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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出版者序言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当代的历史学家特别容易犯错误。他们不但苦于得不到同问题有关的各种实际情况，而且在事件的变化多端的过程中，也很难了解事实的真相。不过，现在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指出，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它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可以与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败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它即或不是决定性地，也是深远地影响了世界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两股力量之间的均势。它对于在亚洲的帝国主义，或许连同在非洲的帝国主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它确切显示，在一个经济落后，只有规模很小的现代工业基地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国家里，也可以成功地进行社会革命。 　　生活本身，总要比任何理论(不论它是如何微妙与复杂)更为丰富多彩。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黑格尔学派的人。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局限在人们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之内，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说，“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马克思的说法不容易对口。”不过，他们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到一个更有伸缩性和更高的水平，它联系并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严峻的现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无须等待未来历史学家的判断，就可以断言，就中国问题来说，中国共产党人比起他们的外国良师益友，不论是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都是更为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帝国主义的一种荒谬的遗产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人们相信一切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免因相信外国共产党人的建议而犯错误，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当然，外国共产党人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其中的一些错误，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和汉口发生反革命事件前夕的错误，以及在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时的错误，招致了严重的损失和伤亡，其后果几乎等于自杀。但车轮还是要向前转动的，中国共产党人彻底认识了过去的错误，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于外国建议和援助的依赖，要比国民党在丢失政权过程中对于外国建议和援助的依赖少得多。这里也就无须把这一点教训再向各地的进步人士，不论是工业先进但经常是政治上落后的国家里的进步人士，或是仍在为民族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进步人士，特别指出了。 　　当代历史学家容易犯错误这一事实，并不能减轻他们对当前一代或对后世所应负的责任。正如中国革命的进程一样，美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着非常大的起伏。直到今天，关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背景和进程，还没有一本比较全面和可靠的英文书籍出现，这很可悲，但它是事实。然而，在那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千百万中国人民第一次为了铸造自己的生命而开展的积极行动，其吸引人的程度，所充满的戏剧情节，以及所包含的历史意义，和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的法国革命相比，也毫无逊色。西方许多论证中国革命史的著述，往往掺杂了很多关于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事实，甚至这两方面的材料，几乎占了同等的篇幅。