到饼子、麦芽糖和一些正在烧煮着的食物上面。那铁锅正在煮着的东西，既可以是新鲜猪肉，也可以是什么死骡、毛驴或死狗的肉。如果你有斗胆敢跟他们说这些东西上面有细菌的话，那么他们会把整个街上的人叫来瞧瞧你这个闯进临汾城里来的大傻瓜，而且会笑掉了牙。对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吃不到的东西大部分中国人是根本不相信的，我问过立波，他将怎样向人们解释什么叫细菌。他说，那很容易做到。我问他，“怎么做?”他说，“咳，我可以告诉他们细菌是一种会让人生病的非常奇怪的东西。”我反驳他说：“那他们会认为你说的是鬼怪。”我倒有点怀疑，立波他自己懂不懂得什么是细菌，所以我也就不再吭声了。 　　我想，临汾这座古城目前的景况要是跟历史上尧帝时期的景况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临汾早在中华民族发祥时期就已形成，是中国最早的一位帝王的首府。它的另一名字即使在当今也依然含有“尧都”之意。五、六千年的时间对于中国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在临汾南十里的地方有一座尧庙，相传尧帝即出生在那里。我打算到尧庙去，如果这座由后人修建的尧庙里有些值得看看的东西的话，我倒是很想去参观参观。我知道，我们的部队正走在人类最古老的一处文明遗址上面。古往今来，无数的军队为了抗击野蛮的入侵者都曾在这一带进行过战斗，而我们的八路军也只是这样的一支军队罢了。有时候，我感到我自己也正是置身于这“风尘仆仆的勇士行列”之中，在中国历史的征途上行进。 　　实际上，今天的临汾有着很多现代化和令人鼓舞的气息。很多现象说明：民众毕竟是被唤醒了，也已经动员起来了。八路军在城内各处墙壁上用黑色、红色、白色的颜料或白灰涂上各种反对日本的口号。其他部队也带来他们在大城市印制的一些标语和宣传画，贴在墙上。不过，在农村里几乎到处都涂着八路军的口号。这些口号出自战士们的心底。连我的警卫员们也不停地在各家的屋外涂写标语口号。在临汾不少房子的墙上可以看到高大的人像，画的大都是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虽然画得不好，根本不象他们本人的样子。但这并不碍事，我觉得这样倒挺好。 　　另外，临汾还成立了许多新式的、充满新的世界眼光的群众组织，如前线动员委员会、敢死队、青年先锋队和牺牲救国同盟会等。这里也有游击队。其中有些组织在八路军还没有到山西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大多数都是由共产党员帮助恢复起来的。共党员还从政治上、军事上训练它们，以准备参加抗日战争。几百名从北平学生会来的学生不久前到这里要求参加八路军。现在，他们正在接受训练，很快将作为游击队员走上战场。今天，我还听说有八十多名东北(满洲)学生作为游击队员已经参加了实际的战斗。这些学生大多数比较富裕，几个星期之前到达晋南的八路军总部。他们此时在八路军带领下已经跨过正太路两侧的日军控制区，向河北西部进发。 　　现在是夜晚。我离开平阳府，走了二十五里路来到这个村子，想找一些八路军的伤病员。但是，他们已经向西转移了。 　　在这个村里，我第一次遇到自愿到西北来工作的外国人。他是个年轻的南斯拉夫学生，两个星期以前，随着二百名北平、天津的学生一起来到这个村，想当八路军。他们现在每天都在接受政治、军事训练。再过一个星期，他们将要拿起武器，奔赴前线，先作为游击力量参加战争。 　　这位年轻的外国人要我不提他的名字，因为他母亲住在日军占领区的一个城市里。他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不象其他外国人那样自以为比中国人高一等。中国就是他的家。他在中国读书，与许多中国学生成了朋友。因此，他要拿起枪杆，保卫中国。临别时，他对我说：“我一定好好地干。”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这个村子里设有一个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起码对我来说——就是当今荒凉苦难的中国这块沙漠中的绿洲。