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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贵初的故事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当我给一位在北平的教授朋友讲完贵初的故事后，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这个故事平淡无奇。 　　“这是当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他说。“是爱情毁了贵初。对他来说，个人的感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如此!知识分子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对于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说，革命无非是一种感情冲动，而不象劳动群众那样把革命看成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贵初不自杀——但他甚至就连自杀的勇气也没有。” 　　的确，他说得对。我想起了发生在满洲和华北的一些自杀事件。青年男女宁可自杀也不愿放弃他们的爱情。在沈阳，有一天，一个姑娘为了反抗父母强迫她与一个陌生的男人结婚，宁可投河自尽了。一周以后，在北平有一位男学生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乎每天都有青年男女为了爱情上的挫折而自杀的。他们太软弱了，不可能向旧的封建家庭进行公开挑战，他们又太糊塗了，不可能冲破令人窒息的家庭束缚并向它展开斗争。于是他们只能以死亡去结束他们的痛苦。 　　贵初与他们不同之处是他没有自杀，他只是在精神上垮了。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贵初十八岁那年，他父亲替他物色了一个农村姑娘。贵初生在河南，从小受教于私塾老师和一个旧式的小镇学校。违抗父母包办的婚姻，对于他和为他选定的配偶莲香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 　　他们从小青梅竹马，两人都认为，女人结婚后，住在男方家，象奴隶般地服侍公婆，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运气好有人来帮她干点活，那不过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应该做的事。 　　就在贵初和莲香结婚后的第三个月，贵初的父亲就送贵初去东京学习了。父亲认为，商业教育将促使他的儿子成为一名比他自己更发达，更能干的商人。虽然他生就一只大鼻子，人人都说男人有这样的鼻子会发大财，而他的岳父母主要也是看中这个鼻子，在他还谈不上有钱的时候，就选他当女婿。但是，即使过了二十年后，他只不过在村里自家门前开了一个小铺，另外，在镇上的一个店铺里有点股权。他常常来往于城镇，使他产生了一些宏大的理想。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受过新式教育后能成为一个聪明机智的商人并在镇上开起自己的店铺。他自己也渴望买一个歌女当小老婆。一旦他有钱，他还可以买好几个小老婆，而且个个都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所以他决计要送贵初到东京去，以便实现这些宏大的目标。 　　但是，贵初却更象他那娇小温柔的母亲，对学习商业毫无兴趣。他心情沉重地来到了东京。此时此刻，小莲香的心情就更加沉重了。自结婚以来，她就在这个家里承担起了儿媳的角色，这份苦役，过去她连做梦也想不到会这样繁重。 　　她天天忍气吞声，不但要忍受来自婶婶、奶奶、爷爷等老一辈的百般挑剔、抱怨和谩骂，还要设法满足年幼孩子们的要求。公婆都是老派人物，样样都要她侍候。甚至他们吃饭时，她都不能坐下，得站着等他们吃完。有时贵初的父亲在镇上和他的狐朋狗友寻欢作乐晚归时，小莲香还得起床为他准备夜宵，并默默地站在一旁侍候他吃夜宵。每当夜深人静，她常常偎依在贵初的身边，泪如泉涌，苦不堪言。于是有一天，贵初觉得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他到店里去找父亲。老头子正往盒子里装糕点。他把小的和陈旧变质的糕点装在底层，然后再在上面盖上又大又圆又新鲜的糕点。农民都是些老实巴脚的人，只有拿回家后才发现其中的奥秘。