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全文图书 > 史沫特莱文集（4）

二十九、攻克上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在赣南，上埠这个名字对当地百万农民来说简直就是个恶魔。不错，在江西省其他地方和其他省也有这种四面围着城墙的城市，但这一情况并不令人宽慰。因为城内住着大地主，它们是十八个有权有势的豪门望族，拥有周围几百个破烂村子里的几十万亩土地。 　　住在城里的地主和他们的家族总共有三千人。他们是地主、银行家、放债的人、地方官和税务官、商人、国民党员和商会会员，他们家的人则是民团或民兵的军官或警察。除这些家族外，城里还有两万多人。这两万多人也和其他地方的千百万农民一样，只靠这十八户豪门望族的恩赐下苟延残喘。 　　这些家族中最有钱的住在一所深宅大院里，里面有一进进的四合院。家里老老小小几十口人阖家住在一起。屋顶上的滴水嘴造成龙或其他怪兽形状，显得很华丽；象城堡一样的又白又高大的外墙上则装饰着各种图案和色彩。这里有雄伟的祠堂，祠堂里供着地主家五十代先人的牌位，祠堂前还竖立着历代中举、当大官的人的石碑。 　　这些大家族统治着上埠和上埠的一切。有五个城门的坚固城墙保护着他们。在动乱年代，譬如在一九二六和二七年农民组织农会时，城门口就架上机关枪，民团则守卫在城头上。后来，反革命势力背叛了大革命，在南京成立了政府，上埠的地主就从南京、上海或赣北的大城市吉安、南昌等处获得了机关枪、新式步枪、子弹和其他武器装备。城内地主开办的小兵工厂原来只有一些修理步枪的设备，现在厂里的工人甚至能造单发步枪了。 　　城外的农村里种三种主要作物：鸦片、黄菸和水稻。对地主们来说，最主要的商品自然是鸦片了。他们就是靠着它发财和掌权，靠着它把孩子送到南京、上海和外国去念书，并靠着它外出遊山玩水。鸦片，使他们在政府中获得了现有的实权地位；鸦片使他们每人能讨上十个到三十个小老婆，使他们家拥有大量女奴仆、盖房子造祠堂。而种鸦片的则是种他们地的几十万农民。他们当中很多人也沉湎在这一令人忘乎所以的烟味里。有些村子全村的男女老少人人都抽鸦片。 　　大地主家的房子极为富丽堂皇，因而很自然，村子里的房子就只能是用烂木头和土石堆起来的小破房，四周围着生了锈的洋铁皮和破布。村里的路实际上就是排水沟。一些猪和头上长着疥疮，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在里头嬉戏。债务就象一具几百年的僵尸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 　　虽然农民从前也有过地，但现在有地的却极少了。近年来征税一直非常重，还有无数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年饷。虽说这些赋税都由地主缴付，但他们却用增加佃农地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农民作为地租付给地主的农作物往往达到百分之五十，甚至高至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农民们没法靠剩下的收成维持一年的生活，不得不借债，而借钱给农民的债主就是地主自己。由于农民越拖越无法保证还债，利率就飞涨起来。这样，如果一个人借了二十块钱，他到年底要付的利息就有五至十倍，以致他根本付不起。他那一小块地就落入地主手中，他的女儿就成了地主的家奴，他自己也就成了长工、农奴、甚至真正的奴隶。 　　鸦片麻醉了许多人，使他们不知忧愁，但也有不被麻醉的。这些人就被叫做“坏人”。在动乱年代里，就说他们是“肇事分子”。所谓“肇事分子”，就是说他们还一直想念着一九二六和二七年的农会，说农民必须联合起来反抗地主。 　　看看上埠周围的农村，简直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它们就象是病人的一场恶梦，似乎只有作牛当马的人才能生活在这样的深渊里，甚至连牛马畜生也活不下去。对此农民们的黑眼珠里充满着忿怒的火焰。这些农民都是“坏人”。上埠城墙上就常常悬挂着许多这种人的头以儆效尤。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九年春，〔原文如此—译注〕中国红军首次向上埠这一据点进军。消息传来，说几十里外有个叫麻凹池的小镇落入了红军之手，那里所有的地主都给杀了。 　　这个消息给上埠的地主带来了一阵恐慌。他们马上开会，派人连夜赶赴吉安、南昌，再到南京、上海去购买枪支、军火和无线电器材。