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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我们隔着一张小桌相对而坐，烛光照着朱将军多皱的面庞，他的两眼闪烁着光辉；他似乎在好奇地思忖，我会对他的一生提出些什么问题呢? 　　“就从头开始吧，”我说。 　　他开始了。在相当于新历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农历那一天，他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附近，比被清朝和其外国同盟者镇压下去的太平起义迟了二十二年。他说出的生日原是农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报纸说那是十一月三十日；还有一位开始给他写传的中国作家——后来半途而废了——推算为十二月十八日。也许朱德将军自己也不能肯定出生的正确日期；但无论如何，他是出生了，这一点用不着怀疑。① 　　他说，虽然儿时有正式的名字，生下来的小名却是“小狗”，因为男孩子都要以动物为名，来欺骗那些埋伏下来专门捉拿男孩子的鬼怪。女孩子则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连鬼怪都懒得骚扰她们。 　　“在你最初记事的时候，记得些什么呢?”我问道。“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朱将军答道。 　　“就请你说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事吧，”我催促着。 　　他垂下头，沉默了一阵，凝视着合拢来的双手，然后才若断若续地讲起来——他讲到光、色、声音、高山和森林、“象我巴掌大小”的芬芳的野花、“香飘千里”的鲜花，讲到阳光、一条湍急的小河、一首摇篮曲。 　　他的母亲唱着这首摇篮曲，而且为了哄他高兴，一边唱一边用眉毛作表情： 　　月如眉， 　　月如弓。 　　月如眉， 　　月如镰。 　　不似眉头常皱。 　　这首摇篮曲，对于他来说，既有快乐，也有痛苦。母亲对他唱时，带来了快乐，后来，在对弟弟唱时，便又给他带来了痛苦。这原是自己的歌曲啊，他这样想。 　　在他的记忆里，襁褓及孩提时期，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几乎是“野着”长大的，除了吃、穿、住以外，事事都要靠自己。他知道母亲很爱他，在记忆中，她从未责骂过他一句。可是，她为家事忙得不可开交，顶多能抽空照顾照顾正在吃奶的婴儿。而且，吃奶的孩子始终没有断过。 　　“我爱母亲，但我怕父亲，”朱德从容而自然地讲着。“我实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凶。” 　　刚刚能够手持汤匙的时候，便自己吃饭了，慢慢又用起粗糙的筷箸。受了伤只有自啜自泣，或是根本不哭，因为谁也没有功夫来哄慰。天气暖的时候，他光着身子四处乱跑。到了冬天，便穿上薄薄一层棉袄和棉裤。裤子是开裆裤，以便他在必要时自己方便。病过没有呢?没有，他这一生从没有病过。 　　带着一种奇特的表情，他回忆起当时玩耍的情景。“我玩得太累时，就随便拣个地方倒下睡了。起身又玩，玩累了倒下又睡。” 　　回想起太阳光穿过树荫，一点一点凌乱地照在地上，引得他用污脏的小手去捕捉光点时，他笑了一笑。离家不远处有几棵果树，到了果花盛开的时候，他便抱着树枝猛摇，花瓣象阵雨般洒满一身。到处都是野花，房后面则是一片沙沙作响的竹林，一棵高大遮荫树的树枝上悬着长长的秋千，一截木头上架着跷跷板。附近有一条窄而急的小河流经对面小山的山脚，岸边有红色的卵石，河上有小桥，有小舟，有竹筏，还有鱼儿在水中扑腾。 　　