那老头听到儿子要同他谈话，就暂时放下手头那桩崇高的事业。贵初恭敬地开了腔。他说莲香由于操劳过度，吃不饱饭，加上天天受气，如今人变瘦了，还得了病。他提出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他的父亲二活没说，转身愤然离开店铺。心想他的儿子竟然为自己的老婆求情，真叫他感到恶心。 　　凡此种种都使贵初无法在东京安心学业。他的妻子有一次给他写了一封字体歪歪扭扭的信。有时她就偷偷溜出去，付上几个铜板，找一位专门写信的人替她写信。读着这些来信，贵初的眼前便出现了她那屈辱的生活场景，内心痛苦不堪。因为他对她一往情深。终于有一天，他给父亲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抗议信。但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收到过妻子的来信。他父亲寄来一封简短的回信，说他企图教训亲生父母应当感到羞耻。 　　贵初从其他同学那儿得到安慰，但却发现他们有着比自己更大的苦衷。他有一个姓李的同屋，也是河南人。尽管只有二十四岁，却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李的妻子是一个愚昧无知，裹着小脚的女人，没有意志，没有思想，也毫无雄心壮志。她就象一头愚蠢的动物，对她丈夫的旨意唯命是从。贵初的其他朋友也有类似苦恼：旧式的妻子，毫无思想，只懂得生儿育女，服侍丈夫和公婆。这些朋友花很多时间探讨和学习世界各国的新思想。从他们那里，贵初第一次研究了本国的革命运动。 　　国内的情况汹涌澎湃，因为当时正是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北伐，中国青年的热血染红了战场，但因此也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人民大众。 　　中国革命在日本工人阶级和革命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日本也出现了“危险思想”。使贵初感到吃惊的是，他开始模糊地意识到，中国革命对这些日本人来说，比对他和国内许多富裕的同胞来说更有意义。 　　成千上万的工人举着大旗，在东京街头游行。旗帜上写着“中国革命万岁!”“胜利属于中国革命!”“胜利属于世界革命!”贵初看到警察袭击游行的人群，殴打，逮捕，并将他们关进监狱。日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里被捕了——采取三三两两分散逮捕的办法。公共场所常有集会。贵初曾经到过这类地方，就被警察抓住，搜索，并命令他立即离开，否则就要被捕。他弄不清楚，拿不定主意，最后只好离开。 　　在其他一些集会上，他悄悄地躲过警察的岗哨，去听日本工人、朝鲜人，还有一两个中国同胞们慷慨激昂的发言。有时，日本的发言人似乎对中国的革命羡慕得有点嫉妒了。有次，他听到一个演讲人宣称：“我们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然而，那些有着封建土地所有制背景的中国同志都走到我们的前面去啦!我们真惭愧啊!同志们。” 　　贵初与许多在东京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谈过话。富家子弟仇视这些日本工人和革命学生。他们说，这些人全是些危险的共产分子。危险，对谁危险?这种疑问也慢慢地，模糊地渗入到他的脑海。由于缺乏对革命的了解，也没有一种强烈的需要，贵初的思想总是来回动摇不定。 　　但是，在他见到了住在隔壁的日本小姐以后，所有这些新思想对贵初来说就更无足轻重了，这全是由他刚来东京时买的那把小提琴引起的。尽管他父亲期待着儿子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但贵初对从商没有兴趣。他买了一把小提琴，他感兴趣的是练小提琴而不是学赚钱的正经本事。一天，他听到隔壁屋里有人在拉小提琴。他停下来听个究竟。隔壁那把琴也戛然止住了。仿佛那个演奏者也在侧耳倾听。他又拉起来，那把琴也响起来了。这件事似乎比整个中国革命都更有意思。每天他都盯着隔壁那间屋子。他从姓李的同房那里得知，隔壁那家有一个女学生。 　　终于有一天，他见到她了!她站在阳台上，离他不远，娇小、苗条的身材，白皙细嫩的皮肤，妩媚的黑眼睛，还有一条粗粗的黑辫子一直垂到她的后腰。从街上吹来微风，桦树迎风招展，树枝撩起她那长长的和服袖子，酷似鸟儿的翅膀。这是一件衬有鲜红里子的绿色和服。脖子上镶有一小圈鲜红的领子，贵初凝视着她，觉得这是他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形象。 　　