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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澳门——“东方的明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远在过去的昏暗年代里，半岛城市澳门就是中国通向所谓西方文明的最重要的前哨站。葡萄牙海盗式的鸦片走私商选择了这块从广州乘船只需六个小时的地盘，作为他们利用鸦片侵蚀中国人民的据点。 　　当时，还没有香港，澳门便当之无愧地戴上了“东方的明珠”的桂冠，为自己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并用葡萄牙语给街道起了“幸福胡同”、“幸福大街”这样的名字。 　　尽管今天澳门的自然景色仍然美丽动人，然而，在这个城市最初兴起时建立的一些优美建筑物，如那古老的大教堂，已变成了废墟。这教堂的遗跡坐落在一个小山上，在阳光明媚的天空下，可以清晰地看见其轮廓。而现在，在它的脚下竖起了一个方形、黄色的木质建筑，其尖塔笔直耸立，就象白兰地瓶颈，也许有人会说象红葡萄酒瓶颈，因为在澳门人们习惯喝红葡萄酒。 　　葡萄牙的旗子总是在俯瞰大海的要塞上空高高地飘扬，这是统治的象征；从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雇用来的黑人军队也说明了帝国主义的这一特征。这就给人们的心灵上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在亚洲的外国势力都是殖民统治者。这里，外国人的别墅环绕在小山群里，城里的街道呈逐渐升高状并镶有宽石面台阶，两旁是高大的绿色格子窗，可以使人联想到葡萄牙的街道。在宽阔的广场上，一些中国妇女常聚在古老的石井周围或港口沿岸的林荫道上聊天似乎总有周末下午特有的闲散气氛，人人都是那么轻松自在；一些渔船，挂着彩色的帆，安详地停泊在港口里。 　　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葡萄牙想竭力保持早已消失了的称霸世界的威严和传统，这未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因为，今天的葡萄牙与过去极盛时期残酷却又道貌岸然的远洋海盗截然不同了，过去的那种海上抢劫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走私犯和腰圆体胖、肥头大耳的商人。海盗们曾带着沉重的武器，发出产“叮*(口当)”的响声耀武扬威地穿过澳门的街道，而他们的后裔今天却蹒跚而行，象鸭子一样一走三晃。现在葡萄牙温柔的少女长到十六岁时，不但有五英尺高，而且腰围也有五英尺粗。其原因也同中国各地情况一样：那些所谓上层社会的先生和女士们以低价为自己雇用了许多中国仆人，他们只需要躺在安乐椅上颐指气使，一切都有人侍候。结果、随着年月的推移，他们的安乐椅也必须加固和加宽了。确确实实，帝国主义的伴侣是——肥胖。 　　然而，既不是迷人的自然风景，也不是葡萄牙人的魁梧——尽管这些都名不虚传——使得澳门变得如此吸引人。这颗“东方的明珠”每年吸引了大约二百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从香港和广州来的中国人。这是因为澳门是鸦片走私、赌博和卖淫的天堂。那些从香港和广州来的非常有钱的人，不仅是为了到这里换换空气，而主要是为了更现代化的寻欢作乐和从事鸦片贸易。 　　一天，我决定去国家鸦片垄断局调查一下澳门的鸦片生意。许多中国朋友事先告诉我说，去也是白搭，从那里不会得到任何真实可信的材料。他们还说，这个局是专为“国际联盟鸦片委员会”通风报信的。在中国，该委员会被称为“鸦片走私联盟”。 　　尽管如此，我还是走了一趟。这是一幢大楼，门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澳门国家鸦片垄断局”。这几个字人人都认识，并且都很清楚这儿就是出售鸦片的地方。 　　门口的一个印度门房向我招招手，示意应该继续沿着街向前走，后来我才知道他以为我是到零售处购买鸦片的。在他所指的地方，我找到一个澳门极为普通的商店，货架上摆着雪茄烟、卷烟和鸦片。那个有点不耐烦的中国店员，拿出三罐不同型号的鸦片搁在柜台上，让我挑选。我可以买一罐，也可以买三罐，如果我心血来潮的话，还可以把整个商店都买下来。这三罐鸦片上贴有同样的商标：澳门鸦片垄断局。我拿起这些鸦片罐颠来倒去地审视着，可每次那位店员都从我手里把它们拿走，放回柜台上。三次之后，他发话了：“必须竖着放，这东西很娇。”我买了一罐这种“娇气”的鸦片作为样品，又返回到鸦片局。 　　在穿过门廊上楼的时候，门房一直和我嚷嚷，想阻拦我，但我还是来到了二楼的一扇门前。令人惊讶的是，在走廊里，我碰上了一个显然是葡萄牙和中国血统的混血种，他对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他是一位鸦片官员。