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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次喘息和一次转移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陈文炳等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 　　今天，对敌工作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过来叫我上他们的办公室去。一名日军俘虏已经早去了他们那里。舒群跟丁玲到几里以外的一个村子去了，所以我就单独行动。 　　在对敌工作部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身穿日本军服的男人，正跟其他人在认真地交谈着。开始，我不知道他就是日本俘虏。因为八路军里有不少人也穿着日本军服，我心想他大概也是中国人。从外表看，他是个中国人——虽然有那么一点我也说不清楚的差别。不过，当他站起来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后，我才认出他是个日本人。 　　他的面部表情和言谈举止特别和气。他很年轻。他说自己二十七岁，原是长崎的建筑工人。当他还刚刚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工了，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他已经成家，有一个孩子。 　　他坦率直爽，没有一点傲气。他讲起话来实实在在——因此也常常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我们大家都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们。没过多久。我们全都跟他谈得来了。我们谈目前的战争，谈中国和日本、谈日本军队、谈他在日军中的经历、谈八路军。他对我们提的问题全都一一作了回答。他自己也毫不含糊地询问我们的生活和其它方面的情况。 　　他是十一月四日在广阳镇战斗中被林彪部队俘虏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脖子。受伤以后，八路军把他从战场抬回来。途中，他从刀鞘中抽出尖刀，企图用割断颈动脉血管的办法自杀。 　　他说：“日军司令部和所有的日本报纸都说中国人杀俘虏。我心里想你们一定会先折磨我，然后再砍掉我的脑袋。所以我一开始就打算自杀……。我出血过多，很快就累得不能动弹了……你瞧。”说着，他撩开外衣，贴身穿着两件洗得干净的中国蓝布衫。但是，他的短上衣里面却有一大块血迹。当时，鲜血还浸染到他的大衣上面。脖子上的伤口损坏了一根神经，所以他的右胳膊不怎么听使唤。 　　后来，他被送进八路军医院。他说，医生们不但给他认真治疗，还对他十分体贴。周围的八路军伤病员告诉他说，八路军是根本不杀俘虏的。八路军总部还来过一个人，跟他谈话，向他介绍了八路军的情况，并向他指出八路军把日本的工人、农民都看作自己的兄弟。 　　在场的一个人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在医院里给他做工作时，他哭了。” 　　现在，他的情况大有好转。他能走路，能说话，虽然右胳膊恢复得比较慢些。他觉得寂寞，又没有人能跟他说话，因此就把他送到八路军总部来，这里有不少会讲日语的人。 　　他说，绝大多数日本军人都反对战争。他们厌恶打仗。但是，他们的上级命令他们到中国来，他们也就来了。如果谁敢违抗军令，轻者判刑，重者处决。日军中纪律非常严厉，所以他觉得要想搞什么反战运动都是不可能的事。日军士兵还听到各种宣传——什么中国人怎样屠杀日本人，中国人怎样砍掉全部日军俘虏的脑袋等等。所以，日本士兵一上战场就要拼命，他们心想跟中国打仗反正都是死。 　　我问他是否看到过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场面。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但是，他们的师部穿过河北省南下到河北、山西交界的石家庄附近时，他看到在路边躺着许多被害的中国农民的尸体。他们的双脚被捆着，是让人用刀砍死的。他从他们部队里其它士兵那里听到，这些中国农民是他们师里的军官们屠杀的。中国妇女被抓来以后也没有好下场，弄去供日军玩乐——他自己什么也没有干，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表现严肃认真，还在尽量回忆那些他看到有中国人尸体的村子的名字。他跟我们谈起这些事来，就象是跟自己的好朋友谈话一样。 　　我们还谈到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日、中两国的工人、农民都能够当家作主，而且也能象兄弟一样互相合作。他同意我们的想法，还接二连三地问了一些有关红军历史的问题。他说，前几年他在日本报刊上曾读到两、三篇关于中国红军的文章。现在，他想了解红军的整个历史。他的身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兴趣，聪敏而好学。他会使你感到任何事情你讲给他以后，他总是记得牢牢的，而且都能起作用。实际上，我们所谈的就是这些：日本工人将来能做些什么，他本人又能做些什么，我们大家共同能做些什么以便实现我们的目标。他告诉了我们他能够做的和今后打算做的事情——这是他在被俘后的第二天开始一直思考着的问题。那天，有人向他讲解了中国军队打仗的目的、八路军的性质。他也已经在考虑自己将来的工作——不过，那是属于他个人的问题。 　　有时候，他痛苦地低下脑袋、弯下身子。他的胳膊叫他受了不少罪。我们问他我们能帮他些什么，他说最好能想办法减轻他的病痛。因此，我们在一边想办法的时候，一边帮他把上身脱光，设法用毛巾给他热敷脖子、肩膀、胳膊——这样做居然非常奏效，大大地解除了他的疼痛。 　　他说，“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你们待我简直比我的妈妈还好。你们千方百计地替我着想。你们给我治病、帮我洗澡、给我零钱买东西吃，还派来警卫员照料我。我什么也不缺，可叫我怎么谢你们呢?” 　　“你不用谢我们。你是我们的兄弟，因为你是工人，你不是要来打仗的。以后我们还要一起努力，制止这场战争、制止一切战争。” 　　“对，”他说道。他微微低下脑袋，脸上显出一副认真思考的神情。“对，回到日本后我要向所有的工人讲一讲我在中国学到的东西。” 　　今晚，我带着传教士在洪洞借给我的那批外国报纸，到朱德的住地去。任弼时跟另外两位同志也在那里。我们一起看报、谈论时事。