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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在广东农民之中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早晨不到六点，在广州的一条运河边，我遇到一位年轻官员，并一起上了条小船。这条船顺着运河，驶进珠江，把我们送到一艘奇形怪状的大轮船边。这是权势很大的广州丝绸公会的财产。这艘船是开往东南方向的丝绸中心之一顺德地区的。这艘船和其它三条类似的轮船一起将随着一条拖船穿过三角洲地区纵横交错的河流和运河网驶向目的地。 　　轮船上装有钢板。船上的一些士兵配备有步枪、机关枪，还有一门大炮。上这条船的人必须持有丝绸商、军阀、银行家、政府官员或其它一些统治广州的反革命显赫人物开的介绍信。 　　船上所装的货物除了一小袋一小袋的银元外，还有大包大包从江东和江北地区运来的黄色和白色蚕茧。旅客当中有放债人、丝绸商、掮客、代理商和几个政府官员。有些其胖无比，圆脸上堆满横肉；有些则是典型的鸦片鬼，骨瘦如柴，形容枯槁，手上留着兽爪一样的长指甲。和我一起的那位年轻官员是一位典型的，从美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中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他钦佩这些人及其生财之道，并且愿意继续做使这些人在广东省称王称霸的腐朽官僚机器中的一个零件。 　　我特别观察了一位身宽体胖的商人。就餐时，他脱掉衬衫，坐到桌前，光着膀子，袒着大汗淋漓的肚皮，成块的肥肉罩在裤腰带上，乍看起来，就象一个大肉葫芦。他边吃边把啃剩下的鸡骨头胡乱地扔在脚边的地板上；地板上被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旅客们弄得油迹斑斑。酒足饭饱之后，他满意地喘了口气，接着一连打了好几个嗝，然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到洗脸盆前。一个清瘦英俊的年轻侍者正在往盆里倒水。这位商人洗脸时喷出类似犀牛的声音，然后便心满意足地用手巾把脸擦干。侍者把脏水倒掉，换进清水，招呼下一个人。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擦过脸后各自懒洋洋地回到自己的长椅上，安安稳稳地睡起觉来。 　　我是船上唯一的妇女而且是唯一的外国人，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洗脸、洗耳朵、洗脖子。于是，我斜躺在长椅上装睡，但侍者可不管这些。他先是喊了一声，见我没反应，就走了过来，拍了拍我的手臂，告诉我应该去洗脸了。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弓着身子开始洗脸，男人们都看着我，打量着我的腿和腰身，而且交头接耳地在议论。 　　这些先生们——我们不妨这么称呼他们，一觉醒来，就开始谈论起市场物价，贷款利息，香港投机买卖和强盗土匪。谈话的主题总是和强盗土匪有关，因为在产丝地区，这类人很多。原来，船上配备的钢装甲板、士兵、机关枪和那门大炮都是用于对付这些强盗的。 　　“土匪都是些什么人?”我问那位年轻官员。 　　“农民、流浪汉、失业者和其他一些有不良倾向的人。”他说。 　　“你认为农民和失业者是有不良倾向的人吗?” 　　“在中国，他们是这样的人。” 　　“那么，为什么这些辛勤耕种的农民会变成土匪呢?”我接着问他。 　　他的回答似乎概括了中国的整个现状，在这个国家里，事实真相是赤裸裸毫无掩饰的，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民主”的虚伪性。这是你到处可以看到那赤裸裸、残酷的阶级斗争，它所涉及的不是全民的生死存亡，而是民众中的哪一部分必须灭亡的问题。 　　年轻官员说：“农民太穷，所以就去当强盗抢粮抢钱。” 　　“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有不良倾向的人吗?” 　　“好人是不做强盗的。” 　　“那么，他们该做什么呢?等着饿死吗?” 　　我们这样来回兜着圈子地一问一答。 　　“你认为这条船上的都是好人，因为他们没有被饿死，而且就现状来看，以后也不会饿死对吗?”我问。 　　“反正，我觉得他们是无可指责的——守法，规规矩矩地做生意，并且还给人们提供就业机会。” 　　“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放债的银行家和商人。请告诉我，他们借钱给农民要索取多少利息?” 　　“按照中国的惯例，每月3％。” 　　“这就是说每年36％，有时会更多。你认为这也对农民有好处吗?” 　　“这只不过是按照惯例行事罢了。况且，如果他们不贷款，农民还什么都得不到呢。”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农民们一年到头受苦受累，是谁抢走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谁也没有，是他们自己胡乱花光了。”