它们对于这些材料的观察，和老中国通看中国一样，也受到欧洲中心论同样性质的局限，尽管程度有所不同。除此之外，直到今天，许多西方人士还仰仗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一书，来探索他们对大革命的看法。不论这本书有怎样的文学价值(毫无疑问，价值很大)，《人类的命运》主要是写外国人在中国、甚至是只限于通商港口的中国的故事，更加应当指出的是，年份和日期毫不可靠。无论怎么说，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依仗《双城记》或《在渴望中的神明》来寻找自己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到了三十年代，有关中国的现代历史作品开始比较可信了。一批美国人写出了或是直接报道中国，或是以中国为主要背景的优秀作品，虽然我们必须承认，除了一两个人属于例外，作者里面并没有职业历史学家，而且这股潮流最近也逐渐衰竭了。这些杰出的作品，首先令人想到的，有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了世界》，《史迪威日记》和卡尔逊的《中国军队》——这里不想把书单全部列举出来。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著作在这一类的书单上应当名列前茅。总的来说，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可宝贵的贡献。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既无魄力，又不渊博，只有历史好奇心”。正是由于她的纯朴的历史好奇心，足以使她自己与中国革命休戚相关，并且一同成长起来。 　　她在《大地的女儿》和《中国的战歌》两书中，曾经向我们介绍了她本人的一些背景。她于一八九三年①生于密苏里州北部一个村子里。当她年龄还很小时，全家搬到了科罗拉多州一个洛克菲勒公司的矿区，随着在那里的生活体验，她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仇恨。 　　她这一生一直是积极的女权运动者。在她的著作中，最感人的章节，莫过于《中国在反击》一书中所描述的她对于一九三七年冬天朱德拒绝让她前往八路军五台山抗日前线的反应。伊万斯·卡尔逊的日记写下了现场目击的客观记录，值得在这里全文引用： 　　我把我上前线的事告诉了艾格尼丝，今天下午四点钟(我们通常都是在这个时间)吃晚饭时，艾格尼丝向朱德要求，准许她同我一起去五台山。朱德和任弼时都不同意。他们提出了各种原因，说凡是上前线去的人都要准备放枪。 　　“我也放枪!”艾格尼丝说。“我是在西部长大的。” 　　“可你是一个妇女，”他们反对。 　　好家伙，这句话引起了艾格尼丝的愤怒。她把一肚子火都冲他们发出来了。 　　“我并不是因为想要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她说。接着脑筋一转，又抛出一句辛辣的讽刺话来：“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 　　好，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因为，他们当然都是无神论者。② 　　不过，她与那些没有社会意识的女权运动者不同，她并不屑于从女权主义开辟事业。这一名“大地的女儿”，是工人阶级的哈里特·史托③、弗罗伦斯·南丁格尔④连同苏珊·安东尼⑤的混合体。就在她全力弥补儿时所缺陷的教育时(她甚至没有读完小学)，就与纽约市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有了接触，投入印度独立运动。由于这事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而且她全心全意地进行工作，因而被关进监狱的单人牢房中。英国人指控她是德国间谍，其荒谬之处，一如日本警察在三十年后指控她是中国共产党间谍一样。事实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从来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我多年来以同情的心情听取共产党人的意见，后来在中国的岁月里，我给了他们以积极的支持，但是我绝不能把我的思想和生命毫无疑问地交给他们的领导人支配。我从不认为我有过人的聪明，但是我绝不能只成为一个工具，交到那些相信只有他们才拥有一把、而且是唯一的一把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的人的手中。” 　　人们从她的著作中很容易发现，她的信念和行动并不是复杂的推理过程的产物。她愿意从心所愿，她个人的政治分析和判断有时固然也是天真质朴的，但她的阶级本能(据列宁说，阶级本能是政治智慧的开始而非结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使她站到正确的立场上。 　　她在德国的八年，都用于学习德文、研究印度历史和中国民族主义，并且教授英文以维持生活。虽然大部分精力都已经为个人事务而消耗殆尽，她还是找出时间来协助组织德国第一个国家经办的节育诊疗所，并参加在德国的印度和中国居民的政治生活。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在一九二八年年底第一次前往中国。(人们不要因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这两名报道中国的杰出美国新闻记者，曾多年为德国和英国报纸所雇用而产生偏见。)