其余的人留在城里作防守准备。另一些人开始行动起来。就在当天，他们的手下人就到附近一带村子去贴告示。 　　告示说，根据已故敬爱领袖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政策是以关心人民生活为其宗旨。因此地主们以仁慈为本，宽大为怀，决定把地租下降百分之二十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降低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告示结尾处说得天花乱坠，最后还盖着一颗大红官印。 　　当晚，农民们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还加上大量酒的刺激，因为地主还把大坛大坛的酒送到许多村里去。他们还把猪送到另外一些村里去，以备第二天宰了作庆贺之用。 　　但第二天，上埠地主的手下人又到各村去张贴新告示。告示说，一股沿路杀人放火的匪军快来了，愿意参加打土匪的身强力壮的人要进城去；其他人紧闭家门，不要外出，或在土匪来时逃进山里去。 　　几千农民进城去了。大批农民逃入山中，惊恐度日。另外有些人把自己关在小茅屋里等着，也不管土匪从哪来。还有一些人思考后，认为他们反正没有什么可丢的，因为他们有的那一点点早就被地主拿走了，所以他们就敞开门，好奇地注视着四周小道，看土匪是不是真的要来。因为说到底，地主从来就是骗人的，而且他们自身就是匪徒! 　　“匪军”来了，可能有四千人，还举着大红旗。这支军队开进了村子，可它不抢不杀，还到处走走看看，并开始召开群众大会。它甚至还向闭塞的农民宣布说，他们是中国工农红军。进军上埠，是来执行消灭地主、解放农民的特殊使命!它甚至还动员农民加入工农红军! 　　村里有些“坏人”马上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工农红军。还有许多从别的村子跑来的农民。他们当中很多人开始问红军：消灭了地主之后该怎么办?万一白军从西边赣州开回来，会不会又象两年前那样在上埠城墙上悬挂起许多参加过农会的农民的头?红军能留在这里守卫上埠和村子多久? 　　红军回答说，他们要组织农会和各行各业工会。农会和工会要组成自己的赤卫队和自卫队，把武器从民团手中夺过来，接收兵工厂。工农必须把上埠和农村看成是他们自己的。这是革命的道路。 　　一些农民听了这些话，想了很久。很多人感到没有信心，另外有不少人又不想打仗，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被鸦片毒化了。他们说，“我们穷人就是苦命。我们八字不好。我们现在要知足。地主已经降了四分之一的地租，有些方面降了三分之一甚至更多，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够好的了，我们不能不顾命。” 　　另一些人不谈命。他们只是说，“你们一走，白军就来了，我们从来没有使过枪，怎么使用这种一分钟打无数颗子弹的东西呢?不行——你们一走，我们就糟了。” 　　红军劝他们说，“看，我们和你们一样也是农民。从前我们村子里有人讲的也跟你们一样。地主在骗你们。他们只是因为害怕才降低地租的，因为我们快来了。” 　　农民还是争论说，“让我们再等一等、看一看。你们走了，看他们还怕不怕你们。” 　　这一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红军说，没有群众支持，攻打上埠也没用。由于拖了很长时间而农民依然害怕，红军就放弃了打上埠的想法。最后红军走了，就让那些农民用地主的告示去自我安慰。 　　红军走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上埠的情况仍然摸不清。又过了几个星期后，有人捎信来说，这支红军在福建和白军打起来了，地主们认为，红军少，白军多，群众又没有武装，帮不了红军的忙。他们的使者又从南京带回了新的武器、军火和无线电器材。很快，所有村子里又都贴上了新告示。告示说，由于时局艰难，新添重税和内债，年景不佳，国家又面临饥荒，水灾，因此，必须恢复老地租。告示结尾处也说得天花乱坠，最后也有一颗大红官印。 　　农民们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抱怨、抗议，有的人甚至哭得象个小孩。地主们不是许过愿的吗?他们不是讲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吗?