我的那位高明的朋友回答道。 　　在随后许多炎热的日子里，我和这位官员总是在天刚破晓时就离开夜里栖身的寺庙，开始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从这个镇子到那个镇子，挨家挨户访问。有时我们也乘船，但除此以外在乡村里活动，只能靠两条腿了。天气炎热，暑气逼人，汗水湿透了我们的帽子，头发紧紧地贴在头皮上，衣服就象戴在手上的湿手套一样紧紧地粘在身上。 　　我们的所见所闻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而当时的情况和所得的结论却又大同小异，因此，我也只能概括地谈谈几个普遍的事例。 　　据说广东有三百万“丝农”，大多数都住在这个三角洲地区。这里大约有一百万亩桑树种植地，这些种植地通常是一部分用来种桑，一部分用来养鱼。该地区的稻田都改种桑树，农民以捞网打鱼或购买粮食维持生活。但是因为粮食越来越昂贵，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现在都以白薯为生。 　　大规模的缫丝厂和织绸厂已在该地区的中心建立起来，这些是在南洋发了财的商人兴办的。全省共有一百六十个注册的蒸汽机缫丝厂，其中大多数都在该地区。然而，由于现今腐朽政权的统治，中国的工业已濒于崩溃，因此大多数厂都被迫倒闭。纺织工业几乎完全毁了。 　　有趣的是，这里也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工业在倒退，而不是在前进。蒸汽或电气缫丝厂和一些纺织厂已经纷纷倒闭，一些小企业主或个体农民又回到了旧式手工织布生产。在原始的利用脚踏纺车进行生产的小型缫丝厂里，可以看到在日趋腐朽的社会制度下所存在的一切肮脏丑恶的东西，这些肮脏与丑恶甚至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早期都难以见到，它们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没落的中国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两年前，在缫丝业中，大约有七万五千名缫丝女工，四千五百名男工，这还不包括脚踏纺车缫丝厂的工人和织绸工人。奇怪的是大多数织绸工人是妇女。在中国许多其它地方，织绸是男人们的职业，而这里却正好相反。现在雇用的工人比以前少得多，因为在目前腐朽的制度下，中国的丝绸工业似乎注定要消亡，而且，织绸工业确实已濒于绝境，生产的生丝也仅仅是为了供给美洲市场。 　　大多数缫丝厂和织绸厂的工人仍然属于农民阶级，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成千上万的农民家庭在很大程度上靠着妻子或女儿的这份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妇女在生产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力地冲击了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这从缫丝工人那种单纯、自尊和独立的气氛中也可以看出。 　　几年前，缫丝工业曾一度呈现兴隆繁荣的景象，即使在工业凋敝的今天，仍能看出往昔繁荣的痕迹。一年中，大约可以缫丝八九次，有时也可能只有五次。看起来次数倒不少，但农民们说，现在他们从前三次中一文钱也赚不到，况且近年来灾难接踵而至。七年中，一担133*(1/3)磅的生丝价钱就从二千四百港币跌到不足六百港币。过去虽然卖高价的好处总是被广州和香港的投机商获得，但农民总算还能勉强度日。今天，尽管蚕丝商们怨声载道，但从他们的架势看，肯定不愿意赔上血本。 　　但看看农民，便能一目了然，是谁在承受工业凋敝所带来的负担。这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男男女女究竟如何度日的呢?有些女孩子不得不寻找工作，甚至有的卖身为奴，到富人家里去做女佣或当外妾，有的则沦为华南和南洋歌舞厅里的妓女；男的去南洋谋生，然后寄回一星半点可怜的工钱，或者当兵吃粮。在某些地区，数以万计的以蚕丝为业的农民要靠海外亲戚的汇款维持生活。很清楚，这个地区的农民经济，和中国大多数其它地区一样，既不能独立发展也无利可图。 　　在产丝地区，有一些城镇，如容奇镇、台山镇、惠州镇等。光是容奇镇就有大约十二万五千人口，农田层见叠出。这里，也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城乡之间没有西方那种明显的界限。 　　容奇镇在兴旺时期，有十二个现代化的燕汽机缫丝厂，大量的脚踏纺车缫丝厂，一百个收购点，一百四十个蚕茧货楼和四十个织绸厂，其中四家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电气设备；而且还有大规模的桑叶、生丝、蚕茧、蔬菜和生猪市场。此外，还有为那些好逸恶劳的人开设的鸦片烟馆。在这些烟馆里，穷人和游手好闲之徒只需花几文钱就能抽一次鸦片，然后躺在硬榻上吞云吐雾，进入梦乡，暂时忘掉生活中的辛酸苦辣。这些鸦片烟馆对任何人都开放。