阳台上的小姑娘看到了他那注视的目光，也羞涩地频送秋波，想必她看到了他身上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所以她没有躲开。相反，她比他更大胆也更现代化，她微笑着说：“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贵初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只是呆呆地望着她，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此后，他总是有办法见到那个姑娘。那些经过精心安排的街上巧遇，或者，他会突然发现她坐在附近公园的一张长椅上。他不再把心思放在学业和中国革命这些事上，而是绞尽脑汁设法如何同她见面。他终于知道她名叫纪子，很快就要高中毕业了。她的父母得知了他们的会面，对这种交往日益不满。因为贵初是一个中国人，而他们这一阶层的日本人把中国人看成是下等民族。但纪子却不这么认为——不，决不这样看，她是个现代女性! 　　贵初听着她那甜蜜的柔声细语，脑子里除了她以外，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她象几乎所有的日本女性一样，文雅温顺，可是她却背着父母和他私下会面。去约会时他就打扮成日本学生模样，因为一个日本姑娘和一个中国人在一起常会遭到警察的干涉。 　　起先，贵初没有告诉纪子他已经结过婚。在那些美妙的日子里，他自己也几乎忘却了这一点。但当他发现自己慢慢地爱上了她——这是一种对小莲香从未有过的爱情——他又想起了他的婚姻。显然，纪子也是爱他的，他曾经考验过她：有时他身着中国装束，和她一起到公园去散步。有一次警察把他们叫住盘问贵初是什么人时，纪子曾愤怒地斥责他。甚至她对过路行人投来的反感的目光也毫不介意。 　　贵初在其他方面也对她进行过考验。他曾带她去参加过日本人的集会，她怀着很浓厚的兴趣听着并赞同那些“危险思想”。无论他到哪里，她总是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去，对所见所闻，全神关注，于是贵初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们俩能永远这样生活下去有多好。他们应该双双回到正在发生革命的中国去，但他转念想起了莲香在象奴隶般地侍候着他的父母，渴望着他的保护。 　　有天傍晚，他没有课，便和纪子在公园的一个老地方会面了。当他面对她时，事先下决心要把莲香的事告诉她的那份勇气又消失了。但他终于说出来了。他说完后，两人默默地站了很久，最后，她微微鞠了一躬，没有说一句话，转身离去了。 　　此后，几个星期过去了，再也没有那些偶然的巧遇了。他夜不能寐；还常常徘徊在他们曾相遇的公园里；他的琴声也引不起隔壁房子里的反应；他犹如生活在一片贫瘠的沙漠上。他自己祖国的那场革命此起彼伏，而他只陷于个人的悲伤、孤独和绝望之中。 　　后来，命运之神仿佛为他的生活谱写了一出戏剧，从而使他摆脱了这场困境。他父亲打电报来要他回国，说他母亲病了。反正他没有什么个人志向，就遵命回国了。 　　到家时，竟是他的母亲出来迎接他。从母亲那里他第一次得知，小莲香不仅病倒过，而且已经离开了人世，她是四个月前去世的，如今，她的坟地上已是春草丛生。他没能及时得到妻子的噩耗，而现在他的父亲是要他回来办第二次婚事的。因为家里需要一个儿媳妇水接替莲香干的活。这对贵初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想到自己和纪子在一起的那几个月里，正是自己瘦弱的妻子在那粗暴野蛮的父亲驱使下折磨至死的时候。 　　然而贵初毕竟在东京学到点东西。他严肃甚至痛苦地表达了他的新思想，特别是用这些思想去对付自己家里的人时更痛苦。最后，他终于当面痛斥了父亲，说出了任何一个中国当儿子的都不敢对父亲说的话。他似乎陷入了痛苦生活的深渊，而眼前这个人似乎就是罪魁祸首。最后，他厉声喊叫道：“我不会再娶个妻子给你去卖命了!” 　　话音刚落，他父亲朝他脸上打了一个大嘴巴，随手操起一根木棍朝他头上狠狠打下去。 　　贵初醒来时，他看到的是母亲那张温柔、伤心和挂满泪痕的脸。从那以后，他躺了一个月，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健康。在他能够下地走动后，他又正式向父亲提出请求，让他回东京去。父亲的回答是从店铺的架子上取下一个手巾包。打开来，是一小扎信件。看到那娟秀的日文，贵初立刻明白是谁来的信。所有的信都被拆阅过了。贵初知道父亲一定是请城里的朋友帮助读过这些信件了。贵初伸手去抓，但他的父亲转过身去将信扔进了火盆，顺手点燃，然后站在火盆前，直到这些信件连同两个青年人的珍贵秘密一起化为灰烬。贵初眼睁睁地看着，脸色煞白。