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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五年中的变化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他们五个是朋友。朋友这两个字的意义在中国要比在其他国家里更有份量。在中国，个人之间的友谊是仅次于家庭关系的一种联结力量。这五个朋友就象一只手上的五个手指头。 　　在北京大学的五年里，他们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他们又是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战友。作为共产党人，他们可能会否认他们的友谊里会有中国封建色彩的那种效忠个人的因素。他们会强调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从他们母亲的乳汁里就把古老中华的那些东西灌注到血液里去了。 　　从儿童时代起，他们在民间故事和民歌民谣里听到的那种朋友之间生死与共的忠诚，就象听到树林里的风那样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被接受了。这种古老的效忠个人观念从过去的封建时代一直流传到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在革命运动中人们之间有着这种友谊就会显得坚强无比。这五个朋友之间的友谊就是如此。 　　这五个朋友中，有一个名叫王一平，是河北一个富裕农民的儿子。他是一个形容憔悴的瘦高个，头发长的象马鬃似的，也不梳，更不上油，从来不带帽子。作为一名学生和出身于受人尊敬的阶级，他穿着一件长衫，走路时就象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子。他的胳膊太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的那双手和脚都长的太大，没有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上的那种斯文气派。他的家庭想把他培养成斯文之辈也是徒劳。只有多年后，他病魔缠身，给折磨得气息奄奄时才开始象外国人有时称之为“高等华人”的那个样子。 　　他的家庭未能把他培养成一个绅士，也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听话的儿子，同时指望他日后能成为学者名流或升官发财的梦想也落了空。他进入大学后，北方发生了连年不断的饥荒，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军阀官僚都向土地征收多种新税，剥削人民的手段更残忍了。 　　王一平家的土地也因此急剧减少，从二百亩减到五十亩，原先要由十几户佃户耕种，现在只需他的父亲和两个叔伯耕种就行了。使他们更担心的是，王一平拒绝同父母为他挑选的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结婚，也不愿以经商盈利为业。最使他们不知所措的，是他对父母说他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去。他们那些新名词，什么“中华”，“民族”，“群众”，还有什么“自由恋爱”——这指的是他有权选择自己的妻子，等等，传到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就好象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敌人投来的炸弹。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类胡言乱语。 　　但是王一平曾经学过历史，而中国的历史是充满炸药味的，尤其象王一平这样经历过一九二六年以前那些岁月的人更是如此。中国的工农曾遭受外国人的屠杀，也发生过使外国人陷于瘫痪的总罢工，也有过对毫无设防的中国城市的狂轰乱炸和迫使中国人民遭受无穷尽耻辱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俄国革命的解放信息也在中国传播开了，人们要求在压迫和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王一平曾学习过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现在他决心要把学到的这些知识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中去。 　　