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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不贪财，不怕死”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三个衣衫褴褛的人坐在火车的三等车厢里说着话。一个是瞎子，穿着一身破旧军装。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出这三个人都是当兵的。其中两个是逃兵。 　　其中一个打断了那个说话的人，笑了起来，但他的同伴们没有笑，因为那是令人痛心的事。那个讲着话的是苏州人，不过他说一直住在天津。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失去了母亲。他的母亲和另外三个孩子在一次饥荒中死去了。他的父亲带着这个唯一活下来的孩子来到了天津。他年纪很小就开始干活了，到了能够挑担子时，就以卖水为生，每天给三十户人家挑水。干的活很重，挣的钱却只够他和他的老父两人勉强糊口。 　　多年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但几个月前他遇见了一个有钱的主顾。这个有钱人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穿着考究的绸子衣服，还有自己专用的人力车。他那个人力车夫跑起来就象马一样快，只要他拉着车在街上跑，所有其他车夫都给他让路。 　　“这个有钱的阔佬还从妓院里卖了一个名叫小青的姑娘弄回家去，”那个人接着说。“我是个笨蛋，挑了一辈子水也攒不够钱买个姑娘。但那阔佬什么时候想要个姑娘，随时都能买来。这是怎么回事呢?长期以来我搞不清楚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现在我明白了，他是替驻防山东的南京军队第二十一师师长刘臣年(音译)招兵买马的人。我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的呢?让我慢慢说来，你们好好听着。 　　“有一天，这个穿着绸缎衣服的有钱王八蛋问我想不想要一个每月能挣十二块大洋的工作。他说现在造铁路需要劳工。我对他说有这样好的差使当然乐意干，并满口答应第二天就到码头去报到跟他一起出发。于是我扔下挑水的扁担，飞快跑回家去告诉我的老父亲。我的老父这时已经九十六岁了，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高兴得哭了起来，说从今以后再也不用为晚年的生活发愁了。其实我是个傻瓜!我还以为真的每月可以拿到十二块大洋呢!邻居们都来祝贺，说我交上了好运，我高兴得连嘴巴也合不拢了。 　　“我立刻动身，跑到那个有钱人指定的码头去报到。我去得很早，只怕去的人一多，这种好差使就没有我的份了。码头上已经有四个人在那里了，当天晚上我们五个人就在码头上过夜。天亮后来的人更多了，一共来了六十八个。我们在那里等了一整天，直到晚上那个阔佬才坐着自己的专用包车来了。他睡在船上的客舱里，我们就睡在露天的甲板上。我们心想这也满不错了，因为他给了我们工作。 　　第二天我们在泰县的一个小镇上了岸，然后步行到城郊，以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干活了。我们快到一个小山脚时，只见周围有许多兵。当我们走到跟前时，当兵的还立正向我们那个有钱的人敬礼。 　　“‘招来多少新兵?’”一个军官问道。 　　“‘六十八名。全归你分配了。’” 　　“开始我还不明白，听说要我们当兵，把我吓得浑身发抖。大伙都哭了。不，我们不是来当兵的，我们是来造新铁路的。但那个穿着绸子衣服的老乌龟说：‘你们现在就是兵了，闭住你们的臭嘴，否则小心挨揍。’ 　　“有几个就下跪哭着求情，但一名军官过来伸腿就踢，大伙也不敢再恳求了。当兵的用绳子把我们的手捆在一起，两边跟着兵，押送到军营里去。然后发给我们军衣、军帽和草鞋，并告诉我们，等领到军饷后要扣还服装费。我就问每月能发到几块钱，他们说可能有八块。” 　　“可能!”另外两个恼怒地冷笑了一声。 　　“接着我又问军装要多少钱，连长说总共是四元八毛。后来另个当兵的告诉我，这还不是全部，每月的军饷里还要扣除伙食费，这又得花去五块钱。这样从一开头我就开始欠债了。连长说，‘下个月你不用领新军装了，所以用不着发愁。’ 　　“后来我们就给带到操场上去接受训练。一名军官过来问我：‘难道你连向长官敬礼都不会吗?’我回答说：‘不会。你做个示范，我跟着你学。’他举起一只手，我也跟着举起了手。但他伸手给了我一记耳光，对我大声嚷道：‘不是举左手，你这个王八蛋!’ 　　“每天早晨天空里还亮着星星，我们就起床开始操练了，一直练到晚上星星都出来了才结束。每日都有操练，每顿饭后，我还得去厨房帮助洗碗筷。上午我们要到一个大厅里去听所谓的讲课。我们在课堂中学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贪财，不怕死’。 　　那三个人都低沉地苦笑了一声。其中一个说：“他们开口闭口总是那末一句话，要我们‘不贪财，不怕死!’他们以为这就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也可以使我们家里的人不饿肚皮了。” 　　第一个讲话的继续说道：“我们操练了一整天，到了晚上累得象死狗一样了，还要上一堂课。军官上起课来滔滔不绝地讲着，似乎永远也讲不完了。最后他又唠唠叨叨地讲什么不贪财，不怕死，还要我们心甘情愿地去为国家战斗。我是苏州，也是天津的一个乡下人，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他们去战斗。那军官是个滑头，他一开口讲话，我就知道一个月十二块大洋的军饷怎么也拿不到手了。我的老父亲快要饿死了。