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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一支红军队伍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从上海回到湖南岳州老家过最后一个暑假。他到达岳州几个小时后就被中国红五军给抓住了。他向我谈了过段经过的前前后后。 　　当他搭乘的轮船到达汉口时，他把书都藏了起来，把那些登有经济和社会性文章的刊物扔在船上。他不是共产党，那些杂志也不是共产党的刊物，但在汉口，军阀即使看到有人读经济方面的文章也会给抓去枪毙。一旦被抓，你如果受到审讯，你宁可承认贩卖鸦片，也不要承认读过共产党人写的或有关共产党的文章。 　　这个大学生在汉口换船，到了赤里山，船在那里停了几个小时，因为两英里外的岳州枪声迭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他们认为可能是军队发生兵变，或者新的军阀要来占领这个城市。末了轮船还得开往岳州，一路上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大学生把所有行李都留在船上，把他的几本书藏到一个湖边的草堆里，然后才下船去探听情况。 　　他在轮船甲板上过了五天，身上又脏又累，活象一个穷苦力，只有他手里的那件长衫还带点斯文气。他走到岳州城门口，遇见一个卖菜的就向他打听情况： 　　“我想进城去，没事吗?” 　　“没有问题，你是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吧?” 　　“不，”大学生吃惊地回答道。“我是从上海来的，刚下轮船。你说我从监狱里逃出来是什么意思?” 　　“红军占领了这座城市，把所有的犯人都释放了。监狱的大门给砸了个稀巴烂，你应当去看看。真有意思!” 　　“城里给抢劫一空了吧?” 　　“抢劫?不!你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起初商店都关了门，但现在有些已经又照常营业了。一家有钱人开的珠宝店给捣毁了，但也只是这一家。” 　　大学生接着用他自己的话往下讲： 　　“我同那卖菜的说了声再见，就匆忙穿过大街往回家路上走，因为我急于想看到我的老母亲。我见到街上有许多红军士兵。他们都很年轻，穿的军装同政府军的一样，只是左臂上带有一个红袖章。起先他们没有注意我，但后来我穿上了长褂子，几个红军士兵就对我侧目而视，怒形于色。我没料到这件长褂子会使我变成个资产阶级。果真，一名红军走过来一把抓住了我。”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道。 　　我回答说我刚从轮船上下来。 　　“喂，伙计你跟我走!”他说道。 　　“我不怕，我看到红军还感到高兴呢!但他不了解，只知道我不象工人农民而象个资产阶级。他带我走过几条街，走进一座房子，叫我站在另一个红军的面前，他向那个红军报告：‘连长同志，我抓到一个人。’” 　　“那军官的外表同其他士兵没有两样，对我说了声‘请坐，’我连忙回答‘谢谢，你先请坐，’我们两人就面对面地坐下了。 　　“‘你是干什么的?’他开始问我。 　　“‘我是上海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刚下轮船。’他要我拿出证明，我就给他看了看我们大学的校徽。 　　“‘你是知识分子阶级，’他说。‘当然你对红军的任务很清楚。你对我们抱什么态度?’ 　　“我向他说了我的想法和读到过的材料；并对他说起我在快到汉口时把刊物扔进长江里，把书藏在湖岸边等情况。我说在我的行李里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可以拿来证明我也是革命的并要求让我回去拿。他说‘好吧!’就拿出一个小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写下几行字： 　　“该学生刚从上海回来，同情我们的工作。请予放行。此通行证有效时间为三十分钟。红五军连长(签字)七月四日下午一点半。 　　“我急速赶到江边，拿出存放在我朋友处的行李，在湖边草丛中找到我的书，毫无惧色地回到城里。我的朋友陪我同行。我们东张西望，看到街上挤满了小商贩，工人和穷人。他们不害怕红军。我们沿街走着，一名红军军官过来对我们说：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军队吗?”他问道。 　　“知道，”我们回答说，“你们是红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 　　“‘资产阶级把我们叫作共匪——赤匪——你们知道吗? 　　“他说话时，目光盯着我们的脸，但我们笑着回答：‘是的，我们都听说过。’我向他出示通行证。他看着笑了，然后同我们一起朝街那头走去。一名红军听到了我们在谈话，也凑过身来听。 　　这个红军后来宣称： 　　“‘同志，我看他不是个好人；他穿的是一件长褂子。他不会懂得你说的这些道理。’ 　　“那军官看了看我的脸，什么也没有说。显然那士兵的话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我问了他的名字，也介绍了我自己的名字以及我在上海学习的情况。我把几本书递给他看，以便证明我说的是真话。他翻阅了几页，那士兵也伸过头来看个究竟。另外一些红军也凑上前来，互相传递着看我那几本书。 　　“‘跟我们谈谈上海当前的形势’，那军官终于说道。‘我们的生活很紧张，老是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个地方，没完没了地打仗。我们看不到报纸。’ 　　“红军士兵都围拢过来了，不一会儿我们就在大街上开起一次小型的群众集会。我把所知道的有关党在上海的工作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上海有相当大的支持红军的运动，但力量还不够强大，因为白色恐怖太严重。我告诉他们在过去两年里已有不少知识分子加入左联，他们已组织起来并出版了许多刊物和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 　　“跟我们多谈点有关左翼作家联盟的事——你是联盟的成员吗?”有人问道。 　　“我就把左联及其成员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还同他们谈了社会革命的新工作纲领。” 　　“‘你知道上海报(一张非法的共产党日报)的情况吗?’那军官问我。 　　“‘被停刊了，但现在又出了一份《红旗》。’ 　　“他们问我许多有关工人的事情，但我回答不上来，因为我对工厂的情况了解很少。