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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这本书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六十岁以前的生平。我写这本书虽然得到朱将军的同意,却不能认为它是正式的传记。时间、地理的距离和他作为震撼着全世界的中国革命事业主要领导人之一所负担的工作,使得他无法对这本书中所涉及的事实与说明作一次最后的核实。
  我最初打算写这本书,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刚到中国西北古城延安的时候。那时,百炼成钢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支配这支军队命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刚刚以延安为根据地。我到延安以前,曾经在中国居住过七年之久,在这七年里,南京政府方面的报纸曾用“赤匪头子”、“共匪”、杀人犯、强盗、放火犯等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朱将军,国内和国外的外文报纸也吠影吠声。可是它们从来也不打算说明,为什么有几百万、几千万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和工人,以及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为他所推行的事业而斗争或牺牲。
  围绕着他的名字,人们编织着上千种传说。因此,初到延安时,我以为见到的将是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抱着这种好奇心,我和两位朋友在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便前往他的司令部,踏进了他的屋子。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少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人们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位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这些人的介绍都是正确的,不过,“单纯”这字眼需要稍加保留才显得真实。他那双打量我的眸子,注意力非常之深,很富观察力。中国人的眼睛大都是黑色,他的眼睛却很深,而且是淡褐色,大大的一对,闪烁着智慧和判断力。我想,象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的经历的革命指导者,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从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已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来。
  我在这时候想起了关于他的各种传说,便笑着向他提起关于称他为“土匪”的说法,以为他会象我一样,一笑置之。然而,他不但没有笑,反而突然默默垂下了头,眼睛直视地面。他的脸,犹如悲剧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滞。就在这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种深沉的悲戚感情,这大概是不轻易在朋友和同志们面前流露的。因此,不知底蕴的人,才传出了他永远是一个乐天派的传说。但是,这一瞬间转眼就过去了,他扬起头来,直视着我说:
  “土匪问题是个阶级问题。”
  我想起了美国西部民歌中的一句歌词:“有人持枪行劫,也有人持笔抢人。”但是,我并没有把它说出来,而是立刻把话题转到他的一生,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于其中的一个问题,他作了订正:他的出身并不是富有的地主,而是四川省一户贫农家庭①。后来我才知道,很少人或者根本没有人了解他的一生,更没有人有时间坐下来把他或其他人的生平写成书籍。
  就在他谈着话的时候,我打定了写一本他的传记的主意,因此,当他问我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时,我回答说:
  “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他说,“等一等,你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面,再作决定吧!”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果然会到了许多比朱将军还有戏剧性的人物——他们的生平足可作为大型文学作品的素材。但是,中国的农民并不是戏剧性的,我还是坚持原方案,一九三七年三月,我们开始了工作。
  每星期两晚或三晚会在一起,由我记录朱将军的谈话。几个星期、几个月转眼过去,有时我自己对工作也失掉了信心。他当年出身于卑微的文盲家庭,没有信件、书籍、文件或日记可供参考。他不能把时间日子记得准确,在他四十岁以前,社会对他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他是个百事交加的忙人,而且似乎一直认为幼年时期的事无关紧要。中国的家庭生活、他的戎马生涯以及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纪律和生活,将他融化成一个集体主义者。因此很难判断,作为个人,他曾经是怎样思想和行动的,而从何处开始,他和自己的过去决裂,走向革命。
  我们这份有关他的生平的记录正写到一半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他动身到前线去。我因此将这份材料放到一边,不久也上了前线,这不只是为了另写一本书,也是要尽可能在行动中对他进行观察。因此,我得以在工作中,在球场上,以及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对他观察了一年之久。
  我们且不说他所负担的各种各样军事的、政治的工作,单是象他那样执著于生活,而又有民主作风的人,我过去就从未见到过。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似乎没有哪一方面是他不愿探索和了解的。在延安的时候,他除了在一定的工作时间里同我在一起之外,有时,我和其他的朋友们在院子里晒太阳、喝茶,他也经常出现,一起吃花生、讲故事、唱歌,以及他最喜欢说的口头禅:“吹一吹”。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象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
  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虽然很喜欢跳,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象他的下属贺龙将军那样,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名跳舞家的才华。
  为了不放过从各方面认识朱将军,我有时发现他到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为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去讲演,有时在那所大学看到他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后来在前线,我也经常坐在白线外边,好象体育评论员一样,看他和参谋人员组成一队,与司令部的卫兵们赛球。朱将军还时常感叹似地摇摇头,说年轻的士兵们嫌他球技差,不愿他参加他们那一边。
  他既喜欢戏剧,又喜欢唱歌,不论是在延安还是在前线,只有必要的工作才能迫使他放弃欣赏演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曾公开放映电影,他几乎每场都到,不时为阿波德和考斯提洛②的表演纵声大笑,据说,他们两个的表演很象中国传统的相声和滑稽戏。
  第一天他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章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我们一边等人,一边俯瞰着眼前山谷中的小城延安,延水在古老的城墙那边缓缓流过,对岸,在黄土的断崖上,耸立着一座高塔,再望过去就是一片平川坝子,延水经此东流,注入号称为“中国的忧患”的黄河。那一块平川坝子,曾经是练兵场,将来要变成机场,最近还作过一次赛马场。那是因为有一队骑术高超、身体强壮的蒙族人策马南来与红军开会,朱将军为此向妇女和姑娘提出警告式建议,不要过于露面,还要保持端庄,免得让客人误解了欢迎之意。
  但是妇女和姑娘们,连我也在内,都涌到坝子上去看蒙族人和红军骑兵赛马,看到蒙族骑手们催马疾驰,在马鞍上把上身向后直伸,直到整个身体完全躺在马背上,真是令人惊佩。一位红军骑手向我借去朱将军赠给我的飞快的矮种小马,出场竞赛。我和莉莉一边看着这头很象阿拉伯军马的小马落在那头鬃毛飞扬、马尾长长、坦克一样的蒙古马后面,一边喊得声音都嘶哑了。这些蒙族人现在已经回到内蒙,还有红军的军事和政治顾问随行。抗日战争正在准备着,革命的波涛也在拍击内蒙古了。
  朱将军是个绝对守时的人,到了约定时间,就看到他从下面山谷的小城中走来。在他质朴身影的后面,有卫兵随行,他不时回过头去,大概是在讲话。他的腰板稍稍前倾,脚步象打气筒一样向前移动,他就是用这样的步伐踏破了中国几千几万英里的大道和小路。登上黄土断崖时,他咳嗽了两声,那是在通过西康的终年积雪的大山时患上了支气管炎,当时还未痊愈。他停住一次脚步,一边指着延水流过的山谷,一边与腰佩手枪的卫兵谈论。山谷间要建立起一座水坝,拦阻洪水,进行灌溉,还可以在光秃的小丘及山谷间植树。他们的谈话声传到我的耳际了。他的稍见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里,混杂着身旁那名高大英俊的卫兵的高亢谈笑声。在我看来,这次中国大革命,使中国的三代人都卷入了漩涡——朱将军是一代,卫兵是一代,还有更年轻的十几岁的青年们又是一代。
  朱将军和年轻的卫兵上了小山来到我们的平台了。与我们同住在这块平台上的农民一家,听到他的声音,立刻飞跑出来,亲亲热热地给他以农民对农民的欢迎。他也走到全家中间,拍拍孩子的脑袋,又从母亲的手里接过婴儿高高举起,和婴儿一齐笑起来。
  就在这种气氛中,这样的环境里,这本书开始了。
  ① 应为佃农家庭。——校注
  ② 即高脚七和矮冬瓜。——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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