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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在深恐外国侵略的浪潮中，席卷全国的改良运动于一八九八年达到了高潮。这一年，年轻的光绪皇帝到了登基年龄，他登上宝座，不再通过反动的老伯母西太后的听政而亲自问事。有名的“变法总督”——其后又出卖了改良运动——张之洞向光绪推荐了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作为顾问，年轻的皇帝就把改革的方案交给他们去施行，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立刻横扫全国。 　　这件事在大湾小私塾里点燃起来的热情，朱将军到现在还觉得犹在眼前。古老的中国在“百日维新”的火焰中死亡。“百日维新”影响到各方面——军队、学校、财政以及科举制度。国家要走向工业化，宣布每星期休假一天。甚至作为臣服满族的象征的辫子，据说将来也要剪掉。 　　尽管以西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反对，洋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席老先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找些新教科书，但是过了好几年，这些书才运到这偏僻地区。朱德的同学从成都带回的那本数学书只好继续为私塾服务。私塾的学生年年倍增，绍伯和朱德成了教授数学的先驱者，每星期总要分出些时间，给其他学生讲授。 　　甚至还传说妇女的地位要改变，女孩子也要受教育，并且禁止缠足。朱德一家同意天足，这使妇女便于干活——可是哪个男人愿娶大脚妇女呢?他们谈到放脚，但没有采取行动。 　　朱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黄昏时分从塾馆放学回家，帮忙把地里的农活干完以后，就热心地向家人叙述变法运动。大人们听得入神，为这孩子能谈出如此之多的天下大事而感到骄傲——是不是命定可以做得什么大官呢?可是，对于变法却丝毫不感觉兴趣。 　　朱将军解释说，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思想顽固守旧，“而是因为变法并没有触及土地制度。一八九八年的改良主义者，走的乃是日本的道路，也就是让农民照样隶属于地主，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近代化。他们所谓的农村改革，不过是运进一些埃及和美国的长毛棉的种籽，让地主买进然后转卖给农民。 　　“变法对于商人、地主、实业家、知识分子还有些好处，作为国之根本的农民却沾不到任何光。农民在变法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只是纳税人——为了支付新设立的机构的开支，又添了许多新税。只有从根本着手的土地改革，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 　　“那些保守的改革派，还一心以为西方民主主义国家会欢迎近代化、工业化的中国，可是，外国人正是不愿意有这样的中国出现，这样的中国只会和他们竞争。” 　　改良派领导人不去进行可以获得农民支持而彻底打垮反动势力的土地改革，却想把西太后彻底搞掉，因为他们认为西太后是敌对势力的最高指挥者。这件事还未成功，袁世凯就倒了戈。袁世凯自称改良派，他曾对新登基的皇帝信暂旦旦，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西太后突然下手，把年轻的光绪幽禁起来，并且把她能抓到的改良主义分子都斩了首。康有为逃到香港，梁启超东渡日本，在那里组织新党，发行《新民丛报》半月刊，仍然继续推行保守的改良运动。至于那个有名的“变法总督”张之洞，他当初曾把改良主义者介绍给皇帝，如今又转而痛斥改良派，为了赢得西太后的信任，甚至不惜进诗谄媚。一直到他斩了几名想行刺他的青年改良分子的头以后，才恢复了西太后对他的宠信。 　　中国又进入了黑暗时代。朱德住的村子里，从此谁也不敢再提变法运动。小私塾里充满了忧郁气氛，席老先生的辛辣讽刺再度出现了。