你走过中国的城市、乡村，到处都可以碰到来来往往的军人、伤员或贫困难熬的农民。他们瞅你一眼，似乎你是从动物园里刚刚跑出来的怪物；除此而外，他就再也没有时间理你了。如果你是八路军，那他们就可能会放下手里的活计，给你一个村一个村地领路。突然间，你自己都还没想到，却已来到某村某镇八路军办事处的院子里。很多人走出来欢迎你，个个笑容满面。办事处的人会给你安排床位，点起取暖的火盆，即使是深更半夜也会给你端来饭菜、开水。你就这样回到“家”了。你由于在冰冷的、印满车辙的道路上颠簸几个小时而带来的疲累困乏也会一扫而光。 　　在这个村子里，我碰到一个人。他给我讲了太原失陷时的情景。他讲得非常逼真，好象他本人当时也就在现场似的。他讲……当然，他讲的情况并非太原防守和陷落的全过程，而只是一场悲剧中的片断，一种个人经历。 　　那时，日本军队正从太原北面的忻口和东面的正太铁路沿线向太原围攻。北线的日军大约有二十七个团，六、七万人，炮火力量强大、飞机也不少。但对付日军的中国军队只有三万左右，其中包括山西省的地方军和高桂滋将军冯钦哉将军等人的部队。东线，日本的军队在山炮和飞机掩护下，以二十余万人的兵力向前推进，他们在攻破正太线上娘子关中国守军的防御之后，就快速向前追击，常常使用大炮和飞机把中国整团整团的兵力击溃。中国军队没有飞机作掩护，大炮数量也不多。一个月前，八路军派一支队伍到东线作战。这支队伍在人数和武器方面都不及日军，但是刚到东线一个星期，就在娘子关南面重创日军，击毙五千多人，缴获大量战马和装备。 　　十一月初，八路军总部跟该部一支队伍一起由寿阳站路过正太线，向前进发以阻止前来逃犯的日军，可是在八路军跨过正太线的同一天，日本军队在寿阳击败了中国守军，开始向离太原很近的榆次进犯。八路军在接到向铁路南面前进的命令时已经太晚了，因此他们连阵地还没有进入，日本军队就已经向太原扑过去了。 　　十一月四日，八路军以八比一的优势跟日军遭遇，击毙敌军一千多人，截获大量武器。但是，这对正在向着太原进逼的日本军队并没有什么影响。也就在这一天，驻守北线忻口的中国军队开始向南全面撤退，阎锡山将军也把他的指挥部撤出了太原。为了给撤退一事辩护，北线总指挥卫立煌将军说，既然日本军队已控制了正太线并切断了他们，那么，他们的撤退是符合战术原则的。他还说，忻口一带是山区，驻守在那里的中国军队几乎找不到粮食，帮助他们的老百姓也为数极少。但是八路军指挥员贺龙和他的部队的条件就更差了——他们被夹在大同和忻口的两支敌军之间，他们却留在那里并不撤退，而且还取得了老百姓的全力支持。他的部队的粮食就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卫立煌是一位有指挥才能的将领。不过他也阻挡不住防守忻口地区的中国军队如此狼狈地向南溃退。要是说单纯溃退，那还好说，事实是：好几千名当兵的却是争先恐后，丢盔弃甲，他们恨不能插翅而飞。可是贺龙的部队在卫立煌部刚刚撤离忻口之后，他们就及时赶到那个地区，抢救了上万枝步枪和大批机关枪。 　　在东线，日本军队继续向太原逼近；驻守榆次的中国军队竟望风披靡，不发一枪一弹。这些军队中有川军、湘军各一个师。十一月五日，正当八路军与日军在广阳镇交火之际，沿正太线前进的日军就已经到达离太原二十里(不足十英里)的一个火车站。在这一段时间里，日军派出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的机群前来轰炸太原，摧毁大片地区，炸死几千人员，太原的北城门和周围的城墙均被夷为平地。 　　傅作义将军一年前因保卫绥远有功，曾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一个月之前，他被任命为太原的城防司令。在最近这一次日军大规模进犯期间，他的六千人马几乎全部覆灭。他这六千人马是从忻口转移到太原的。当日军分兵两路围攻太原，而中国军队又在撤退的时刻，他和他那六千人马就留了下来，变成了太原的守军。 　　十一月五日晚，日军离太原尚有二十里路，太原即开始全面疏散。疏散刚一开始，就从忻口前线正好涌过来三万部队，还有他们的行装、马匹、大炮。疏散的主要路线都在太原城墙外边向西流去的那条汾河的对岸。汾河上有四座桥，其中两座桥要往北走很长一段路，往南那一座是木桥。就在这南北几座桥之间，又新建了一座桥。不过很少人注意到它。 　　