任弼时给我念了来自上海的无线电广播新闻，其中特别有一条消息说日本军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马路上耀武扬威，殴打了一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我们谈到了军国主义者在日本扶植起来的反英运动，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向中国提出关于建立和平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意味着对中国的全面征服，因此值得抄录下来，传之后世。它们是： 　　一、承认“满洲国”，建立中国——日本——“满洲国”三国集团； 　　二、在华北和内蒙古建立一个反共的自治政府。该政府接受日本的保护，税收和海关概归自理； 　　三、日本向中国海关派驻总监，向各省机构派驻顾问；修订中国税则，以促进日本产品和中国原料之间的交换； 　　四、蒋介石将军让位，由日本人担任总统；中国参加反共集团； 　　五、中国不得拥有军队或军用飞机；成立维持和平部队，由日本方面安排一切商业航空运输并提供飞机。 　　我把外国报纸上这些条件念下来，朱德用中文都记在小本子上。当我念到第四条关于要由一名“日本人当中国总统”时，朱德听不明白，抬头望着我。我重复了一遍，他脸上顿时显出一种令我难忘、但又形容不出来的表情。任弼时和我都笑了，朱德这才意识到我是在念日本人提出的条件。于是，他也跟着我们一起笑了。不过，他的笑声里没有欢乐，而是充满着愤怒。 　　朱德还记下了日本方面就上海公共租界问题提出的要求。他和任弼时两人都问我认为英国人、美国人会采取什么对策。我说，如果英、美方面能够想出什么办法保住面子的话，那它们就可能会接受日本的要求。不过，最近出现日本军人在租界逞凶，拳打英、美公民的事件之后，眼下他们大概是不可能接受日本的条件的。 　　朱德又问道：“从现在起到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能有多长时间?” 　　我认为不会很长。任弼时说，他认为日本在占领南京，并开始把所有英、美在华利益——包括在上海的利益——逐出中国之后，形势可能会起变化。 　　我们谈到了，日本人在太原筹组的伪政府。那位外表看起来有点象半个蒙古人的王英当了这个“政府”的头目。另一个名叫南桂楠的汉奸和名叫文作川(音译)的家伙也都混到了里面。文作川的老家离我们这儿不远。他是个有钱的地主，阎锡山将军的得力人物。 　　这个汉奸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处抓中国女人，送给日本军队，供他们取乐。日军提出要三千名。他们还向中国各个部队投放传单。他们的第一句口号是“消灭共产党”；第二句是“皇军给东亚带来和平”；第三句是“山西的中国军队打不过皇军，中国的老百姓也打不了皇军，所以，他们必须听皇军的话。” 　　任弼时告诉我，日军现在正采用游击战术跟八路军和其它中国军队作战。他们不敢出动小股力量，而是派大队骑兵出来活动。 　　我们几个人一直谈到深夜。朱德为大家煮咖啡——我喝过之后，通宵非常兴奋，所以我才能够坐在这里，冒着寒冷来写这篇稿子。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几天来，我们呆在这一个地方没有动。对此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样我可以借此机会就八路军九月初开始的对日军作战情况作一回顾。 　　在华北和西北的整个部队当中，八路军逐渐承担着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责任。今天，日本太原驻屯军司令永田武雄向居民发布的公告表明了日军对八路军的仇恨。 　　公告上说： 　　“鉴于南京政府已经与共产党、苏联联合起来，并正在破坏、毁灭中国以及远东地区，因此天皇陛下特派来军队，拯救中国。” 　　“皇军业已占领南京(这不是事实——史沫特莱注)。目前共产党的幽灵还在骚扰我们的王道乐土，等待皇军去消灭。” 　　公告要求居民跟从前一样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一旦发现有任何暗藏的赤色分子，则须立即向日军司令部报告。日军将会给予金钱奖励。下列三种情况都可得奖。 　　一、取得红军有关文件者。 　　二、取得任何与红军有关的消息或情报者。 　　三、取得有关红军内部情况及其下落者。 　　我们是今天在八路军总部看到这份公告的。任弼时看了以后满脸怒容；而朱德那慈祥、友善的脸上更是怒不可遏。我看着朱德，觉得他真是一位多年来叫那些压迫穷人的家伙一见就丧胆的英雄。我意识到自己对他这样的人物根本就不了解。在延安，我看到他的时候，那是处在和平环境。当时，他天天给抗大上课，要不就钻研我们从上海带去的新书或者去我那里给我讲讲他的生平。在那样的情况下，很难说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作为我的同志、朋友和老师，他友善文雅；作为一个人，他心地善良，待人接物直率坦白，虚怀若谷。可是，今天当我们在读到日军的那个布告和前几天读到日本提给南京方面的媾和条件时，我简直不认识朱德了——但见他怒火中烧，勃然变色。这使我想起在过去十年之中，他为了保卫革命的工人、农民而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人英勇奋战的情景。今天，我所看到的朱德正是当年的那个朱德啊。 　　几天之前——十二月八日——我到司令部去，有人给我看了一份蒋介石签署的文件。这是一份正式任命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换言之，八路军改名了，它不再是哪一个“路”方面的军队了，而是一支正式“军”了。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八路军发展迅速的原故。我不大懂这种军事技术方面的东西，不过人们告诉我，“路”军只能在一定的区域范围之内行动，而一个正式的“军”就不受这种限制了。 　　我们对改名字的事付之一笑。现在，“八路军”三个字已经深深地铭记在人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认为他们不会由于改个新名字而发生变化的。 　　蒋介石将军执行了民族统一战线，他委任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日本人在中国各地加紧行动，破坏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最主要的借口就是叫嚷“共产主义威胁论”。他们准备跟南方面媾和，如果南京同意跟中国的共产党人决裂，并加入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反共集团的话。这件事本身意味着南京不但要对八路军作战，也要对苏联作战；此外，这还意味着国际强盗们准备打一场重新瓜分弱小民族及其自然资源的世界大战。 　　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博士正在极力引诱蒋介石跟世界强盗国家同流合污，把中国变成另一个西班牙式的战场。