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全文图书 > 史沫特莱文集（4）

五、和八路军总部人员在一起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陈文炳等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     　　这一地区正在组织游击队。离八路军总部四里远的一个镇子上已有了三百名游击队员。在另一个方向，离这里五里远的那个村子里则有一支二百名阳泉矿工组成的民兵。我跟警卫员们一起上那个村子去给矿工们照相。我们的八路军给他们提供军装、鞋子和袜子。游击队自己有枪。他们的年龄有大有小，最小的大概只有十八岁，手里只拿一把大刀。其余的人大都在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年纪很大的为数极少。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严肃认真、志向坚定，富有理想，沉默寡言，但对人和善。 　　离这儿几里远的地方还住着八十名满州的义勇军战士。他们全都是从北平来的学生。我计划近期内去采访他们。眼下，这个地区总共有了两千多名游击队员，大部分都是在一个月里组织起来的，有些还是在我们八路军总部搬到此地后才组织起来的。 　　由著名作家丁玲率领的战地服务团已经来到八路军总部。服务团在群众和战士中间开展各式各样宣传工作。他们演剧(演剧组水平最高，人手最多)、教唱爱国歌曲、作报告。服务团里有些人还根据自己的经历来编写故事和文章。 　　丁玲给我们讲了服务团从陕西北部南下到铁路线，再到太原，然后到晋东一带的所见所闻。他们有七头驴子驮着被褥等卧具、剩下的行李全靠自己背。他们没有牲口骑，从这村走到那村，一直在不停地演出。他们曾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他们给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发表过演讲，号召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外界传到这里的消息非常零散。我们听说日本人已经由山西北部的忻口向前推进。在那里作战的中国军队已经后撤。我们从活动在忻口地区的贺龙部队那里听说，不知是日本军队还是中国军队把大量的步枪、机关枪和各种类型的子弹丢在那里。但却不知是谁丢下的。幸好，八路军已经捡收了这批武器和给养。贺龙司令部里也经常传来八路军天天打小胜仗的消息——某日截获日军卡车数辆、某日击毁日军卡车数辆、某地歼灭日军数百、某地又歼灭日军数百等等。但是，八路军主力从忻口地区撤走转向东部战线之后，确实削弱了北部战线的实力。只有一部分八路军还留在忻口，分成小股，在广大地区与敌人作战。因此，它不可能取得很大的战果。游击队人数已经过万，虽然组织和训练工作尚不足一个月。一万名游击队并不算多，而且其中半数以上还没有武器。从山区到我们刚刚离开的前线之间的广阔地区每天都有战事。日军正在学习八路军的战术!八路军想方设法要包抄到日军的后方，但日本军队也想包抄到八路军的后方。他们不敢象我们这样以小股部队作战，而总是以纵队方式行动。每当上万的日军强行通过了广阳附近的峡谷时，八路军就不得不经常派兵进行阻击。那里虽然没有打过大规模的决定性战役，但双方兵力各有损失。八路军死亡人数不多，但伤员不少。 　　我们还听说榆次附近有战事、日本军队包围太原以及日军飞机连日轰炸太原的消息。太原城是一片废墟，十室九空。到那里采访的几名记者连充饥的食品都很难买到。任弼时今天告诉我们说，如果有更多的兵力，有稍微象样的武器的话，太原还是能够保得住的。 　　日本军队已经侵入厦门，并开始了占领整个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大规模行动。南京城里冒出一个鼓吹中、日“媾和”的亲日派。中、日媾和恰恰是日本人一向努力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南京拼凑一个日本走狗的傀儡政府。亲日派的奸计有可能得逞。这是一个危险。 　　我们在这里的八路军总部讨论了九国条约成员国会议的情况。正当九国开会之际，日军就发动了侵占华中和华南的一场新的攻势。我们希望本周内能看到报纸和杂志，但它们往往要迟几个星期才到我们手里。 　　今晚，战地服务团在街头演出。服务团把一个城门口当作剧场。他们在城门口修起一个六英尺高的舞台，拉起红色帷幕，并公布上演的剧目。城门前的街道上和稍远处的十字路口都挤满了群众和我们的战士，周围屋顶上也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舞台上的灯光就是两盏古旧的挂灯。 　　服务团的演出可真是呱呱叫!他们把中国古老的说唱和现代戏剧的构思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活象中世纪游吟诗人以世间时闻为题材的歌手。这些中国现代的“游吟诗人”在弦乐、铜鼓和竹板的伴奏之下，用歌声表达时事政治和歌唱抗日战争。 　　一个演员，手打竹板，出现在帐幕前面。他运用那种传统的说唱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十大原则。他用韵文把十大原则讲完，然后再逐条加以发挥。他的表演使观众们不断发出阵阵笑声。下一个“节目”是一位手执乐器的盲人。他来到一户人家，给大伙唱了中国各条抗日战线的战况。他说，他还给大伙带来了八路军，也就是“朱—毛红军”的消息，也有阳泉矿工游击队的消息。他还唱出了他们跟日军交战的场面。 　　今晚，有两个人从满洲学生所住的村庄里来到八路军总部看望我们。这批学生都是从太原来的，沿途步行着寻找八路军总部。他们听说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河北交界处，所以他们找遍了晋东一带地方。他们想参加八路军，去打日本人。我跟这两名同学谈了谈；不过，我觉得他们并不了解八路军。这些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衣着讲究，政治上比农民还要落后。我问他们打算干些什么，其中一个回答说，“有人准备参加八路军，有人准备搞政治!”这些话听起来跟某些美国政客的演说如出一辙。我接着又问他在什么地方读的书，他说在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的确，美国式的教育给所有学生都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这种学生盘算的就是怎样赚钱，怎样投机，连起码的真诚的政治理想也没有。他们说什么“准备搞政治。”那好吧，只要他们在八路军里呆一个月，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民族斗争、什么是中国问题，同时也就会懂得在这些问题面前他们是何等的无知。我怀疑这批有钱人家的孩子会有几个能够在八路军里坚持生活一个月。只要看看立波那双由于长途跋涉而血流不止的伤脚，他们就会明白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接受什么样的考验。 　　晋东 石拐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我们听说日本人今天攻占了太原。傅作义将军和他的六千名士兵防守太原。可至今尚未得到有关傅将军及其部下的消息。我们担心他们会全部阵亡。阎锡山将军的部队伤亡惨重，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他的财产已化归乌有。日军击破阎锡山的部队，就象他们击破打阵地战的中央政府军队一样。日军炮击忻口附近中央军阵地使用的炮弹是他们从阎将军部队那里缴获来的。我们过去驻扎过的广阳周围的日本军队主力有二万人。由于八路军的袭击，日军无法通过广阳的峡谷，而改道走北面的小路。日本军队有大炮和飞机作掩护。八路军根本没有这种武器，连一架可以配合作战的飞机也没有。 　　昨晚，林彪和刘伯承抵达八路军总部，出席一次会议。明天，我们又要行动了。八路军正在重新部署兵力。八路军已经作出决定，决不退过黄河，要跟华北民众一起留下来，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把日本人赶出去。 　　日军占领太原时，发现他们是攻进了一座空城。日军兵力八万，正在抢占同蒲铁路及其沿线的大小城市。但是，这些城市里以及周围的老百姓基本上已经走光。日本军队是靠中国养活的，他们到处在抢劫，到处要粮，但却找不到哪个中国人去帮他们。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军队作出各种评价，但是，他们并没有向日本人投降。有些部队常常不战而退，但它们并没有象东北军在一九三一年那样倒向敌方或束手就擒。 　　今天，我又去采访了矿工游击队。我跟三位在广阳镇协助八路军打击日军的矿工谈了话。其中有个人给我谈了谈他的情况。他曾在冯玉祥将军的部队里当过兵，后来进了河北唐山的开滦煤矿当矿工。由于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他失了业。后来，他在山西大同的一家条件特别恶劣的煤矿里找到一份工作，每天只挣二、三角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当共产党开始把矿上的工友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就被逮捕，被判十二年徒刑，并且被关进了太原的一座监狱。由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和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获得了自由，并由上级派到正太铁路的阳泉去组织矿工游击队。阳泉矿这时已经关闭，但二百名工人仍在矿上。他把这些矿工和阳泉的铁路工人一起组成了一支游击队。为了阻击日军前进，游击队炸毁铁路；他们还跟着八路军到其它地区去破坏铁路交通。最近，他们参加了十一月二日至四日的广阳镇(阳泉的西南方向)战役，在十一月四日下午和晚上跟八路军一起夺得了胜利。 　　游击队都跟他们的家属在一起。立波和一名游击队的老母亲聊了聊。这位老妈妈今年六十一岁，头发灰白，身子硬朗，富有战斗精神。她告诉立波，她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这里的游击队员，还有一个是民兵。她告诉儿子们，“不要老惦记着我，你们去给我打鬼子!”她现在跟大儿子住在一起，还尽量帮别的游击队员缝缝补补。她真是全队的母亲。 　　矿工们从阳泉来，沿途看到惨遭日军杀害的许多中国青年人的尸体。在不少地方，日军从每家抓走两、三个人并加以杀害。