我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得到。没有葡萄牙内政部的介绍信，他是绝对不会向我透露任何有关澳门鸦片垄断的消息的。我有这样的介绍信吗?非常遗憾!因此他什么也不告诉我! 　　怎么办呢?我开始模仿亲眼看见过的柏林警察惯用的方式，压低嗓门，粗鲁地说：“嘿，你们是害怕公众了解你们这里鸦片贸易的真相，对吗?” 　　这番话震撼了他那敏感的神经，几乎昏倒在我的怀里，但他恢复了镇静，挺起那五英尺二英寸高的身子，用力把身后的门拉开，打了一个威严的手势： 　　“我们什么都不怕，请吧!”他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我进了门，仍然摆着柏林警察的那副架子，环视着四周，就象要来搜查这个地方似的。两个打字员和两个记帐员一时放下手中计算鸦片帐目的工作，好奇地盯着我。我注意到他们都很苗条，这说明他们是中国人，或者至少是半个中国人，因为葡萄牙人一旦和中国人结婚，其后代就会表现出中国人的体形。 　　那位官员让我坐下，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并且把一大摞卷宗放在我面前。他打开卷宗，给我看那一页一页用葡萄牙文记下的帐目。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解，经过他的讲解，我对以下几个问题似乎开了点窍： 　　第一，葡萄牙是一个高贵的民族，就澳门的鸦片问题而言，至少有着很大的误解。第二，在澳门，鸦片实际上已消灭了——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的财政年度里，鸦片所得的收入只达一百二十万元，这笔可怜的收入比五年前减少了百分之六十；而香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么惨过。第三，澳门和香港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国际纠纷。 　　似乎称为“南海宝库”的香港已把劣质的印度鸦片冒充为好货，贩卖到“东方的明珠”澳门，在澳门，只有最昂贵、最有劲的波斯鸦片才够格出售。然而还有比这种可耻行为更甚者，广东的一些中国鸦片贩子还伪造澳门鸦片垄断局的商标，并把这些商标贴在劣质的广西和云南鸦片罐上。谈到这些事情时，这位官员气得浑身发抖，因为他们憎恶剽窃，鄙视一切不道德的行为。 　　第四，他还告诉我，吸鸦片者既不登记也不受任何控制，但在市里大约只有七千人吸鸦片。澳门有十万中国人和二千外国人，我赶紧计算了一下，吸鸦片者的实际数目想必有十万零一千人——这样说，可以留一点余地，因为也许有一千外国人不吸鸦片。原因是鸦片对外国人是禁止的，一旦发现有吸鸦片者，就要革官免职。鸦片只是对亚洲被奴役的民族来讲才是“好东西”。 　　听完他的讲解后，我顿开茅塞，决定离开这里到城里去走走，以便了解一些鸦片的真实情况。这位官员把我送到门口，半带诡秘半带恐吓地对我说，他和葡萄牙当局将密切注视我写的任何关于澳门鸦片垄断方面的文章——如果文章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定购几份；但是如果对他们不利，那么——他意味深长地沉默了!我回想起，在葡萄牙极盛时期，这种沉默，常常会以暗杀来打破，然而今天已力不从心了，因为，葡萄牙人的便便大肚在他们和他们想谋杀的人之间形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后来商会会长到我的旅馆来拜访我。据说，此人是华南主要的鸦片商之一，对鸦片业了如指掌。这位中国绅士年纪轻轻，气色很好，穿着一件米黄色的丝绸长衫，他战战兢兢地坐在椅子边上，手里拿着礼帽，似乎随时都准备跳起来逃走。他死盯着我，就象一条蛇盯着一只鸟，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我的脸。 　　他问我为什么想打听有关鸦片的情况。为了在报刊上发表，我欣然回答道。 　　他向前探了探身子，递给我一支香烟。我接着说：“据说，你能为我提供有关鸦片的所有情况。”他回答道“但愿你对澳门的一切都感到满意。窗外的景色多美呀，不是吗?你打算在这儿呆多久?身体好吗?澳门是一个多么迷人可爱的地方呀。你到过南京吗?噢，我常去，我有个哥哥在那儿……” 　　他答非所问地说了半天。最后，我反问他一句：“你不敢告诉我鸦片贸易的事，是不是害怕了?”他蓦然站起来，微微欠了一下身子，蹦出了一句：“到鸦片垄断局去!”这句话令人莫名其妙，听起来象咒语一样。然而他转过身去，猫着腰跨过后门栏，经过走廊离去了。 　　关于他，就谈到这儿吧! 　　后来，一位年轻的中国银行雇员和他的朋友们带我游览了这个城市。这位雇员不抽鸦片，他那八个月的小娃娃也不抽。他们把所知道的烟馆和赌场的事全告诉了我。随后，我们看了许多家烟馆和赌场，又小又脏为劳工们开设的；富丽堂皇为富人开设的。许多赌场都建在妓院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出入。