我始终念念不忘那十二块大洋，可能那个有钱的老乌龟把我们每人的十二块钱拿走了，说不定他就是这样富起来的。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的。 　　“在军队里我得一天洗两次脸，还要洗耳朵，甚至连脖子根都得洗到。如果我用袖子擦脸，给军官看到就要挨揍。有次我同一个厨子谈话时，曾对他说，“‘我们干吗不逃跑?’我说，‘我不逃离这个地方，家中的老父就要饿死。在这里我怎么也拿不到那十二块大洋了。他们用造铁路的名义把我们骗了来，但现在连我们穿的衣服，吃的烂面条都得要我们付钱。’ 　　“那厨子说：‘你逃到天边我也不管，但我不跑。我逃出去也是挨饿。我们家太穷了，连他们自己都养不活。你逃跑我什么也不会说，但给他们抓住了，你就得挨揍，甚至要枪毙。你得记住这点。’ 　　“有一晚，我在半夜里起了床，站岗的看到了，我就说要出去上厕所。‘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我说。警卫就厉声喝道：‘去，别废话!’我出去了，但并没有在墙跟前停下来上厕所。这堵墙上雕刻着一条石头大龙，因为这里过去是一个官僚的宫殿。每天我都对着那条龙瞄准——有时还拿它当靶子。这时我急忙爬过了这堵墙，通过军营里的铁丝网，在大豆地里跑呀跑，一直往前跑。 　　“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连忙卧倒在地，一动也不动。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咳嗽了，真是越想躲避的事情偏偏要发生。你知道当兵的是怎样用吃沙子来止住咳嗽的吗?于是我就从地里抓起一把象沙子一样的东西往嘴里塞。那知土里有草根，草根卡住了我的嗓子眼，结果发出了一阵震天响的咳嗽声。大豆地里的一个人闻声走了过来，带有几分担惊受怕的神色。” 　　“你是谁?你在这里干什么?干吗躺在我的大豆地里?”他叫喊着。 　　“我抬头看了看，从黑影子的轮廓看去，似乎不象是个当兵的，可能是手里拿着一根大棍子的农民。于是我就站了起来，把事情真相都对他说了。他听完我的话就把我带到他家的小土房里去。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他给我倒了杯茶，就谈起来了。我对他讲了为了十二块大洋和要养活我父亲的事。他给了我一条旧裤子，一件他自己穿的上衣，我就把那身军装脱下给了他。” 　　“穿过这片大豆地和麦田”，他说，“你看见过泰县十里以内有人在大路上走吗?没有!四十岁以下的男人统统都给抓去当兵了。现在甚至那些不是很有钱的买卖人也给抓走了。于是我就穿过了大豆地和麦田。”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他还来不及接着往下讲，另个人就讲开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当兵这几年那种苦头。我们不是行军就是打仗，一天也得不到休息。有时同红缨枪队打，有时同一个军阀的部队打，有时去攻打农村。只叫我们去打仗，却从来不发给我们的军饷；还一个劲地唠叨着要我们不贪财，不怕死。 　　“我们脱下冬天的军服，穿上夏装后，连长就要我们付钱了。一套军装是二块八毛钱，帽子七毛，草鞋五毛。但同样的草鞋，我们到商店里花三毛钱就能买到了。连长从每双草鞋上赚到了两毛钱。他从其他方面贪污到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生病了也不让躺在床上好好休息，总会过来一个军官训斥：‘你哪有病，是装的——给我出去!’如果想休息一两天，我得在腿上擦上油，磨得两腿发肿，才能卧床休息。但最后总算爬过一堵墙逃出来了。现在我要到天津去找个工作。” 　　“可不要再去找造铁路的工作了，”首先讲话的那个笑着提醒了他一句。 　　那个瞎子急忙插话，该轮到他说了。他也在刘臣年的部队里呆过，也是以“造铁路”的名义并答应每月可发给十二块大洋的谎言给蒙骗来的。他打过许多次小仗，在一次仗中受了伤，双目失明了。此后他就无法当兵了，于是就发给他两块钱，打发他回老家去。但这点钱既不够路费，也不够吃饭，哪儿也去不了，只好在阜曲的街头行乞了。 　　“刘将军却不喜欢看到当兵的到街上去行乞，这有失他的面子，因此他命令把穿军装在街上行乞的都给赶出这个城市。决不能让军队丢脸，他说。但要离开却没有路费。 　　“我有个戒子，那是在一次打仗时，我从一个小镇的女人手上抢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戒子，当铺付给我三十块大洋。但我走到街上钱就给人抢走了。我就拼命大声喊叫，警察跑过来终于把那小偷抓住了。他们揍了他一通后就放他跑了。接着有个警察过来对我说： 　　“‘这么一大笔钱，你一个瞎子带在身上可能还会丢失。还是我来替你保管为好。’ 　　“我对他说第二天就要坐船离开了。他说他会把钱给我送到码头上来。我求他把钱还给我，但他只肯给我一块钱。第二天我在码头等了一整天他也没有来。晚上我就睡在那里，到了第二天早晨他才来，但他只给了我十五块钱。 　　“‘你留下五块吧!你是个有眼睛的人，我是个瞎子，’我恳求他道。 　　“‘我活了四十岁了，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公平的事。’他说。‘如果不是我抓住那个小偷，你现在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了。再说，谁知道你这个戒子是从哪里弄来的?你还穿着军装在大街上要饭，那是犯法的，但我没有把你抓起来!’ 　　“这十五块钱归我了，你离开这里吧。” 　　那第一个讲话的人挖苦地问道：“那个警察是不是也对你说要不贪财，不怕死?他准是这样说了!” 　　三个人都失声笑了，但那是伤心的苦笑。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