第二个朋友是高新田，也是象王一平一样是个学历史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北方人。他是地主的儿子，出身于乡绅之家。他的个子不象王那样高，头发上擦了油，梳得平平整整的，白皙的皮肤，穿着一身很合体的长衫，带着一副象美国人那样的角边眼镜。他的朋友从来不戴帽子，高新田则总是带着一顶外国帽——夏天是草帽，冬天是毡帽。 　　王沉默寡言，态度强硬，但高动不动就要掉眼泪。当听说中国受到新的屈辱和新的屠杀时，他会愤怒得浑身发抖，泪流满面。在北京的抗议示威游行中，他常常满腔怒火，浑身发抖讲不出一句话来。但一旦警察朝着游行人群开枪时，他也同大伙一样想要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高新田在生活上从来没有受过穷，但一直到他毕业，他都是同朋友们分享他所有的一切。他在反对同一个他从来未见过面的姑娘结婚的家庭斗争中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这种斗争使他经常要回家去，但如果他不是个独生子，事情也不可能这样顺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终他同自己看中的一个女同学在北京结婚并且写信告诉家里，说她很快就有孩子了。这是真的。这个姑娘身材高高且长得很漂亮。她认为爱情就是生命。为了顺从高新田的意愿，在没有得到双方家庭同意的情况下，她就同高结婚了。她怀孕后不得不辍学，但她每天都坚持几小时的学习，高和他的四个朋友都是她的老师。她是个聪明的姑娘，但当她心满意足地看着她的丈夫时，显然，丈夫对她来说就是革命的化身。 　　当最后一个学期将近结束时，高新田把妻子送回老家去。她在那里生下一个儿子。几个星期后，他回到仍然充满着流言蜚语的老家，直截了当地对家里说：“现在有个孩子可以替代我了，我要出走了，你们的媳妇也跟我一起走。你们很有钱，也有充裕的时间去抚养孩子。我们一无所有。” 　　添了个孙子全家都很高兴，但一个做儿子的居然有这种态度和行为真使家里人又恼又气。但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那身体虚弱，脸色苍白的媳妇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激动得全身发抖，但当她听到丈夫说了那样一番话，再看看他那充满激情的黑眼睛，她就坚决地把孩子放到婆婆的怀里，跟丈夫出走了。 　　五个朋友中的第三个叫胡成春，是一个身高六英尺的大高个，但却生性腼腆。他那开朗的脸一看就是一个诚实的人，说话和行动慢慢吞吞的。他出身山东一个很穷苦的农家，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们全家的人都在一场饥荒中死去了。有人就把他放在传教士家门口的台阶上，他是在基督教的孤儿院里长大的。 　　反对满清的第一次革命后两年，他成为一个国民党员，并参加了反对复活帝制的运动。五年以后他在一次文学比赛中得到一笔奖学金使他得以到北京来学习。现在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已经年满三十了。 　　胡深受朋友的爱戴。对高来说，他就是北方诚实、勤劳农民的化身。他对女人很腼腆，还没有结过婚。有时高的妻子就故意逗他。 　　“你为什么不找个心爱的人?”她会这样问他“我替你介绍一个朋友吧?”他会象个姑娘那样涨红了脸，总是回答说“我?我要姑娘干吗用?象我这样一个大老粗，碰一下他们的胳膊就会给碰断的。哪个姑娘愿意结识一个随时都会把她留下当寡妇的人?” 　　根据党的指示胡成春同他的两个朋友高新田和王一平将一起奔赴广州这个南方的革命中心去参加北伐战争。 　　钟华山，这第四个朋友来自南方的江西省。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排行第三，中等身材，长的瘦猴一样，生性聪明，有点神经过敏而且爱挑剔。他的两个哥哥，一个是小商贩，另一个以务农为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才凑够了钱让他上的学。正因为他在经济上有困难，高新田才计划将五个朋友的钱凑到一起大家平分享用。 　　钟华山在十六岁时就同一个缠着脚的旧式妇女结了婚，她把丈夫看成菩萨一样，日夜供奉侍候。她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他在江西的老家。钟同他的朋友一样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也想同他们一道去广州，但他知道他的革命任务是在江西，他现在准备回到家乡去找一个工作或谋个一官半职。