中国人民从没有比她更好的美国朋友。“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并不单纯是文学抒情，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朴素感情。 　　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有独特之处。她在哈尔滨街头看见一名警察脚踢苦力，便对她的翻译说，“这是中世纪”，这句话与端尼的更加审慎的判断，在实质上并没有很大不同。她旅行南下，把上海作为活动基地，成为中国伟大作家鲁迅和现任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的亲密朋友。她面对着人身攻击的威胁以及无数次的恫吓而不为所动，毫无畏惧地报道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的恐怖行动。她的最出名的成就之一，是她设法使中国女作家丁玲在被蓝衣社特务绑架之后获释出狱。她的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早期书籍，对美国有关远东问题的大量书籍所提供的陈词滥调作出了急需的纠正，这些陈词滥调总是说，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一九二七年至中日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间，国民党中国一直在取得社会和经济进步。《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是介绍红军和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成长的最早的英文书籍之一，它至今依然是一部生动的和富有人情味的文献。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体质一向不好，而且动辄过分消耗精力。她的健康在一九三三年垮了，花了大约一年时间在苏联疗养。但是她不能远离中国。她在一九三四年，经过十五年的阔别之后，重访美国，发现它“象是一座奇特的星球”。她也无法耐下心去长住苏联，本来，她在那里可以使用她的作品的翻译版税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而且那里的“生活……比起中国来实在自由和舒服得多”。她的身体还远远没有复原，就回到中国，但不久就接受了劝告，在西安休养。那里的气候，就身体健康来说，而且，到一九三六年年底时就政治来说，要比上海更为宜人。因此，她在西安事变时等于坐在现场的观众席上，那次事件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奇异复杂和曲折多变的事件之一。不过，事件的本身也很简单，不会使人茫无头绪。蒋介石要消灭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只好牺牲一些事情作为代价。 　　这就牵连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在西安成为轻微的受害者之一。她被一名蓝衣社官员跟踪，被动辄开枪的士兵们拦截。但是她象在她以前的拉纳·普洛美一样，不为这种个人灾难所动。不用说，她在国民党政府眼中，是一名“不受欢迎的人物”。在一九三七年年初，由于政府军开向西安，她便设法找到一个机会去延安住了一些时候，在那里，她会见了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她发现朱德的性格特别可爱，决定写他的传记。一九三七年三月，她开始与他进行经常性的谈话，以便为《伟大的道路》准备素材。 　　这些谈话一直没有结束。中日战争于七月爆发，朱德必须离开延安上前线去。史沫特莱女士虽然患有慢性胃溃疡，而且后背曾有重伤，还是遍访了各处后方医院，并且在临近一九三七年年底时，亲眼看到朱德在山西战场的活动。一九三八年大部分时间，她是在汉口度过的，她在那里参加了争取协助中国军队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医疗援助运动。美国给日本提供的军备规模之大使她感到吃惊，她是企图唤起世界舆论反对这种令人厌恶的死亡资助的少数人之一。她还协助八路军和其他军队物色外国医生，包括诺尔曼·白求恩和一批印度医生以及流亡在外的欧洲医生。 　　她在一九三八年汉口陷落前不久离开那里，一直不辞劳累地与军队在前线一同进退，不懈地视察它们的医院。她以新四军为题材所写的报告文学是卓越的。她所写的小鬼沈国华的故事(沈国华是暴风游击队派给她的勤务兵，这支游击队的司令员就是北京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长李先念)，被海明威收录在他的以《最终的胜利之后》为题的战争文学选集中。她最锺爱的颂词，大概是国华在一个居民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小镇上关于她的介绍： 　　“她是个妇女，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为我们救死扶伤。在丁家镇，她发现了一名伤兵；她亲自喂他吃东西，给他洗澡。她甚至帮他解手。”“你们看看她那只绑着绷带的手!”他拉着我的手让大家看。“她给一名伤兵洗澡，端起一锅开水时，烫成这个样子。她等于是我的生身父母。你们谁要是有病，她准给治好。” 　　