十一月五日晚，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日本飞机也无法对太原进行轰炸。这时，城里的人们跟潮水一般，成群结队，开始从南门口蜂拥而出，纷纷奔向南面那座汾河桥。那北面的两座桥上更是乱成一团，全部都是撤退的士兵，你推我搡，又喊又叫。老百姓们是根本挤不上去的。跟着当兵的一起上了桥的伤病员们简直被挤得倒在地上，有些只顾自己逃命的家伙就从他们身上踩了过去。这两座桥上走着许多车辆、马匹，有时候交通严重堵塞。人们争先恐后，各不相让，从太原城了都能够听到他们发出的一阵阵叫骂声。 　　八路军驻太原指挥部的四十名人员也跟着这巨大的人流撤离太原。他们那七辆卡车上装着电台、文件，地图和行李。其中三辆从增设了路障的太原西门出城。西门有两扇沉重的大铁门，还带着铁链条。这三辆车在驶过汾河之后，就在对岸等待着另外四辆。另外四辆卡车却只能跟着老百姓一起慢慢地爬出南门，打算从南面的桥上驶过汾河。可是，在南面这座桥上，却有一辆发生故障的坦克，正好停在桥的中间，它的两侧只留下刚刚够一个人通过的窄缝。卡车和牲口就都被堵住了。顷刻之间，在桥头和岸上竟是人山人海。其中有从忻口前线过来的骑兵、卡车，私人小汽车、驴子、骡子、马匹以及各式各样的车辆。男女老幼，人人都在提着或背着自己的随身用品。那些瘦弱和年迈的，因体力不支被挤倒在地，有的被人群或牲口活活踩死。人群中你推我搡，哀叹声、怒吼声，响作一片，妇女中有人昏厥过去，儿童拼命哭叫。八路军那四辆卡车连一寸也挪动不了，只好停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之中。 　　时间已是晚上十一点钟，周围夜色沉沉、人群缓慢地从桥上往前挤着。军队和军车、马匹则由北面的桥上过了河。其中不少是北线下来的卡车和坦克，也有一些从战场上抢救下来的大炮正在被拖过桥去。 　　坐在四辆卡车上的八路军人员懂得，天亮之后，日本飞机准会来轰炸桥梁和逃难的人群的。他们是非过汾河不可的，但起码还要等待好几个小时。因此，他们丢下卡车和全部行李，把无线电、电池、地图文件盒都捆在肩上之后，就开始向前挤去。有几个人在凌晨三点钟就过了河，但是不见其他人员过来，其中有他们的首长、八路军北方指挥部门的代表周恩来。于是，有一个人脱掉衣服，准备从冰冷的汾河中游回对岸去——谁料到，他根本不用游水，完全可以蹚着水走过河去! 　　这个情况一经发现之后，一位八路军人员就给逃难的人们，包括骑兵、步兵在内，充当指挥，组织他们和一切能够自己行动的人员涉水过河。刚才还是群龙无首，乱糟糟的场面，可这下子男女老少全都乖乖地听从指挥过河。于是汾河里响起了千军万马的哗哗溅水声。 　　八路军还号召那些身强力壮的人一起过来把那辆出了毛病的坦克推下河去。很多群众都表示愿意出力。但能够挨近坦克的也只有少数人。他们使劲地又拖又拉，坦克却一动也不动。换上了又一批人继续使劲。就这样，差不多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也无济于事。坦克混身钢铁，实在太沉，没有机械的力量是弄不动的。大家只得作罢。妇女、儿童和老人就一个个顺着坦克车两边的空隙挤着过去。 　　这位八路军“指挥员”走向北边去察看情况，他看到了早已过河的那三辆卡车。他叫卡车开到南面那座桥头去等候其他八路军人员，他自己则继续朝北走。东方拂晓，天色渐明。借着朦胧的晨曦，他发现了汾河上新建的一座木桥!在淡淡的晨曦中，桥上竟空荡荡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赶快折回，叫疏散的人们从这座木桥上过河。于是，人群就象洪流一般向前涌了过来。这位“指挥员”才又回到三辆卡车等候的地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全体同志都已经到齐。这样，他们就朝着西南方向的路上出发了。天色已经破晓，他们想返回去抢救那另外四辆卡车，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刚刚走了几里路就进入一个村子，这时，敌人的第一批飞机已出现在太原上空，开始轰炸河上的桥梁，它们在许多还来不及过河的部队的头上，来回盘旋着。 　　卫立煌将军来到太原城外继续指挥还驻扎在那里的中国军队。这批军队全都是山西人。