江西是在封建军阀的手中，但他将要在那里为北伐革命军取得胜利奠定基础。江西是他的故乡。他的口音同当地人一样，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了解农民群众和手工艺人的需要和问题。 　　他很少提起那个旧式的妻子，只说她是个良家女子，说她无知是真的，但对他始终忠实如一。 　　身边有个摩登的女同志也许会更有意思，但他不是一个喜欢罗曼蒂克爱情的人。毕竟象他妻子这样的女人，是革命需要塑造的典型材料。他将带她一起去参加斗争。 　　五个朋友中的最后一个叫张敏生，出身子上海一个穷苦的知识分子家庭。外表上他是一个典型的学生，穿着一件蓝布长大褂，平底布鞋，带着眼镜和外国帽。但他不仅是一名学生。在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和远东殖民地的反动中心，他一直是个为工人开办夜校的组织者和教员；同时他也是工会的组织者之一。 　　成千上万的工人为反对残酷奴役的斗争也使他卷入了斗争的旋涡。他的民族觉醒又促使他形成深刻的阶级觉悟。中国在外国列强手中遭受到的每种耻辱，首先总是落在工人的头上，每次民族和劳工的斗争都使他受到直接的教育，而他那四位朋友就没有这种亲身感受。他已从泛泛地谈论社会主义进而去直接组织共产主义。在北京时他曾学过俄文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凡是能够找到的他都如饥似渴地去阅读。在他同钟华山和王一平台住的那间房子的一角，堆满了英文、俄文和中文的书刊。 　　张敏生现在以一个党和劳工组织者的身份回到上海。正如钟华山要到江西去帮助准备迎接来年的革命军一样，张也是以同样的目的来到上海。钟是回到敌人的营垒里去，张则回到双重敌人的营垒里——上海的中国军阀傀儡统治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用砲舰保护着他们自己及其傀儡，并使上海的千千万万工人遭受残酷的奴役。 　　这五个朋友同时在大学里毕业，乘同一条轮船来到上海。他们在上海分别时，十只手紧紧地捏成一个拳头，高新田的妻子用她那双白皙的纤手不好意思地放在拳头的上面。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高的眼睛里闪烁着无法形容的激情之泪。 　　那位山东农民胡成春说：“五年后中国和我们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们是站在革命的十字路口。让我们五年以后再相见——五年后的六月。到那时再看看我们的命运如何。” 　　对此他们都相约再聚。 　　五年过去了。下面就是这五个朋友的变化。 　　去广州的那三个人，王一平，北方一个富裕农民的儿子，高新田，地主的儿子和胡成春，那个山东的农民，都在他们到达的当月就参加了革命军，并跟随革命军进军到了长江沿岸的武汉，这里曾一度是国民革命政府(至少是这样称呼)的所在地。 　　王一平成为国民党农民部的一个成员，当时国共两党曾一度合作共事。 　　高新田带着他的妻子两人形影不离，留在革命军某师的一个政治部里工作。他的工作之一是组织每周一次的军人大会讨论有关军队和革命的各种问题。在这种大会上普通士兵也享有同军官一样的权利，每次会上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阶级冲突。 　　士兵们要求北伐军提出的革命口号应当变成现实，他们要求公布各种经费开支的帐目；责问为什么军官不发给他们军饷；为什么当官的用他们的钱拿去做投机生意；为什么尅扣军需费用。封建军阀声称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革命军队是要为新的主义而斗争。当官的不得不公开回答这类问题乃至指责。他们一再被迫屈服也只好忍气吞声。政治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恨的东西。共产主义!他们在自己人圈子里慷慨激昂地说，军队里，农民和工人中都有共产党! 　　高新田曾对他当时的工作说过：“政治部是普通士兵的父母”。在中国的历史上，士兵从未有过权。土兵不过是军官的走卒和工具，施在土地上的肥料。革命将赋予他们以人权，这就是他们如此英勇战斗的原因。 　　那个山东农民胡成春在进军到武汉之前一直留在军队里。然后他被党派列北方的几个省份去组织农民以迎接革命军进一步向北进伐。他是共产党内最早的农民组织者之一。当反革命开始时，他回到武汉接受指示，但他被派回北方去组织公开的社会革命。不能再让国民党利用共产党的口号去获取群众的支持。因此胡成春又回到了北方，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同他的朋友失去了联系。 　　