南京也有一批人物主张接受日本、德国的建议。他们宁肯牺牲整个中国，也要保住他们私人那些可怜的产业。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敢出来支持那些敌对分子而已。 　　不要多久，一旦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南京会有人出来成立傀儡政权。德国人几天之前在汉口召集会议，一位“发言人”就作过这个预言。外国报纸还透露了德、日两国驻华大使之间以及德国大使与日本特使之间的秘密谈话。 　　前线有很多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我们不知道是哪个部队的飞机目前正在轰炸石家庄的日军。石家庄是平汉铁路和一条通往太原的窄轨铁路的交叉点。几个月来一直在沿着平汉线南下的日军现正向北撤退。我们得到的最可靠的消息说，在太原的二万至五万日本军队已经(十一月十七日)缓慢而无可奈何地沿正太线后撤到北平、天津地区，其中有不少人已经返回本国。 　　这二万至五万伤病残废日军人员，属于太原的日本占领军部队。几个月来的战斗使日军处境极端困难。日本方面否认这一事实，还极力在中国装出一副兵强马壮的样子。然而，这是假象。日本军队已经疲惫困顿，无心作战。日本军队伤亡极大。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部队。他们派出巡逻队到乡下去抢粮，可这也无济于事。中国的正规军、游击队和老百姓早已坚壁清野，把粮食藏到安全的地方去了。为此，太原驻军往往要派出一半人马到农村里去抢东西。 　　日本人在拿下太原之前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打八路军后方，无法象他们所吹嘘的那样做到要“把八路军赶出华北和赶出西北”去。现在，他们正在开展一场新的攻势，企图达到这一目的。 　　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了晋北、冀西以及察哈尔南部的许多重要城镇。他们夺回的城镇太多了，我们无需在此一一罗列。其中最重要的有：晋北的灵丘、广灵、浑源、五台、盂县；河北省的涞源、沿平汉铁路往南的整个冀西地区以及北平以南铁路沿线一些城市；察哈尔南部平绥线以南的阳原和蔚县。八路军多次破坏平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切断日军供给线，干扰、拖垮入侵之敌。 　　在山西西北部、绥远南部和大同的西沿，八路军从日军手里收复了一批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和乡镇，其中包括平鲁、宁武、清平镇和绥远、山西两省交界处的右玉。这样，八路军就把大同和忻口(太原的北部门户)之间的主要交通线彻底割断了。八路军还在山西北部交通线上的朔县、古县等地与日军重兵交战。由于敌人装备有大炮、飞机，所以未能克复这些地方。同样，在山西北部十八路军还彻底摧毁了由北平至忻口、太原的其他主要交通线。日军的卡车，常常由一百五十辆至二百辆组成车队，在这一带的公路上疾驰而过，神气非凡。每个车队一般由二、三个连队担任护卫，那些日本军人坐在卡车上面，洋洋得意，咧嘴而笑，就好象乡绅来到了他们的新领地一般。不过，有个日军团长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这两条交通线上一千多辆日本军用卡车的遭遇。这个团长是在九月底的一次战斗中被八路军击毙的。他在日记中写道： 　　“红军在此地摧毁了我们一百五十辆卡车，打死了六十名官兵，其中还有一名连长。这一带的女人也参加了战斗，扔手榴弹。我已接到命令，对这一带的老百姓格杀勿论。” 　　八路军不但成百地击毁日军运输车辆；他们在十月十八日夜间还袭击了日军的阳明堡空军基地。基地上共有二十四架轰炸机，其中二十一架被毁。十一月底，八路军从敌人手中缴获一千多匹驮骡和军马，几百枝步枪、大量弹药、近五十挺机关枪、几门重炮、许多药品和其它军用品。他们歼灭日军约一万名，还把几万个农民组织、训练、武装起来，对敌人开展游击战争。在山西的中国军方人士说，日军在西北的战役中大约损失三万人。西北战役包括正太线地区和忻口地区的战斗。 　　日本人原计划要在十月三十日占据太原，然后再沿同蒲铁路南下，攻克山西全省。事实上，他们是在十一月九日才拿下太原以及太原东侧和南侧包括平遥在内的几个城镇的。日军在平遥的所作所为充分反映了他们在各处的行径。他们一进平遥城，就用枪托砸老百姓的家门，挨户搜查钱财、食物和女人。他们在城里四处打劫行凶——虽然大部分居民早已逃跑。他们奸淫妇女，还把年轻的姑娘押送到太原，供那里的日军作乐。这些事情是一位亲眼看到这个场面的外国人告诉我的。 　　但是，没过多久，日军就从平遥和太原附近他们所占据的地方撤离了。在此之前，已经有二、三万日军从这一带撤到了华北和日本。十一月二十八日，当我在平阳府(临汾)时，卫立煌将军就跟我谈起过日本撤军的事，并且知道了事情的原因。 　　这些行动实际上只是准备对八路军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战役的序幕而已。这场战役将在从山西北部到河北西部的平汉铁路线和察哈尔南部这一大片宽广的地区进行。首先，日本重新派出一万兵力沿平汉线南下，以防止八路军及其所领导、武装起来的老百姓对它的袭击。其次，他们已向由平汉线往北到雁北的这一地区派出了八路纵队的兵力；向晋西北和他们的据点大同以西派出了六路纵队的兵力。日本方面吹嘘说，他们要把“红军从晋北、河北和察哈尔全部消灭。” 　　日本每个纵队大约有一千至一千五百人，有些有二千至三千人，个别的只有七百人。每个纵队由坦克、飞机掩护，纵队部配备有大炮。在察哈尔和冀西作战的纵队里还有骑兵。这十四路纵队中有二万至三万名新兵。有八个纵队从十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开始向八路军进攻；另外六个纵队则于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对八路军采取行动。 　　这些纵队中，有的主要集中在某一个范围内作战，有时三个纵队也同时配合攻打一个由八路军控制的点——譬如河北西部的涞源、阜平或察哈尔南部的蔚县(蔚州)等。 　　目前，这场战役正处在高潮之中，整个晋北、冀西、察哈尔和正太铁路沿线都有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八路军运用的是他们十年来一直在使用的战术。首先，他们扎根于群众运动之中。他们把普通老百姓动员起来，加以组织、武装、训练，因此常常是整个城镇的群众，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拿起武器，跟敌军周旋。八路军人数不多，但由于群众一致拥护，它的力量得到很大的增长。 　　我们几乎能够了解到各地的情况。其中有一件事听起来就跟红军当年在江西作战一样。说的是一路二、三千兵力的日军纵队在重新夺取平汉线上的易县之后，依仗有三千预备兵力留在定县，就单独往西迳直扑向由八路军控制的两个重要镇子。