政府，军阀和官僚都从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容奇镇，和该地区其它城镇一样，也有多种多样的生活。狭窄的街道上舖有石板；纵横交错的运河上有用花岗石建造的石板拱桥。街上是一排排光着膀子，挑着蚕茧担子的农民，他们边挑边哼着，那吃力而富有节拍的哼唷声就是这个市镇的主旋律。 　　在蚕茧、生丝和桑叶市场上，我们和成群的农民进行了交谈，然后又去访问了他们的家，这些家里几乎没有人类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更谈不到有舒适之感。地面是泥土舖成的，除了几个锡镴炊具外，屋里只有一条板凳和一个木板床。 　　其中一家只有一个老农和他的老伴，两个人的牙齿几乎都脱光了。老头子的脚象牲口的蹄子一样又黑又硬，可以肯定地说，他至少四分之一世纪没有穿过鞋了。全身上下只穿一条几乎快破成碎片的旧棉布裤。他对自己穷困潦倒的境遇以及空空如也的房子感到十分羞愧，所以当我们问他每个月吃饭花多少钱时，他说了个谎。他思忖了很久，想出了一个觉得应该花的数目之后，才告诉我们。然后，他扭过头去，凝视着远方，坐在他家唯一的长凳上，缩回那双脚，似乎要竭力把贫困隐藏起来。我们不愿意再使他伤心，于是告别了这户人家，继续访问其它的农户。然而，这位老头那种竭力想保持尊严的言谈举止却永久也不能使人忘怀。 　　我们常常会碰到十来个农民一面卖桑叶一面在聊天。他们常常会围着我们，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对土地价格、土地所有权、地主制度、高利贷和农民的疾苦了如指掌。如果中国有土地问题专家的话，那么就在这些农民当中而不在政府机构里。这些桑蚕市场上的男男女女是中国最聪明能干的一部分人——有时似乎是群绝顶聪明之辈。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体格都很健壮。就广东人来说，许多人似乎显得格外高大而且强壮有力。他们光着膀子，卷着裤腿，只有少数人光脚上穿着草鞋。他们有帽子的话也都是破旧不堪。几乎每群农民中都会有一些人出来替大家说话，态度既坦率又诚恳。 　　有时，和我一起的那个年轻官员本能地回避一些他听到的东西，每次都是在我一再催问之后，他才不得不把农民的话讲给我听。原来，这些农民毫不隐讳地告诉我们，在他们地区和其它地区的农民当中，大约百分之九十九是佃农；放债人要收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的年利；没有土地做保的贫苦农民根本借不到钱，即使借到钱则要付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利息；而那些有土地做保的农民也会在这种高利贷盘剥过程中丧失其土地。 　　在南面，政府称之为“模范区”的中山区也是如此。这里是孙中山的诞生地，那些“模范”条件，如新舖的公路，都是为军阀、商人以及政客的利益而建造的。这些人拥有土地，希望开辟自己的汽车运输路线，勒索高昂的通行税；便于他们把产品运出去。在容奇和惠州以西以北的城镇和乡村，地租都在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之间，没有任何地区低于百分之八十的。 　　我请农民给我讲讲一九二七年以前的革命年代里蓬勃发展的农会的情况。这些农民废除了高利贷和敲诈性的租税，并且通过斗争，成功地创建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使广大农民群众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一九二七年反革命开始后，这些组织被摧毁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为农会的斗争中惨遭杀害。农会被取缔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还乡团。然而现在，当我们请农民给我们讲这些农会时，他们的反应是令人深思的。开始他们谁也不答话，后来有些人神色不安地面面相觑，但仍然默不作声。 　　那年轻官员转过身来对我说：“你知道，农会是共产党!这些人和共产党毫无关系——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这些农民饱尝辛酸，对其它一切问题都那么直言不讳，对这件事竟会一无所知!假如果真如此，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回答——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好转到一些他们愿意谈的问题上——谁租给他们土地，在祖传土地所有权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说不出谁是租给他们土地的主人，因为土地转手很快；新地主从老地主那里买来土地；一般来讲，地主不直接把土地租给农民，而是租给比自己小的地主，这些小地主再把土地转租给更小的佃户。等到这一道道转手的租到了贫苦农民这一层，他们就得承受以上这些中间人的层层剥削。 　　他们很了解祠堂公田的情况，广东的农民尤其如此。