他和山西军的指挥员迅速把从北线过来的队伍集中起来，对前来紧迫他们的日本军队进行迎击。双方在太原的西城墙边打了一仗。中国方面兵力较少，又没有机关枪。他们寡不敌众，渐渐后缩，沿着同蒲线向南撤退了。在太原城里，傅作义将军指挥他的六千名士兵从城墙上和其它阵地上向进犯的敌军开火。 　　黎明时分，在太原城的另一个地方，川军师长邓锡侯师损失四千人，只剩下三千。邓将军命令这一部分队伍先进太原城去增援傅作义将军，他自己也紧接着进了太原城还以为他是后卫，——岂料他那些当兵的谁也没有进入太原!三千人马各奔东西，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在太原城里，傅作义将军和他的六千名部下坚守着阵地。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的白天和六日、七日的晚上，他们跟日军短兵相接，片刻未停。城墙上鲜血淋漓，一批批守城士兵的尸体就堆在机关枪的旁边，为那些坚持在岗位上战斗的战友们充当了掩护体。 　　身材魁梧，为人坦率诚恳的北方人傅作义将军在战士们中间来回走动着。据说，他在那些日日夜夜里，人已变得苍老。他彻夜不眠，疲惫困顿，双眼充满血丝，浑身衣裤又破又脏，血迹斑斑。他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已经损坏，无法跟各处的指挥人员进行联络了。他们以为傅作义将军和他的部下已全数被歼灭了。 　　到十一月八日傍晚，傅作义部下的六千人中四千已经阵亡，受伤者不计其数。就在那天夜间，傅作义将军带领部下，包括伤残人员，不知用什么办法离开太原，日夜兼程赶到了西南面的汾阳。 　　我们不知道日军什么时候进入了太原。太原城外所有的道路都布上了地雷，因此，日军进城时一定损失不小。不过，他们最后还是进去了。但见太原城墙上凝满了卫城烈士的鲜血。冻僵的尸体横陈在那里，一个个朝向苦寒的苍天——表情冷峻，含恨而终。 　　这就是我听到的关于太原的情况——它还有待以后再作补充。 　　平阳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昨天晚上，我们回到平阳府。当我们能望见平阳府雄巍的灰色城墙时已是暮色苍茫了。凛冽的寒风刮着光秃秃的云杉树枝；满地衰草低伏，瑟瑟发抖；一片片田里的庄稼零落、焦枯干裂。驮着军用物资的骆驼，连成一队，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向前；肮脏的小冰柱依然挂在它们的腿毛上面。 　　立波离开我们立即到西安去了。他去那里准备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筹集资金，支援敌占区的民兵。两位警卫员和我自己都没有赶上八路军总部的晚饭，所以就在我们住房前面的小贩那里买了些食物，吃完后就上炕睡觉了。 　　到了夜间什么时候，我唤醒了两位警卫员，告诉他们我难受得厉害。我浑身冰凉，心里惊悸，脉象激烈，脑袋里嗡嗡作响。我想到了中国常见的种种疾病，如斑疹伤寒之类，又想起了这个月里我有两天被虱子咬过。总之，我冷得全身发抖，脑袋象要炸开来似的，心里又突突直跳。我知道这种现象说明我是中毒了。当我躺在那里痛得要命的时候，又觉得一阵恶心。警卫员半搀扶着我刚一走出屋外，我就吐了。我有点迷迷糊糊，警卫员把冷毛巾贴在我的脑门上。我听到有个警卫员也在外面呕吐；之后，他摇摇晃晃地回到屋里，昏昏沉沉地就倒在炕上了。又过一会儿，另一个警卫员也开始发起病来，我意识到我们几个人全都中毒了。 　　整个平阳城异常寂静。我们的屋子跟八路军的一个主要办公室在一幢房里，只隔开两个门。我们谁都很难站立起来。我不敢让警卫员到办公室去，我自己也不敢去。 　　整夜，我们三个人呕吐、腹泻不止。我的心脏开始时跳得象根捣东西的杵锤，后来稍微慢了一些，象是快要停止似的。我没有咖啡，也没有任何药品。我不断地从炕上爬过去，摸摸两位警卫员的脉搏。他们躺在那里，处于半昏迷状态。八个小时之后，我最难受的时候算是过去了。不出所料，那位爱唱歌、爱清静、爱干净的警卫员是我们中间病得最厉害的一个。另外一个警卫员和我就烧了点开水给他喝，可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使他从半昏迷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那位江西籍警卫员跑到街上，找来两辆人力车。