只是到了身体必须住院疗养时，她才同意前往香港，在那里，她不久就恢复了宣传活动，而不理当地的繁文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火热的心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她与宋庆龄、伊万斯·卡尔逊和史迪威将军的友情是很容易为人理解的，但是她的圈子还包括了窦恩·鲍威尔少校(现为将军)，一批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在香港的英国情报部代表麦道轲，和英国驻华大使寇尔爵士。寇尔是苏格兰小地主，知识分子，卓越外交官，极通人情。他在重庆那样困难的环境里，工作做得很好。很难判断他为什么从重庆调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的特殊才能毫无用武之地。外交部门总是使用神秘方法去创造奇迹。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的新四军事件，使得中国国内情势突趋恶化，内战危机高涨。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在戴笠特务手下被监视得不能动弹，是史沫特莱女士那种性格的人所无法忍受的。因此，她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决定回到美国，她在美国所写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如实地把广西将领锺毅的证言介绍出来：“告诉你的同胞……告诉你的同胞。”一九四五年以后，她渴望重回中国，但是由于内战爆发，她的行期只得展延。她希望恢复自一九三七年中断的与朱德的谈话。可是事与愿违。一场无法医治的疾病延长了她在英国的停留，一九五〇年年初在那里逝世，那地方既非她的故乡，也非她过去二十年中忠心耿耿为其事业尽力的那个国度。 　　很不幸，她的日趋孱弱的健康使得她无法对她的《伟大的道路》原稿进行大量工作。她所遗留下来的都是初稿，而她本来是打算重写并加以补充的。读者会发现，自一九三一年国民党第二次围剿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这段时间，在本书是一个空白，而且，一九三七年年底(那时她已经不再见到朱德，虽然继续接到他的信件)以后的故事，显得很单薄，实在只是一段初步的描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她的重回中国计划终于未能实现。此外，如果对一九三七年以后的事详加叙述，则必须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概述，中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起伏，人民解放军获得胜利之前美国在中国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因为，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朱德的生平，与这出逐渐展开的民族戏剧是分不开的。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远远的超过了她的原来打算，而且只能够在更适当的条件之下才能实现。 　　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的空白比较难以理解。史沫特莱女士在《中国的战歌》里写明，自一九三七年三月到七月初，她曾经记录下一九三四年以前朱德的生平，而且在临上前线之时，收藏好了这些记录。照此推断，如果不是记录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的笔记本后来失掉了，就是她甚至一直没有机会根据这些记录写出初稿。前者的可能性似乎大一些，因为在此书中，她对于长征曾有很动人的详细描绘。也许她的作品管理人有朝一日能解开有关这批笔记本的谜，一旦找到它们，应该好好保存。这里应该将长征前夕所发生的事件，作一个最扼要的背景介绍。⑥ 　　红军在一九三三年春天已经坚决打退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在两场战斗中，国民党军队有三个师被歼，一万多支步枪被缴。因此，蒋介石又发动了部署最周密的第五次围剿，这次行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离开江西，走上史诗般的八千英里长征而结束。蒋介石为了这次作战，动员了大约一百万陆军，将近四百架飞机的空军，和大量补给。在蒋介石看来，国际形势对他很是有利。他刚从美国建设资金公司获得五千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而且他获得所有大国 (除了苏联)的精神支持。这次围剿的战略是由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策划的，军事顾问的头目是前德国总参谋长冯·塞克特。其战略是要尽量发挥国民党人力和物力的压倒优势，通过紧缩的经济封锁和逐步缩小的堡垒圈来扼杀红军。(后来，日本军队也使用了这一办法，成效更差，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更大地区作战，但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汲取了江西的教训，而且用朱德毛泽东的基本军事策略给予还击。) 　　共产党阵营在一九三三年十月的情况如何呢?这正是与王明和博古有关的所谓第三次“左”倾路线发生最大影响的时候。由博古领导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刚刚把总部从上海迁到江西根据地，对军事行动进行了灾难性的干预。