八路军不想硬拼，所以它事先撤离这两个镇子。当地的群众挑着粮食、衣物，赶着猪、羊等牲口跟八路军一块撤离。八路军、游击队和老百姓在路旁伏击敌人。他们一等日军过来，就拿着步枪、手榴弹、棍棒、长矛、石块一齐拥上来。他们先占据道路两旁的制高点，狠狠击退了敌军，甚至还缴获了日军五辆坦克当中的一辆。河北西部的曲阳也有同样的情况。曲阳的老百姓至今仍坚守着县城，没有向日军屈服。当日军的一路纵队向察哈尔的蔚县进攻时，蔚县的八路军和群众也采用同样的战术。日军穿过一大片平地，向蔚县进逼，因此它的大炮、坦克、骑兵和飞机可以发挥很大的威力。但是，蔚县的军民等到晚上才跟敌人交火。他们等在附近的山里伏击敌人。那些出城想找粮食的日军，都被迫回到了空荡荡的城里。 　　另外有一路日军纵队在十二月初从正太铁路的寿阳出发，往北向盂县进攻。七百名民兵，仅有二百枝步枪。他们与这路敌军纵队遭遇。战斗结果，敌人死亡一百名，民兵死亡五人。第二天，八路军又打死近二百名敌人，自己损失四十人。 　　十一月下旬，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纵队向晋北的浑源进攻。当时，八路军的一个连驻扎在城里。八路军战士和老百姓一起撤离了浑源，给日军只留下个空城。八路军和老百姓在郊外遇到正赶向浑源来增援的七百来名战友。于是，两支部队联合起来，隐蔽到一座叫乱石岭的山岗里等待敌人。十二月一日，他们碰上了日军。双方战斗了一个通宵。日军损失极其惨重，八路军牺牲了四十名战士。八路军受伤人员中，有二十人的手在那场恶战中因受冻而腐烂、坏死。 　　从大同往南到忻口的公路上，八路军共歼灭一、二千日军。 　　日军驻扎在这条交通线上的朔县和古县的大批部队正采用新的战术对付八路军军民。日军沿着一些河边设置强大的炮兵阵地，同时又派出巡逻队到周围村庄去抢东西、杀人、奸污妇女。这一带的游击队跟日军进行过猛烈的战斗，几次三番把敌军打回城里去。所以说，这一带到处是战场，人们整天都在打仗。 　　至于其他地方，日本人搞了一套美其名曰“政治”的手法。他们穿起中国式的服装，头戴中国帽子，左胳膊还佩上八路军的袖章。经过这样一番伪装之后，他们跑到许多村子里去肆虐。他们打家劫舍，残害生灵，奸污妇女，把年轻人抓走。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破坏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信任了。可是，日本人大部分都不会讲中国话，个子又矮，而中国北方的人却身材高大。加上，八路军根本不带袖章，穿的军衣一般也都很破旧。所以，老百姓很容易把伪装的敌人辨认出来。如今，有更多的青年，成千上万的青年，参加了游击队。 　　此外，日本人还忙着搞其他的“政治”活动。在日本人控制的大城镇里，他们总要唆使一些有钱的地主、乡绅(他们大都是亲日派)出面拼凑傀儡“政府”。但是，所有的穷人照例都是要逃走的。因此，这些所谓的政府甚至找不到群众来给他们纠合的“维持会”捧捧场。 　　通过这类汉奸政府，日本人开始对一切抗日分子和一切其他拥有资产已引起日方注意的人士实行恐怖统治。他们下令全体居民必须在指定日期之前向有关当局登记所有财物、资金，否则，即按抗日分子名义予以没收。他们还实行一系列新的苛捐杂税。他们得不到群众的帮助，也搞不到粮食，因此就派出人员到各地进行抢劫。十二月初，日军一营出来抢东西，在太原南面碰到了八路军的两个连。八路军迅速疏散开来，把日军引入包围圈内，当即打死一百名日军。敌人逃跑时还抬走了不少受伤的人员。其他一些跑出来烧杀掠抢，胡作非为的敌人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战争正处于高潮之中。日本人声称他们要“消灭赤色分子。”在山西他们对中国军队又进一步重复了这类叫嚣。他们派出飞机到各个部队和城镇，乡村上空撒放传单，宣称日军到山西来只是为了消灭共产党，“以建立东亚的和平。”他们在传单里说什么，既然中央军和山西地方军都叫日军打败了，因此老百姓就不要指望他们还能作出别的什么；还说，共产党宣传说他们要打日本人，那是在哄骗老百姓；“即使共产党能够成功，可最后他们仍然是要没收你们的财产的。”幸亏，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一贫如洗，没有什么财产去让人没收。因此日本人的这些说教也只不过能打动占中国整个人口大约百分之一的有钱人，广大的老百姓当然不会理会他们这一套的。 　　今天，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宣传运动…… 　　日本飞机在空中盘旋，搜索我们的行踪。日军开始派飞机在离我们不远的村子上空飞行，汉奸们正在积极活动。太原伪政府里就有一个老家在这一带的有钱地主。这几天晚上月亮很好，飞机可以借着月光进行轰炸。今晚，战地服务团在村里演出。大会开始不久，我们就听到飞机的嗡嗡声。这时候朱德正在讲话，介绍国内外形势和八路军在前线的战斗情况。 　　当飞机还在老远的地方，我就听到它们朝我们这边飞来的声音。但是，我没有提醒大家，生怕万一有误。我猜想也许是无线电台的声音。但是，飞机越来越近了。别人还是没有听出来。我就示意站在讲台上的朱德把挂在他头顶上的那盏灯熄灭。朱德没有领会我的用意，看了一看周围后没有明白，又继续讲下去。我对身边的人说有飞机正往这儿飞来。可是他们回答我说那是电台的声响。没多一会，飞机就已经到了我们的附近，在空中隆隆作响。站在屋顶上看演出、听朱德报告的人们就高声叫喊飞机来了!这时候，大家才把所有的灯火熄灭。 　　今晚的观众主要是一批八路军战士、总部的全体人员和好几百个老百姓。他们都集中在一所庙宇的大院里，大殿当作舞台。大院只有一个出口。看到这么多密密麻麻的人群，我心里很是担忧。有人叫喊着要大家不用着急，不要乱跑，就地等待。人们也就都在原地等待，一动也不动。我从人群里挤过去，到院子外面，看到许多人正朝着北面的天空张望。飞机在我们附近的几个村庄上空打转。我们听到它们渐渐飞走的声音，越来越远。于是，我又回到院子里，在黑暗中继续听朱德作他的报告。人们也都回到了大院里，静静地听着。 　　八路军对空袭已经习以为常，我以为自己也已经如此，其实不然。今天晚上如果一个炸弹下来，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完蛋。可见，我们总是处于死亡的阴影之中。在过去十年里，八路军这支队伍曾经战斗过千百次，也一直处于死亡的阴影之中。就是在今晚这样的黑暗之中，他们依然在继续向群众发表讲话，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训练群众。他们立场坚定，作战英勇。正是因为八路军有这种精神和它带给人类的信息，我才懂得了跟他们一起站在今晚这个有死亡威胁的阴影里是一种光荣。当我过去呆在那些生活上所谓“正常”的城市里时，我老是担心自己在没有找到八路军，也了解不到它的生活，思想之前就死去。我那时候并不想死。现在我也不想死。但是，人总是要死的。如今，我跟八路军在一起感到心安理得；如有必要，我很乐意死在这里而不愿意死在别处。