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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卅示威游行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五卅”之前一星期，上海的学生和工人组织已在准备纪念一九二五年南京路上大屠杀的纪念活动。那是国际租界里的英国警察对中国人的一次大屠杀。 　　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这两年上海各地曾举行过有五万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中国人民要求英国人向受害者赔偿损失——其条件如一名英国人在中国被杀后提出的要求相同——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此外，今年一个曾在印度当过统治者的英国人当上了南京政府的首席政治顾问；同时蒋介石要在南京接见英国公使及其随员以及其他外国代表。这批英国驻华人员是来出席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葬礼，但上海仍然是一块英国的殖民地。“五卅”即将来临了，英国的这些举动丝毫没有改善群众的情绪。 　　然后在五月十九日一个名叫张绪良的中国卖挑水的人在上海被一名英国士兵杀害。那天一名英国士兵把一个中国小男孩拉进沪西的一个英国军营里，企图加以凌辱。这孩子仓皇逃脱，跑到大街上惊呼救命。他的父亲，一个贫苦的向附近商店以卖水为生的人，上前援救，双方在殴斗中这个父亲被那英国士兵杀害了。中国的报刊发表了事情的原委；外国报界则把这一事件说成是一个中国小孩想从一个外国士兵那里“偷鞋”而引起的一场“争吵”。上海的一家外国周刊把外国人的报道称之为“卑鄙无耻之极。” 　　南京政府同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下令在五月三十日不准举行群众集会或游行，也禁止罢工。上海的中国人宪兵司令奉命贯彻这项命令；同时控制上海国际租界和法国租界的外国人也发表了类似命令。中外政府当局制定了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以镇压人民群众的示威遊行。 　　然而在“五卅”之前一星期，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同时在工厂门前，邮局和大学里举行了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提出了以下要求：取消治外法权，将法租界和国际租界归还中国；推翻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控制；打倒帝国主义代理人——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对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被害家属给以赔偿。 　　面对这些要求、外国人办的报刊掀起了一阵愤怒的嚎叫，同时上海的警察和海军陆战队也动员起来准备采取行动，在外国人地区和中国市区之间设置路障，街上拉起了铁丝网。 　　“五卅”那一天清早，我同一位中国朋友乘坐一辆出租汽车沿着国际租界的中国街道疾驶而过。《申报》馆的玻璃窗给打碎了，国民党官方的《民国日报》已被封闭，全体印刷工人举行了罢工。在《民国日报》被打碎的玻璃窗上挂着一张用中文写的布告： 　　“查国民党出版的《民国日报》勾结帝国主义，为反动派和卖国贼作宣传。它把枪口对准人民，发表了许多反动文章……罪行累累。该报背离了新闻报刊的根本宗旨，罪责难逃。上海的革命群众已经将它封闭以警效尤。望各阶级兄弟察鉴”。 　　我们往前开到街角处被一大群人挡住了去路。那条又长又宽的大街和两层楼的中国商店和住房的十字路口交界处，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多数人头上没有带帽，身穿长衫，偶然也有一两个穿着西服的人，大街上人声沸腾。开过来一辆公共汽车，响起了一片喊叫声，听上去很奇特。不远处有人在散发传单，突然间满街伸出千百双手争先恐后地去抢传单。街上又传来愤怒的吼声—— 　　“罢工!打倒帝国主义!” 　　我的中国朋友喊道：“快，你赶快离开……这里可能会开枪打起来，这是“五卅”示威遊行的队伍。” 　　相反，我跳下出租汽车走到大街上，这时我只是独自一人了，因为我的朋友已坐着汽车逃跑了。 　　从街上又驶过来一辆公共汽车。 　　“罢工!”喊声又起，我只见一群学生和工人愤怒地走向那辆汽车，赤手空拳打碎了车窗的玻璃。他们用肩顶起汽车想把它推翻。一名中国警察奔向这群人，用棍子朝他们的背上乱打。他们一哄而散，跑到大队人群中不见了，那辆汽车可悲地停在那里动弹不得。 　　远处街那头喊叫声又起，又是满天飞舞的传单。周围的人都往那方向跑去，我也跟着他们跑过去。