由于对全面情况估计错误(“中国目前存在着革命的形势”，第五次围剿将决定“在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对抗中，谁将胜利，谁将失败”，等等)，它拒绝与爱国者蔡廷锴领导的福建起义人士实行联合——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二年与日军作战时名闻全国。更加糟糕的是，中央委员会落入了德国将军们所设的圈套，坚持进行被动的阵地战，而根据地的资源根本不能支持这种战术。 　　毛泽东把这次作战经过描述如下： 　　……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⑦ 　　共产党人在遭受失败之后，完全无法在根据地生存下去了。他们在一次围困中损失了六万人，国民党自己承认，“在收复苏维埃江西的过程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几乎全部是农民)被打死或饿死”⑧。不论是谁应该对这些错误负责⑨，当时已经别无选择，为了挽救红军，只能放弃江西。接着便是著名的长征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多次企图完成她所写的朱德传记而均未成功，这事实足以说明，《伟大的道路》在质量上和取材上为什么有欠均匀。这一有欠均匀的情况，多少与撰写传记的人的性格相合。因此在艺术上来说，它是颇为适当的。 　　当代历史研究家更应该注意的是，这一情况并不严重影响本书作为具有高度价值的社会和历史文献的重要性。此书可与特立齐科夫的《中国证言》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毛泽东的“自述”并列，充分享有社会学经典著作的地位。这些作品要比学院派社会学者的著作有价值得多，这些学者总是使用麦克斯一威伯派的抽象观念作为他们对中国的无知的遁辞。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们深入了解错综复杂和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同时向读者们介绍了有血有肉的个人，这些人正是由于具有本身的特点，代表着广大的社会阶层。把朱德只说成是“典型”的中国农民，那将是荒谬的事。但是，人们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实例来表现典型的农民风格——他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考中了秀才之后，竟然想下田帮助耕种，他的全家大吃一惊，因为一个读书人竟然干起体力劳动，不仅是贬低了自己，也因而贬低了他对全家的经济价值，这种做法，简直是亵渎神灵。 　　把《伟大的道路》和《中国证言》两书作一个略微详尽的比较是有益的。后者是一名学生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前后的动荡岁月中的传记。与谭家一样，朱家也是四川人。与谭世华的父亲一样，朱德也是哥老会和同盟会的会员，国民党党员，辛亥革命和挫败袁世凯复辟帝制事件的参加者。两个人在未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都曾经多次有生命危险。与谭世华本人一样，朱德也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民族觉醒期间受到很大影响。谭世华，一名在北京的左翼国民党学生，决定在莫斯科完成其学业。朱德，一名刚戒掉鸦片瘾的低级军官，为共产党所拒绝的入党申请者，而且几乎比谭世华大二十岁，却前往柏林去寻找“伟大的道路”。 　　如果说《中国证言》不只是谭世华一个人的，而是整个这一世代的中国学生的传记，那么，《伟大的道路》的开头部分，也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无数中国农民家庭的传记。谭世华在一个低级文官家庭的幼年时期和朱德在一个农民家庭的幼年时期，有着动人的对比。谭世华的家财由于他父亲参加秘密革命活动造成生活上的漂泊不定而散尽，朱德所受的宠爱则超过家中任何一个人。这一事实加强而不是减弱了两者的对比。“阎王”的强索勒求使得朱德对地主怀有无法平息的仇恨，这在谭世华幼年时期所受到的训练和教养中，是不可能产生出同样的感情的。 　　朱德的母亲既无姓名，又不“体面”，她是卖艺人的女儿。整个家庭由他祖母管理，这个女家长一心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土地，朱德所受的教育，就是恢复耕地的长期战略中的一步。朱德因此得以做官——说实话，只是一个军官，这使得他的家庭颇为失望。但是他从未忘记他的农民本色。 　　现在已经普遍承认，中国共产党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他们具有反映和预期农民的根本愿望的能力。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把朱德选为典型，如果单纯是因为他足以表达农民的观点，那实在是聪明之举。由于他具有这一长处，再加上他对于政治有高度的见解，他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农民是全世界最革命的人。”由于他具有这一长处，他因而能够与他的部队完全打成一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根据伊万斯·卡尔逊所称的基督教原则，或“道德标准”，把军队组织起来。的确，从来没有另外一个总司令，在现役期间从事纺织、排字、种菜、做饭、写诗和讲学，不仅为自己的部队讲解军事战略和战术，而且向妇女班讲授如何储存蔬菜。 　　