家的西面有一座名叫“卧狗山”的小山冈，山冈的那一边，就是大路，宽得可以通行板车——那是一条伸到遥远地方的充满险阻的道路，从南延伸而来，消失在北面的群山中。 　　听着朱将军的话，眼前不觉浮起了一个头发剃得光光，夏天只带着兜肚或涎嘴，胖胖的小娃儿的身影——一个爽朗而结实的小家伙，活象一只在波涛大海中顶着风浪前进的小舟。 　　幼年时期的记忆之一，是感觉世上有欠公平；他和他的弟兄们最喜欢在小河或池塘里钓鱼，可是只能偷偷去钓，以免被地主的账房发现，因为河里所有的鱼，甚至他们家地里池塘中的鱼都是丁家地主的，丁家要派人来打捞，并把捞得的鱼运回家去。朱德和他的弟兄们免不了高声抗议，大人们却默不作声地看着，他父亲在对方走得不见踪影之后，才痛骂几句。这些人在秋天果树结实时也来摘果，而且有时还责骂朱家人作贼，说他们偷了果子。池塘和小河里所有的鱼，佃农地里所有的果子，山上所有的树林，丁家地主都说是他家的东西。尽管有着关于民主权利的谈论，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 　　朱德还记得他常玩弹球游戏，就是美国孩子们常玩的那种游戏，不过他和他的弟兄们所用的弹子乃是小石子或是团得紧紧的纸球。到了秋天，他和他的哥哥自作风筝，一边在山坡上放，一边唱起古老的避邪的菊花歌： 　　菊花黄，黄种强， 　　菊花香，黄种康。 　　九月九日饮菊酒， 　　人共菊花醉重阳。 　　这首歌象交响曲的主调一样，在他一生中贯串不断。传说古时曾有一个卜算者警告弟子们说，洪水当前，如果他们能够带领家眷上山，就能躲过这次灾难，弟子们照办后果然灵验。从那时起，中国人就在重九那天放起风筝，唱起菊花歌。 　　朱德的大哥代历比他大四岁，有一支笛子和一把胡琴。朱德不时坐在他身边，笑口常开地倾听他吹奏。自己的手长得够大以后，他也吹奏起来，等到成年，还买了许多种乐器，学会弹奏。 　　二哥代凤大两岁，常让朱德苦恼，因为他喜欢捉鸟，长大以后，甚至用家里的鸟枪来打。朱德总是奔向濒死的鸟儿，拣在手里，伤心得为它们落泪。母亲一再禁止代凤打鸟，可是他照样打杀。 　　提起了母亲，朱德将军满脸温情和悲痛。生他的时候，母亲不过二十刚过的年龄。她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充满了贤慧，充满了忧愁。 　　“我的相貌很象母亲，”他说。“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只活了六个男的，两个女的。小的五个生下来后就放在水里淹死了。我家太穷，养不起这么多张嘴。” 　　最大的是女孩子，叫秋香，缠足后走得东倒西歪，那年一连哭了好几个月，十五岁就嫁出去了。秋香后面是长子代历，小名“小马”，下一个是代凤，叫做“小牛”。朱德叫代珍，大排行在四，照男孩子排下来则是老三。他们这一辈以代字排名，和父亲、叔伯辈用世字排名同一道理。 　　朱德说，由于自己排行第四，又是第三个男孩子，“在大家庭里是个不上不下的地位，所以我不只是被压迫人民的孩子，就是在家里也是受到压抑的，既打杂帮助哥哥，又要象个保姆照顾底下的弟弟们。听说，我临出生的时候，母亲正在烧饭。还没等饭烧好，我就呱呱落地了。母亲生了我就立刻起身，接着做饭。我从来不记得有过什么过生日的日子——我们从来不过这种日子。我们穷得不能再穷，我也不知道我们穷，因为除了地主以外，人人都是一样的穷。” 　　他说，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做姑娘的时候还有名字，嫁过来以后只按家庭地位来称呼，对于孩子是“娘”。对于公婆是“二媳妇”，对于丈夫是“你”或“孩子的娘”。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怀着肚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煮菜烧饭，缝缝洗洗，扫地担水，甚至象男子汉一样下地干活。