数学教科书也只能暗地里研究。 　　没过一年，新的流言好象台风前夕的一阵清风，在四川各村落间吹来吹去。在大湾赶场的日子里，不知道是谁，低声传出了义和团的事情，义和团是从十四世纪以来就有的秘密会社。到处流传着打倒洋鬼子、打倒洋奴(指加入基督教会的中国人)的传说。 　　风言风语如疾风一般，横扫过来了。传说义和团已在华北以及沿海外国势力最强大的地方活动起来，袁世凯已经出任山东巡抚——是由他的外国主子撑腰的，着手镇压义和团，川东一带，也出现了痛骂洋鬼子、洋奴的标语，可是立即被当局撕了下来。 　　对于义和团，朱将军这样说： 　　“它和变法运动是从同一块土壤上发芽生长的，不过它是与清朝的反动、专制统治进行斗争的群众运动。当时，农村经济已经濒于破产，国内遍地哀鸿，一九〇〇年黄河决口，几百万人无家可归。朝廷毫不救济。人民也认为清朝是国家受辱和濒于灭亡的祸首罪魁。 　　“我记得，就是四川的小村庄，那时都充斥着英国、日本的棉织品，此外，甚至绸缎、绒布、食糖、洋伞、厨房用具都运来了，就连洋钉也把中国钉子压得站不住脚；进口货煤油，比自己家的菜油还便宜。中国农村的手工业原是农村经济的重要部分，弄得没神没气。每到冬天就到我家来织布的那位老大爷也不来了，而且没有新人代替。大家到场上买英国布还更便宜。日子越过越穷，只有在衣不蔽体时才买几尺布。” 　　朱将军已记不起确切的日子，不过记得有一天，饥饿的人群用短木棒、旧鸟枪武装起来，涌向他的老先生家要粮食。抢粮的人又聚集到“大路”上来了，只听得到处都是“吃大户!”的喊声。席老先生的家哪里称得上大户，但还是尽其所有，分给他们。私塾里的学生们一边远远眺望饥饿的人群叫嚷着奔向“大路”，卷起一团尘雾，一边不禁深为叹息。 　　同一天，朱德又看到一队带辫子的骑兵——黑军服、黑裹头布、新式步枪——从后面穷追那群饥民。据说，骑兵追上以后，立刻“血流成河”。象这样的社会状况，怎能避免群起暴动呢? 　　当华北的义和团把矛头指向外国人的时候，朱将军说，在华南、华西一带的义和团，因为朝廷安抚差，还带有社会革命的性质。“我们同情义和团，可是四川人大都不愿参加。在成都，有些传教士和教徒被人扔过石块，就是做官的也有不少排外的人。 　　“川东也有义和团的分支出现了，农民们纷纷投到余栋臣的旗帜下，余栋臣自称‘余蛮子’，用以吓唬外国人。余蛮子及其部属对传教士和教徒不大留情，但他们的怒火主要还是集中在地主和税吏身上。他们拿走粮食、被褥和其他必需的东西。官儿们惊慌失措，鸡飞狗走，最后是总督从成都和重庆派来了兵。” 　　一九〇〇年夏天的日子里，朱德和他的同学经常聚集在老先生家，谈论义和团，而且研究一旦义和团扩展到当地，该如何办。 　　被学生们围着的席老先生开口了： 　　“我们先看看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和甲午战争罢。每一场战争，对方都只是一个国家——最多两国，就打败了中国。现在中国是不是比那时更强呢?” 　　“更弱了!”青年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义和团现在和八国联军作战，能打得赢吗?” 　　“不能!”青年们沉痛地说。 　　“西太后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关注比以前增加了吗?” 　　“更少了!”他们断然地回答。 　　“是谁命令义和团作战，自己反而跑到西安去了呢?”老先生心情沉重地提出这个深刻的问题。 　　“是当今，”青年们感叹着。 　　“我曾经对你们讲过救国之道，是怎样讲的?” 　　“努力用功，将来到国外去学西洋科学。” 　　“那末，义和团的道路是对的还是错的?” 　　“是错的，”回答是悲痛的，有的还落了泪。 　　中国老先生如此发问，他的学生们则如此回答。 　　私塾复课后，又过了很久，传来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的消息。联军统帅是个德国将军，不断地向他的部队下达德皇命令——猛烈打击中国人，使他们肝胆俱裂，从此没有一个中国人再敢于抬头。 　　命令照实执行了，至少外国人是这样想的。外国军队在其侨民的积极协助下，抢劫了北京的民宅和宫廷，掠走了珍贵的绘画、地毯、花瓶、家具和衣服——然后将建筑物一焚而尽。不分男女老幼，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了。