这些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人们派出代表去上埠求情，甚至下跪。但收获季节到来时，地主和他们的手下人仍然坐着轿子，在武装民团的护卫下，到地里来监督收割，拿走他们的老份子。剩下来留给农民的甚至不够半年吃的粮。有些村里的农民拒绝按老份子交租，可他们除了长矛、锄头、大刀外别无他有。而民团则有从南京买回来的最新速发步枪，地主或他们手下人的后屁股上还挂着沉甸甸的毛瑟枪。一些村子里发生了真正的战斗。这都是那些“坏人”领头干的。可斗争结果他们被逮捕了，象牲口似地被赶进上埠，带上手铐，关在这些大家族的空房子里。那些特别倔强的就被砍了头，他们的头被挂在竹竿上，竖在村子里，表示杀一儆百。 　　但这些人头并没有使人闻风丧胆，反而刺激了农民。一些地主或地主手下人被神秘地杀掉了，有些被农民狠狠地鞭打了一阵。最后，上埠城内不得不向赣州发报求援。 　　白军开来了。他们很快就给了农民一番教训——一些村子被烧光杀光。暴动结束了，“法律和秩序”又恢复了。农民们在旧日沉重的压迫下低下了头，弯下了腰，但他们的黑眼珠中发射出杀气腾腾的仇恨。 　　两年过去了。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一年〔原文如此—译注〕秋收即将到来。又一整师红军开到了上埠城下。上埠有了从南京运来的新武器，而红军打败了南京的部队，缴获了武器，也改善了自身的装备。红军现在有了正规制服，军帽上有了红星；脚上穿着江西妇女编织的草鞋。印着镰刀和斧头的红旗在他们头上骄傲地飘扬着。对一个从前衣衫褴褛、赤脚的游击部队来说，现在已经是一支服装整齐、有纪律并有良好武装的队伍了。农民们不再逃入上埠城内去了，现在聚集到大红旗下的农民之多好象是地球上的火山里进发出来的一样，那些无路可走的穷人们都成群结队地来找红军了。 　　地主关闭并加固了上埠所有的城门，禁止出入。城墙又高又厚，轰不垮，因而红军和农民决定对它进行封锁和围攻一个月。远近农民几乎全都参加了战斗。 　　农民的大刀、锄头和长矛对坚固的城墙毫无用处。当农民和红军试图在黑夜爬上城墙时，敌人就点起巨大的火把，在火光下向攻城者射击。红军曾试图用大砲轰垮城门，但也无用。农民们从来没有真正打过仗。开始时，他们对枪砲声有点害怕；过不久，他们就惊奇而又仔细地观察和研究起来了。他们用那粗糙的手抚摩枪砲，就象一个人抚摩他心爱的东西。 　　于是一帮农民跑进深山砍下大树。他们把树干的一头烧空、挖空，另一头不动。然后他们靠近烧空和实心之间，从树皮往下钻出一个小洞——一个点火眼。他们在这些木砲的砲口里装进炸药，前面再装进一些废铁钉、碎洋铁皮、钢花、玻璃碴子和尖石块。有的从他们的茅屋上扒下标准石油公司的洋铁筒皮，有的熔化了他们的锄头。然后他们就往点火眼里装炸药，点火放砲。砲声震天动地，吓得民团心惊胆战。有的砲炸裂开大缝，给农民造成的损伤和敌人的伤亡一样大。可他们只管造新砲，并热情地继续砲轰。 　　农民们纷纷上山砍树，然后一大群人就抱着这些大树干，有节奏地呼喊着，冲向城门，用树干撞城门。他们选择漆黑的夜晚作这种攻击，可敌人在黑夜里点亮火炬，城墙上该死的机关枪就往下扫射。一大群农民倒下了，死的死，伤的伤。但新的一群几十人又冲上去，就这样一直不断地围攻。 　　农民们在围攻上埠的战斗中经历了一场奇事。红军曾从白军那里缴获了七架飞机。进攻上埠的红军师有一架。农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一天，当飞机装上炸弹，象鸟一样地飞上天空，围着上埠盘旋并投下那些致命的炸弹时，农民们惊呆了。捎信的人发疯似地跑过山头去传消息，说红军能征服天空，红军能飞上天。 　　红军内部对轰炸上埠的看法不一致。有人认为，炸弹不光杀了地主，也杀害了无辜的老百姓。此后就只使用了一次而这次飞机只向城里撒传单，号召老百姓起来造地主的反，开城门把他们的兄弟迎接进去。 　　城内发报向白军呼救。但赣南全都掌握在群众手中。远近村镇都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工农红军把守着通往苏区的所有道路。白军要想通过就必然要碰上红军。红军不怕死，更不用说那些白军士兵了。 　　可有一天，从西部赣州方向飞来了一架白军飞机。赣州因为是沿江城市，当时还掌握在白军手中。农民害怕了。但红军里的神枪手们却选择在一些最高的小土丘和小山头上从四面八方向空中来的敌人进行射击。飞机被打中了，栽到了地上，机头埋到田土里去了。 　　这架飞机没有装炸弹，却装着运给上埠地主的一袋袋的盐和一箱箱的子弹!这下子红军知道了，城里缺弹缺盐。于是又有几千农民向城门发起一场猛烈的进攻。 　　第二天，又有三架飞机从西边飞来了，飞得很高，在上埠上空盘旋几圈后就往下投物资。