然后他的父亲告诉他，要末结婚，否则就不准念书了，更休想回东京去。 　　一个月后，贵初终于想出一个计划并最终去到附近的一个城镇。他去找了他父亲的两位商人朋友。这两个人都知道这个孩子有点越轨行为，但仍不失为一个诚实的青年。他开口要钱，说是他父亲要钱用，他们就给了他，他写了个字据。当天晚上，他带着这三百元现款，除了随身衣服外没有其他行李，搭上一列火车坐在三等车厢里，就这样踏上了去东京的旅程。 　　他终于到达日本，但从姓李的同学那里得知，纪子一家已突然搬迁，没有留下新址。她的父母为她安排了一门婚事，但她拒绝结婚，从而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有人告诉姓李的说，这家人搬到八濑老家去了。 　　当天下午，贵初乘上去八濑的火车，并在那里花了几天时间寻找纪子，但最终还是失望而归。回到东京后，他又寻找了数周。他先到警察局，然后又到他曾就读过的学校。他只从一个女学生那里得到一个线索。她告诉他说，纪子从姓李的同学那里得知贵初的妻子去世的消息。她便给贵初写了信，当时她的父亲正强迫要她结婚，而贵初却只字不回。最后，她终于卧病不起，被送进了医院。 　　贵初找到了那所医院，一个护士告诉他纪子的确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星期，主要症状是精神错乱。她痛苦不止，使她的父母和医生都很震惊，但护士却感到很有意思，因为她常常叫着贵初的名字，还夹着一些只有情人之间才说的最亲密的语言，“啊，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啊!”她哭喊着。但那个护士不知道她们的家搬到哪里去了。她让贵初留下跟她聊聊，因为这是探听隐私的好机会。可是贵初在绝望的痛苦中转身离开了。 　　此后的许多个星期里，贵初仍在寻找纪子。他抱着一线希望，穿街走巷注视着每一个过路的姑娘。全城的人似乎勾结在一起和他作对，一个中国人，竟想找到一个他心爱的日本姑娘!他常常看见远处有一个娇小的身影，微风撩起了她那长长的和服袖子，贵初就匆匆跑上前去，到跟前一看什么也没有，又不得不绝望地离开。 　　希望之泉就象春天的雨水渐渐地在他的心中干涸。有一天，他走进一家酒店，喝得酩酊大醉。此后，他喝酒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他盲目、绝望，痛恨自己以及世界上每个人。他常常醉倒在路边，只有当人力车和汽车横冲直撞向他开过来时，才会清醒。他成天喝得烂醉如泥，蓬头垢面，钱象流水一样花掉。对于他——一个被称为下等民族的青年人来说，什么是人生的目标，全是废话。只有那消失了的纪子才是他的生活目标。 　　贵初成了一个丢人现眼的酒鬼。每当他清醒时，他的朋友便对他提出劝告。有些人为他这种毫无理智的爱情感到羞耻，而且爱的还是一个日本姑娘，谁都知道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有的就向他讲到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反革命已经开始的情况。在这革命者天天遭到屠杀的时候，难道他不应该结束这种个人问题上的荒唐行径吗?难道他不应该去参加日本工人和学生召开的群众大会，向白色恐怖提出抗议吗? 　　贵初听着这些朋友的劝告，一言不发。在他那混混沌沌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丝自豪感：自己竟成了同胞和朋友中间的新闻人物!他们都在谈论自己!他的思想和行为一向没有准则，现在，则完全任凭自己的个人感情所支配——直至被毁灭。有一次姓李的同学和另外两个朋友带他到郊外去划船并乘机再次向他提出忠告。他突然从船上站起，二话没说，一头扎进水里。他的一个朋友也随着跳进水中救他。但他挣扎着要去死，直到有人用划桨把他打昏过去，才将他活着拖上岸来。 　　此后不久，日本军队进入了山东并轰炸了济南府。贵初听到这消息时，神志清醒，他听着朋友们在商谈举行集会提出抗议的事。贵初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日本人的深仇大恨，正是他们夺走了他的纪子。现在，又是这帮日本人，竟去轰炸中国的一座城市!一种对纪子的爱情更强烈的感情占据了他。从此以后，他再也不酗酒了，就象一个生了一场大病后忽然痊愈的人一样。 　　举行群众大会的时候，贵初正在人群中间。大厅四周，甚至主席台上都布满了日本警察。然而，演讲人一个接着一个，先是一个中国人，他把所有在日本的中国人组织起来，结成了“大联盟”。接着是一个有“危险思想”的日本人发言。然后，当一个朝鲜人发言时，两个日本警察站到他的左右两边，但他仍严肃地对着听众演讲。