如果《伟大的道路》可以与《中国证言》同列为社会文献，则它作为历史文献可与《西行漫记》并列而毫无逊色。这两本书在某些事项有所重复，然而，就是重复，两者也是相辅相成，而并没有冲突。⑩斯诺的书毫无问题是一本经典著作，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书也值得列为经典。这里的篇幅仅能把《伟大的道路》所记述的历史高潮简单介绍一二。 　　凡是曾经访问过延安，或现在从人民中国访问归来的人，都惊异地发现，共产党人的诚恳待人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强烈拘谨作风大不相同，这种作风一直未曾消逝。在中国政治生活还没有结晶为两次政党之前，青年读书人组成了许多小团体，例如朱德在仪陇县与其他教师所组成的团体，庄严地将生命献给国家；这种团体(差不多都是秘密结社)乃是一种共同的现象。这在朱德的良师益友蔡锷身上表现得很多，读者禁不住希望书中有关介绍还要再多一些。而且，书中有关辛亥革命和四川、云南两省讨袁运动的详细介绍，有助于充实近代中国历史上相当模糊的一章。 　　朱德关于西南军阀割据情况的叙述是极其有用的，很遗憾的是史沫特莱女士没有把他的叙述全部重现出来。因为里面不仅有全国的和四川省的人物如刘湘、张群、邓锡侯和杨森等人，而且，如果不对军阀的性质和根源有所了解，那么对于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政权完全倚仗于军事力量)，就难获得清楚的认识。团结和分裂的问题，就象一条红线一样，贯串着全部中国历史。一八四二——一九四九年，在外国侵略和内部纷争的双重压力下，分裂是主要方面，军阀割据是分裂局面的一个毒性变种，“受外国金钱的雇佣和豢养是袁世凯留给中国的遗产”。军阀是军人政客，半封建式雇佣兵队长，他们利用自己的军队或几支军队的联合，玩弄强权政治，正象帝国主义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玩弄强权政治一样。不管这两种把戏交织进行有多么复杂，它们总是只造成一种结果——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 　　蒋介石象在他以前的袁世凯一样，希望成为最大的军阀，把全中国都划归他的辖区——他一再把中国和自己视为一体。袁世凯过去在腐败的清朝军队任职，和蒋介石原先曾在上海交易所和黑社会厮混，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蒋介石的许多行动不能作其他的解释，只能解释为军阀的诡计和野心的疯狂表现，甚至于他对国际政治的处理都带着军阀色彩。 　　朱德一九二六年自苏联回国后，国民党(11)给予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争取他的老同僚、四川军阀杨森，要杨森支持北伐，或者起码使杨森中立。这个任务，由于英国炮轰了川东万县而得到有力的推动。不过，国民党与军阀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当张国焘企图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他的私人军队而失败时，这种共生关系渗入了共产党队伍中。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有关南昌起义到第二次围剿，以及有关长征的记述，给政治史学者以及军事史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朱德为发展经典的共产党作战方法所作的贡献，其重要性已经无须再作申述。不过，这里面也很有一些细节，引人入胜。这里只提一两件：有一个故事说，东固共产党领袖们是地主出身，为革命一切在所不惜，但就是不同意分他们自己的地!今天，农业合作社在是否允许过去的地主参加的问题上，就处理得很谨慎。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和反革命作斗争的委员会的，它一开始就扎根于群众。这就很能解释清楚，中国公安机关为什么没有重蹈俄国公安机关的覆辙，没有出现官僚主义和为非作歹。 　　长征是《西行漫记》一书的高潮，我们一直在反复阅读斯诺的有关记述。我们相信，许多读者对于《伟大的道路》将有同样的反响。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拔的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的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从纯戏剧来说，红军越过曾经吞没了多少生命的大草地，第一次与甘肃边境的中国农民发生接触时——“我们抚摸他们的房屋和土地，拥抱他们，我们又跳又唱又流泪”，这只有色诺芬的“海!海!”堪与比美。 　　从政治角度来看，《伟大的道路》最有价值的一个贡献也许是张国焘搞分裂的历史。据我们所知，这是英文著作中第一次最全面的记录，单就这一点来说，此书已是值得一读了。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却拒绝与红一方面军合作，希望留在川西和西康，共产党人如果留在那里，就无法进行抗日斗争，也与政治生活的主流完全隔绝。为了推行他的计划，他劫持和扣留了朱德以及他的部属达一年之久。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已是千钧一发。