也有的时候，他们干脆把整个村里的年轻人全部杀光。他们把这些人用绳子先捆起来，然后用刺刀劈开受害者的脑袋。按照他们的理论：那些活下来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非常危险”。矿工们还说，许多老乡过去只是眼巴巴地看着日本人前来进犯。但现在他们汲取了这血的教训。他们现在尝到了日本人侵占中国的滋味——他们正在反抗。 　　除了语言不同而外，我感觉不到自己是在跟中国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交谈。全世界各国的矿工在某些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他们都有一双让煤灰搞得乌黑粗糙的手。人们都这么看待他们：态度严峻，但心地善良，富有智慧，令人起敬。虽然中国矿工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比起美国矿工来要大得多，但却都面对着几乎是非常相似的同类问题，即：悲惨的生活状况、艰苦的工作和坐牢、遭受折磨等等。如今，当日本军队开始侵略中国之际，他们就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跟别国受压迫的人们相比，中国矿工的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有工农组成的八路军来帮助他们，训练他们，吸收他们到部队里去。 　　我们碰到一批武装矿工，正在护送又一批妇女到后方去。这些妇女大概是矿上美国和欧洲籍职工的妻女。每个人脸上的表情跟他们的男人同样冷漠——也许更甚一些。她们的头发有点发粘似的贴在脸上。她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双手叉腰或交叉着放在胸前。 　　我跟这些矿工分手之后再一次感到自己不过是个作家，一个写文章的旁观者而已。我眼巴巴地瞧着他们那青筋鼓起的大手，那破破烂烂的鞋子，那赤光的双脚和那沾满污泥的衣衫。我明白了我将永远也不能理解，也无法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我只能是个讲故事的人或是一个能够描写并没有切身经历过的那种生活的作家。中国真正的历史只能由中国的工人、农民自己去写。今天，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跟我一起的几个人虽然都是中国人，但他们还写不出中国民众斗争的真实情况。因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跟我一样都是脱离群众的。其中有个叫舒群的作家，他首先感兴趣的是“艺术风格”。如果你就某一著作向他请教，他要讲给你的第一条就是那本书的艺术风格如何如何。然后，你才能从他的谈话中窥测出一些有关的内容。不错，立波倒是注重文章的内容的。但目前的生活这样艰苦，他常常因过于疲累而无法利用自己的经验。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得到锻炼而能够适应目前这种艰苦生活的。至于我所能写的东西，算不上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本质。它们只是一个观察员的记录。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我们正在向南和向西挺进，每天行程七十至九十里。今天早晨，我们在晨光微曦中出发，把“我们的”那个村子让给从正太线战区转移过来的刘伯承部队。刘部将留在晋东地区，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跟群众一起在各地向日本军队展开游击战争。八路军其它各部仍在晋西北、晋东北、冀西和察哈尔、绥远地区作战。另一支部队将占据晋西并在那一带组织和武装群众进行持久战争。今天，我们在行军途中碰到了陈赓团长。他和战士们一起行军，见到我们后他以微笑向我们表示致意。他领着队伍从一个村庄的大道上走过去。我们从另一条路走来。路上到处是穿灰蓝色衣服的人群，时刻在响着人、畜沉沉的脚步声和金属碰击的*(口当)啷声。村子外边就是遍布在各个山谷里的云杉林。云杉已经落叶，冰霜也已覆盖着大地。 　　我们后来停下来休息了一下，以便让那三百多匹缴获的日军战马通过。有的战马倒是膘肥体壮，驮着大批战利品。但也有为数不小的战马又病又残，瘦得不成样子。这批马大部分是东北马，是日军从老百姓手里弄来的，从马匹的外表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日军对它们是多么残酷；有的快要累垮了。我们一行也有两匹病马帮我们驮行李。它们随时也都可能死掉，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无济于事。它们背上的东西虽不算多，可对它们说，仍是沉得要命。 　　每过一个村庄，老乡们都要出来看我们。我们向南行进，就逐渐进入了八路军从未到过的一些地区。当人们一听说有军队要开来了，很多人就纷纷逃走。因此，我们的部队每到一地，就要召开群众大会，讲明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它的政策是什么，同时要大家把出走的家人找回来，八路军是会保护他们的。 　　很多外逃的人已经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们在路边用泥土和石块筑起火灶，上面放着盛开水的大铁壶。火灶前面，摆着小桌，上面是他们家中最象样的陶磁碗，凉着开水，每个人都盛十多碗开水。我们队伍路过时喝完一碗，他们就会马上再斟上。老乡们站在路边，双手给我们送上一碗碗的开水。这场面确实叫人感动。有好多次，我们刚拐了弯，还在离村口老远的地方，就能看得到村里飘扬着一团团的热气了。群众就在前面等候我们。有些地方的群众还为我们用大桶装着煮熟的玉米棒子，他们把什么都给我们送来，却从不收一文钱。 　　我们走过了崎岖的道路，跨过了半冻的河水，傍晚时到达一个村庄。我们住进一户农家，这家农民好象有点害怕我们的样子。他们自己留一间屋，全家妇女都集中到那里。当有个男的给我们送开水来时，我从门缝往里瞥了一眼。但是，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跟那个男人讲了讲，让他告诉家里人不要害怕八路军。但是，我们的话不管用。到了晚上，这家一个男人走进我们的屋子，说他一定得睡在我们这里，而另一个男的则睡在隔壁。我问他是什么原因，我的一个警卫员就冲着这个人说，“你要睡在这里，是怕我们偷你的东西吧。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我们不偷东西。我们是保护老百姓的”。 　　警卫员还在往下讲，可这个老乡仍是半信半疑。他估计我们不会付钱，所以鸡、蛋、蔬菜什么也不卖给我们。他还以为我们不讲信用，也不肯把骡子、毛驴借给我们用，却统统赶到山上去了。有位警卫员催他把毛驴借给我们，让他跟我们一起走。他找到我，说如果我们硬逼他干的话，那他就准备跟我们走。我们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为了借用他的毛驴，我们愿意预付租金，不过我们并不是非租不可，没有毛驴，我们是照样可以行军的。 　　这些老百姓在他们的“保护人”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之所以如此，说明他们过去吃的苦头太多了。可是，今晚日落时候，有人在村子里一边敲着盘子，一边高声叫喊：“开会!开会!”我们房东家里有两个男的没有出去，呆在屋里照看他们的妻女、姐妹，其余男的也都去开会了!八路军准备留在这一带组织游击队。八路军要求农民成立小组，帮助军队把伤员送到陕西去。朱德夫人康克清对这项工作非常积极。老人和小孩参加自卫团以保卫家园和村子，青年人则参加游击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天气非常寒冷。我每次只能骑几分钟的马就得下来走。我们的全体人马组成几路纵队，走在开阔、灰色的山沟里。远看是一片缓慢地挪动着的蓝灰色的人流。马蹄的咯噔声听起来仿佛是飞机从远处飞来的轰鸣声。战士们边行军，边唱歌，每到山沟狭隘处，歌声分外嘹亮，直上云霄。 　　牲口在蹚过小溪之后，腿毛上面都结成了冰。我自己感到又累又困。大地冻得冰冷，河面上漂着一层薄薄的冰茬。清晨的寒风刺骨。队伍里的歌声，也没能使我打起精神来，因为我身上长了虱子!昨晚，我就抓到一只，觉得身上还有的是。只要毯子动一动，我就会浑身发痒，难以成眠。我历来特别厌恶虱子这种东西。记得贺龙有一次对我说，如果我身上不长虱子，不发痒，那就决不会成为一名“老红军战士”。我跟他争辩说，我跟警察、暗探都打过好几年的交道，难道他们还比不上虱子吗?但是，贺龙认为光有跟警察、暗探打交道的经验还是不够的。今天早晨，我才觉得自己终于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对虱子也变得宽宏大量了。我想，既然别人都长虱子，为什么我就不能长呢? 　　今天，我们停下来休息了整整一个小时。战地服务团离我们很近，有几个团员开始给大家表演中国舞蹈。旁边的一位吹起口琴来就是乐队了。接着，丁玲和我教给我们周围的十几个人跳弗吉尼亚乡土舞。他们放下背包、枪支，就跳起来了；他们两腿前后欢跃，身子上下弯曲。不多一会儿，路面上尘土飞扬。人群的喊声和笑声在山谷两侧的岗峦上迴响，周围簇拥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拍着手给他们打拍子。那个伴奏“乐队”的乐声全部给淹没了。 　　接着，我们出发继续前进。晚上，我们赶到榆社休息。到达榆社之前，队伍穿过一条山径，两侧峭壁高耸。正好在峭壁的边缘，我们衬着天空看到站着两行长长的深色人影。他们是游击队员，跑到山里来观看我们部队行军的。我们还能看清有一个人站在队伍前面，举起手跟大家讲话。 　　榆社是个有几千人的县城，城里有两条长街。一条街的尽头是宽敞的文庙。街上张贴着不少布告，通知人们去文庙参加群众大会。很快，几百名全副武装的人员从邻近一个小镇齐步来到文庙。其中有位个子很高，身体壮实的年轻妇女。在县城的小邮电所里，那位所长说起朱德和八路军来，简直是热情洋溢，滔滔不绝。他曾经在路边迎接过八路军，跟朱德本人讲过话。至今，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朱德如何跟他并肩而行，朱德如何跟普通人一模一样，朴素、坦率、真诚。 　　我想往欧洲寄一封航空信，这一下可把小邮局给折腾坏了。正在屋子外面观看部队的那个邮局办事员也被叫了回来，商量办法。开始，他们肯定没有办法寄发航空信；后来又说航空信是可以寄的，但要三元钱的邮资。