我们把那位病得最厉害的警卫员抬上车子之后，就往医院去了。到了医院，我拿了些药物。大伙把车上那位警卫员抬下来。给他吃过药之后，就把他抬到了床上。很快，我自己也好起来了，就去找位教会医生，还看着他给那一长队的伤病战士打针吃药。这家医院里每天都有大批伤病员进来。医生办公桌旁边的墙上挂着一份日历，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我知道自己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这次我多记了一天日子。 　　十一点钟，我把两位警卫员带回住地，他们就上床了。我和卫立煌将军还有约会。 　　办公室里有人来准备陪我前往。我告诉那位说：“我病了，不想去了。” 　　他说：“嗨，谁都有病，我自己也头痛。”看来，即使我告诉他两名警卫员和我因为食物中毒，昨天夜里差一点就会死掉，恐怕也无济于事。所以，我就前去采访了。不过，我脑袋仍是痛得发木，心里上下不定。我感到狼狈、疲惫、怪可怜的。 　　就这样，我邋里邋遢地走去采访卫立煌将军了。卫将军是中央和山西军的司令长官，也是太原以北忻口的原忻口前线司令。如果在其他情况下，我是不会进行这次来访的。可现在是战争时期，与日本作战的中国全体军民处境比我更为艰苦却仍在备战；病号和轻伤员也都还能继续战斗，那么，我只要动动嘴还会有什么问题么。不料，病魔依然在纠缠着我，体内的毒素看来还是在干扰我的思路。 　　一踏进卫将军的指挥部，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部下那种堂堂的仪表。他们全都穿着上等的冬季军装和大衣，不少人还有皮帽子，皮领子，擦得如同明镜般的皮靴。我再看看自己破烂的护腿和那褪了色的旧鞋子，不禁有点自惭形秽，越发觉得自己象个乞丐似的。 　　卫将军自己有翻译。这位翻译以挑剔的眼光接待了我。他打量我的军装、绑腿和鞋子，明显地表露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过不多时，卫将军就走进来了。他示意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自己也接着坐了下来，目光直射在我的脸上。他对我身上的旧衣服连瞧也没瞧一眼。我觉得他依然还是个年轻人，三十刚出头，最多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身材短壮，留着一小撮黑黑的胡髭。他的军装、大衣是用上等毛料做的，领子，和帽子都是皮货，靴子擦得光可鉴人。 　　卫将军性格开朗，为人温厚，明显地给人以处事干练之感。他周围的一切都显示出他所处的领导地位。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他表现愉快、乐观。 　　他对山西省的局势十分乐观。他说，大约六万至七万的日军主力目前正集中在太原。在西北战线，敌军原来有二十七个团，可是其中一半已经损失掉了。他说，就在山西边一仗中，日军大约死亡三万人。目前，日军在太原城里有一大批伤病员和其他疲劳不堪的官兵，因此他们处境极为困难。敌人占领太原的意义并不象他们向世界宣传的那样重大。他们无法取得增援部队和粮食；由于中国军队(八路军部队)在北面作战，所以日本军队的一切物资都无法通过那里的交通线。 　　卫将军说，日军刚攻占太原的时候，他们还打算要继续南下，占领整个山西省。他们的确也攻下了平遥和太谷等地，但是他们后来又撤了回去，只有在太谷留下部分兵力。现在，太谷也叫中国军队给包围起来了。 　　卫将军指出，中国军队撤出忻口是必要的，因为日本军队能够控制正太铁路，由东面向太原逼进，这样就切断了忻口中国守军的后路。驻防忻口的中国部队曾经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作战的：他们不象日军那样有大炮、飞机配合作战，他们的阵地都在山里，很难得到粮食供应，其它方面的援助更是少得可怜。 　　我问卫将军，为什么日本军队现在就要撤回去。