正如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在广东，这种土地也不是归任何小家庭私有，而是由一个大的宗族所有。这种大宗族通常由五十户或更多的人家组成。有的大宗族就是一个村庄，而且都是同一个姓。每个宗族按照古老的传统都要留出一些土地作为公用：一部分用于宗族内外的慈善事业，一部分用于宗族后代的教育，还有一部分用于孝宗祭祖和其它一些杂项开支。这最后一部分土地就是所谓“祖坟地”，但在广东，“祖坟地”通常包括以上三方面的用途。 　　祖坟地的收入本应用作族内的公共福利，然而近几年来，却落进了那些主要经管人，即族长的腰包里。富有的族长总要想方设法插手祖坟地，并且凭借其财富和地位，最后，达到完全占有这些土地的目的。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反革命卷土重来后，这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和族长就成了本地的政府官员和收地租者。他们把祖坟地的收入据为己有，只可怜那些穷苦的本族成员对他们“富有”的亲族连吭都不敢吭一声。 　　另外，还有属于国家所有的公有土地。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些官僚和军阀开始侵占这些土地，并为自己定了每英亩或每亩一角到二角伍分的购买价格，然后以他们的妻子、儿子或家庭其它成员的名义把土地登记入册。中国资本家的公司也干这种勾当。他们也按照几分钱一亩的价格，买下大片土地，并企图把帝国主义政府统治下的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种植园制度搬到广东。新兴的中国资本家似乎专门看中了这个世界上最野蛮、最惨无人道的制度，并力图把它们引进中国。但由于某种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和农民们都不清楚，这些种植园都以失败而告终。 　　不管这些农民的话题是什么，最后总会转到他们无法忍受的境况上去。他们没完没了的抱怨租税高，不景气的收成，还有高利贷放债人。他们付的租税是惊人的，每亩地要付三十至四十元，在容奇和惠州的西部、南部和北部，每亩要付十五到三十五元，现在，由于土地贫瘠，虫害蔓延，毁坏蚕茧，普遍收成很差。即使这样，仍然必须交租税。农民或者交租，否则就得退还租地，别无其它选择。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避免向高利贷放债人借钱：先典当他们仅有的一点财产或衣物。但最后，他们还是逃不脱借债的陷阱。 　　非常贫困的农民则借债无门。为了交租还债，他们只能把女儿卖给放债人、地主、商人或官员。儿子一般不卖，因为他们被看成是一笔财产；在一些有可能在工厂或纺织厂找到工作的地区，女儿也不出卖。几年前，男的到南洋谋生以助家庭生计的人络绎不绝。今天，这条路也几乎断了，南洋的帝国主义统治者近年来一直在把成千上万的这类人赶回中国。 　　在广东的每一个村庄里，人们可以看到两三个或更多个高墙方屋顶的当铺，四周则都是穷苦人的简陋棚屋。当铺也是放债人，并和地主、官僚以及经营蚕茧和桑叶的商人都是串通一气的。现在，随着经营洋油或化肥等商品的商人的出现，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吸血鬼。象外国化肥这样的商品只是统治阶层进行剥削的一种武器，商业资本家把化肥卖给农民，但由于农民拿不出现钱，他们就得象借钱那样要以年利百分之三十六到百分之百的代价赊购化肥。这样，帝国主义又以一种新的剥削形式打入了中国经济。 　　我们向北走，又来到了产粮区。我们发现一些商人正在投资建立碾米厂。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但是，大批的农民却因此而失业。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失业的农民，流入城镇当苦力；或者当兵，为军阀们争权夺利充当炮灰；或者到城市的工厂里去找工作。那些工厂要不就是徒有虚名，要不就发展极其缓慢，而且，由于统治阶级重利盘剥的强盗本性，还纷纷倒闭。 　　事实上，找遍广东的每一个角落，也不会发现有哪一项发展是为占该省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谋利益的。甚至缫丝厂厂主和一些美国教会学校企图改善一些条件的尝试也显得愚蠢可笑，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美国丝绸商人对高质量生丝的需要。 　　商业传教士企图通过改进蚕茧来复兴蚕丝工业，恢复其繁荣，这种企图是要把中国引向毁灭的一种典型心态。和我一起的这位青年官员所热心的正是这种勾当。当然，他的经济学是在美国教会学校的教授那里学来的。他跑遍三角洲地区，竭力向农民推销无病蚕子，还把一套法国设备引进到一家缫丝厂，以改进纺丝技术。他对我说，蚕茧收成连年歉收是由于病蚕茧孕育出来的蚕子造成的，现在所有大城镇的蚕茧市场上都有无病蚕子出售；如果使用这些蚕子，就会结出健康的蚕茧，蚕丝工业就会复兴，农民就会富裕起来。 　　但是要想得到这种健康的蚕茧，必须有三个条件：卫生的大楼、良好的通风设备和充足的桑叶。