站在我身边的立波嘘了一声，似乎要打退堂鼓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寄一封信要那么多钱，所以嘴里不断地咕哝着：“三块钱，”“三块钱。” 　　邮局翻箱倒柜，找出了我寄一封信所需要的三块钱邮票，此外只能再卖给我们两块钱的邮票了。一会儿，小个子邮政局长到群众大会会场找我，诚恳而又急切地对我说，航空信没法寄，寄平信只要五角钱就够了。立波听后松了一口气，小个子邮政局长能为一位“中国的朋友”节约些钱也很高兴。“中国的朋友”是小个子邮政局长与别人交谈时对我的称呼。 　　邮政局长这种对待“中国的朋友”的友好愿望以及我身边的人们的同样心情都使我过意不去。但是，朱德的到来使我难过的心情倾刻烟消云散。朱德还带来了两名日本俘虏。当朱德从人群闪让开来的地方向前走的时候，全场的人们全都站起来，高唱中国歌曲。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是怎样受到人们热情欢迎的场面。当地的和邻近城镇的游击队、县城的警察、山西军的一个连、当地的救国会以及全体居民都在欢迎他。小学校的学生集合在一起，高声歌唱，看起来象是好几百把小提琴在同时演奏。 　　这时候天色渐暗，我们只能看到朱德灰褐色的身影。日本俘虏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县长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很多年来大伙就听说过朱德，他的名字真是家喻户晓。今天，全城都在欢迎朱德本人的来临。 　　接着是朱德讲话，他的声音不很洪亮，常常有人听不清。但他的话却充满赤诚，伤感和爱。他说，在当前艰难的形势下，八路军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帮助真是莫大的幸事。 　　他说：“我们在晋北的经验证明，如果我们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就能够打败入侵之敌，取得胜利。八路军需要人民的帮助，人民也需要八路军的帮助。他们彼此相依为命。如果他们能一起工作，一起战斗，那他们就能够打败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如果把群众组织好，武装好，那么群众就会帮助我们破坏铁路、破坏公路，使得敌人的装甲车、坦克车和卡车寸步难行。” 　　然后，朱德介绍了八路军和其它部队在山西北部各地的战斗形势和建立各地游击队以及武装它们的有关情况。 　　他说：“在民众的帮助之下，我们军队已经摧毁了敌人一百多辆军用卡车和装甲车，二十一架飞机(在雁门堡)；我们已经在战场上击毙三千多敌军，俘获一千匹战马以及大炮、机关枪、步枪、大量的子弹、军装、粮食等。我们还俘虏了日军官兵，其中有两个现在就坐在我身边。我们已经收复了很多被敌军占领的城镇。”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必须连续作战，直到我们的国家取得自由，所有的敌军撤离我们的国土为止。同时，我们必须有人民的支持——也必须有日本群众的帮助。只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地主和银行家才要打仗……，日本的百姓并不要打仗”……。 　　讲到这里，人群中有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大家也都跟着喊起来。 　　朱德继续说，“你们光赞扬八路军还不够。你们要积极地帮助它。为了胜利，我们都应该有必胜的信念。人民还必须懂得怎样来帮助我们的军队。你们必须懂得怎样破坏公路、铁路、装甲车、卡车和坦克。你们必须懂得怎样彻底毁掉日本摩托化部队能够通行的一切道路。你们要把这些道路平整成土地，再种上小麦和玉米。决不能给敌军留下能够通行的道路。” 　　“中国人民千千万万，日本军队就那么一些。如果我们的人民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并把自己武装起来，那我们就能够打败敌人。中国是个穷国家。处在这种形势下，全体民众必须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能上前线的都上前线。有人会说日本人比我们有钱。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一架飞机起码就要五万元。在晋北的雁门堡，我们一夜之间就解决了二十一架敌机。我们如果每天能坚持歼灭日军和摧毁他们的武器，那么我们就会使他们越来越虚弱，直到最后战胜他们。” 　　朱德还讲了世界形势。这时候，天色已经全黑。他就站在黑夜里讲话。会场上人人聚精会神，鸦雀无声。他说，从一些战死的敌军口袋里还发现了日本共产党的声明。这份声明向日本士兵指出，中国人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他说，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得到许多国家和很多日本人民大众的支持。“有了这样的帮助，我们中国人民能够而且必须打败敌人，赢得胜利。” 　　朱德讲话结束之后，群众就开始高唱民族统一战线的歌曲。唱完了歌，那位大阪的日军报务员接着发言。他讲的话叽哩咕噜，大家无法听懂，所以就小声地议论开了。日军报务员发言完后，中国人把他的话翻译出来，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个军人，但我从前是个工人。我是让日本军国主义者逼着到中国来的。我接到军部的动员令后，我无法违抗命令。所以，我无可奈何地到了中国。只有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打仗——普通老百姓不要打仗。我们日本士兵不要打仗，我们不习惯过异国的生活，包括食物和风俗习惯。 　　“在我被八路军俘虏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人是这么善良。八路军待我比我的战友还要好。以后，我要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日本的军国主义者。” 　　这位日本军人的话讲完以后，会场里各种声音都有，越来越响。有的高喊：“中、日人民团结起来!”可是，另一个却大叫“枪毙他!枪毙他!”紧跟着这个“枪毙他!”的喊声之后，一个八路军战士跳上了主席台。 　　他高声叫道：“不能枪毙!那是错误的。”群众听着他讲下去。他再次高喊，“这个日本军人不能枪毙。打仗不能怪他。日军士兵没有什么罪。犯罪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想侵略中国，奴役中国。这位当兵的跟我们一样是个工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一定得好好地对待他。我们八路军不伤害俘虏。如果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被迫跟我们打仗，那我们就要向他们解释解释，开导他们。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我们有日军战俘和死亡军人的日记。日记中充满着对这场战争的仇恨，渴望能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与家人团聚。从一些日军尸体的衣服口袋里，我们还发现了日本共产党的宣言，它号召日本士兵掉转枪口，对准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要杀兄弟的中国老百姓。同志们，兄弟们，请听我说：过去，我们可能错杀过我们的同志，这简直是太可怕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一定得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向日本军人已经发出很多宣言，呼吁他们跟我们一起、跟他们的中国兄弟一起共同结束这场战争。” 　　群众全神贯注地听着。两名日本战俘黑色的身影在茫茫暮色中靠近桌边站着。群众被这位八路军战士的讲话深深地感动了。他们高呼：“日本工农万岁!中、日两国人民的团结万岁!” 　　这两名日本俘虏把脸转向大家，听一个中国人翻译群众的话给他听。其中一名俘虏当过连长，自被俘以后他慢慢地起了变化。八路军待他那么好，常常使他十分感动。现在，他脸上再也没有那种严厉、冷漠的表情了。小个子的报务员脸上表情严肃、沉着。他已经采取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步骤，很明显，他是不会再走回头路的了。 　　文庙前长长的石头楼台上挂起子灯和深红色的大幕。战地服务团表演一出日本剧。之后，又演出两幕中国戏。一位演员装扮成盲艺人，手捧琵琶，由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带着走上舞台。他在鼓上敲了几下后，操起琵琶，用细长的手指弹拨了一阵。 　　然后，他开腔唱道：“说新闻来道新闻，新闻出在上海、厦门、天津、北平、绥远和大同!我要唱，八路军遍布在山西，奋战在河北和察哈尔。我要说，游击队和民兵里的大新闻。” 　　站在一旁的那个穿破烂衣服的小孩，在坚硬白色的鼓面上不停地敲着，发出“咚咚、咚咚”的响声。盲艺人细长手指弹弄着琴弦，嘴里唱着来自中国抗日战争各条战线上的新鲜事。 　　今晚，八路军政治部向日本侵略军官兵发出两份小传单和一份长篇宣言。它们都是日文的。其中一份传单只有普通的书本那么大，上面写着： 　　“我们八路军是日本劳动人民的同志。我们不杀日军俘虏。我们优待俘虏。兄弟们，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八路军指战员欢迎你们。” 　　那份长篇宣言由朱德、彭德怀共同签署。宣言如下： 　　“日军士兵们： 　　你们或许已经听到过中国红军的名字。我们八路军就是红军。正如日本的报道写的那样，它也是共产党的军队。 　　今天，我们用枪炮跟你们在战场上打仗。这是很遗憾的。你们日本军队和我们八路军都是些工人和农民。你们是被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逼得穿上军装，离开家庭和故乡，来到中国战场的。我们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今天和你们是相会在战场之上。我们必须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保卫中国的领土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不是日本工人、农民的敌人，也不是全体日本人民的敌人。我们随时都在准备着跟日本的工人、农民携起手来，团结在一起。日军战士们，请你们想一想! 　　