他回答说，他认为原因有三：(一)日军在交通运输，特别在北边的交通运输方面有很大的困难；(二)日军的战线拉得太长，如果现在遇到中国方面有力的反击的话，就可能被冲垮；(三)日本在遭受重大损失后，极需加以补充，可眼下又难以办到。 　　卫将军说：“我们可以守住山西省。”我就问他，既然中国部队连续吃了败仗，又怎么能守住山西呢?对此，他回答说：“要靠组织民众，武装民众。” 　　听到此话，我大吃一惊。他的话跟八路军的话一模一样。 　　我接着问道：“在这方面你做过哪些工作?” 　　他说：“我们还刚刚开始。”然后，他就回答我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说他们有大量的枪支可以用来武装民众。 　　听到这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因为我想起了八路军。几个月来，八路军一直在耐心细致地呼吁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他们早就开始这样宣传了——可他们就是苦于得不到足够的武器，我还想起了在我们一路上经过的村子里所召开的许多群众大会，想起了朱德冒雨站在会场上给大家发表演说的情景……，人们身子前倾，急切地想听清楚朱德讲的每一个字……，他们脸上的表情紧张、严肃、热烈，周围的一切生动而有力地显示了深深蕴藏在中国人民心底的决心和意志……。大雨如注，可人们一直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他们的眼睛一分钟也没有离开朱德的面孔……。 　　这些令人伤心的回忆向我一阵阵袭来，我简直忘记了我该怎样继续进行我的采访工作了。 　　翻译一直站在那里。他看到我默不作声，就表现不耐烦了，问我还有别的什么问题要提。我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想设法提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是，我还没有开口，有一个卫兵走来站在门口报告：“飞机来了!” 　　卫将军把身边的文件纸张收拾起来之后，就让我跟他走。我们刚刚跨出指挥部，就不能再往前走了。防空洞在操场的那一头。卫将军看到几个人正向防空洞奔去，就大声叫喊，让他们立即停下来。他把我拉到一座小庙的屋檐下面。 　　他一边拉我，一边喊道“瞧!”我们仔细张望那两架正飞在我们头顶上的飞机。它们向前飞了一段，接着就听到—— 　　轰!轰!飞机开始往下扔炸弹了，而且正好落在指挥部外面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卫将军向地面紧紧地俯下身子，我也就在他的旁边。我们周围和城里的高射炮、机关枪全响开了。飞机继续向下投炸弹；我蹲在那里，心里想不知道这回来了多少架飞机。整个平阳府已变成一个战场了。 　　我们看着飞机慢慢地飞离平阳府上空，轰炸停止。我说：“飞机走了!” 　　卫将军说，“没有走。它们还要飞回来的。” 　　我们大家全都很快地奔过操场，进到防空洞里。平阳府真的又一次在炸弹的爆炸声中震动起来。 　　防空洞挖得很浅，我们蹲伏在洞口，往外观察飞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卫将军开始询问我国外是怎样看待日本对华战争的。我对他讲了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苏联等国的人民运动情况，还告诉他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发来的电讯。这一新闻使得他激动起来。他向我周围的人把这事重复讲了好几遍，生怕隆隆的炮声使他们没有听清楚。 　　卫将军问我自己对八路军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对八路军充满了最深切的钦佩之情。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场面。卫将军诚恳热烈地赞叹说：“八路军是一支好队伍，纪律严明，英勇善战!” 　　他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说：“我可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才是这个——”，他边说边把拳头从地上举起，伸出了大拇指。