挑选农民姑娘做媳妇，为的就是要劳动力。爱情问题是不存在的。姑娘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和公婆，夫死后也要遵从长子。再婚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孔子传下来的古老封建观念。 　　妇女的职责是劳动，生儿子，以便传宗接代，给全家增添劳动力。她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如果完成不了这些自古相传的使命，丈夫就可以把她休弃。妇女方面无论有什么理由也不能离婚，丈夫却有许多理由可以休妻——例如不听他或公婆的话，不孝敬公婆，说话过多等等。喜欢怎样说，便怎样说，那是男人的特权。 　　官宦富豪人家总是要娶姨太太，农民就供不起这些享受。妾侍是提高男性权威的表现——她们是古来封建制度的一部分。朱家的妇女和姑娘同其他的农家女一样，缠足，被压制，谁要提起让女孩子去念书，准被人讥笑为蠢得给别人的花园浇水。 　　朱德的伯父世连是个不同寻常的男人，从不虐待妻子，没有子嗣也并不借口休妻。夫妇两个老来无子，朱德小时候，便经过磕头，过继给他们收养。至于为什么选上了他，他并不了解。不过，大家原本住在同一屋檐之下，这种新的关系出现之后，变化也不太大。但过了几年，才显出正是由于承继的关系，他才从朱家所有孩子里被选拔出来，开始受教育，以便让他为全家应付税吏和其他的官吏。 　　朱将军的母亲出身于钟家，这一家原是流动艺人，遇到结婚、丧葬、生日等等场面，他家就由主人雇去，有的吹打，有的演戏；遇到农村过节赶集，也搭上一座简单的舞台，拼凑一台滑稽戏或是一台老戏。这类艺人在社会上是无家可归的，穷得毫不起眼，还经常成为政治上的嫌疑分子。 　　“可是，那是一帮爽朗而愉快的人，一般老百姓对他们喜爱得不得了。”朱德一边回忆，一边深情地微笑着。 　　朱家的孩子们，不但善唱民歌，而且无论遇到什么乐器都能够一上手就会，钟家大概是主要原因。这些民歌里面，有的很悲壮，有的愉快、俚俗而滑稽，也有一些抒情的恋歌，更不乏暗中讽刺政治的歌曲。 　　当地有许多“客家”，朱家也是其中之一。所谓“客家”，乃指从其他地方移居于此，没有超过八代，因此还未取得象土生土长、在此创建家园已久的人的同样权利。朱家一族最初在白莲教起义后不久，亦即在十八世纪末期或十九世纪初期，从远在南方的广东省迁徙至此。白莲教的兴起和清朝的镇压使得四川人烟稀薄，广东和广西的贫农便陆续来此，成了“客家”。②朱家虽然已经在四川住了八十年上下，却还讲广东话，保持着广东风俗习惯。直到朱德这一代时，家里才习用广东和四川两种方言。 　　朱家初到四川的人积蓄了些钱，就买了一块不大的地，在离着仪陇县马鞍场不远的商镇大湾盖起房子。可是不久，因为地主、官家、高利贷者等等都来下手，不但压得他们把土地押了出去，而且全家搬离原居，不得不给这一处那一处的地主做佃农。朱德出生的时候，他家正给一家拥有六十户佃农的姓丁的地主打短工。人们提到这个地主，就叫他“阎王”。 　　朱家从“阎王”手里佃来三英亩地，不是在山坡上就是在山谷里，几乎每一寸地都经过双手仔细耕耘。他家搬到一座树木茂密的小山山脚下，这座山就耸立在那条急湍的小河的东岸。附近还住着三四户佃农，加上朱家，凑成了一个叫做琳琅寨的村子。商镇马鞍场在北面二英里地。再过去些，便是大湾，近旁就是常令朱家人感慨系之的祖先创建的老家。再往北大约二十五英里，就到了城墙围绕的仪陇县城，在农民眼里，那是个大都会，只有少数人曾经去过。从朱家往西几英里地，嘉陵江穿流而过，它是四川省从而得名的四条大江之一。 　　朱家三代同堂。祖父、祖母的下面是以世字作谱名的弟兄四人和他们的妻儿，第三代朱德这一辈是以代字作谱名。 　　