然后那军官同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走过县法院，门前有红军守卫着，看到空空荡荡的监狱，那里的门窗确实给砸得粉碎了。那军官告诉我他们释放了许多共产党犯人，这些人几个月来都带着手铐脚镣，有的在病中和严刑拷打下给折磨死了，这是释放出来的犯人说的。那些释放出来的人看到红军高兴得象孩子般地哭了。其余犯人也给释放了，因为几乎所有被押的都是穷苦人，只不过为了吃饱肚子犯了点偷偷摸摸的小过错。 　　“‘我的通行证期限早过了，’我对那军官说，‘我可能会遇到麻烦。’他把通行证的时间延长了两个小时。但这已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已经到达司令部。 　　“红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小学校里。那个‘连长同志’把我引见给一个大约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是办公室的一个负责人。他没有穿军装。听了连长的报告后，他好奇地看了看我，然后说道： 　　“‘你能上大学，至少是个小资产阶级啰。我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所以我知道。’ 　　“‘是的’，我承认，‘我是个小资产阶级。’ 　　“我们的谈话更深入了一步。他说我们这个阶级的经济背景同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是很不相同的。我们的阶级最多是同情无产阶级而已。 　　“他说：‘当前这场革命的目的是要把工人和农民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要做到这点，我们首先要推翻南京政府。我们新到这个城市，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把隐藏在这里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和反动派清查出来，你愿意帮忙吗?’ 　　“‘当然愿意，’我说。 　　“五点钟我离开司令部赶回家去探望我的母亲。这时我才有时间定下来看看四周围的新气象。城里各处的房门和墙上都用白灰刷着标语口号：‘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坚决反对买卖穷人的人贩子!’‘穷人决不打穷人!’‘保卫工农苏维埃军队!’‘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湘鄂西苏区!’ 　　“只见到处都有这类口号，我就问起一位军官。他告诉我红军下属有一支宣传队，每攻克一个城市，两小时之内必须在城内各处刷上标语口号。 　　“我回到家见到了亲爱的老母亲。她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了，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今天上午红军在四处开群众大会，’她兴奋地对我说，‘红军向我们宣布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帮助穷人，解放工人和农民，所有农民都分到了田地。不过他们两天内就离开这里了!’我听了十分惊讶，因为我的老母亲上街去参加过群众大会了! 　　“两天以后红军走了，因为没有多少枪支弹药可以对付前来进攻的白军。他们在岳州时烧掉了两所房子：县政府和税务局，里面的田地契约全给烧光了。俞承清珠宝庙是唯一被烧的商店，因为红军要它为革命捐款时，它闭门拒绝。士兵们就把门砸开了并说：‘你不为革命作贡献，我们就强迫你干!’ 　　“他们对街上的穷苦人说：‘来，大伙到这家有钱人家的商店里去，想要什么就拿什么。这是你们唯一的发财机会，等到我们下次再来之前这段时间里就够你们用的了。’穷人们蜂拥而上，将商店劫洗一空，分个精光。红军士兵守卫在门口，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拿，如果他们去偷去抢就要受到严励惩罚。 　　“红军在我们城里的两天里，他们命令要各大粮店把粮价贴在店门上。布告上写着： 　　中国红五军政治局司令部命令：红军的任务是把群众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帮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现在粮食和布匹的价格很高，群众只能忍饥挨饿。特此规定粮、布的价格，希严格执行，违者必究。凡屯积居奇或不按规定，高价出售者立即枪决。 　　“下面是群众日常所需五种主要商品的价格表：大米、小米、盐、猪油、煤油。大米每担二元；这之前一直卖到八到十元一担。 　　“街上的行人喜形于色，所到之处我都听到这样的话：‘我打从心底里说，红军真正好。不过他们只呆两天!为什么要走呢?为什么?现在我们有得吃了，但他们一走，我们就吃不成了!一切都会照旧!’ 　　“街上人山人海，谁也不怕会象政府军来时被抓去当兵。谁参加了红军就付给一个月的军饷，为他们工作，每天付一块钱。红军不住在老百姓家里，拿走粮食从来不会不给钱。 　　“在街上我遇见一个从乡下来岳州卖木材的老农。他告诉我红军在他们村里的情况。他们村里有个有钱的懒汉，但他对穷人还不错。红军进村后，这个人被关进了监狱。他的老婆和亲戚到红军司令部请求释放他。红军军官说，如果你们村里有八十个农民出来证明你们说的是真话，并担保他以后也表现良好，就可以释放他。过了一会，真的来了八十个农民，他们证实这个人虽然有钱，也游手好闲，但同其他有钱人还不一样。他经常分粮分钱给穷人，逢到年景不好时也不向他们逼租逼债。红军释放了那个人，并说：‘你的命运决定于穷苦农民对你的评价。’那个人听着感到惊愕，那些连裤子都穿不上的穷苦农民竟有权可以把他释放出来。他双手插着腰站在那里，觉得奇怪地笑着。 　　“面对武装精良的白军，红军从岳州撤退了，接着就开始了白色恐怖。监狱的门重新修复，里面又关满了穷人。许多人跟红军走了，但留在当地的还是多数。所有的工人农民都受到怀疑，因为他们不反对共产党。军阀们每天用皮鞭抽打在街上抓到的农民和苦力，每天都有嫌疑犯被砍头。商人又重新提价，又是那些有钱的人才能吃饱穿暖。 　　“红军是走了。但八月底我乘船离开岳州时，城里的墙上仍然刷着他们的标语。白军懒得去刷洗。从湖那头，我从老远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一条标语：建立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