你们日本的工人、农民被送到中国来为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卖命。你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吗?你们什么也得不到!日本的士兵(工人和农民)在战争中死亡，捞到好处的是日本的资本家、地主和银行家。日本的统治阶级用压迫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办法巩固他们的权力。一旦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也将为进行反抗的日本工人和农民所摧毁。到那时，日本的人民群众将获得自由，你们就可以很快地回到你们的家庭，和家人团聚。到那时候，你们就可以和你们国家的工人、农民团结起来，为你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日本士兵们，把你们的枪口转向军国主义者，和我们联合起来吧!为了日本人民的自由，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战斗!团结起来!今天，死在战场上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工人、农民。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残杀，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 　　日本士兵们!充当这种炮灰是毫无意义的。你们国家的工人、农民并不想杀害他们的中国兄弟。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并不要你们跟中国人作战。如果你们继续跟中国人打仗，全世界的工人、农民都会恨你们。你们必须想一想这个问题。 　　跟你们打仗的中国军队是在为中国的自由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而战。如果我们因此而牺牲，那是光荣的。全世界将会鄙视日本的工人和农民，他们会赞赏中国的人民。整个世界人民都会支持我们。 　　日本士兵们!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会优待你们。我们不杀你们。我们欢迎你们。我们都是兄弟。我们必须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你们如果要回家乡，我们可以帮助解决。你们不先开枪，我们也决不开枪。我们根本就不想伤害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的日本兄弟。请你们想一想吧! 　　日本士兵们!请跟我们一起高呼： 　　不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 　　不要为无用的阶级去伤害自己有用的躯体。返回家园去，联合日本的工人、农民共同起来造反! 　　日、中战士们联合起来，制止战争! 　　日本士兵们，支持中国人民的自由运动! 　　不杀自己的兄弟、中国人民!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工人、农民自由万岁! 　　榆社各处的墙上贴出了正式布告。布告由林彪签署。一群青年围在布告前，其中一人大声唸着。人们三三两两地议论了一阵，然后又回头去看布告。布告说，下个月，晋西将成立一所新的军事、政治训练学校，学习期限为半年。学校将招收一千至一千五百名学员。入学考试于近期内在武乡(榆社南面六里)镇举行。希望男青年到武乡应试。新学校的课程有： 　　军事：游击战争；炮战，地形学；兵器学。 　　政治：社会科学常识；政治工作；中、日关系问题；中国解放斗争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们正向武乡进发。今日晴空万里，因此我们分开行军，以防敌机来袭。我前面走着六位年轻的指挥员，听他们正在谈论八路军的“薪俸”问题。朱德每月“薪俸”六元，彭德怀五元!连长每月二元。朱德最近又得一坐骑——是从日军手里俘获来的。马儿又大又壮，象座小山。 　　我们走进一个村子以后，就与这六位指挥员分开了。我们在一户人家屋外的条凳上坐下来休息。里面走出来几个人，问我们想吃些什么。我们跟着他们穿过一个院子，走进屋子，靠里面是常见的土炕。我们说，如果他们愿意收钱的话，我们准备吃些东西，如果不收钱的话，我们就不吃了。不一会，屋里聚了十多个人，跟我们谈起八路军。他们说，前几天，汤恩伯将军的第十三军刚从这里过去。汤部有上万人马，足足过了四、五天。部队在墙上贴出了许多事先印好的标语，“用粮食、牲口支援军队，给军队送信，当保卫。”汤恩伯部是南京中央政府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它在南口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仗。 　　我们周围的这些老乡各人情况互不相同。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是长工，一年只挣二十块光洋。他住在东家地主家里，吃的是东家的，衣服自己管。他一生没有成过家——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挣够娶媳妇的钱。 　　其他几个每人各有二十、三十亩地(六亩等于一英亩)。可是，这点地哪够养活四口之家。为了活下去，他们就得借钱。债务月利在二分到十分之间，到期无法偿还就得典卖家当——一头驴、一匹马、一个女孩或者一亩地都行。自己没有地的老乡就得从大地主那里租地。大地主一般都拥有千亩以上的土地。佃农每年收成的三分之二要作地租交给地主——老乡们说，附近这一带都是这个规矩。这里，十家倒有八家自己没有土地而要租种地主家的地。 　　我们接着又跟其他人聊了聊。有个佃农租了一百亩土地。他一家十口人，全都下地干活。在这一带贫瘠的山区，十口之家就需要一百亩土地。农民自己有土地，那每亩就得交三角钱土地税和另外三种常年税和几种杂税。此外，卖驴卖猪也要交税，还有什么运输税、生产税、进出口税、屠宰税等等。他们说，农民并不反对交土地税，可那些层出不穷，突如其来的各种杂七杂八的税叫他们受不了。在这个村里，只有三、四个吸鸦片的。 　　我们跟这些老乡聊聊家常，花了两个小时。所以，当我们快到武乡时，月牙儿已经高高地挂到了半空。我们沿着那条蜿蜒于荒山之中的羊肠小道前进。山下是开阔的河谷，弯弯曲曲的鬼河就从谷里穿过。这里的一些地名几乎总是跟地图上标出的不大相同。下面这条河农民就叫它鬼河。 　　在我们来到宿营地之前，我们还穿过了几个村子里又窄又脏的街道。这些村子看起来跟中国这个国家本身同样古老，特别是当月光照在孤零零的几座寺院的屋顶时，给人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在窄窄的街面上形成深深的车辙，只有在陡峭的山边上才铺了些石子。村里村外，各种路径全都由细黄土铺成，在月光下面，看上去象是一条条白色的沙带。就在这些白色“沙子”的带上，有我们的部队走过后留下的千千万万双脚印。当我们在这些路上前进的时候，我想这里正在发生着一种无法形容的伟大事业；为了广大工农群众、为了受压迫人民谋求解放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而进行斗争的这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双脚正从这里踩了过去。这一场斗争还得继续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这场斗争的开拓者、先锋队，尽管衣衫褴楼，装备很差，可他们的形象却无比高大，意义无比深远，因为他们已经摆脱了牛马的生活，他们已经站起来了。在这里，他们的双脚就从这古老的庙宇和劲挺的青松旁边，从这小道上雄赳赳地向前迈去。这里周围的茅棚土屋不知经受过多少风风雨雨，民间的辛酸却依然在重演着，直到来了八路军。从此以后，乡村大变样，从前祖祖辈辈过着的那种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来到宿营地之后，大家已经精疲力尽，但还是有事要做，立波和我还来不及吃饭就骑马奔向另一村庄去采访彭德怀，请教他八路军今后将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我们在总部吃晚饭，跟彭德怀就一般国际、国内形势谈了几个小时。 　　彭德怀说，八路军要把山西、河北以及整个华北的群众都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八路军都将坚持战斗到底，不离开华北人民，不西渡黄河。即使日本军队占据大城市和铁路交通，八路军和武装起来的民众一起也要破坏铁路、公路，牵制敌人，坚持不懈地对敌军展开游击战争。日军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山上还是河谷，他们都会遭到来自大规模的或分散的、零星的袭击。彭德怀说，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的工作开展得非常迅速。八路军在过去的六个星期之内已经把两万人组织成跟八路军有联系的游击队。目前，他们只有半数人配备了武器。在冀西和察哈尔，八路军部队已经与两支民兵结合起来。这些民兵大多是工人、农民或学生，他们参加过战斗，缴获过武器。他们是中国人民新型部队的骨干力量，他们具有与一般军队完全不同的特点。他们是从人民中间来的，他们是志愿军。 　　我们骑马回到住地时已是夜阑人静。一路上，不时遇到步哨要我们回答口令。我实在太疲倦，在马背上打起盹来。我的马很机灵。它有好几次不辨方向而停蹄不前，我睁眼一看正好走到了十字路口。我故意不动，看它是否还记得怎么走。可是，每次它都能找对路子，然后就慢慢地前进。但是，我们进村以后，问题又来了。马儿在那条路上只走过两回，我自己也糊里糊塗，不知该往哪拐。正当此时，马儿突然仰头长嘶一声，接着就拐进一条小道，朝着我们住过的屋子一直奔去。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们朝西向着青青的吕梁山脉缓步前进。一个月以前，我到太原去的时候，就从吕梁山脉西边的山脚下走过。可从那时候到现在似乎已经过去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带的景色很美，吕梁山顶的冰雪在阳光下闪烁着。树木、庄稼满眼金黄。我们一定得在一个星期内翻过这些峰峦。在周围一片片的土地上白雪尚未融化，给人以荒凉阴冷的感觉。 　　我们翻过了茫茫的黄土高山。这些山岭是由坚实的巨大土块堆积而成的。