古城的水井和湖泊里堆满了妇人和姑娘的尸体，她们有的因不愿被奸污而自尽，有的则已被奸污了。 　　朱将军回想起北京的遭遇时，嘴边露出了一丝苦笑。 　　“这消息使我们的私塾几乎瘫痪了，”他说。“最后统计的结果，在这次起义中大约有两百名外国人和几千名教徒被杀死。但被杀害的中国人又何止百倍于此，可是外国人连提都不提一句，真是草菅人命。我们听到媾和的条件时，气得连话都说不出了。中国又要赔款——由农民全力负担。胜利者想尽了各种办法凌辱我们老百姓。凡是受害的中国教徒或其家属都要得到赔偿，凡是有外国人被杀害的城市要停办五年科举；天津附近的大沽炮台要拆毁，外国人有权警卫京津铁路，并在北京设立使馆区；又有几个城市，包括四川的两个，要开埠通商。北京还要给予外国战舰以随意巡弋中国沿海和内河的权利。” 　　在大湾和其他村镇赶场的日子里，朱德和他的同学混在农民中间，议论起四川的危机，谈到老百姓又要缴纳新税来负担令人目眩的赔款。朱将军说，美国以庚子赔款的一小部分在北京郊外创办了清华大学①，但这并不能表示什么博爱之心。清华之建立是为了把受过训练的学生送到美国去作进一步的学习，以便回国后能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新的苏俄政府无条件地将它的庚子赔款退还，同时将帝俄与北京政府之间的一切条约和协定全部废除——就是和其他国家签订的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也废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奥两国被迫放弃了它们的庚子赔款，可是其他国家直到三十年后才退还庚子赔款，其条件完全是从它们自己的利益出发的。 　　在朱德用这种严厉的态度和我谈起创建清华大学这类机构所隐藏的动机之后三年，我在重庆听到一个法国外交官抱怨中国学生在中国的法国学校受教育以后不知报恩的态度。他相当坦率地说，他们不顺从法国的利益，所作所为倒象在中国大学里受教育的人。他又抱怨说，美国人比较成功些，可是即使如此，他们的许多“产品”还是反咬一口。因此，法国应该调整他们在中国的教育机构——或者承认失败而干脆关门。他对于法国在中国办学校的出发点就是对法国有益。 　　谈到义和团，朱将军对外国人关于它的看法所知不多，也许完全不了解。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不折不扣地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所以完全是从这种角度来看问题的。他说，尽管它有缺点，“被反动分子所利用，但起义无论如何是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勇敢和无畏。”他还讲到一个传说：甚至在华北被俘的义和团的驴子都拒绝服从入侵的外国军队。它们一屁股卧在地上，不再移动，外国人即或强拉也拉不起来。 　　很明显，朱将军对于义和团的驴子比对清廷还怀有更大的敬意。在外国胜利者的最后同意下，清廷从遥远的避难地西安回到北京。西太后向胜利者献媚，请来外国公使的老婆们到皇宫喝茶，献上大批珍贵首饰。朱将军说，只凭她自己的首饰，就能偿付全部赔款，可是政府依然设立新税，从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把他们逼得更穷更惨。 　　义和团以后，他继续说，中国人畏惧乖张的外国人，“可是在外国陆海军未能侵入的内地，外国人又畏惧中国人。”四川的传教士也不敢公然蔑视“异教徒”了。为了不致在中国青年中失去影响，他们还在学校中增设了介绍科学的学科。 　　在我问他是否考虑过上教会学校去学西洋科学时，朱将军惊诧地注视着我。 　　“我怎么会呢?”他嚷了起来。“我是个爱国者!传教士把中国人变成轻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懂政治和文化的人。中国教徒虽能说中文，可是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写信。他们以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是天堂，一切善良的中国人死后灵魂都要去那里。” 　　