第一，如果张国焘不是因为执行错误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而遭青海回教军阀击败；第二，如果共产党人不是使用“耐心说服”政策，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基层人员，那么，一九三七年以后局势的发展，很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 　　《伟大的道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本正式传记。朱德自己提供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大部分材料，但是文章的叙述、评论和解说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而且只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个人的。如果她明显地表现出对她书中的主人公怀有极大的崇敬，那是一切与朱德接触过的其他人所共有的崇敬。埃文斯·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写道：“朱德有罗伯特·E·李的和蔼，格兰特的坚韧和林肯的谦虚。”史迪威将军一九四四年十月在中国的最后的个人行动之一，是将他的有衬里的夹克衫送给朱德。十八个月之后，当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时，史迪威写道：“马歇尔将军也创造不出奇迹。我多么渴望扔掉我的铁锨，到那边去，扛起一支步枪，与朱德站在一起。” 　　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逝世之后，出版英文本《伟大的道路》的工作曾经推动过好几次，但始终未获成功。本书的日译本首先问世，开始是用连载的形式，然后出书。我们很高兴，现在得以使《伟大的道路》与说英语的公众首次见面。 　　在史沫特莱女士遗嘱执行人的同意下，曾对原稿进行编辑加工。除了把中国人名的格式和拼音加以统一之外，我们还做了少量的更正，我们确信，即使作者自己将原稿送给出版公司，她也会这样做的。但是在基本内容方面，我们未对史沫特莱女士遗留下来的原文有任何增添和改动。 　　里奥·胡柏曼 　　保罗·史威齐 　　一九五六年六月于纽约 　　① 据美国史学家麦金农考证，史沫特莱的出生年代应为一八九〇年。——校注 　　② 见迈克·布兰克福特：《大老美》，波士顿一九四七年版，第二〇九页。 　　③ 哈里特·史托(一八一一——一八九六)，美国小说家，人道主义者。她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激起美国人民对黑奴制的憎恨，对美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校注 　　④ 弗罗伦斯·南丁格尔(一八二〇——一九一〇)，英国女护士，现代护理制度的创始人，终身从事伤病员的护理工作。一八五四年，克里木战争时期，她组织了四十八名女护士到战场去救死扶伤，一时成为战场上传奇式的人物。——校注 　　⑤ 苏珊·安东尼(一八二〇——一九〇六)。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从十七岁起，从事妇女参政运动。——校注 　　⑥ 细节可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五四——二二五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关于我党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英文版，第一七九——一八八、三八九——三九二页。 　　⑦ 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二〇四、二〇五页。 　　⑧ 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英文版，第一八六页。 　　⑨ 斯诺认为，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顾问委员会应该与李德共同负责，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军事顾问，在一九三三年到达江西(见《西行漫记》，英文版，第三八九——三九二页)。但是斯诺对于他们的任务介绍得并不清楚，而且前后不一致，因此他承认这一看法只是猜测性质。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了李德对德国总参谋部战略和战术的专业知识。他的军事建议是否曾被接受，以及如果被接受，那是由于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威性，还是由于博古集团一时得势而加以支持，就无法判断了。姑且可以猜测为博古集团利用李德作为外国军事顾问的权威性，而使得他们自己的军事政策获得采纳。无论如何，《关于我党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进行了谴责，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暗示支持斯诺的假设，即把外国人李德当作方便的替罪羊。在这一点上，也许可以作为外国进步人士的一个教训。 　　⑩ 斯诺书中《关于朱德》的一节例外(见《西行漫记》，英文版，第三五四——三六三页)。这一节，由于作者相信了第二手和未经核实的材料而使他处于不利的境地，他把朱德写成“地主家庭的后裔”，此外还有一些不尽翔实之处。 　　(11) 原文意思不确切，应为“共产党”或“共产党通过国民党”。——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