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我也从不作这样的打算。我要做的事很多，我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一些，能亲眼看到一个自由的中国、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的人类社会。 　　大地的气息多么新鲜，人间世事却又是何等凄凉!今晚，我踏着月光，返回我住宿的那个古老的村子。月光下，村里到处影影绰绰，奇幻迷离。屋子前那条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小庙。过去，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可今晚，它在月光之下显得朦朦胧胧，异常优美。屋顶檐沟瓦楞间生长着的片片衰草忽明忽暗。……我院子门前的两棵大树，叶子已经尽落，剩下的仅是颗颗干豆荚。大树在寒风中瑟瑟作响，引人惆怅，却也让人深切地意识到这美好的大地。 　　晋南某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上了年纪的传教士一边看着手里的书，一边若有所思地说道：“时代的变化有多大呀!”他手里拿的是一本中文书，书名为：《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老人中文程度很高，可以流畅地阅读各种书刊。他手里还拿着一封朱德给他的信，信末有朱德的签名。 　　在这位老人收到《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的前一天，他对我说不知道朱德是否喜欢他想送给他的《新约全书》。那本《新约全书》是他非常珍爱的唯一的一本圣经中译本，是多年前别人送他的生日礼物。朱德知道此事后，告诉老人他要先谢谢老人准备送他的圣经；同时朱德回赠他一本书。这就是今天老人手中的那本《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时代的确起了变化。这位年老的传教士和他心爱的妻子都已六十五岁，两人在中国度过了四十多个年头。他们都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起义的纷乱。他们曾躲在西安某处观望过清皇室准备还朝北平的场面，还透过窗户，端详过那位老态的慈禧太后和不幸的光绪皇帝。清室由西北回北平的道路，经过精心的平整修治，简直是一马平川。在途中，他们还取道山西，向那些“异教徒”布道。 　　后来，老教士又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迁——辛亥革命、军阀的连年战争、西北的大饥荒和水灾，一九二五至二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以及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国红军已经完成了“长征”。除了成吉思汗的远征而外，这是史无前例的英雄壮举。红军到达山西之后，正好包围了他传教的那个城市。这只不过是两年前发生的事情。他亲眼看到南京政府的飞机俯冲下来，向红军狂轰滥炸。此后，他听说过中国结成了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又回到山西来抗击日本。红军现在战斗在山西各个地方，晋南、晋北、晋东、晋西。因此，平民百姓都对他讲，红军打仗如何勇敢，灵活机动的战术使日本人穷于应付；红军纪律如何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红军如何扩大了队伍，吸收了许多年轻小伙子，等等。连一些年轻信徒都把眼睛盯在这支信仰共产主义、不信上帝的军队上。他们对一位教士说： 　　“你总是让我们向上帝祷告，可日本军队还是霸占了上海、南京和华北。” 　　传教士回答说：“祷告吧，孩子们。别的不用去想它。” 　　但是，八路军却号召他们，“要动脑筋想问题，把自己武装起来，准备战斗!” 　　确实，不少神职人员对他们一向恐惧的八路军竟是大惑不解。多少年来，他们笃信只有基督教才教人以怜悯之心，照顾伤者，对人温柔体贴，容忍、博爱。可是，八路军也同样照料伤员，对人温和、善良、耐心，而且还教育、保护人民，同时对残害百姓的人则毫不留情地加以消灭。 　　我对一些神职人员曾谈过我亲眼看到的有关八路军的事迹。其中有一位惊叹道：“但他们是不信教的人!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不信教的人也会照顾受伤的人。” 　　于是，我就请这位想想克里米亚战争以前和美国内战以前伤病员们受到的那些无微不至的关怀。她主要是没有历史地看问题，而只是从她自己的信仰方面来考虑，因而也就无法理解不信教的八路军怎么也能够如此善良。倘若八路军能够皈依基督教，那该是多末完美的一支军队!” 　　至于这位老教士夫妇俩内心是怎样考虑这些问题的，我不清楚。他们久经沧桑，深明哲理，待人宽厚。他们自己个性中的某种因素使得他们得以摆脱宗教的狂热感。他们后来曾给八路军医院送过钱。那位觉得八路军“不信教”的女神职人员也给伤病员送过钱和手套之类的东西。因此，这位老人也就把他心爱的圣经中文本送给了朱德；而朱德也送给了他那本研究法西斯主义本性的书。 　　你们看，时代在变化着。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呢。 　　我在这位老教士夫妇的家里度过了两个晚上，等候着前往另外一个城市去，那里有他们的教会医院。我去的目的是希望该院能卖给我一些药品，供八路军使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老教士也就跟我同行。那家教会医院曾经给为数上千的中国伤员进行过治疗，但是八路军仍然需要更多的药品供应。因此，希望医院无论如何能够想点办法。他们也确实想过办法。这件事我以后还要另行报道。老教士、医院院长、警卫员和我等人在医院的仓库里花了好几个小时，先把各种药品找出来，计量、装瓶、贴上标签，然后小心翼翼地再一一捆好，准备运回去。我们乘坐的是一辆八路军军车，所以回来时还把一位女神职人员带出了这个常常遭到日本轰炸机袭击的城市。 　　我们回到老教士夫妇的家之后，又在那里休息了一个晚上，准备长途跋涉返回八路军总部。那天刚吃过晚饭，教堂院子里就响起钟声。老太太微笑着对我说： 　　“该去祷告了。” 　　我没有参加祷告，只是在旁边听着。他们全都跪在椅子前面或低头坐着，双眼紧闭。我不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他们在祈祷些什么。 　　第一个做祷告的是圣经学校校长。他的祈祷带有政治色彩，尽管他不一定同意我这种看法。他祈求上帝结束战争，把中国引向自由、独立、和平和繁荣；他祈求那些“当权的人士”能足智多谋，把中国引向独立和繁荣；他祈求上帝保佑在山西各地布道的传教士。 　　老传教士虔诚地跪下去之后，双手捂着脸，央求上帝谴责日本人，摧毁那些轰炸中国百姓、使中国百姓蒙受苦难的日本飞机。