他继续说，义和团以后，大家对清廷的仇恨更为强烈，孙中山手下的共和派则更为奋勇。出版了一张新的共和派报纸——《民报》，号召打倒清廷。这张报纸被偷运到内地，可是等朱将军看到什么共和派的刊物时，那已经是五、六年后的事了。保守的改良派胆子也大了，开始在成都秘密发行一种小报。朱德所在的私塾里有了这么一张小报——这是他们看到的第一张报纸。报上只有新闻，别无其他，但那年头，新闻是革命性的。老百姓把它手抄下来，寄给朋友。 　　义和团以后，朝廷宣布要作一些新鲜然而是审慎的改革，但宣布以后，什么也没执行。不过，知识分子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办学教授西方的知识。近代化教科书还是没有，老师只有靠记忆和笔记讲授。朱德所在私塾的学生注意着每一个过往行人，希望能得到几本书，而且每逢有从成都来的读书人由此经过，席老先生一定停课不上，邀他尽量讲述有关成都、北京或其他地方的事情。学生们可以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目不转睛地瞅着讲话人的面庞或跟着他的每一个手势，对于每一种表情、每一个字眼都不放过。朱德已是十五、六岁，一对褐色的大眼珠，前额剃光，背后拖着一条长辫。他已经到了能够完全理解中国全部问题——虽然还不知道如何解决——的年龄了。 　　义和团的悲剧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每逢提及此事，他就象忘记了时间一样，喃喃自语起来。 　　“后来，我到德国念书，”他说，声音冷峻而坚定，“在人家家里作客时，常常发现中国地毯、花瓶、绘画、硬木家具和其他样式的艺术品。每当我问起来，主人就有点支支吾吾，我知道这必是从北京民宅和宫廷里抢来的。我还在柏林军事博物馆里看到义和团的旗帜。我要是留心找的话，一定可以在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家里找到同样的东西。” 　　停了一阵，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看过义和团起义时德皇给他在中国的军队所下的命令——后来由所有外国军队执行的命令。我因为只有个模糊的印象，便到图书馆书堆里去找。命令没有找到，却找到了马克·吐温在一九〇〇年圣诞节前夕写给《纽约太阳报》的信件，信中叙述了起义之后外国人残杀中国人的情形。这封信是根据美国传教团一个名叫阿曼特的牧师的报告写的，报告中提到，他曾经到义和团杀死过教徒的中国村子里去索取赔款，他拿到的是对每个被杀教徒的赔偿金三百两，“而且还有相当于赔偿金十三倍的罚款”——这位牧师大人说这笔钱“将用于宣传福音”。马克·吐温引述阿曼特的报告说： 　　阿曼特先生宣称，他拿到的赔偿和天主教徒所拿到的比较起来，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天主教徒除了现款以外，还要求“一命抵一命”。天主教徒每死一人，要赔偿五百两。温州有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被杀，欧洲的天主教徒因此要求七十五万吊钱和六百八十个首级。 　　马克·吐温接着说： 　　我们的阿曼特牧师，由于会做生意的天主教徒不但每死一人可以拿到大笔赔偿，而且可以“一命抵一命”，于是理直气壮地大表其羡慕之忱了。 　　马克·吐温又说，如果德皇在义和团时期给予侵华德军的命令在同样情况下也适用于美国的话，命令就会这样写： 　　踏遍整个美国，格杀勿论，决不留情；把德国人(对美国)的轻蔑留下。……要威震千年；踏遍整个共和国，屠杀、屠杀、屠杀，为了我们的被触犯了的宗教，在该国国土的心腹地带杀出一条路。 　　我的秘书莉莉朗读和翻译这段文字时，正当半夜时分。朱将军静听着，双眼眯成一条缝，听完后他问道： 　　“马克·吐温是谁?” 　　我们又用了一个钟头来介绍马克·吐温。我们从图书馆借来百科全书，莉莉把书上所有有关这位美国伟大作家的内容都翻译出来。在这之前，朱将军从未知道在义和团起义时和起义以后，还有任何外国人对中国人表示同情。知道确实有人同情后，他似乎大感宽慰，他认为世界各地的“老百姓”都有好心肠的信念，也因此而更为强烈了。 　　① 应为清华学校，它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