从我身边飞奔过去的三个学生欢庆雀跃地大声喊叫着“打倒帝国主义走狗!”一个工人跳到一家商店的柜台上拿着一大把传单撒向空中，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然后又混入人群里去。一名人力车夫拉着满满一车传单跑在人群中，人们一面跑一面抓把传单往天空中撒，满街都是传单和口号声。 　　我来到福建路和汉口路的交界处。在交界处和街角上都挤满了人群。在交界处中间的空地上站着一个英国武装警官，手里拿着一根大棒。他一圈圈地转游着，目光对着群众，身子猫着腰，好象随时准备扑向人群。这场面使我联想起凶猛好斗的野兽。 　　每个街角上都有人在喊口号，街上又飞舞起传单。那警官就象一头发怒的公牛，东南西北来回转着，哪怕能抓住一个喊口号或撒传单的也好。但他无论转向哪边，无论从商店里或大街的阳台上，只见万头攒动的人群，抓不到一个人。 　　过了一会，从那边街中心走过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工人，故意愤怒地喊着——“打倒英国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那警官象一头野兽一样向他猛扑过去，但人群迅速围了上来，那工人钻到人群中不见了。那警官怒不可遏地叫骂着，但中国人群只是站着看他那一会儿奔向这边，一会儿奔向那边的歇斯底里疯狂劲。离我不远的一个店员不禁失声大笑。那警官听见后就冲向他去，把他从柜台里拉了出来，用棍子敲他的头。店里连忙跑出人来把他给救走了。 　　口号声此起彼落，气得那警官象一头红了眼的公牛，怒气冲冲地用他那根棍子朝着四面八方的群众挥舞。他从街心广场疯狂地追赶一个人，一直追到街那头，那个人钻进了人群不见了，警官只好满腔怒火地往回走，气得他碰到什么人就想拿起棍子狠揍一通。 　　他跑着追赶人时，我发现他不只是一个为了驱散群众的警官，他还流露出一种残暴的种族仇恨。谁也没有威胁他，但他象一头野兽般地追逐人群，不停地吹着他那个警官的哨子。凡是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他都要打。但每当他要动手打时，人群就围拢过来把人给救走了。他象个疯子一样想用他那根棍子把这汪洋大海般的人群赶回去。 　　两名中国警察也跑到这块空地上来，帮助对付群众，但却有点半心半意。其中一个伸手抓住一个学生让他站到街中心。这个学生的年龄大约有十八岁，清瘦的身材穿着一件廉价的灰布长衫。头上没有带帽，脸长得很俊。他没有抗拒就走过去了，站在那里等那个英国警官过来。这个白人警官赶到后，不由分说举起他的棍子就朝那孩子的头正中猛击一棍。那孩子立即晕倒在那中国警察的身上了，警察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看着他发呆。 　　那警官又挥舞着棍子不分清红皂白地往人群的头上打。看到人变成野兽的这股疯狂劲，我慌忙跑开了。街上血流满地。我背靠着墙站在那里看，这时那警官朝我的方向飞奔过来，一个大约只有十岁的中国孩子站在我的面前，他转身象一条虫那样躲到我身后，害怕得浑身直发抖。 　　那警官在我面前停住了。他满头大汗，眼睛里充满着血丝。 　　“你是谁?”他象一头野兽那样朝我吼叫。 　　“新闻记者。” 　　“你要我帮忙吗?”他问道。 　　但当他在问我时，看到我身边有个学生。他就举起棍子狠狠地打去。那学生两腿一发软，一头栽倒在他身上，鲜血直往外流。有个人弯下身去把那学生拖回倒人群里去。 　　然后从街那头过来一队锡克族骑警。马队在人行道上奔跑，把人们驱赶到商店里去。惊恐万状的店员砰砰啪啪纷纷推上门板。我离开了墙把我身后的那个孩子往商店里推。那孩子从我的腰间往外看，锡克骑警过去了。 　　马队过后一个外国人来到这时已经空荡荡的大街中心。他穿着一身白色的服装，悠闲自在地吸着雪茄烟。一只手挥舞着手杖，另只手插在口袋里——他是带枪的。他在街中心一群英国警官身旁停下。他用傲慢的目光扫视空荡荡的街道和附近的商店，店里挤着几千名中国人。他们默默地注视着这些英国人。很清楚究竟是谁在主宰今日的上海。那外国人沿着空旷的大街逍遥自在地走过来，这时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在街上走路。他突然停住步，看到我在一家中国人的商店里，十分惊讶。 　　“你要我帮忙吗?”他在街中心喊道。我回答说：“不用。”“你不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吗?”他高声说道。“这些中国人在打外国人!” 　　那个疯子一般的警官抓着一个工人的脖子走了过来。他在我和那个外国人之间停下来恶狠狠地朝着我说：“我看你是个共产党——对吗?你干吗在这儿——还带着一架照相机?” 　　他站在那里骂我，又过来另一名英国警官。“你在这儿干什么?”他问道。“我是个记者。”“你会遇到危险——中国人在打外国人!” 　　我们默默地互相打量着。我感到身后的那个孩子不再探头往外看了，紧紧地躲在后面。我知道那英国警官在考虑是不是要把我抓起来。 　　“这里还有个记者。”他用大拇指指着站在街中心的那个外国人。