他也祈求那些“当权的人士”能有胆有识，把中国带往和平、独立和繁荣；祈求中国老百姓有勇气经受得住大苦大难；祈求上帝庇佑他的全体教会的同事们，庇佑正在危险地区进行采访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先生以及“我们家里的客人。”他祈求神灵保佑朱德、毛泽东，让他们高瞻远瞩，把他们的人民带向和平与独立。同时他还为中国的伤病员祷告。他祈祷时，别人在旁边都喊着“阿门，阿门。”有一位妇女还伤心得呜咽起来。 　　在老教士的声音逐渐低下去之后，他的夫人开始为病人祈祷。这位老太太悲天悯人，有一副菩萨心肠。她祈祷说，伤病员没有药品，很多人得不到照料；她祈求上帝大发慈悲，让他们能得到药品，让交通恢复，能够把药品送来。 　　“神圣的圣父，庇护八路军吧，庇佑主所悯念的八路军伤病员吧。让他们能得到药品，让他们在战斗中勇敢、机智。” 　　“阿门!”在旁边的人们随声应和着。老太太信奉上帝，诚心诚意，坚定不移。 　　我不明白为什么别的教会人士都称呼这位老太太为“以色列母亲”。也许，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在异国过着一种背井离乡的生活，虽然衣着打扮跟中国人差不多，可在家庭、饮食和道德、行动准则方面仍然保持着本国的标准。但是，这位老太太几乎已经全部断绝了跟自己家庭和自己国家的关系。她把中国视为自己的故乡，操一种汉语和英语混合起来的杂语。 　　有一回，当我们谈起她的中国话时，她高兴地对我说：“我讲的是一种老年妇女的话，因为我主要是跟她们一起工作。我的语言也是宗教语言。更重要的是，凡是中国的东西我几乎都学到了——除去骂人的话而外。” 　　“我可以教你骂人的话，”我满有把握地对她说。她一边笑着，一边谢谢我。 　　她从来没有正式学过医，可会接生，常常跟临盆孕妇的丈夫们一起给孩子顺顺当当地接生。妇女、小孩不管生什么病，也都来找她帮忙。她在中国一些穷乡僻壤生活了四十年，研习各种医学书籍，已经是一名乡村医生了。她教我怎样把普通棉花制成消毒棉花，怎样使用某种眼药。她还告诉我说有一种树上结出的象豆荚似的果实(皂角，可以洗衣物——译注)，可以用来当肥皂用，等等。 　　她虽是基督教徒，但她在很多地方跟别的教徒不一样。她果敢、坦率，不假作正经，也不恣意狂为。当大家谈起中国一些部队的伤病员情况时，我说我们常常在路边碰到他们，并征求她的意见应该怎样处理和包扎外阴部伤口。因为我曾经给一个伤员检查，还给他消毒、包扎，可对他外阴部的伤口很难处理。我的话刚说完，一位教会的女士不以为然地说： 　　“唉，你为什么要干那个?让男的去干吧!你不应该干这种事情!” 　　我问她：“那为什么呢?难道因为伤员是个男的，伤口又在外阴部，我们就可以置之不理吗?” 　　“确实”，“以色列母亲”听到我的话后大声说道，“我会跟你一样做的!为什么就不呢?伤口在什么部位我是根本不在乎的。只要他有伤，我们就一定得帮助他。” 　　老太太稍有空闲或跟朋友聊天时，手里总要不停地给孩子们编织毛袜子。教堂院子里住着一大批日军占领太原时逃出来的难民，有的还在这里生了孩子，接生婆就是“以色列母亲”。她织的这些毛袜也是为送给新生儿用的。至于这些小孩的妈妈信不信基督教，老太太并不在意。她那样笃信基督教，因此她无需经常把它挂在嘴上，说个没完。有一天上午，她正在织袜子的时候，两眼透过眼镜片看着我，跟我谈起了上帝、天堂和地狱。她谈得兴致勃勃，看得出她坚信上帝的存在就跟我坚信八路军的存在是一模一样的。 　　“我可不想给你灌输什么宗教，”她愉快地微笑着对我说。“我只是告诉你我信仰什么。我感到，上帝就跟我的丈夫、或在这屋子里的我的朋友们一样，都是实际存在，千真万确的。我相信有天堂，也有地狱。我相信我自己死后是会进天堂的。喔，当然，我相信上帝是出于我的诚心诚意，并非因为别人信我也信。我还认为，等到基督的最后审判日来临之时，我们会发现许多教士和许多教徒并不名副其实。” 　　当她这样谈着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了她在天国里跟上帝谈话的情景。我是个不信教的人。可她相信基督，她有跟圣父谈话的权利。我想象她正在跟上帝谈着我那失去的灵魂。她会乞求救世主伸手于茫茫的无穷处或是地狱的烈焰之中，抓住我那迷途的灵魂的脖子，把它猛地拉回到上帝宝座前面她自己的身边。我想，她对八路军，包括朱德和毛泽东在内，也会同样这么做。然后，她会兴高采烈地向我们宣示； 　　“嘿，我不是老跟你们说过有上帝、有天堂吗?这回你们该相信了吧?” 　　事实上，她今天就乞求过上帝来保佑我。她是依靠着上帝这样做的。 　　“妙”，我乐呵呵地对她说。“你信赖上帝，我信赖八路军。我们八路军将尽一切努力在这里保佑你。” 　　她突然对我说：“行，如果日本人来到这里，我坚决不挂日本旗，我决不背叛我的国家。” 　　她说“我的国家。”我相信她指的是中国。因为，除中国而外，她不知道自己还属于什么国家。她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中立。我们当然不中立!我们要依靠八路军帮助我们继续在中国生活下去，工作下去。” 　　我接着就对她说：“八路军肯定不会使你失望的。” 　　她说，“对，他们都是好人。我个人无足轻重，不过我想见见朱德。 　　时代是起了多大的变化呀!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埃文斯·卡尔逊上尉几天之前抵达八路军总部。他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前来，并很快要到前线，到西北地区最危险的地方去。日军派出三路纵队正向他要去的地方——五台山——集中。五台山地区以及卡尔逊上尉准备通过的一些地方都有激烈的战斗。八路军总部不让他去冒这个风险，告诉他说八路军不能为他的生命安全负责。万一他给日军打死的话(那是可能的)，日本方面肯定会造谣说是八路军打死了他这个美国人，并以此混淆视听。为此，卡尔逊上尉给美国驻华大使和八路军一式两份保证书，声明他自愿到前线去，万一他在前方被打死的话，八路军和中国政府概不负责。 　　我跟卡尔逊上尉一起呆了不少时间。他在八路军总部也座谈过多次，了解八路军的军事组织及其战术和训练情况。他看了从日本方面缴获的大量文件、资料，其中有日记、日军在西北各师的组织系统、地图和作战计划等。卡尔逊上尉为这些东西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从来没有哪支军队能缴获敌方这种材料。他看到许多八路军人员穿着日本军大衣，脸上轻轻地笑了一下。后来，当他得知我们截获四千件日本军大衣、几百匹军马、几百头驮骡和大量的战利品时，他则大吃一惊。 　　不过，使我吃惊的倒是卡尔逊上尉身为武官却竟从未研究过八路军近十年来一直在使用着的游击战术。现在，他才真正相信，游击战术对于中国各个部队来说，是一种共同的战术。八路军的教育情况，即人们所说的“政治训练”也叫他感到诧异。他过去从未看过哪支军队会对各级官兵进行国内外形势方面的教育；战斗之后，不论胜败，都要叫他们充分认识到其中的原因。