它们使我想起了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此地不少老百姓也是在黄土山坡上挖出洞穴，作为安家落户之处。不过，在不少地方，老百姓还是住在泥土或石头修造的房子里，形成一个个村落。有时候，我们就在山谷中间蜿蜒向前，两旁都是几丈高的峭壁。周围尽是黄色的土壤，别无他物。我们经常几路纵队并排前进，马蹄声和官兵的脚步声听起来隐隐约约象是飞机从远处飞来的隆隆声。不过，这几天倒没有敌机来给我们捣乱。正如彭德怀昨天说的那样：“八路军好比是鱼，老百姓就是水。我们就在老百姓中间活动，日本军队是听不到任何消息的。我们队伍里面没有叛徒。” 　　中国老百姓那种忠诚老实的秉性真令人惊叹。成千上万的八路军在各处活动着。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张贴宣言布告，在山坡村头张贴口号标语。他们一路行军，也会丢下些纸片什物，给我后面的人指路。所以，大家以为日本人随时都可以知道八路军在哪里。其实不然。日军从来不知道我们的行踪。甚至那么多架次的日军飞机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找八路军，即使飞机来了也不会发现八路军。 　　今天，我们在路上碰到一队队身体壮实的农民，里面偶而也有几个年岁稍大的。人人手里拿着棍棒和绳子。我们向他们打听是哪个村的，上哪儿去。他们说他们是去把受伤的八路军抬回来，还说八路军已经在他们村子开过群众大会，号召大家自告奋勇把伤员运到陕北去。群众大会一结束，大家就回家拿起棍棒、绳子，向很远的地方走去。没有八路军人员跟他们一起走。他们只是照着别人指点的方向出发，翻山找伤员去了。 　　今天，我们路过了好几个坐落在黄土山上的小镇子。有一个镇子两侧是高耸的山壁，中间架着一座挺漂亮的石桥。桥上站着几排身穿深色衣服的人，瞧我们从这里通过。从那个人群后面传来了几千人高唱爱国歌曲的声音。我们的队伍在听到那边歌声结束之后，也就唱了起来。我们并没有停步，继续走在坚硬、潮湿的小道上。此刻，两部分中国人，互相还看不到影子，却用歌声交流起来了。事后，我们才知道，那个镇里唱歌的人是几天前刚从太原迁来的一所规模较大的军事学校的师生。军校有一千多名师生，他们当时正在唱着歌欢迎朱德、彭德怀来到镇上给他们作报告。 　　郭镇(音译)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我在淅沥的细雨里赶路。雨水把周围的一切都淋得湿漉漉的，干松的黄土已经变成了溜滑的泥浆。道路两侧生长着绿油油的冬小麦。 　　第一一五师的一部分人员今天走在我们左边那条沟里，正好同我们并行。他们那条路也偶而与我们脚下的这条路交叉在一起。这时候，我们的队伍就停下来，给他们让路。他们队伍里有很多是新来的民兵，有农民、工人和学生。这些人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有的背上背着铺盖卷，其他人什么也没有背。他们多数还没有武器，只是个别人手里拿着枪。 　　傍晚时分，我们路过一个村子，里面住着林彪的部队，准备在当地过夜。有一个人从房子那头跑来，向我高声叫喊。他是我的朋友，汤恩伯第十三军里的一名伤员。上个月，他和我乘坐同一节棚车到太原。他是个机枪手，在南口战役中受了伤，到开封医院养好伤之后，又奉命返回部队。当时，上级只发给他军人身份证和铁路上使用的军事通行证，但没有发给他饭钱。他没有铺盖卷，晚上就只能蹲一会，站一会，这样既不会受寒又能打会盹。他说，他正要返回部队去；不过他说他情愿到八路军里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我在棚车里从睡梦中醒过来时，敞开着的车门处传来了外边月光下的讲话声。其中就有这位军人。他满口北方话，声音特别洪亮清晰。 　　我们把他带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并交给那里的负责人。不到五分钟，他就变成八路军战士了。跟我一起的人都送他一些钱，我给了他一条毯子和一些水果。然后，他就搭乘八路军的军车，上前线去了。他只躭心一件事：不知会在什么地方，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将军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挡住卡车，把他从车上拉下来，叫他返回第十三军去。 　　他这次见到我后，就跟在马的旁边小跑着。我弯下身子，握住他的双手。他由于情绪激动，说话急促——就跟穿过山谷急速奔流的河水一样。他对我说了些事情，还说他要去我们住的那个村子。不过，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我跟着队伍前进，又要骑马；又要在泥泞道上走路，浑身疲劳不堪。可是，当天晚上我一直没有睡，等着他来。但他却没有来。他现在编在第一一五师，肯定参加了广阳的战斗。以后，我得注意着他。今天，他非常高兴。我真捉摸不透他这一个月都经历了些什么事情。 　　今天我们还看到一件既有趣又动人的事。指挥部的一个人腿部受伤，可我们没有担架。村里的两个老乡，带来一个很大的圆箩筐，里面铺着柴草。他们用一根很粗的绳子兜住箩筐底部，绳子另一端套在一根长长的棍棒上。他们叫那位受伤的人坐进箩筐，然后他们就跟平时抬着鸡、猪上集市那样，抬起伤员跟着我们一块出发了。我们向他们微笑。他们也向我们微笑，还说：“这就行啦!”那位伤员强忍着痛，也笑了起来。 　　中阳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今天，我们在大雨之中翻过了吕梁山脉的一面山坡。当我们进入当地大县中阳城的时候，街上有数千居民，手里拿着旗子，欢迎我们。中午时分，我听到敲锣声，还有人高喊：“开会!开会!”这种会是大多数县城在八路军到达之后一般都要召开的欢迎会。朱德又要发表讲话了。其他人员正在小饭铺里休息时，我趁机会到会场去看了几分钟。只见朱德站在一所古庙的大门口，向群众发表演讲。听众大部分是游击队员，也有救国会和其它爱国组织的人员。中阳城里已建立了很多比较大的爱国组织，甚至连那家小饭铺的两名伙计也都参加了爱国团体，对八路军非常了解。其中有个人对我也非常了解，因为他看过我发表在太原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我认识你，”他对我说，还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赏。 　　朱德今天的讲话，使我感到好象从来没有听他讲过似的。也许，是满街的旗子、欢迎的口号以及全神贯注的人们把他给感动了吧。因此，他讲话的声音、言词、举止、神情充满了对人民的热爱。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呀!听众歪着脖子静静地听着他讲，多少只眼睛一直盯着他的脸，想把他说出的每个字都牢牢地记住。这就是当时的场面，至于当时的气氛，那就非言语所能形容了。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事情就是用笔墨无法描述的。可它们又常常涌上心头，令人难以忘怀。人类的词汇不够细致精炼。而这样的情景必须身临其境，才能有所感受。我猜想，语言加上乐声也许能够表达我所说的某些东西。当着雨水如注地落在一张张朝向朱德的脸庞的时刻，全场屏息静气，鸦雀无声。这正是我今天看到的会场上的情景。 　　大会结束，警卫员和我买了些干饼子后就向村子出发了。山路很滑，我们走起来东倒西歪，你扯我拉的。在路边，我们发现一个病倒的八路军战士，症状好象是急性阑尾炎。我们把他扶上我的马，由一名警卫跟着他一起往前面的村子赶去。可还有难题!我们自己的人不会动手术，身边只是一名护士，并没有医生。医生和伤员们都远在几百里以外的地方。我不知道后来这位病号的情况如何。我们把他跟护士一起留在指挥部。 　　我们今天翻越的那座山有十里高。从顶上下来又滑溜了十里。当我们进到下面的山沟时，朱德由后面赶了上来，跟我们一道往前走。快到村头时，我们听到敲锣声和经常听到的那种“开会!开会!”的叫喊声。八路军正在叫老乡们去参加群众大会。可是，有的农民停在路上不动，有的往这边跑了过来。他们想瞧热闹——那就是我。因为我是他们从未看到过的洋人。他们真叫我哭笑不得。有些人在相互议论，说我是日本俘虏。我反复向他们作解释，我不是日本俘虏。作这种解释的时候，我的中国话也讲得蛮流利。真有意思，到后来我简直不想再重复那番老话了，所以我就改变了说法： 　　“我不是日本俘虏。那个人才是。” 　　说着，我转过身子，指了指朱德。周围的老乡马上把目光盯住朱德，并且向他挤近了好多。可是，在旁边的八路军说了实话，告诉他们说，他是八路军的总司令!这样一来，大家觉得挺逗乐。街上就立刻传开了刚才闹的笑话。我们进村子后，只听见到处是一阵阵的笑声。 　　今天早些时候，我曾向一批老乡斩钉截铁地说明白我不是日本俘虏。警卫员郭生华当时正好站在我的后面。我对他们说，他是日本俘虏。郭穿着一件日本军大衣，头戴日军兜帽，看上去有点古怪。人们都用手指着他，说他准是个日本俘虏。郭并没有否认，但却使用了最富有戏剧性的手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妈的狗屁!”他用手指着一个农民，冲着他一声吼叫。这种以别人的母亲为对象的典型的亚洲骂人方式真是妙不可言。它解决一切问题；怀疑、怨恨顿然消失，气氛立即改善。当郭生华一张口骂人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全都明白这一下可捅了个大漏子了。 　　武阳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临近傍晚时分，我已经走了七十里路。七十里路只有二十三英里——但这就跟罗马商神墨丘利心头的伤口一样，伤口不大，却叫人够受的了。我们在中义镇(音译)呆了两天两夜，等待暴风雪过去。可是雪却下个不停，把这一带所有大大小小的路径都浸得泥泞溜滑。但是，我们还要翻过山岭，穿过同蒲线，到达新司令部。今天，我们翻过了吕梁山。我们没有爬上高峰，而是选择了最容易通行的路径。其中有一座山从山脚爬到山顶要十五里(五英里)，走下来也是十五里。后面一座还要高三英里。今天的行军真够艰苦，至少一部分人有这种感觉。但是，今天有很多事又颇有意思，给人以美好的感受。在林木茂盛的山沟里，在陡峭的顶峰上，还长着很多云杉，上面有青翠的针叶。大风雪中，青翠的针叶被打落下来，覆盖在厚厚的白雪上面。我从来也不曾知道它们会是这般的美! 　　吕梁山上到处都生长着稀疏的松树林，很多才长了几年，看起来却郁郁葱葱。每个树枝，每根松针上都压着沉甸甸的白雪。很多地方的积雪已厚达六英寸到一英尺。四周大雪弥漫，我们常常不容易看清山谷另一边的景色。有时候，我们刚爬上一处高坡，迎面就刮来一阵狂风。我们的军马顶着狂风大雪艰难地向前迈进，大家走在它们后面，用手使劲地推着它们。有几匹军马多次滑倒，因而背上的东西也就得多次卸下来，又装上去。我躭心会摔伤，所以就没有骑马，一路上全是步行。 　　湿雪合着尘土、泥巴，搞得路上泥泞不堪，粘粘糊糊，寸步难行。