“你最好离开这里，同他一起走，如果你珍惜你的生命的话。” 　　“不，”我回答道，仍然站在那里不动。 　　他转过身去同街上的其他几个警官商量，中国人开始从商店里走出来，沿着街道朝四面八方散开。因为我不象个帝国主义者的样子可能会被逮捕，也就悄悄地从商店里出来沿着大街走开了。那孩子跑在我的前面，过了两个街区一转弯就沿着一条小巷奔跑逃生了。 　　来到南京路，只见满街都是传单，大楼旁边也撒满了传单。周围站着一群群的英国警察。一辆满载着武装人员的卡车疾驰而过，车上是穿着英国制服的白俄。所有商店都大门紧闭，神色紧张的中国人默默地站在那里观望。两个穿着破衣服的人力车夫拉着两名英国警官从街上走过。从旁边街上走过来六个人，他们弯着腰低着头，嘴里哼唷哼唷地喊着，象一群牛马般拉着一辆沉重的货车。从空荡的街中心过来一辆人力车，那个拉车的还是个不到十四岁的小孩子，车里坐着一个年轻漂亮，打扮时髦，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的外国姑娘，头上打着一顶精美的绿色阳伞。 　　整整一天我都奔跑在国际租界的华人区和租界外的华人市区。墙壁上，电线杆上和高楼大厦上到处都张贴着标语口号。我能认出“工人”，“学生”，“群众”，“英国佬”，“帝国主义”和“罢工”等等中国字。满街都是传单和斗争的口号。我看到所有的人弯下腰去拣起传单往口袋一装就匆忙离去。人们成群结队地站在街头纷纷议论。 　　我出去察看那个被害的卖水人的灵柩，门口英国卫兵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后来我又到城外看“五卅”烈士之墓。我在华人市区里转游着，来到了国民党党部所在地，就走了进去。两个年轻英俊，穿着西装的中国先生接见了我。下面是我们之间的对话。 　　“你们看到街上的示威游行和殴打的场面了吗?” 　　“没有。本党反对任何示威游行。” 　　“为什么?” 　　“因为共产党散发传单搞宣传。” 　　“你们害怕这种宣传吗?” 　　“有危险性。” 　　“为什么?” 　　“他们的宣传蛊惑人心!” 　　然后我说：“我看到外国警察用棍子打你们中国人的脑袋。” 　　“他们都是共产党，”那两位先生回答道。 　　“你们为什么不纪念这个日子?”我又问道。 　　“我们纪念——今天早晨我们还在这里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呢。” 　　我感到挺有意思，就问道：“有很多人参加吗?” 　　“是的，很多，”他们回答说。 　　“有多少?” 　　“有一百多人。” 　　我没有听明白。“一百?你是说十万人吧?” 　　“不，”他们答道。“一百人。” 　　我只怕自己听错了，反复地问这个问题，但他们的回答前后都相同。 　　为了打破沉默，我问道：“请告诉我有关那个卖水的中国老头的事——他是怎样被杀害的?”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笑了。然后其中一个说道：“我们要求英国人给他的家属一些赔偿，并要求他们从上海撒出他们的士兵。” 　　“你认为他们会撤兵吗?”我问道。他没有回答，只是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地板。 　　我回家时已经很晚了。各晚报登载了白天所发生事件的有关新闻：好几辆汽车被砸了；政府的报馆被砸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因为罢课大学关门了；大约有五十名学生和工人被抓到临时法庭受审。一名学生严重受伤，他的头部被打破。警察指控那个学生先打的他，他是在被迫还击时打了他!五名外国人也出庭了，衣着整齐，没有受伤，但却说他们被中国人打了；有一个说他的手臂上给重重地打了一拳。各报都用通栏大标题写着——“外国人在街上横遭暴徒袭击。”另些报道则说医院里住进许多受伤的中国人。 　　我接着看在“五卅”这个历史性日子里对外国人会感到十分有趣的新闻：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外国驻华外交人员并祝各国首脑政躬康泰；孙中山的家属一直为这位已故领袖守灵，蒋介石夫人身穿考究的绸缎衣服，但孙中山夫人只穿着黑布衣服，黑色袜子；她的丈夫安葬完毕，在南京她一天都不愿多呆。 　　我继续翻阅着报纸。那份英国大报带头的社论是讨论学习中文是否会削弱外国人的思维能力。惯常的跑狗比赛将于晚间九时如期举行，外国人和中国有钱人的许多狗将前往参加比赛。一个年老的中国苦力自杀——死因不详。挪威王子和他的新娘收到大批珍贵礼品。南京政府的一名高级军官在上海马路上被击毙——原因不明。国际饭店的茶座舞会照常举行。一名十二岁的中国男孩企图率领一家英国工厂里的童工伙伴举行罢工，但他的“煽动性”活动因遭到解雇而被粉碎了。今年夏季的新式女时装将是长线条的，可以勾划出一个美人的苗条身段，如果用柔软的丝绸作衣料尤为理想。身体肥胖的女士们每天花十五分钟坐在地板上，双手抱着膝盖，然后以这种姿式来回运动就可以减去不必要的脂肪以保持体态苗条。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