他们还告诉我，妓女是奴隶，都是从广东的一些穷人家里买来的。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赌场的阳台上，这里许多人都在玩番滩〔一种赌博方式——译注〕。侍者给我们端来了茶水，问要不要陪我们赌。那天是工作日，来澳门的广州和香港的阔佬寥寥无几。因此赌桌四周是一些穷困潦倒的劳工和渔民。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是多么贫困，因为他们常常只是往赌桌上放一个铜板；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渔民输了一个铜板后嚎啕大哭的情景。我们还看到，一个渔民脱下外套，拿去卖了，然后只穿着一条蓝布短裤，光看上身，又回到赌桌边来。 　　苦力当中还有着一个孤独的外国人。他衣衫褴褛，穿着一件破毛衣，瘦骨嶙峋的腿上裹着一条破裤子。他没戴帽子，由于多年的颓废生活，头上的黄发脏乱得象鸡窝，皮包骨头的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眼皮红肿得发亮，鸦片带来的致命创伤深深地烙在他身上，把他摧残得活象一具骷髅。他身无分文，趴在赌桌上，一只膀子在不停地抽搐，他抬了一次头，发现了我，有那么一会儿功夫，红着脸，难为情地缩回了身子，似乎有些慌乱；但是，很快，就把我忘到脑后，又趴到赌桌上，再也没有看我。 　　我的几个新朋友给我念了篇葡萄牙官方文件。澳门的赌博垄断公司以一百二十二万四千美元的价格将一种番滩赌博卖给了一个辛迪加，期限是五年。这个辛迪加是由商会会员组成，主要是中国人，会长就是来看过我的那个人。番滩只是许多赌博中的一种，政府从赌博中可以得到大笔收入，而鸦片则是另一种主要收入来源。赌博垄断权以高价卖给辛迪加，而辛迪加老板们又可获得更大的利润。这些利润之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年轻的中国朋友还告诉我，尽管国家对鸦片实行垄断，但旧的系统仍继续发挥作用，鸦片买卖依然如故，这是因为商人们都和垄断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垄断公司仅仅是一个掩盖他们经营鸦片买卖的合法招牌而已。澳门商会，是一个中外联营的组织，几乎专门从事鸦片买卖、赌博和卖淫业。这只不过是遍布亚洲海岸的交易网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所谓“年轻的中国”在政治上已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且得到外国列强的承认和援助。出于想进一步了解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我对商会会长的家庭发生了兴趣。这个家庭非常富有而且很有势力。一天晚上，我和朋友们一起，穿过几道门，进了他们那个闻名遐迩的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湖，四周环绕着四、五座白色的宫殿——这就是这户人家的住宅。从其中的一座宫殿里传出了噼噼啪啪的麻将声——即使在家里他们也赌博。 　　这个澳门特别有权有势的中国家庭的主人有八个妻妾，三十个子女，他利用鸦片大发横财、扩大势力。现在，他的儿子们也开始经营赌博业，据说还经营卖淫业。这个家庭还开设有银行、旅馆和许多其它类似行业。他们的子女有一个在广州当教授，一个在香港当经纪人，一个在澳门开银行，一个在上海的是南京政府任命的地方法庭法官。这家的男男女女都在中国的高等学府里上学，开着自己的汽车。他们到日本度暑假，到马尼拉过寒假，到欧美旅游、学习，在国外被看作是“年轻中国”的代表，被人誉为“进步和摩登的典范!”他们是中国许多这类处于统治地位的家庭的象征。 　　终于要离开澳门了。我向“东方的明珠”鞠了最后一躬，登上了开往广州的一艘英国轮船。在船上蹓跶的时候，我进了一间看上去象休息间的房子——其实它不是。在房间的头上，一个中国人坐在锃亮的木凳上，身边摆满了鸦片用具，在房间内壁里面，整齐地摆着抽鸦片用的床。这是英国船上的一个鸦片烟窟，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去，在吞云吐雾的鸦片梦境中度过开往广州的六个小时。坐在鸦片用具旁边的那个中国侍者劝我也去抽一会。 　　“但是，小姐”他劝说道：“只用八角钱，味道可好哪，舒服极了!人人都抽，你为什么不抽呢?” 　　在澳门，葡萄牙国旗迎风飘扬，它曾是过去西方文明的卫士；在我们所乘的船上飘扬着大英帝国国旗，它是今日华南的主宰；而我们正在驶向广州，那里的国民党旗帜是今日东西方腐朽堕落事物的保护人。每一面旗帜都庇护着鸦片贸易，庇护着赌博，庇护着对人的奴役。在东方，人们唯一的选择是：在哪一面旗帜下走向灭亡。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