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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沈阳的妇女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这是沈阳城内的一个夜晚。这里同雄伟的城墙外面国际租界和日本租界里的生活以及中国南方地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似乎有着天壤之别。入夜以后，城墙上的四扇大铁门就关上了，直到第二天清晨五点钟才开放，外界的生活也就感到更加遥远了。沈阳人的思想和行事方式同外界相差足有几十年的距离。 　　这时洁白的月光照在冰冻的大地上，万籁俱寂。只有站在我们大院石墙门外的一个女乞丐的哭叫声不停地哀号着—— 　　“行行好吧!恭喜你们年年发财!” 　　我们这些住在小灰房大院里的人没有给她食物、那女人终于走了。她离去后，院子里唯一的响声就是沿着灰色石墙堆得高高的高粱秸上的干叶子迎风飘动着的声音。 　　我们坐在家里听一个小巧玲珑的中国妇女在讲关于她的丈夫、警察、债务、所谓的“法庭”和张学良等方面的故事。距离我们只有两条街远的张学良家那座坚固的城堡在月光下显得更加高大而威严。你走到跟前，只见那石头砌成的大墙足有二十英尺高，门口站着神情冷漠，穿着灰色制服的卫兵，手持插上刺刀的枪，威风凛凛，使人望而生畏。 　　这个讲故事的女人年纪不算大，乌黑松软的头发梳着一个发髻。她的脸上和那双机灵的黑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奇怪的表情。 　　“她很漂亮，”我对我的中国朋友说道。 　　“不，她不漂亮。”一个学生答道；接着他又若有所思地补充说：“是的，她漂亮，但不是通常的那种美。” 　　或许同一个比她大五十岁的丈夫长期在满洲的生活使她具有一种机灵，忍耐和镇静自若的表情。她安详地坐着，双手放在腿上，娓娓动听地说起她丈夫李欣仁的事。 　　九个月之前，李欣仁的朋友在北面的吉林被捕。在严刑拷问下这个朋友终于承认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同时还供出了她的丈夫也是沈阳的国民党员。然而李欣仁后来却作为一名“共产党”被捕了。他的命运比其他许多无影无踪消失掉的人要好多了。逮捕他时，除了他朋友的口供和他多年从事社会活动，例如山东饥荒时的救济工作等外，没有别的证据。但是“证据”是种新思想，那时满洲的官员谁也不管这一套。 　　为了营救她的丈夫免受严刑折磨和判处死刑，这个有着一张漂亮面孔的小巧玲珑的女人就到处奔走求助于亲朋好友。亲友们凑了一些钱给她拿去贿赂官员和狱卒。但官员的贪婪是个无底洞，他们只得不断地借钱和贿赂。既然现在已实行新的现代法律，他们得借到六百元钱请个律师要求对李欣仁开庭审判。 　　从法律上说是“公开”审判，我就天真地表示我要去参加。但在房间里有人提出令人震惊的抗议： 　　“如果你出庭，我们都会作为共产党而被捕的……审讯都是秘密的……他们会问你对这方面有什么兴趣，你是从哪里听到的等等问题。” 　　李欣仁的妻子就起身离去了，斯文地鞠了个躬，说声“再见”，但从她的脸上表情可以看出她在思想上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她一走，房间里又寂静了，只有我们院子里的高粱叶子迎风飘动的声音。 　　我的女主人是一个矮小的旧式中国妇女，上身穿一件短袄，下面是裤子。她身体很虚弱，是由于生养子女过多而造成的，一共生了十二个，其中六个都夭折了。看见丈夫走进房里来，她总是起身让坐。她不认识字也从未出过远门。她有一双明亮聪明的眼睛，会一连几小时坐在那里问起其他国家妇女的情况。 　　问题很有见地，正如任何聪明的妇女都会提出的一些问题。每当我感到她的问题有些奇怪时，她总是叹气或沉思不语。西方的妇女是很幸运的，她说，她们可以自食其力，只有自己想要时才生孩子。她对她本国南方的现代妇女也一无所知。她怎么会知道呢?当她十五岁时就离开吉林省，嫁给了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男人。岁月流逝，苦难无边，吉林处于边远地区，她的生活只是生儿育女，埋葬死去的孩子。 　　现在她已经人老珠黄，身体衰弱，她的丈夫准备要买一个十六岁的歌女，弄回家来当妾。我那小个子女主人不敢反对，但她的大儿子是一个穿着蓝布长衫的现代学生，他表示反对。他对父亲说，只要他把小老婆带回家来，他就出走再也不回家了。 　　