这五个朋友克服了种种困难才保持着他们个人之间的联系。王一平只收到在江西西北部发出的一封来信。钟华山在这封信里只说他还活着，在从事他们的工作。反革命开始后，南方各省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屠杀，钟华山的名字在国民党的新闻报道中曾被报道过两次，把他称作为“赤匪”的头头。此后他就无声无息了。他似乎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他知道王一平和高新田的家庭地址，但一个字也没有给他们写过。 　　王一平收到过张敏生从上海寄出的一封信。那是一封小心谨慎，没有留下半点痕迹的信，但从中足以使他知道这位朋友在做些什么事。反革命开始后，王和高逃到上海，他们经过一番查访终于找到了张敏生。张那间只有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的小房子就成为他们暂时的栖身之处。此后这间简陋的小房就成为他们的一个中心；他们从这里奔往遥远的外地，又从外地回到了这里。张敏生已经结婚。他的妻子是一个长有一双大黑眼睛的姑娘。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总是坐在门口负责送往迎来。 　　张敏生把一九二七年四月开始的对上海工人大屠杀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的朋友。当革命军快到来时，工人们起来了，并用他们仅有的少数武器把旧军阀赶出了上海，南军到达上海时，他们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在革命工人的手里了，还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但南军不但害怕和痛恨农民，也害怕和痛恨工人，痛恨军队里的新思想。军官们提出工人应解除武装，重新回到工厂里去当牛当马。上海的银行家和黑社会的帮会头目以及外国人都支持军官们提出的这个要求，他们都要求将工人赶回他们原来的地方。但工人们已经得到新的权力，他们对今后的工作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 　　反动派于是就向工人开火了。这股反动势力是帮会分子、外国警察的密探，还有对军官俯首帖耳的那部分军队的大联合。大约有五千名装备很差的工人被屠杀了，工会被粉碎。工人们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他们刚获得的那些权利又被剥夺了，重新被赶回到他们原先的可悲处境。 　　张敏生站在工人队伍的一边。这时所有革命工作都是秘密的，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现在也不动摇。 　　王一平，高新田离开上海去广州。几个月后，广州公社被粉碎，他们又回到张敏生的那间小屋里来。但现在王一平身体消瘦，脸色苍白，行动缓慢而吃力。他肩上的伤口愈合得很慢，经常不停地干咳着。随着病情的加重，他参加公开场合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只是留在房间里不停地写着。时间一周又一周地过去，他的工作能力却在逐渐衰退。他常常躺在硬板床上睁着那双干瘪而发亮的眼睛，有时也想到干燥的高山去养病，但他从来没有说出口过。在中国象他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还有几十万人被关在监狱里，都是这样慢慢地等着死亡。他的党没有钱送它的党员去山上休养。他的生命只有这样慢慢地消逝。 　　这五个朋友在北京分手后的第四年，张敏生被党派去汉口。汉口党的执行委员会全部人员先后两次被捕惨遭杀害。所以党员都受到严刑拷打，然后被砍头示众。汉口的街头响起来了国际歌的声音和男男女女走向刑场时的口号声。只有那些舌头被割掉的人才是无声地走向刑场。这些嘴里流着鲜血的人在刺刀的驱赶下走过大街，然后被踢倒在地砍头处决。 　　张敏生被派到这个恐怖的城市去帮助建立党的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以挽救革命。但不到一个星期，他就被捕了。一个从前同他一起在国民党里工作过的人把他出卖了。他被带到军事司令部，先是以金钱和官位利诱，遭到抗拒后，就被捆绑起来，用细竹条抽打，竹条在空中呼呼作响，打得他全身都是斑斑血痕，死去活来。苏醒过来后，还问他是不是“够受用了”，又迫使他供出他的同志。遭他拒绝后，密探又把他按倒在地，往他鼻子里灌尿，还用这种脏水往他身上泼。但他仍然不肯出卖同志，于是就被拖到街上去，在刺刀和枪托的驱赶下，推到街上被杀害了。