这表示“顶呱呱!” 　　空袭结束之后，我们爬出防空洞，正好碰到一个连的山西战士刚刚向我们旁边的那个防空洞跑步过去。跟他们一起跑的还有一个穿卡其布制服的军官。刚才，一颗炸弹就掉在他们连队附近，弹片把军官的大衣崩了许多窟窿，崩坏了他的帽徽，还把他的帽子从脑袋上崩了下来——可就是没有伤着他!他跟卫将军谈起这件事，无可奈何，只是苦笑。 　　我的采访时间已经结束，告别卫立煌将军等人之后，就来到街上。但见街头挤满了一大群人。炸弹就落在这里。那些被炸死和炸伤的人就在人群的中间的几处地方。回到八路军驻此地的办事处后，我了解到大约有一百人遭到伤亡，其中大部分是普通的老百姓。傅作义将军的几名卫兵当时正好在街上，所以也挨了炸弹。 　　我不想去看那些伤亡人员血肉模糊的身躯。一辆卡车正等着要把我拉回八路军总部。司机不停地催促我们加快行动，因为敌人轰炸机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飞来。我让警卫员从床上爬起来，把他们连同我们大家的铺盖卷都塞进卡车，准备停当，只待出发。实际上，我们又等了一个小时之后才出了城。我们退进一条小巷子，先让装着军用物资的大车长队过去。大车的两个轮子都是硬木制造的，外面包着铁圈。有的车还用牛在拉着走，慢慢悠悠，不慌不忙。 　　见此情景，我嚷嚷道：“飞机来了怎么办?” 　　司机对我说：“老百姓不管这些。在任何情况下，老百姓都不着急——有飞机也罢，没有飞机也罢。” 　　我们的卡车走上了灰色的平坦公路之后，就加快马力，紧着往前赶。但是，路上我们还停下来两次。有些人就站在道路当中，向我们挥动手里的枪。 　　“你们是什么人?”司机问道。 　　“八路游击队……，请让我们搭车吧!”这是些青年农民，约摸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他们身高体壮，脸上充满青春的朝气。 　　司机看着他们说，“那就上来吧!”说完，他冲我一笑，“真够意思吧!” 　　黄昏时分，我们到达洪洞。在这里，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会碰上舒群和丁玲。舒群到洪洞来是想找个澡堂洗一洗。他找到了一个——不过，那池子壁上的污垢足足有一英寸厚，四边围着好几百人。他只好作罢。我就在街上告别了丁玲，然后，警卫员们和我一起又出发了，我们还得赶二十来里的路程，才能到达总部。 　　公路已经走到尽头，卡车没法再开了，所以那位司机就看着我们步行前进。可是，我们刚走了几里，就听到后面有卡车追了上来。司机说，在这样的漆黑之夜赶路，常常会遇到拦路打劫的，因此他要想办法跟我们一起开到总部去。 　　司机辛苦了三个钟头。在一个村头，他好不容易开过了两道狭窄的小径，可是再也没法子往前开了。因此，他不得不往后倒车，退了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之后，上了一条比便道宽不了多少的小路。老乡们都从屋子里走出来给我们指点方向。村里的妇女是破天荒第一遭看到卡车这个玩意儿，老人、小孩则堵在路口，目瞪口呆，指手划脚。后来我们到了另一个村子，人们又不得不从家里拿出镐头、铁锨，帮我们铲平土埂，让车子通过。 　　我精神困乏、身体不爽。在寂寞的寒夜里，我不禁自言自语道：“我的天哪!这些人见到卡车竟是那样大惊小怪——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打日本呢!女人们缠着小脚，头发散乱，满脸污垢，娃娃也脏得要命。他们在车灯前龇牙咧嘴，简直跟白痴一样!” 　　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又告诫自己：“嘿，怎么没信心了!”我脑子里接着又想起了八路军的历史……，想起了一个月来我们在山西东部各个城镇、村乡中的所见所闻。其实，当年的红军战士不也是来自象这样的穷乡僻壤吗!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陈文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