泥浆溅到我的鞋子上面，慢慢地把我的鞋里也灌得满满的了。起先，我觉得特别不好受。不过，渐渐地我也就能忍住了，这就跟前几天我刚招惹上虱子时一样。既然我能除掉虱子，那么，在每天行军以后难道不能照样从鞋统里倒掉泥浆么。不过，最主要的，我之所以能够忍受下来，还是因为周围战士对我的影响。他们大都是赤着双脚，踩着雪行军。他们根本没有袜子可穿。我看到，他们用脚把冰踩开，蹚着冰水过河。他们背上都扛着沉重的行装、枪支，有的还要扛一把铁锨、铁镐。但是，他们照样迎着漫天的大雪，在凛冽的朔风中迈步前进。 　　今天，从早晨出发到晚上宿营为止这一整天的行军途中，我听到指战员们一直在唱着歌。他们以连队为单位齐唱，歌声此起彼落未曾间断。有时候，战地服务团也参加进去。在这样的气氛里，难道我能由于鞋统里一些冷冰冰的泥水而感到不愉快吗?退一步想，我脚上不还穿着鞋、袜嘛! 　　今天，在翻山的时候，我还见到一个会吹笛子的战士。他是步兵，走在我们后面的队伍里。他背着背包和步枪，头戴日军的钢盔。他低着头只管吹他的笛子，所以我没有能看清楚他的脸。他吹得非常认真，笛声优美悦耳。这是一支富有柔情的民间曲子，歌唱一个遥远的山村，那里繁花满村，小溪潺潺，也许还有依依不舍的爱情。走在他前后的人都默默地聆听着他的笛声。 　　后来，我又一次听到了这支曲子。我们走在后面，那个吹笛子的战士好象是走在我的前头。雪花挡住我的视线，我看不到这位战士。但是，颤动、幽咽的笛声在大雪纷纷中飘来，里面包含着多少美好的怀念。这曲子在吹笛子的人的心头又会唤起何种回忆呢?可能，他这时候正在思念着江南水乡，也可能正在遥望那四川的农村。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在冰天雪地之中人们心头的回忆罢了。我曾经跟八路军这支中国人民大众的队伍里的许多战士谈过话，我知道在十年内战期间，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被搞得家破人亡。有的一家兄弟五、六个全都死于战火，父母双亲、妻子儿女也全遭杀害。有的无家可归，一辈子当雇农、长工、苦力、游民，天涯海角，四处漂泊。因此，这支优美的笛曲也许只是一支穿过中国人民心田而流过来的传统文化的涓涓小溪——这条小溪有朝一日终将变成波澜壮阔、洁净清澈、激动人心的巨流。在广大的中国普通人民中间，这条文化小溪依然源远流长，不曾受到象上海那种冒牌西方“文化”的污染。在上海，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中产阶级人物，对民族文化既表现无知而又瞧不在眼里。 　　警卫员走在我的身边，牵着我的矮种马，嘴里哼着曲子。他经常就是这样边走边哼。我觉得，所有的八路军歌子和所有的中国民歌，他都懂得，他都会唱。每听到一支新曲，他就要学，清早一醒来，他就要哼几句，接着一整天里，直到晚上睡觉前，他总是不自觉地在唱着，就象他不自觉地在呼吸着一样。但是，如果他发现你正在听他唱歌，那他就会立刻中断，感到不好意思再唱下去了。 　　今晚，我睡在一家制毡子的老乡家里。他把漂亮的大毡毯借给了我们，铺在我们的炕上，不过，我心中有数，炕上的虱子肯定少不了，因为这位小个子的制毡工很穷，土炕也破破烂烂。我心想，从这里过往、曾在这个炕上睡过觉的士兵总有千把个。小个子制毡工对八路军一无所知，对八路军的原则更是一窍不通，但是他对我们讲的东西倒是很感兴趣。可惜，我们也实在太困了，没有给他讲多少话。我们用松树枝在室内中间的石头地上架起一堆火，把脚上和鞋上的泥巴洗刷掉，暖和暖和身子，就准备这样捱过凛冽的寒夜了。 　　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村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昨夜是我好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睡过了大半宿。夜里，我醒过来之后以为已经天亮，还起床去看了看。外面是一轮圆月，映照着茫茫雪原。景色宜人，难以形容。这个贫穷村子的破烂外表被大雪掩盖起来了，一幢幢农舍都有着亮闪闪的白屋顶和灰褐色的墙，里面我真说不出栖身着多少不同命运的人。我回到凉冰冰的炕上，梦遊了庞贝遗址。一连好几个小时，我仿佛置身于庞贝古城的街道、房屋之中；在它的废墟上，我发现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古代象牙制品，我还见到了巧夺天工的青铜器皿。正当我向一个满藏文物的黑乎乎的洞口探头张望时，军号声把我从梦中吹醒。我又开始了新的一天。凌晨四点，队伍很快就要出发。可我还躺在那里，回想我那个梦境。梦里，我徘徊于自己一生中各样悲欢离合的境遇之中。它使我颇感沮丧，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仿佛是一座堆满古董的废墟，而值得抢救的珍品则寥寥无几。 　　“我梦见了庞贝城，”我告诉同伴说。 　　他们带着茫然的神情看着我。然后，其中一个问道：“喔，是吗，我在上海看过那部电影。” 　　我回答说：“不对。我说的是真正的庞贝城，不是一部美国电影。” 　　另外一个接着问我庞贝是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了他。后来吃早饭时(小米稀饭，大白菜)，我们又谈起了当年庞贝城的景况，今天残存的遗迹和人们可以从它的文明中学到些什么。我们一边谈着，逐渐把话题转到了中国的两个朝代：周朝和汉朝。我说，我参观过在西安西北方向的周、汉古墓，看起来跟埃及的金字塔同样雄伟；还有长城修造者秦始皇的陵墓，以及其它的有关情况。 　　我敢于臧否人物，对古人也不例外。秦始皇就是我所推崇的一位中国历史人物。他一生追求进步，胸襟宽广。他的功绩可以长城为证。几个月之前，我到过他当年那个伟大首都周围的不少地方，西起咸阳东至西安。我还从西安穿过，再渡有名的渭河，一直到临潼郊外他现存的陵墓。我的一位中国妇女朋友，有一次还曾经把我带到据说是秦始皇活埋了几百名儒生方士的地方。她把秦始皇叫做“大暴君”。其实，秦始皇“坑儒”，是因为儒生们要维护他要消灭的旧制度。 　　我必须申明，当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又眼见儒家思想对人民的祸害之后，我是同情秦始皇的。尽管“坑儒”的做法毫不足取，但我认为除掉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更可行的办法应该是把他们送到修工队里去，让他们开凿闻名于世的秦渠、修筑栈道和建立至今尚有的石桥。他完全可以让其他许多有用的人才活下来，让儒生们去修筑长城。 　　后来，在行军途中，同伴们对我先前说的那些想法觉得可笑。不过，他们也觉得我的想法多少还有一定的道理。正当我们穿过一个村庄时，一阵骚乱使我们又回到了眼前的现实生活之中。一群农民站在一间房子的门口，一边用拳头敲着门，一边嘴里吆喝着“开门啊!”在农民背后站着几个带枪的八路军战士。 　　可是，门没有开。八路军战士就从那些急忙给他们让道的农民当中挤上前去，用枪托砸门。里面仍旧没有反应。于是他们就用肩膀去撞门，结果门被撞开了。不到几分钟，八路军从房里走出来，还带出来一个身穿便衣的人。农民告诉我们说，这家伙跟其它三个原先都是当兵的，在前线吃了败仗之后就开始当土匪了。他们四人结成一伙，抢劫乡亲。那三个家伙已被先我们到达此地的八路军部队抓住了，但这个家伙却逃跑了。人们发现了他藏身的地方之后，就请八路军帮忙。这四个匪徒全带有枪。不过，这家伙的子弹早已用光，他用枪杆逼着老乡给他换上便衣。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再怀疑他，他也就可以流窜到镇上去了。 　　今天，我还看到一件令人难忘的事。八路军十一月四日在广阳镇里抓到一给日本占领军充当翻译的满洲人。今天，这个人身上被绳子捆着，背上有一把铁锨，正跟我们一起走在队伍里。当他刚被八路军抓住的时候，痛哭流涕。说是日本人“强迫”他当了翻译。八路军里很多战士和指挥员都深深相信人心向善，特别是中国同胞的一片善心。朱德是个软心肠的人，看到了伤心事就容易受感动。因此，当这个满洲人掉过几滴眼泪之后，大家就开始议论这个人决不会是个很坏的人，我们不能再叫他“汉奸”。 　　我说：“你们看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叛徒的嘴脸，一张名副其实的走狗脸。”大伙同意我的说法，不过又觉得人不可貌相；只要我们好好地对待他，他会改变过来的。因此，一连几天，他在我们部队里可以随便走动，可以东张西望，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回，他发现我正在注意着他，于是就从衣袋里摸出一本笔记本，在上面飞快地写了起来。他写了一页又一页。我看他已经写了很多。我心里明白他究竟是在干些什么名堂：他有意写些好听的话——因为他知道过了不多久，八路军就会把他写的东西要过去加以研究的。他一边写，一边不时稍稍把头转过来，用眼角瞟我。接着，他又弯下身子使劲地写了起来。“这条癞皮狗!”我心里这样嘀咕着。不过，我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因为八路军是不靠直觉办事的，对我这种直观的想法也不会发生兴趣。 　　但是，今天我说话了。我说，“不是吗?我早跟你们说过!”这个满洲人打算逃跑；结果被抓了回来，身上用绳子捆着。在行军途中，每到路面糟糕的地方，他就得铲土垫路。他再也不必在他那个小本子上写这写那了!他耷拉这脑袋，没精打采地向前走着。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卑鄙之徒。 　　今天，我们还经过一个到处是石头的村子。村子西侧是光秃秃的山岩。偶尔也能见到一、两块比较肥沃的土地，山脚下是一群群黑色、白色的绵羊。在一处山坡上，到处都是绵羊。沿山坡而上，则是一个小寨子。寨子高踞在那里，它的底基都是用石块砌成的护坡。那一块块小石头全是圆形的，好象是经过特别挑选出来的。寨子看起来象是个中世纪的城堡。后来，我在另一处看到的又一个建在高山顶上的寨子，样子则更加象是中世纪的城堡。 　　修建在这里和晋西一带山腰间的那些碉楼，今天看起来倒挺有意思。这些都是在一、二年之前为了对付当时的红军而修建起来的。有的外面还贴着反共标语，今天在微风中依旧啪啪作响。我看到一个碉楼里已经驻扎着的一支八路军连队。碉楼外面的三面墙壁从上到下都刷着巨幅的标语，另一面墙壁上画着一幅宣传画，告诉红军战士，只要能抓来红军指挥员，不论死活，都可以得到一大笔赏钱。墙上的标语是“消灭红军!”，“奖赏前来投诚日军的红军士兵”等等。我问周围的八路军战士知道不知道这些标语写的什么东西。他们点点头，一笑置之。有几个跟我一块站在那里，看着标语便放声大笑。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标语刷掉?”有一个回答说，“咳，标语有啥要紧。” 　　今天，我们在安泽停留了几分钟。安泽是个县城，人口有好几千。