他很清楚，自己目前的行动和其他发言人一样，在回家途中将遭到盯梢，也许在路上就被打得不省人事，然后被投入监狱。 　　会议结束了，人群开始散开，这时警察突然袭击会堂。在惨无人道的木棍下，人们向四面八方逃跑，受伤的人躺在街上，鲜血横流。贵初的两个朋友看到他脸颊下面被打开了一个口子，衣服被撕成碎片，挣扎着从人行道上爬起来。两个朋友一面跑一面象拖一袋粮食那样抓住他的两肩，从街旁的树底下一直跑进了一座公园。经过长时间的侦察后，又把他带到一个酒店里去。 　　“他酗酒了?”酒店老板问。两个朋友点点头，三个人就将他脸上的血洗净，使他恢复了知觉。 　　以后的一个星期里，这几个朋友劝贵初离开日本。“跟我一起回国吧，”一个同学催促说。“要在这样的国家学习，我宁可一辈子也不念书。”这样，贵初就和他的朋友一起离开了东京。有一个日本特务对他们的一切都感兴趣，几乎跟踪他们到了北平。 　　贵初在北平住下，他虽然身体虚弱，文质彬彬，而且有些心灰意懒，但他身上仍然保留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男子汉气概。他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衣服，一无所有，他把裤子往下拉长，包住脚，权当袜子；用三块木板钉在一起，铺上一床棉被便成了他的床；他吃的是小米粥和咸菜。他的同学们也和他一样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们几乎不知“享乐”为何物，而有钱乘车，简直就是奢侈。具有“危险思想”的书和杂志在他们之间不断流传。现在他们对这类思想的追求已不是为了猎奇或为满足一时的好奇心，而是出于一种迫切的需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些思想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如果被发现，他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贵初常和他的朋友们谈心。他们之中许多人是性格坚强，头脑清醒的人，知道自己所要走的路。然而贵初却不知道自己应走的路。他探着身子，双手放在膝盖上，倾诉着压在他这个年轻人心上的苦衷。 　　他说：“有时我睡不着觉，我的路太窄，太闭塞了。我看不到出路。我想学习，但没有钱。我什么也干不了。况且，成千上万经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人都没有工作……如果我听父亲的话，答应同他为我选择的姑娘结婚，就会得到他的帮助，但我为什么要服从他的意志?我恨这个称做我父亲的人……我们的家庭，就象一个沉重的包袱，把我们青年人压到海底。很多我认识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给毁掉的。你们会说我们活该，为什么不起来造反……但在我们家乡，村里人就连什么是造反都不知道。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 　　“那就同我们一起打碎这个制度!”有人气愤地打断他的话。 　　贵初仔细打量着他那双女孩子般纤细的手，似乎在研究它们究竟能干点什么。 　　“怎么办呢?”他茫然地问道。“我看不到出路。我的路已被堵死了。现在我的脑子也不好使……我的记性也差了……过去的事情对我打击太大，简直使我发疯，而现在我又看不到出路。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永远也不要再结婚……我必须想些办法只为中国而工作。” 　　“为中国，为中国!”有人插话道，“你指的是哪个中国?群众还是统治者?人民还是屠杀他们的刽子手?你仍然是一个没有出息的知识分子——不可救药!不可救药!我们的道路很清楚，非常清楚!因为只有一条路。你知道那是什么路——你知道我们不敢把那几个字说出来。还有其他什么道路?你已经走过另一条路——一条陷入了自己感情的岐途。为什么还要继续走下去呢?” 　　贵初没精打彩地答道：“是的，你是对的，你总是对的，但是——”他的话音断了。他的朋友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让他沉浸在他自身的空虚之中。 　　有时，日本妇女在街上走过，贵初总是紧紧地盯着她们，仿佛仍在寻找着什么。当一个日本姑娘走过时，贵初的一个朋友对他说：“她很美。”贵初似乎从一个坚定的信念中汲取了力量，回答道：“不!她不美——那是没有生气的美!她的和服也不美。她们有时在里面穿着绿色的和服——袖子是红色的，领口上有一块红色的点缀物。袖子被风撩起来，就象鸟儿的翅膀一样。”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