他的头颅落地，滚到离他的身体好远的地方。当兵的拣起了那个头，恶作剧地把它放在尸体生殖器的部位，发出阵阵狂笑。 　　他的尸体同其他一些尸体一起放在街上好几天——这是对工人的警告，说不定他们可能也会碰上这样的命运。外国报纸不满了，倒不是针对杀人的这件事本身。他们抱怨是因为外国的女士们在去跑马场的路上常常要经过这些尸体，感到惊恐。外国人提出杀人的地方应当离市中心远一些，或者砍头后就把尸体拉走。 　　王一平和高新田新得知他们朋友的命运后，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来。高早都不哭泣了。张敏生的妻子彻夜不眠，木然地坐在那里两眼发愣地凝视着远方。白天王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不说一句话，夜里他穿着布鞋心神不安地在房子里走着。谁也睡不着。黑夜里，这房子似乎也在倾听，观察，充满着痛苦。 　　第四个年头还没有过去，天津报纸上发表的被捕共产党员的名单中有胡成春这个名字。他被在北大时认识的一个国民党左派认出后给出卖了。否认他的姓名和身份都是无济于事了。他也没有否认。他为捍卫自己的信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于是很快就被拉出法庭。 　　他被关在一个小铁笼里，既不能躺下也能坐直。三个月中他象动物那样蜷曲着，大小便都在里面，吃的东西是从铁栅栏递进去的。他的身体消瘦了，蓬头垢面，眼睛象是一头被折磨过的野兽。国民党逮捕他的人决心要看看他的信仰能坚持多久。 　　当王一平和高新田得知胡成春被捕后，就开始为营救他而四处奔波。王从病床上起来，把桌子上的毛笔搁在一边不再写东西了。这两位朋友设法通过中国社会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封建关系去营救他们的同志。他们日以继夜地去寻找同北方的军阀官僚有个人交情的朋友，向他们作长时间的反复解释、辩护、请求。王精疲力尽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求人说情。这两个朋友把什么都典当光后，又到处借贷。他们要有一千元钱就能买通天津的监狱长——但他们没有一千元钱。他们的党也没有钱。有成上万象胡成春这样的人被关在监狱里。 　　第五年快完时，有关胡成春的消息传出来了。在天津监狱的大院里有一根水泥柱子——一个绞刑架。胡成春被吊在这根柱子上先是用鞭子一顿毒打然后被处以绞刑。 　　高新田和他的妻子不愿把消息告诉王一平。这消息可能会加速他的死亡。但如果不告诉他，他每天都会从病床上挣扎起来为营救他如此心爱的朋友而作新的努力。王听完这噩耗，然后挣扎着想从床上爬起来，还没有站稳脚，就口吐鲜血，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半夜里他苏醒过来几分钟。他那些朋友的面孔就象迎风燃烧着的火焰在他眼前摇曳不定，忽隐忽现。高新田就劝慰他：“休息吧，一平。医生说你的病没有那末严重。再过几个月你就会好了。” 　　王一平用缓慢而颤抖的声音回答道：“他们不怕……严刑拷打。我们为什么要怕……死呢。” 　　高新田紧紧抓住王一平那双骨瘦如柴的手。那修长洁白的手一再按着他的手，好象是在示意，然后静静地停住不动了。王一平就这样悄悄地秘密死去了，好象最后的这一行动也要避免引起在街上巡逻、监视、偷听着的密探。 　　第五年结束了，第六年开始了。高新田和他的妻子同张敏生的妻子无声无息地住在那间小屋里。他们的行动要尽量不引人注目，进进出出都得先用目光朝街上扫视一番。赣南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消息传到了上海。那天是十一月七日。有六百多名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出席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一天晚上，这三个人在一起埋头阅读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的一个报告。他们如饥似渴地默默读着，时而兴奋，时而感叹一番。高新田的妻子突然喊了一句“华山!”她的手指着报告中的一个人名。看，在这儿!钟华山是赣西北苏区的一名代表!三个人长时间地看着那名字，好象看着早已遗忘了的一个人的面孔。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这个名字使他们想起那已不在人世的三个人。 　　五年就这样过去了。第六年也快结束。幸存的这两个朋友的未来命运是凶是吉也还难以预测。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