但每投下一百袋盐和一百箱子弹中，总有八件落在围攻者的阵地上。于是阵地上响起了一片闹哄哄的欢笑声。 　　红军战士们笑着喊，“我们的运输大队又给我们送东西来了。” 　　这一天终于到了。城里的老百姓和民团打开了上埠城门。手执大刀、长矛的农民首先冲入城内，并冲向大地主的家。有的地主自杀了，但多数地主和他们全家都落入了农民手中。红军想由他们自己来处理这批俘虏，可农民不同意，说这些俘虏是他们的。 　　农民喊道，“既然他们杀了我们的弟兄，我们也要把他们杀掉!”红军反对说，“等一等，只能经人民审判后才能处决他们。” 　　红军正是用这一方式才制止了一场对豪门望族和民团军官的全面杀戮。 　　豪门望族成员又肥又壮。他们在被围困期间并没有吃多少苦。可城中将近半数的老百姓都已经饿死了。满街都是尸首，红军来后才把他们埋了。有些穷人在开始围攻的头几天里就死了，而豪门望族的仓库里还贮藏着大量的米和其他食品。农民们掌管了这些房子、祠堂和仓库时，看到了这些存粮。他们的仇恨更深了。这些粮仓由红军的财产没收委员会接管，他们还从这些房子的墙里和地下挖出了近二百万银元金币。 　　农民群众的仇恨象扑不灭的火焰，转向地主家的一切东西。农民们开始捣毁地主的全部财产。他们把房子砸得千疮百孔，扒下墙上所有的字画，拿到城外草地上烧掉。他们拿走了全部家具、布料、从厨房里拿走了所有的盘子和碟子。还有那些古老的花瓶、大的雕花烛台、古老的油灯、古色古香的陶瓷器皿和象牙筷子——所有这一切不是被扔到熊熊的烈火里，就给砸得粉碎。可怜的妇女甚至宁可赤身露体也不穿敌人的旗袍。 　　仇恨使他们失去了理性，农民们甚至把这些房子里抄出来的步枪，也急急忙忙拿去给砸碎、烧毁。红军急得大喊，“把枪支留下——可以武装你们自己!别当这种傻瓜!”当农民带着那些地主用来与南京和赣州通话的可恨的无线电器材从屋内往外跑时，红军不得不从他们手中夺下这些器材。 　　这里还有祠堂。祠堂里祖先的牌位表明这些人家世世代代都是有钱有势的。农民们对此怀有刻骨仇恨，气得有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他们现在抱走牌位、画轴、雕花桌子和供桌，把它们全部投入火中。农民们蜂拥到祠堂前为从前的大官树立的石碑旁边，花几小时的劳动，把这些石碑砸碎。最后只剩下一堆堆花岗石碎块，偶尔还可看到几个大字。 　　在深宅大院里，在一些祠堂的屋子和仓库里还发现豪门望族收藏的主要财宝——鸦片。整整有一万担。没收委员会惊呆了。当男男女女抱着这些鸦片跑到草地上扔进火堆里去的时候委员会不表示任何反对。鸦片烧了好几天，火焰照亮了通往解放的道路。 　　红军把守了整个城市，所有的公共建筑、城门和城墙。当大地主的房子几乎全部被摧毁时，红军就进驻，控制局面并保护建筑物以便将来使用。 　　攻克上埠的消息闪电般传入山村和深山老林。第二天天未亮，所有通向原来地主城堡的小道上就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成千上万的人源源不断地蜂拥而来。男人和小孩赤着膊，光着头，赤着脚；妇女衣衫褴褛，满身补钉摞补钉；老人甚至幼儿的身心上都留下明显的鸦片流毒。消息传到四面八方，说哪天要开群众大会；哪天要成立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妇女协会、学生协会，天晓得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协会以及哪天上埠要成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等等。这些说法都是前所未闻的，农民们都亲身体验到了。 　　城墙上飘扬着有劳动人民标志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人们从城门涌进来，兴奋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红军，就是那些帽子上戴着红星的战士吗?一点不错。他们站在那里，微笑着，开玩笑。过去从未见过红军的农民发现他们完全和自己一个样。 　　上埠的街道实在容纳不了这拥挤的人群。草原和田野里也都是黑压压的人群。到处搭起了高台，群众喊着：“看，红军多聪明啊!他们在我们当中搭起了讲台!”好象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奇迹!如果一个红军战士走过，人们就以敬佩的眼光看着他，好象他们从未见过用腿走路的人似的。那些参加围攻上埠的村民同志们在他们自己人当中感到那么自豪，简直难以控制自己。