人们告诉他八路军各个战斗单位，在打仗之前都要开会讨论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果战斗失败会造成什么结局。人们还告诉他八路军各个战斗单位经常在战斗之后都要开会研究，分析战况、找出错误、肯定成绩。听到这些情况介绍之后，卡尔逊非常惊讶。当他得知各个战斗单位在每次战斗结束后，都要开会分析战况，发现错误，加以承认，同时还肯定成绩时，他的反应同样是惊叹不已。至于八路军自觉地遵守纪律这一点，就更使他目瞪口呆了。这方面的情况他已经见到了，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进行观察。 　　卡尔逊先生和我每天都要散步，走很长的一段路，骑马到很远的田野或进行几个小时的谈话。我们谈八路军，谈同目前战争有关的各种情况。我很久没有见到美国人了，所以这回碰到了卡尔逊先生，我是很高兴的。他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典型的美国人的特点；他在技术方面受过很严格的训练，但在政治方面却几乎一窍不通。他出身贫苦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在军界站住脚跟。他几乎是无庸置疑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全部观点。在他看来，八路军里的教育、自觉的纪律以及它的行为是属于“理想主义。”他跟他的许许多多美国同胞一样，追求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正直的君子”，他为美国占领尼加拉瓜进行辩护——他曾是美国在尼加拉瓜占领军中的一名军官。他说他自己曾在那里做过不少好事，还对那里的腐败现象予以清除。他对那些激励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八路军的一些基本原则毫无所闻。他对八路军的各个方面都表示赞赏；实际上，他所赞赏的这些东西并非出自几个领袖人物的“理想”，而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当然，八路军总部不会跟卡尔逊上尉讨论这类问题的。总部只是向他提供他想知道的一些事实。倒是他跟我谈到了阶级斗争，只是因为国际局势方面要讨论的问题太多了，所以阶级斗争的情况也就没有能够谈多少。 　　作为一个女人，我一定得向他讲一讲八路军是怎样对待妇女的。在这个问题上，哪怕是八路军的死对头也不能不承认八路军是无懈可击的。所以我问卡尔逊上尉，难道是“理想主义”才使八路军循规蹈矩的吗?不是，根本不是。主要原因是八路军来自占全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人、农民家庭。他们是工、农的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他们通过教育，懂得了自己作为工人、农民的子弟，就是老百姓的唯一靠山。这样的人能奸污、玩弄自己的阶级姐妹吗?她们实际上不是自己的姐妹、妻子、母亲，就是周围同志的姐妹、妻子或母亲。八路军到哪儿，都有人参加进来；因此，每个部队里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战士。谁要是胆敢威逼妇女，调戏妇女，那么连他自己身边的同志都会极力反对，因为这些同志要不是这些妇女的兄弟，就是她们的儿子或丈夫。自古以来，军队从不怎么敢欺负富家女子，倒霉的总是工人、农民的妻女。因此，谁侮辱工人、农民家庭的妇女，谁就是犯了八路军的大忌。 　　那么，八路军官兵对性的需要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需要没有在生理方面去找出路。不过，八路军稍有空闲时间，就要进行教育或开展娱乐活动。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灯，八路军官兵又是工作，又是娱乐，一直忙个不停。因此，卡尔逊上尉说八路军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能自我克制，最讲自我纪律的军队。” 　　有一天，我把卡尔逊上尉介绍给几个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似乎非常担心，因为我和另外五、六个妇女住在八路军里面。可卡尔逊上尉却开诚布公地对他们说： 　　“我可以告诉你们，无论哪个女人在八路军里根本不用担心他们会遭到欺负。我相信，它是一支世界上最能自我克制、最讲自我纪律的军队。我在八路军里亲眼看到的就是这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当然，卡尔逊上尉听我给他讲述八路军的情况时，并不是没有一点疑问的。有时，他还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提醒我说我跟八路军的关系太深了，难免有点当局者迷，而对它有所偏袒。对此，我回答说： 　　“当然，我并不是那样公正无私，也不假装成公正无私的人。但是，我不撒谎，不歪曲事实，也不颠倒黑白。我只是把亲眼看到的事物和每天的感受告诉人们而已。这是事实。至于我怎样会到八路军里来，而不到别的军队里去呢?因为我清醒地坚决地相信八路军有着崇高的奋斗目标，它是一支出色的军队。我知道，从上海到南京一直跟日军作战的其他中国军队也是非常英勇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在八路军里生活和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几天过去了，可我一直没有时间写东西。卡尔逊上尉在配有轻机枪的警卫班保护之下已经上前线去了。他带着立波作他的翻译。他们还用几头骡子把我们所有的那些药品、棉花、绷带之类的东西也都装走了。可怜得很，他们带走的药品太有限了。棉花也没有脱过脂。大概只有一、两箱药。假如我们能多带去一些药品，那该多好啊! 　　卡尔逊一行要越过日军的防线前往五台山。在未到达五台山的前一段路程，他们还要穿过敌军控制区。不过八路军和游击队在那个地区非常活跃，尽管正太铁路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可我们的队伍却能够在不同的地段横穿过去。 　　我想跟他们一起到前线去。就这么个事情，八路军总部却闹得象开了锅似的。没有一个人不反对我去前线。知识分子警告我说到前线去有“危险”。可是，说到危险，何止我一个人，谁去前线都会有危险。说起我的力气——我比立波大。当然，他是非去不可的，因为他要担当翻译，别人替不了他。要论打枪，我会；在他们要去前线的人中间，有几个还不会打枪呢。论骑马，我可以跟男子一样。争论的结果是——大家觉得八路军总部之所以不让我去前线，是因为考虑到我是个外国人，又是妇女。于是，我反驳他们说，我可以给美国大使写个书面声明：万一我死在前方，应由日本人负责。至于说因为我是个妇女，所以不能上前线，这才是荒谬绝伦。总部对上述两个理由全部予以否定。