在第二代中，长子而且作为全家家长的是朱世连，朱老大——朱德的养父。朱德出生的那一年，他大约三十七岁。老二就是朱德的生父朱世林，是个脾气火爆、容易冲动的汉子。对于另外两个叔叔，朱德将军很少提及。还有，提到自己的弟弟，他也只是略微一提。朱德的养父朱老大是个治家谨严、心里有盘算的人，干活出力，知悭识俭，一分一毫都省得不能再省，为全家打主意。 　　同所有农民家庭一样，朱家是个组织起来进行艰苦而有纪律的劳动以防饥馑的经济单位。 　　“祖母掌握全家经济，指挥全局，”朱将军解释道。“祖母把男男女女的事都分配得清清楚楚。下地干活需要气力，那是男人的事；地里家里的小事情，那是妇女和孩子的事。祖母有四个儿媳，顺着次序一年一个给全家烧饭，小孩子当帮手。其他妇女，有的纺线，有的缝缝洗洗，有的扫房子，还要下地。天刚蒙蒙亮，负责那年烧饭的儿媳就要起床生火，准备早饭了。全家只要听到祖母的动静，也就通通起床，各作各事——打水、挑水、砍柴、喂鸭、喂猪、喂鸡，或是打扫。 　　“伙食一年到头都是一样。按照多年的习惯，男人一起先吃，然后才轮到妇女和孩子。家境太穷，除了特别日子，哪里吃得上大米。早饭就是高粱稀饭，有时加上些米或者什么豆子。此外，就是一碗大家吃的青菜了。我们也喝茶，当然并不加糖，午饭或者晚饭吃的都相同。不是吃稀饭了，而是用高粱加上米，蒸干饭，再就是一两碗煮青菜。弟兄们和我要是钓来了鱼而没有被人发觉——我们都喜欢钓鱼——我们也许加一碗白饭。象猪肉或者其他特别好吃的也不过在过阴历年时才吃上一顿，还谈不上准有。 　　“四川虽然出盐，价钱却很贵，穷人只不过能偶尔买一些。盐也分作三种。有钱人买白色精盐，中等家境的买菜色的，象我们这样的穷人，只能买又脏又黑的盐巴。这盐巴宝贵无比，哪里敢放在菜里。或是在饭桌上放着一个汤碗，溶些盐巴在里面，大家吃青菜时，把菜夹在盐汤里过过水；或是摆一块盐巴在碗里放在桌子中央，大家吃煮熟的青菜时，放在盐巴上擦一擦。 　　“祖母不但指挥大家干活，而且根据年龄需要和活儿的情况分配粮食。就是在吃饭这件事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个人自由，每每觉得肚子还饿，就奉命离开饭桌了。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我就不大怕饿，好象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所指挥的战士们一起走来走去。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要开发国家，人民将有足够的食品和衣着，他们将坐火车、汽车，有时间也有精力在文化方面得到发展——然而就是在目前最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提高文化。 　　“祖母是个很不寻常的能干妇女，很会指挥，而且直到进棺材之前，还和全家在一起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她要负责给地主缴满年租，缴租不但要把收成的谷子缴出去多一大半，而且还要有鸡蛋、鸡，甚至于整头猪——这些是不得不奉上的封建性额外礼物。我们人人憎恨这种封建性的贡奉——尽管封建这两个字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我还是说这是封建，因为地主绅粮把各式各样奴役性的摊派和负担强加在我们和其他佃户的头上。 　　“举例来说吧，每到夏天，我们那一家地主就要全家大小上山，到别墅去避暑，这时候，佃农的一切活儿都得放下，去送他们上山，毫无报酬。到了秋凉，又要接他们回来。还有，社会动乱的时候，或者闹土匪，或是农民起义，佃农奉令要到地主家集合，拿着发下来的武器为地主保家。农民们就在宿命的绝望中接受了这种封建传统。