有很多人都围拢来看我，比看马戏还热闹。他们有的说我是日本俘虏，有的说我是俄国飞行员，也有的说我是八路军的俄国参谋长。他们为了弄清我是男还是女，争论不休。有一部分川军要在安泽过夜，所以这里的情况就显得特别有趣。 　　我听到他们很多人在议论着：“准是个俄国人。”“八路军参谋长就是俄国人。” 　　我对他们说：“我是美国报纸记者!”这叫他们大吃一惊。接着，我又加了一句：“我是个女人!”这更使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一路上，我们碰到了整整一个师的四川兵。川军军容整肃，装备精良，体壮膘肥的驮骡和军马拉着军官们的行李。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我们跟几千名川军正好迎面而过。四川兵真是棒小伙子。他们的个头比八路军一般战士要高些，多数只有二十来岁，气宇英武，身强力壮。每个人的腰带上都挂着六个到十个手榴弹。 　　八路军里也有成千上万的四川籍战士。所以，川军过去以后，我不知道他们跟我们的战士交谈后有些什么感想。我的一个警卫员就是四川人。他在休息的地方跟几个川军聊了一会儿。后来，他告诉我，这五、六个连队的川军原来属于在正太线上娘子关曾跟日本军队交战的那个师。该师在战斗中遭到日军的沉重打击后，只剩下了六连人马。其中有一些战败后溃散到山西各地，士气不振，开始抢劫。现在他们这六个连在南移后，经过整编和补充，正准备再次开赴前线。 　　今天晚上，我们到达索埔(音译)，当地老乡叫索巴克。镇子相当大，有二、三千户人家，绝大多数是农民，也有少数的买卖人。我们在一个穷苦的酒家过夜。很快，我们屋子里就进来一大群男女老少，都是来看我这个外国人的。我们跟他们一起聊聊天。他们向我们说出自己的难题——都是同样的难题——贫穷。他们说，这个地方是个穷地方，最大的“地主”也不过只有一百来亩土地(十八英亩)。大部分庄稼人一无所有，都租种地主的地，每年收成的三分之二要交地租。农闲时节，他们牵着小毛驴出去给别人干活，这样才能维持生计。大约在两年前，红军进入山西时，这个乡镇上有六个人参加了红军。今年，镇上有近六十个人到陕西去参加了红军。大部分小伙子现在都要求参加游击队。 　　当他们知道八路军就是从前的红军，并且正要向这一带开过来，于是，就派代表到八路军指挥部，要求我们的部队留在当地。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事情，因为部队正在向新的抗日战场转移。他们说，要是老百姓希望我们留下来，那我们准能留下来。我们告诉他们，那是做不到的，因此他们必须把游击队组织起来才对。跟在别的地方一样，我们也会留下一小部分人，帮助他们训练游击队。 　　为了今天晚上能暖和一些，我们向对街的一位店主租了两条被子。他把被子抱了过来，但不肯收钱。后来，我们都笑了起来，因为这是准备给死人用的，所以被子很薄。我的一个警卫员在那爿店里还买了双寿鞋。老乡们让他别穿这种鞋，不然他要触霉头。但是，这位警卫员哈哈大笑，说鞋子穿起挺暖和，对他的脚很有好处。他还告诉大家，他常常穿这种给死人用的寿鞋，可自己一直活着，还挺健康；相信迷信是没有用的。其他在场的人也七嘴八舌地参加了议论。老乡们从八路军里又学到了新思想。这件事，他们回到自己家里以后准会聊上一个星期! 　　索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是在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同伴们说我落在时间的后面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知道每天早晨什么时间军号响——或者半夜一两点钟，或者凌晨四点钟。我也清楚哪天是满月，哪天又是上弦和下弦。但是，有些晚上，云层遮住月亮，天空漆黑，那样我就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我心里明白，冬季已经来临。但是，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公文包里有一本小日历却没有被利用起来。不过，在目前日期似乎也没有多大关系。 　　今天，我们的两个同伴在别的地方听到了几条无线电广播新闻。不过，听到的新闻也已经过了时。新闻报道了瓦西里·康斯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将军最新的声明。他号召苏联远东地区的人民时刻准备着保卫苏维埃。将军说，日本军队正在把华北建成对苏联作战的基地；因此，苏、日之间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广播指出，很清楚，日本的新军政府不仅要进攻中国，而且还要进攻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 　　我们从在晋北作战的八路军部队那里获悉：十一月十九日，八路军一支骑兵部队占领了平汉铁路线上的重要车站临城，从而切断了日本占领军的后路。 　　我们还了解到，日本军队在山西和河北的处境非常困难。 　　这两个省的游击队和民兵发展十分迅速。一个月前，八路军总部撤离晋北五台山的时候，那里还只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名游击队员。可今天，游击队人数已增加到一万，他们在各处抗击日本军队，使敌人很难把各种后勤物资运送给驻守太原及其周围各地的部队。日本军队也物色不到汉奸，来替他们统治乡村地区。他们采用过去在满洲和内蒙古使用的办法，也在山西、河北组织伪军，但收效甚微。因此，他们必得采取一些新的军事措施。这段时期以来，川军和第三军继续向北移动，准备迎击日军，林彪的第一一五师已经在我们前面跨过铁路线，正从西边向日军开火。各地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 　　晋南 同蒲线西侧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昨天下午，我离开索埔，向同蒲线上的大站洪洞前进。雄伟壮丽的吕梁山脉高高地耸立在我们的背后，坡上白雪皑皑，山顶上冰棱闪闪发光。我们走的是狭隘的山道，两旁是突兀陡峭的黄土岭。我抬眼望见了象压在我们头顶上的山峰，登上去之后发现有一座古代显贵人物的坟墓。坟堆前面是一条长长的“甬道”，两旁分列着巨大的石人石兽。 　　我们快走到洪洞城高大厚实的城墙时，夜幕已经降临。立波和我，还有一名警卫员，在后面慢慢地走着；进城时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本来，我们应该是绕着城边走的。可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从城门进去，就直接走在开阔的土路上，很快就到了一条两边挂着灯笼的街道。这里，各种食物小摊买卖兴隆。我们买了一些大饼、栗子、糖果，还买了两只烧鸡储备起来，因为晚上我们还有三十里路要赶。天空黑蒙蒙的不见一丝月光，我们三人又跟大部队失掉了联系。 　　我曾经读过一位英国诗人的一首咏吟骑手的诗，里面几次出现“骑手月夜催马行”这么一句。我不知道诗人在写这行诗句的时候，他脑子里到底出现过什么妙境。今晚，我又背诵了这句诗，才明白那位诗人也许根本就不懂得对骑马的人说来在月黑风高之夜匆匆催马的心情到底意味着什么。 　　周围漆黑一团。我们三个人急急忙忙地奔走在陌生的村子里。我们从一座铺着玉米秆的木桥上跨过了宽阔的汾河，然后穿越满布车轮印跡和千百万人踩过的脚印的田间小路。很多队伍都从这里经过，你来我往，成千上万。西北战区指挥部就设在从这里沿铁路往南一带地方。所有准备出发向前线的部队也都在这里集中，然后再从这里开拔。吃了败仗的部队也是先回到这里整编，然后重返前线。许许多多的部队都在这里交汇，相互接头，这情景就和我们今天白天在路上遇到的长长的灰蓝色的万人长龙一模一样。在这旷野田间，我们摸着黑闯了几个小时。借着手电筒的光，我们有时突然会发现一、两个人影——是跟我们同样与大队伍脱节的八路军战士。我们遇到过三个战士由一个农民和一个孩子带着向前赶路。那个孩子看起来有点象猫似的能在暗中活动。他们走得十分急促。我们跟着他们走了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已经体会到当年中国红军一天行军二百里是个什么滋味了。田野里实在太冷，我不能骑马，只能步行。大地已经上冻，汾河的边上有了冰碴，那些小沟小溪早己冰封。我们踩着冰排闯了过去，幸未湿脚。寒风凛冽，砭人肌骨。 　　没过多久，我们发觉农民向导正把我们领往一个八路军并不准备去的小镇。我们被拉在后面了。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村子，希望能到那里打听路径，找一个带路的人。我们只要发现能走的地方就往前闯，就这样我们不知走了多少回头路。最后，我们走到一个地方，田野寂静，不见人影。 　　象这样的情况，我在中国已遇到过好多次了——我常常会走在渺无人烟的荒山野地里，突然却会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我真不明白这些人是从哪儿钻出来的，或许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吧。他们土里土气，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今天晚上，我们就用手电四下照射，也不见人影。可谁会料到，就在我们的右边，却笔直地站着一个人，双眼望着我们。时间已是午夜，可他居然就站在那里。我跟他打了招呼，问他往前路怎么走。他依然动也不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答道：“第八路军。” 　　他表示不相信。于是，我们就得详细地跟他讲清楚我们要上哪儿去，又是怎么会走到这里来的前后过程。听完之后，他觉得可以相信。他这才告诉我们是走错了路，他可以把我们带到我们打算去的那个村子。 　　这样，我们又走了两个钟头，来到这个准备过夜的镇子。路上虽然走得飞快，但大家还是全身发凉。谁知指挥部已经搬走，究竟搬到哪里，我们谁也不清楚。我们东寻西找，想发现一些小纸片之类的东西，那样就可以知道指挥部的行踪。可是，我们没有找到。跟我们同样走迷了路的其他人员也一批一批地来到镇上。很快，我们的队伍人数就又很多了。我们派出一个警卫员，骑着我的马，到附近村庄里去打听指挥部的去向，大家就都站在门口，等待回音。 　　那位给我们带路的老乡心中非常不安。他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深更半夜从家里出来，带我们走了有几个小时，但却帮不了我们多少忙。他觉得很不好受。所以，在等待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攀谈起来。他对我们讲了讲他的困难。