妇女们央求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们是怎样攻占上埠的，是怎样最后突破城门的。简直太精彩了。 　　人群中还有那些富豪之家的奴婢。她们眼光淡漠，脸上和身上常常带着伤痕。她们一边走一边问：“你们碰见过凉水村陈仲华家的人吗?”她们就这样寻找自己的亲人。 　　太阳还没有升起，群众大会就开始了，直到天黑还没有结束。看来人们一旦张开嘴就有说不完的话。当然是红军战士，特别是政治部的人带的头。因为讲话是他们仅次于枪的一种武器。而且他们多会说啊!他们说的似乎说到了农民的内心深处，他们提出的主张正是农民一直所要求的——土地、废除债务和苛捐杂税、大米。啊，甚至还有孩子和大人能学文化的学校。还有农会、工会和保卫他们自己的武装赤卫队。 　　演讲时，这些红军鼓动农民上台来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有几个胆子大的上去试了试，可他们怯场，没说一句话就跳下台。最后有个人开始说： 　　“过年时，地主甚至抢走了我们的猪和鸡。他们拿走了我们三分之二的收成，还放高利贷。这还不够，他们要把我们剥得精光。我们就剩下几颗牙了。但是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牙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讲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壮了其他人的胆。一位勇敢的老农在围攻上埠后曾首先冲进城门，他现在手持红缨枪站在讲台上说： 　　“地主对我们说，他们有地有钱是因为八字好，我们穷是因为八字不吉利。他们骗人。我们现在懂了，好命和革命是一码事。我们就要用革命来革出我们的好命。” 　　讲得多好!脑子多清楚! 　　另一人插话说，“地主假装把地租降低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这是因为红军已经打到城墙根了。他们骗我们，我们上当了。我们农民过去是傻瓜，但我们现在不傻了!我们要杀掉地主，分他们的地!” 　　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接着一个妇女在群众中讲了起来。人们把她架到讲台上，她在讲台上接着说：“是的，我们把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收成交了地租，政府还把各种苛捐杂税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了大户人家的鱼肉。我们说个不字就要挨鞭子，被杀害。我们的儿子被杀了头。地主们是杀人凶手，是骗子。非杀了他们不可。” 　　一个上年纪的人说，“听我说，两年前红军来时，我和一个姓吴的邻居说，‘老吴，我们蠢得象头猪。我们应该帮助红军。’但姓吴的说，‘不，这是命，是我们八字不好。’现在我问你们大家是我对，还是那姓吴的对?” 　　听众嚷嚷说，“姓吴的蠢得象头猪!” 　　他们就这样说了整整一天。有些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讲话才能，就从这个讲台说到另一个讲台。他们有时尽量重复红军讲的话，当然说法不一样。他们在讲演结束时总要求杀死地主。 　　如果群众要求杀死地主，红军指挥员是同意的。但他们有个要求：他们说，该处死的只有豪门望族的主要头头；妇女和儿童应予宽大；地主的儿子也不该杀，因为他们是儿子。红军在上埠一天到晚都这么说。开始农民难以置信，还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他们喊道，“怎么回事?他们一家子人都占有土地!” 　　的确——家庭是单位，而不是单个的人。家庭拥有土地和一切。一家之主只是大树上的一个枝干。而红军指挥员却提出了这一新奇的想法。他们讲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将改变环境，使人不能把别人赖以生存的任何东西占为已有。但农民听到的只是不该把豪门望族的人全都杀掉。 　　“你是说我们只杀死这些家庭的头面人物——那就是说我们还要把根留下，让它复活长成大树啰!” 　　另一人打断他的话说，“不，你这是留下小蛇，让它们长成大蛇!天底下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馊主意的呢!” 　　另一人更实际。他说，“白军就在那边，如果他们来了，就会把土地还给这些大户人家。