他们看不到出路。” 　　与附近的佃农一模一样，朱家在大年初一天亮以前，就得把一切年礼缴上去。除夕那天，一家人聚集在全家共用的堂屋里，祖母在大儿子——朱德的养父——的帮助下，分配全年的收入，并且决定该给谁添置衣服。妇女们对于一布一丝都了如指掌，知道谁的裤子还能补一补，谁应该做一条新裤。每一件衣服都要穿到烂得不可再补。每一套裤褂都要小心谨慎穿着；脚下的布鞋——妇女们手做的——只有重要场合才穿，所以能穿着很久。家庭会议把事情都商量妥当以后，廉俭的祖母便把全家剩余下来的现款，往坛子里一装，埋在她住屋的地里。 　　吃过了早饭，立刻开始干活，只在午饭和晚饭时稍停一下，一直干到夜色苍茫爬上床去。夜晚时分，如果点上一盏灯，就会被认为过分的奢侈。地里种的烟叶，准备晒干运到场子上去卖，家里哪个男人要是抽上一口，也同样被指为浪费。不过全家有时也点燃一管旱烟，一人抽一口，传来传去。朱德的父亲常常公开要求，每个男人应该有权抽一管旱烟。但他是个暴躁鲁莽的汉子，总得有人加以管束。 　　在朱家或其他农家，没有懒惰，没有拖沓，也没有什么每周应有的休假。家境好的人，到了阴历年可以享乐一两个星期；对于佃农和贫农来说，就是这一时期也没有休息。农民在冬季几个月里，可以松闲一阵，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也必须准备春耕，或是安排小春。夏天养大的猪和鸡，在这时要运到场上去换盐巴。地里的棉花摘下并打整干净之后，妇女们把它纺成棉纱，但她们并不织布。织布是那些串村庄的织匠的活儿，都是男人。另外，还要在冬天捡出地里的油菜籽榨油，把预计炒菜的油留下来，有多的就卖掉。只有很少的机会，才加上棉花灯芯放在碗里，在晚上照明。朱德直到二十岁才用上灯亮，那是上学以后回乡的时候，自己占用一张床，一间屋，这也只不过几天的工夫而已。 　　还有一条自古相传的不成文法，佃户的男男女女每逢过年或其他节日，或者地主的老婆甚至小老婆之一添丁，或是为下乡的官儿办宴席，都要到地主家里去帮工。在这些场合，佃农还要专门准备食品给地主送礼。 　　“对于地主来说，农民是不是够吃，地里是不是忙得不能分身，那不是他的事，”朱将军气愤地说道。“不但家里的男人要去，就是我的母亲和养母也要到‘阎王’的厨房里帮工。回家时，有时候用衣服遮掩着带一些好吃的东西回来，给孩子们尝一口，还给我们讲一些听来象神话一般的事。” 　　朱将军用这种语调叙述当年情形的时候，我的笔时时不由得无法写下去。他便用惊疑的眼光望着我。 　　“有些时候，”我解释说，“我觉得似乎你讲的就是我的母亲。我们并不曾给封建的地主打工，可是我母亲也是专替有钱人洗衣服，或是在假日中到他们的厨房干活。母亲也时常给孩子们偷带出点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每人尝一口。母亲的双手操作得多了，也几乎是黑的，头发也是在后颈挽个发髻，又黑，又蓬蓬松松的。” 　　“你的父亲呢?”他惊愕地追问。 　　“我小时候，他是个穷苦农民，光着脚板耕种，不过，大部分时候还穿得上皮鞋。他恨透了这种生活，三番两次地撇下了母亲，离家出走。他不象你们家里男人那样有规有矩。后来，他变成一个干粗活的散工，我们的肚子也就永远没有吃饱过。然而，盐是尽够吃的啊!” 　　“世界上的穷人原是一家人!”他用粗哑的声音说完后，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久。 　　① 朱德的出生日期是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农历十一月初六)。——校注 　　② 客家是古代从北方迁居广东梅县等地汉人的自称。朱家的祖先是广东的客家人，后迁居四川。——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