这些条件不能脱离农民的社会地位来谈。农民住的简陋房舍不卫生，没有通风设备——通常小屋里只有一扇门，并且他们总是要用尽可能少的桑叶喂养尽可能多的蚕，而这一切又都是由于他们处于无法忍受的贫困所致。 　　我的这位年轻旅伴，由于曾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所以坚信蚕丝工业可以通过无病的蚕子得到拯救和恢复。他派了两个同僚到三百万丝农当中去，向他们作卫生条件、通风设备以及喂养技术的示范，并组织农民俱乐部以宣传这些思想。这两位年轻的助手设了两个示范点，其中的一个还组织起一个有六个农民参加的俱乐部。这两个青年人对这六个农民以及其他愿意来的人慷慨陈词，大力鼓吹卫生条件、通风设备、充足的桑叶以及无病蚕子的奇妙功效。但是中国的农民不是傻子，他们可能不识字——但这对发表那些胡说八道的文章来说倒有好处——然而，他们很聪明，他们比中国的任何教授和官员都更清楚，只有生活条件的改善，蚕丝工业才能复兴和繁荣。 　　他们知道这些饱食终日的年轻先生们属于社会反动阵营中的核心人物，他们的高谈阔论只不过是泼在沙滩上的一勺水。蚕丝工业所以衰退是因为农民陷入了贫困的深渊；工业要复兴，只能通过彻底打碎奴役农民的邪恶制度，使所有农民获得社会解放，而不能靠几张无病的蚕子。 　　我们经过乡下的时候，访问了大约有一万人口的洛春镇。我们发现这里百分之二十的男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移居南洋去挣钱，家里的人就靠着他们的汇款来维持生活。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这里的农业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农民终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结果只是使那些惨无人道的高利贷者、军阀、地主等统治阶级作威作福。 　　这就是当时广东盗匪活动的背景——也是我们乘坐的那艘船全副武装的原因。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领导的农会是曾经把农民武装起来求得自身解放的唯一组织。农会被取消了，农民们除了做强盗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们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和很多人谈过话，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曾和强盗说过话，因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已逼得每一个农民都有可能成为强盗了。然而唯一令人费解的是，强盗竟如此之少；唯一发人深省的是，在其它省，大量的农民都投奔了红军和共产党以改变自身的穷苦状况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军阀力量如此强大，任何类似的组织都没有存在的余地。所以，这里的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强盗。 　　如果就广东农民向我谈的或者教导我的情况来下个一般性的结论的话，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在当今最上层统治集团中，有种种迹象表明，是要将旧的封建地主制度向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殖民制度转化。从这种旧的制度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如果不是一个完全殖民地的话)的国家，统治阶级只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而已。 　　掠夺成性的广东统治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的共同之处远比同本省居民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两者都以人民大众为敌，因此，他们联合起来镇压工农的解放运动是很自然的事。 　　人民群众本身将处于更加贫困和绝望的境遇中，即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有变化也只不过是从一种形式的奴役转向另一种形式而已。在广东东江地区，农民和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红军队伍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广州的统治者凭借香港帝国主义的力量，对他们进行了血腥残酷的镇压。然而，这种民生凋敝的困境将使人民大众积郁的怒火，有朝一日会以更有组织的形式爆发出来。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