即便只剩一个人活下来，也要把土地还给他，他就要替他死去的父亲报仇。如果白军找不到活下来的人，也就不能再把土地从我们手中夺回。” 　　一些红军指挥员走出来向人们作解释。第一位来的是红军里的共产党书记、司令员毛泽东。他的名字就象是神话。但他讲话时也是讲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他讲得很长，主意也很好，但在对待那些大户人家的问题上他全错了!听众里有人气愤地指责他企图保护地主不让农民杀他们。他再怎么回答也难以使他们平息下来。 　　“难道我们忘了地庄是怎样用竹鞭抽打我们的吗?难道我们忘了我们是怎样带着镣铐被关在他们的深宅大院里的吗?难道我们忘了他们是怎样把我们的兄弟、儿子的头挂在城墙上示众的吗?难道我们忘了他们怎样长肥，我们怎样变瘦，我们的孩子怎样饿死在母亲怀抱里的吗?难道我们忘了欠下的债、地租和地主从我们手里夺走的土地了吗?忘了他们说谎、骗人的勾当了吗?” 　　于是他们就埋怨起红军指挥员来了。这些指挥员听了农民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之后，回过来说，“我们干吗要保护大户人家呢?这三千人比起被地主残酷压迫致死的成千上万人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其他人插话说，“我们党的命令是只处决大家族的头头。” 　　“理论上是好的，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农民说些什么，你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但我们有党的命令。” 　　“是的，但我听到我们的一些战士也在说。他们也是农民，他们说农民是正确的，地主必须处死。他们说他们支持农民!如果我们再采取压制态度，将在自己的队伍里面临兵变。” 　　是的，情况确实如此!红军里的农民士兵支持农民反对他们选举出来的上级委员会和他们的指挥员。还有，地主现在已在农民手中，农民自称地主是属于他们的，就象过去地主说农民的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一样。因而红军最终保持沉默了。这样，就把豪门望族交给农民群众，任凭他们去处理。 　　那天已是黄昏，太阳已经下山了。十八户富豪家族的人被拉去遊街，然后被带到讲台前。男女农民纷纷控诉，都要求处死他们。会上要求同意处死他们的人举手。这一要求就象大海的吼声一样在群水中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除了地主、他们的家人和站在后面观察保持沉默的红军指挥员外，人人都举起手来。俘虏们站着，男人被反绑双手，就象他们过去绑农民那样。许多人脸色刷白，一个人说着，不停顿地高声呼喊。 　　接着，俘虏们被带到外面草地上。人们在每个讲台上控诉他们都要求处死他们。一个大地主吓得两腿发软跪倒在地，赤卫队就用脚把他踢起来。 　　有时，一位农民从人群中推开一条路，站在一个地主家的头面人物面前。 　　“我是龙桥村的杨玉青。你还记得我兄弟吗?你还记得把他的头挂在东门上示众的事吗?还记得你们民团在杀他前扒掉他的上衣吗?听着!我也要扒掉你的衣裳，让你光着身子去死，跟我兄弟一样!” 　　杨玉青开始用他那骨瘦如柴的手剥掉这个地主身上的衣服，把钮扣撕掉，扯到反绑的手臂。这个胖子俘虏光着上身，被赶到草地上。 　　草地上集中着三千名俘虏——大户人家的头头，他们的儿女妻妾、叔侄兄弟、孩子和民团军官。几千名农民卫兵手执红缨枪，把他们整齐地排好，再押着他们跪下，拒绝跪下的就踢倒在地。 　　有次，一位象只冬天孤独的饿狼一样憔悴而又发狂的农妇冲进这帮人当中。她奋力挤到一个跪在地上的地主跟前。地主没有看见她，因为他恐惧地低着头跪着。但这位妇女认识他，旁边围观的农民也认识这位妇女。他们记起来她生过八个孩子，但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那里。八个孩子里七个死于襁褓之中。一个长大了，和爸爸一起在地里干活。两年前，父子俩一起参加了秋收起义，他们被这个地主逮住，押到上埠，被砍了头，还把头挂在城门上示众。从此，这位憔悴的妇女就失魂落魄象幽灵一样在各村游荡。人们待她很好，因为据说狂人能说出明智的语言。 　　她恢复了理智，但精神上的疯狂更令人可怜。她费劲地从人群中来到这个杀死她丈夫和儿子的地主面前。她走过他身旁，站在他大老婆前面。这个大老婆跪着，双手紧抱着一个婴儿。这位农妇伸出双手，凶猛地把孩子从母亲手中夺走，把它举过头，朝地上摔去。