“你是我的儿子……要象个做儿子的样子!”他的父亲对他吆喝道。 　　但那儿子是个有头脑的人，不肯盲目听从父命，于是一个星期前他父亲给了他几个耳光。有人说中国的儿子热爱父亲，但我见到的儿子并非如此。我从未见过一个男人的眼睛里充满着象我女主人的大儿子眼里的那种仇恨。在客人面前他很少说话，但当他的目光投向他父亲时，那眼神就很说明问题了。父子之间的摩擦层出不穷。 　　“在过去”那当父亲的对我吹嘘说，“公婆吃饭的时候，儿媳妇得站在一边侍候。” 　　那儿子插话道：“就因为这个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闭嘴，你这个蠢货!”那父亲吆喝着。 　　但那儿子并没有闭上嘴，那父亲也不敢把第二个老婆带回家来!因为那是许多地方都在发生叛乱的年月。中国当儿子的似乎一向都是这样叛逆成性，否则为什么有必要发明出那些严格的尊敬长辈的规矩呢? 　　一个穿着蓝布制服，留着男孩一样短发的年轻女教师坐着同我说话。她是一个美国留学生。我们曾经设法要去了解沈阳女牢里的情况。那监狱长对这个年轻女子说： 　　“告诉那个外国女人，监狱长病了。没有他的许可，什么事也办不成。”然后他又对她悄悄说，“她不能参观这个监狱。里面不干净，让一个外国记者来看不合适。” 　　这个教员则可以参观，因为她是中国人，同时还是女青年会的一个成员。 　　她告诉我满洲的妇女仍处于半奴隶的地位。男人仍然可有许多妻室。妇女无权安排她们自己的生活。离婚这种想法的本身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男人可以“休掉”妻子，或者纳妾，大老婆也不得反对。她还要强颜欢笑同新人友好相处。 　　“这里的女犯人都犯了什么罪?”我问道。 　　“谋杀，”她答道。“大多数是谋杀案。” 　　“谋杀!为什么……谋杀谁……?” 　　“她们的丈夫，”她回答道。 　　有些妇女逆来顺受，有些则不这样。我见到过一个被人认为是个逆来顺受的女人。她的形容憔悴，缠着一双小脚走从山东逃荒来这里以求乞为生。她步履蹒跚地迈着那双小脚走在天寒地冻的街面上，不小心滑倒在地上，正好倒在街中心。一小口袋馒头撒了一地。 　　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看到这个场面，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一帮忙。大伙反而起哄地笑了，站在街角的那个警察看着这般情景也跟着笑了起来。三个年轻的公子哥儿，穿着缎子面的长袍黑马褂，头带缎子的小黑帽也挤进人群一起哄堂大笑。 　　那农村妇女倒在街上一动也不动。但她用双手撑起身子环顾周围这人群，那目光就好象一位将军在巡视战场一样。然后她开始破口大骂，骂那围观的人群，骂他们的祖宗十八代，骂他们的徒子徒孙。她这一破口大骂，笑声停止了，就好象受到一股西伯利亚寒流的袭击，人们开始匆匆离去，有的甚至惊愕得不知所措。人群散了，那农村妇女还在不停地咒骂。新走过来的人看到她坐在街上不禁失笑，她就朝着他们破口大骂，笑声哑然止住，人们赶紧匆匆跑开。 　　过了一会，她极力挣扎着站了起来，一个始终站在一旁照顾她的男孩拣起撒在地上的馒头，两个人摇摇晃晃地消失在远处街头那边。 　　街上都是男人，很少看见女人。偶然汽车里或人力车上坐有穿着考究的女人从街上穿梭而过。有时也有三三两两剪着短发，双手插在裤兜里的摩登姑娘招摇过市，从那自由自在的神态，自信而又骄傲的气派，一眼就可看出她们都是学生。 　　有一次，一个穿着一身蓝布制服的女学生同一个年纪大的妇女一起上了电车。显然她俩是母女，两人相差几十岁。那母亲缠着小脚，留着长发，脑后梳着一个发髻。那女儿长得象中国北方男子一样高大强壮，剪着短发，一双天足，脸上充满着机智。 　　电车上坐满着男人，没有一个空位。那姑娘一手抓住上面的木头吊环，另一只手扶着她的老母亲。电车里五十来个人中只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让座给那老太太。从穿着看，他显然是个学生。那老太太又惊又喜，连声道谢。其他男乘客则以藐视的目光看着那个学生，笑他没有一点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他和那高大的姑娘都用一种蔑视的眼光回敬他们。在五十个人中只有他们两个有新派的思想。这个比例在中国南方是太低了，但在满洲却是很高了。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