朱德说总部是想让我留下来工作，而不要到五台山去牺牲。我问他，中国人不就是在五台山那里牺牲吗?他实实在在地回答我说：“那是没有法子的事。” 　　后来，任弼时让了步，他说“行，那就去吧!”朱德加上一句：“我们要派重兵保护你。” 　　谁知，到了这个时候，我却打起退堂鼓了。我明白因为我要去前方，八路军就不得不从其他重要的地方抽调兵力来保卫我。我不愿那样。所以，我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我的计划。眼下，八路军和成千上万武装起来的农民正在五台山周围发动一次对中国说来是最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我本来是想去那里亲自看一看的。卡尔逊上尉答应在他回来之后原原本本地给我作一番介绍。这样做当然不如我亲临其境好，不过那也是有用的。所以我就勉强答应留下来，待以后再设法到别处前线去。 　　卡尔逊上尉想安慰安慰我。他说，他体格强壮，他经历过二十五年军事方面的训练。还说，当然谁也不是在战场上出生的，谁都需要亲身经历战争才能适应战争环境。不过，五台山周围一带战斗非常激烈，每个人都得自己背着铺盖卷和枪支，不停地进行战斗，常常跟红军那样一天要行军二百里……。 　　当卡尔逊上尉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正在卡尔逊的屋子里修理他的手表。八路军里什么行业的人才都有。卡尔逊上尉的警卫跑出去找来一位会修手表的战士。这人一进屋子，就把手表打开来，从口袋里掏出几件小小的工具，很快就把表给修好，还给了主人。我也把手表给他，请他修理一下。他把我的表摆弄好之后，对我说他还会修照相机、手电筒，如果我的打字机出了毛病，他认为也能修好。我们很高兴他有这么灵巧的一双手。可他有一只眼睛瞎了，不过修表倒是不成问题的。他告诉我们说，他原来是河南的工人，参加红军已经有七年了。 　　好了，他们已经去五台山了。昨天，我骑马到八十里路以外的临汾去拔了一颗牙!在八路军里，我们连一件牙科器械也没有；牙科医生更是谈不到了。所以，我只得走很远的路到教会医院去治牙。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十点钟了。夜空里阴云密布，没有一点月光。最后十英里路，我全是走着回来的。我感到筋疲力尽。可见，我在总部这样住下去就吃不了苦了。 　　在临汾，教会医院的大夫们告诉我说日本的轰炸机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袭击了临汾和洪洞。轰炸机在临汾上空投下十颗炸弹，炸死八只羊。日本人大概把它们看作马和人了。 　　飞机还轰炸了没有空防的洪洞。一颗炸弹炸死了三个小孩，另一颗炸死父女二人和一只毛驴。另外有五名士兵和一些农民受伤，其中两名士兵和两个农民已于昨天死去。 　　轰炸的前一天，日机在临汾上空撒了传单，威胁说如果阎锡山将军在年底之前不把部队撤出山西的话，日军将继续进攻，把他的军队赶过黄河去。至于八路军呢——日本传单说，十二月三十日之前会被消灭掉! 　　“十二月三十日前消灭八路军!”这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吹牛说大话。他们要消灭八路军，谈何容易。他们根本无法消灭八路军。而且，形势将很快发生巨大的变化，八路军将更加壮大，要夺取许多新的地区。蒋介石将军和最高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各个部队都采用运动战，日军在沪宁地区以及铁路沿线不得不跟快速部队作战，以致它的重武器失去威力，而快速部队却可以对它进行骚扰，逐步消耗它的力量。日本军队原来打算用速决战的办法叫中国“屈膝”，可现在日本天皇却不得不警告他的战争机器说，日本军队必须准备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战争。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个星期以来，我们看到一队队自愿参加八路军的新战士穿过田间的小路来到我们八路军总部或者到离这里很近的第一一五师司令部。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也有些是工人。今天，警卫员跑进来喊我赶快到街上去看看一个团的新兵。他抓起我的照相机；我俩跑步赶到村里那条大路上，然后又跑到村头。那一个团正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缓缓前进。他们很多人已经穿上军装，有的仍旧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全团只有二百来枝步枪。有几个在腰间的袋子上挂着手榴弹。他们差不多全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有几个稍大些，个别的年轻一些。他们脸色黝黑，身体结实，满手老茧，一看就知道是干庄稼活的出身。他们大多数背着一条从家里带出王来的棉被，有几个还带着一些零星的东西，用手绢或破布包着。队伍里打着两面旗帜，在清晨的阳光之下红艳艳的。它们是统一战线的旗帜——国民党的白日满地红……。 　　从村外来，我看到一个场面，这只有在八路军里才能看得到。一名军官正走在街头，有个战士迎面走过来。战士在别的部队就是列兵。“列兵”停住脚步，向那位军官行了一个礼。军官还了礼。然后，两人转过身子，搭着对方的肩膀，边聊天边向前走着。他们低着头，看起来聊得相当亲热、愉快。他们笑声朗朗，其中有一个话说得象连珠炮似的。 　　当我正在写着这段文字的时候，我那两名警卫正坐在一条长板凳上。他们俩相互搭着肩，正谈论着法西斯主义问题。他们刚从学习班回来，学的功课一定是有关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他们在谈话中，很喜欢骂人，动不动就把法西斯敌人的老娘大骂一通。他们谈到那个帮助日本人干事的意大利天主教牧师。牧师住在东二谷(音译)，离太原很近。他多次到太原散布谣言，说什么有一个叫做吴阳贵的八路军团长到他的教堂索取十万元钱和一万双鞋子。牧师还对人们散布说，“八路军是土匪，日军来是要消灭土匪，给中国带来和平。” 　　“妈的狗屁!”警卫员们骂着。 　　他们还对我讲过许多给日本人帮凶的意大利人的事情。他们说，意大利飞机驾驶员和教练在南京的时候，把长江口到南昌的整个地区都拍了照，拼接成镶嵌地图。这份地图后来不知去向。可是在被中国飞行员打落的日本飞行员手中却发现了这份地图的复制品。一切军事、政治机构，外国使馆和所有的大、中、小学校在地图上都明显地标出，以作为袭击的目标。她们对我说，意大利人在长江流域这么干，德国飞行员在中国其它地方也是这么干。他们绷起脸就不再往下讲了，跟刚才一样又顺口骂起法西斯主义“妈的!”来了……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陈文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