他跟别的农民一样，也是个穷家，租了地主二十亩地，收成的三分之二要上交给东家。土地肥沃，每年能收两熟，但日子还是那样艰难。他唯一的一个兄弟不久前刚去世，而现在有一个年迈的老母亲还要他养活。他想参加红军——他把我们叫做红军——可没人帮他照料母亲。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理所当然必须服侍母亲，养老送终。他说，大约在两年前，红军来过此地。他还帮过红军的忙，就是因为有老母在堂，所以无法跟红军走。 　　突然，我们听到夜空中有军号的响声。大家都惊呼着跳了起来，仔细听听，吹的是“前进”号。“妈的狗屁!往哪个方向前进?”我们中间一个人这样大声骂着。没过一会，派出的警卫员骑马飞奔而归，他让我们从刚才来的方向往回返，到一个离此地八至十里地的村子去。指挥部正从另一条路也朝着那个村子走呢。 　　这时候，月亮已经从云层里露了出来。我们走上了白色的羊肠小道，旁边是一畦畦的冬小麦。同伴们个个都已精疲力竭，我自己也很疲累。但景色美丽如画，皎洁的明月，轻泻在银白色的小路上；绿油油的麦田也不时闪烁着微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一户较富裕的农民家里，我们受到了上宾的礼遇。全家老少为了欢迎我们，都通宵达旦，整夜没有合眼。主人烧起了火，把屋子、土炕都烤得暖融融的。他们同时也准备了开水让我们喝，让我们洗；他们还包了饺子，准备了菜餚。他们都来到我们的屋子里，又说又笑，热热闹闹，真是宾至如归，大家都忘记了疲劳。 　　这家的户主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老伴是个小脚女人，但体格健壮，性格爽朗，她说如我有什么事情要她帮忙的话，她都可以帮我干。这家有三个儿子，老大二十七岁，老二二十三岁，最小的十九岁。这几个儿子都是典型的北方人，身高体壮。他们跟别人一起都进屋来欢迎我们，有的给我们拿来煤块，有的帮我们搬行李，料理牲口。 　　同伴们和房东一家热闹地聊着天，吃着热乎乎味道鲜美的饭菜。我有点倦意，便离开他们，刚躺下来，就很快睡着了。两小时之后，我醒了过来。我躺在炕上，一直望着月光下那纸糊的花格窗，窗上显出一幅巨大的蛛网似的黑影，直到天明。我精神困乏，然而正象这如水的月光一般，我身心通泰，清澈见底。 　　房东一家不断地给我们送来各种饭菜，而且都是特别准备的。当我写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不让那些好奇的人们走进来打扰我。但等我稍有空闲的时候，他们就带着邻居一起来到我屋里，叫我讲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事情，虽然房东家有个儿子还在太原上过中学，可是，看到我的打字机，他们都感到非常新奇。既然我的打字使他们感到新奇，我讲的话也就更加有趣了。还有，我的一位英国朋友，新闻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先生给我带来了信件，带来了“外界”的消息。确实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除了偶尔听到一星半点的消息而外，实际上是和外界处于隔绝状态。他给我们介绍了远东会议(即九国会议)的情况，还说到了上海和其它地方的情况。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村子，向八里路以外的另一个村子转移。我们住的是一所穷苦老乡的房子，冻得人都打哆嗦。 　　朱德在访问地方部队司令部之后也回来了。他带回来几十封全国各地寄给八路军的信，还带回由个人和团体赠送的一大批礼物——袜子、肥皂、毛巾、手套、绒衫、毯子和上海妇女救国会送的一万五千双鞋子。已故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的小儿子也送来了一份礼物。鲁迅逝世后，朋友们凑了一笔钱给这个孩子作学费。他拿了这笔钱后，买了一百五十只手电筒和七十五打电池，送给八路军。妇女们还在手绢上绣上口号，送给军队，也有人送来专门绣有“民族英雄”字样的袖章。另外还有一封蒋介石将军写给朱德的信。 　　朱德告诉我们有消息说，日本军队已经从北线后撤。撤退的确实原因还不清楚。我们认为有三个可能的原因：(一)加仑将军最近的宣言；(二)日本第五师损失惨重，必须加以改编；(三)日军在山西处境困难，因为八路军，游击队在山西北部对他们发动了广泛的、无情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开展，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使它无法取得后勤给养和人员补充，因此日军目前打算“撤离”晋北，特别是游击队主要基地之一的五台山地区。 　　贝特兰昨天说： 　　“我个人相信，不要很久，山西除了八路军而外，就不会再有别的部队了。其它部队将会大吃败仗而退出山西，只会留下八路军一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会这样。据我所知阎锡山将军现在只剩下一万人马了。但是，由于我们八路军领导不断地进行劝说，他已经答应放弃原来那一套战略战术，而采用八路军的战略战术了。这是这位老牌军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这表明他有决心与日军战斗到底，也表明他的头脑倒是能够接受一点对他说来是极不习惯的思想和办法的。 　　八路军领导人的态度赢得了我由衷的钦佩。他们以整个身心来保卫国家。他们的原则是联合所有一切愿意抗日的同胞——不管是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他们头等关心的大事。对任何哪怕只有一点可能愿意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人，他们都不反对，也不攻击。他们通过耐心的说服，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为此进行解释，以期人们能够接受下来。 　　他们一连几个月在反复申述应该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道理。可是，别的部队不以为然。山西地方军和中央军在雁北战略要地忻口失利之后，匆忙撤逃，在当地丢下几千枝步枪和机关枪。事后，贺龙部队把这批武器抢了回来。当时，我就对朱德说：“这下你又可以武装一万多人了。”朱德看了看我，没有作声。后来，我听别人说，八路军把那批武器全数送还阎锡山将军。阎锡山又把它们发还给吃了败仗的川军的几个师。八路军指挥员主张，对吃了败仗而又斗志消沉的部队必须从政治上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军队的根子要扎在群众之中；同时，还必须使他们认识到军队是群众的保卫者，军人务必与老百姓，也就是自己的兄弟们并肩战斗。 　　我还看到了八路军领导人是怎样对待日本俘虏的。对在山西抓到的大批战俘，他们都发了钱，并向他们说明全中国和八路军为什么要抗战的道理，然后就释放他们。让他们回日本去。可我的看法是，这些战俘回到日本军队之后，不是让军官们枪毙掉，就是被重新派到中国来打仗。朱德说，如果军官们枪毙这些获释的战俘，那么别的士兵也就会闹起来，并且他们也会了解到中国人对战俘是很优待的，还把他们释放回去；如果他们回军队后再来中国打仗，那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经验和所知道的情况告诉给自己的战友。 　　不过，战俘们不愿意回去。这是因为日本的军法规定，任何被俘者不得重返日本。有一个年纪稍大些的日本战俘，他是个军官，刚被抓获时对给他的优待发生误会。中国指挥员走过去跟他谈话，他拒绝起立；而且还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他傲慢地要八路军给他一匹马，每天给他吃鸡、大米饭和鸡蛋。他觉得自己是在跟奴隶打交道。 　　中国人对他说： 　　“不要把我们对你的好意搞错了。我们对你客气，这并不表示我们低你一等。日本军队是那么教育你的。可是，你在这里可不是指挥别人的。我们给你吃大米饭，我们自己吃小米。我们给你的各种食品，我们自己都是吃不起的。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我们听说，几个农民去看你，你却打了他们耳光。我们不会因此就枪毙你——不过，我们必须告诉你，如果你再打人，我们也要打你。” 　　从那以后，这个军官的态度有了改变。有一回，我还看到朱德让他骑上自己的军马。那个小个子日本人也有了马。慢慢地，他们的态度完全变了。现在，有人跟他聊天，他也说说自己的看法。他说，日本国正在失去全世界的友谊，这完全是由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他说，必须有一个国际性的运动来改变目前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还说，在中国跟中国人民一起过新年很有意思，虽然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 　　这两名日军战俘既然不敢回国，也不敢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去，因此，他们就被送到延安去了。 　　我又从各方面进一步观察了八路军领导的工作情况。这就只能更加激起了我对他们最崇高的敬意。昨天，在我们将要离开那一户把我看作亲人般的富裕农民家庭时，三个儿子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参加抗日战争了。两个弟弟要去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大哥参加了游击队。 　　年迈的双亲骄傲地听着儿子们说话，带着满面笑容转向我们。这两位老人是把自己的儿子，自己所有的孩子都交给了八路军啊! 　　在中国八路军这支军队里，不光有穷苦农民的子弟，也有一些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地主、官僚子弟。甚至有些领导人还是出身于旧统治阶级的。 　　那位老父亲、老母亲和他们的三个儿子站在一起让我给照了个相。他们幸福地笑了——可是，我却象骨鲠在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为了掩饰我激动的心情，我跟他们也一起笑了起来——可惜，声音过于大了一点，这也许是人们在这样的时刻往往总是这样的吧。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陈文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