她一遍遍把它拾起来，又摔到地上。直到累坏了，她才高声喊着，转过身来，挤了出去。她已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为儿子报了仇。 　　接着，农民赤卫队怀着严厉的、充满仇恨的决心动手了。他们用红缨枪一枪接一枪地刺杀。到处是一片恐怖和痛苦的喊声。一些俘虏不等红缨枪刺到他们身上就吓死了。草地上到处是尸首，整夜暴露在那里。第二天天亮时，农民才把它们拉到田里，埋入生土，成了庄稼地里的肥料。有人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为别人作好事。地主处死后，这百万农民才有生以来第一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对红军说： 　　“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我们现在听你们的吩咐。你们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在以后的日子里，上埠出现了农民、学徒、手工业工人、军火工人、妇女、渔民、运输工人和其他许多工种的工会。儿童团、共青团、少先队、共产党也活跃起来了。农民赤卫队取代了民团并用民团的武器武装了自己。这些组织的代表选出了上埠第一届苏维埃政府。 　　全城充满了新的生命力。红军指挥员在城外草地上训练新的赤卫军。军火工人怀着新的精力和热情在砧子上和机器上努力操作。从前富豪之家的住宅里现在挤满了人，因为这里成了各种人民组织的总部。蔡氏大家族住宅成了苏维埃政府总部，屋顶上飘扬着一面红旗。三个家族的房子变成了学校，教师来自北部的新口。带来了新的教科书和新的思想。跟着医生也来了，祠堂成了医院。攻城时受伤的人就在这里治疗。人人都可得到免费治疗，顶多花几个铜板买药。 　　这样红军就深得人心了，并开始进行农民梦寐以求的创建工作。有的人就说，“看，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们一定会有个医院的吗?”其实他根本没说过——只是似乎说过，因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最最重要的是分配了土地。男人、女人、青年都根据他们的耕作能力分到了土地。分配中出现严重的问题，就把它们提交给工会和苏维埃政府去解决，因为这些问题非解决不可。新问题发生时，也采取通过讨论解决的办法，直到群众习惯于考虑、讨论并解决他们的全部问题。 　　苏维埃政府的第一项法令是关于土地的分配和再分配，第二项法令自然是反对种植或贩运鸦片。由于鸦片是地主手中的一项重要武器，因而勒令吸鸦片的人在限期内戒掉烟瘾并命令贩运鸦片的人另谋新的职业，对小贩运者进行教育，对大的则予以逮捕、判刑或处以死刑。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是地主和南京白色政权的代理人。 　　攻占上埠六个星期后，选出代表参加在瑞金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十一月七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它是成立中华苏维埃的第一年的第一天。会上有成百名象上埠那样来自城镇和乡村的代表，那里的群众也已经奋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上埠派去了一位军火工人、一位农民、一位女教师，还有许多人陪同他们一起去，组成了一个非正式代表团去参加第一届人民政府的成立。在出发这一天，上埠披上了节日盛装。成千上万农民和工人从邻近各村赶来。赤卫队员们立正站着，为自己的新责任而感到自豪。他们是上埠的骄傲。他们一班班把守着远近的所有通道。 　　代表团整装待发时，他们把三角小红旗插在他们面前的大行李卷上。这些行李卷里裹着村里妇女编织的大量草鞋，新苏维埃区的妇女们响应了为红军编织草鞋的运动，她们为自己的这些礼物而感到自豪，但她们对代表们却只是说：“向我们的红军兄弟们问好!请转告他们，这次的草鞋太少，也编得不好，因为最近忙于打仗和收割庄稼了。” 　　身材魁梧的男人只是笑笑，把小红旗插到两头的行李上，然后用竹扁担挑着担子，在一片热情的再见声中起程了。他们以缓慢节奏的小跑步伐穿山越岭奔向瑞金。 　　上埠的农民和工人就是以这种方式，这种手段，在这奇特的时刻终于成为他们自己生活的主人。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