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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一旦有了追忆童年时代的记忆和印象的习惯之后，各式各样琐碎的记忆图象便从朱将军当年的生活里源源涌现了。他对它们很不重视，若不是我象猫一样不时扑住话头要求他详加说明的话，这些记忆中的图象很可能一闪即逝。他的确是有问必答，但因为他是个公务非常繁重的人，有时似乎觉得是浪费时间。 　　记忆中的图象之一是这样的： 　　那年到底是几岁，已经记不清楚。他年纪很小，正站在家门前的小丘上，象往常一样注意着“大路”上的过往行人，这时随风吹过来一阵离奇而凶恶的叫喊声，声音既大，又拖得很长。 　　“喝——喝——!”最初听来很远，过了一阵，便越来越清楚了。 　　过往行人曾经跟他说过，山里老虎就有一种奇特的吼叫声，可以把梅花鹿吓愣住。他早就希望亲眼看一次老虎和吓愣住的梅花鹿，现在似乎有了机会。可是他环顾四周，只看见大人们慌忙从地里逃散藏躲。祖母在家里大声吆喝着，大门砰的一声关了，大哥代历向他叫道： 　　“小狗!快，快，快下来!” 　　四周充满着恐怖，朱德一下子就哭出声来。 　　“我的嘴大，肺又强，”朱将军微笑着说。 　　代历追到他身旁，可是并不把他往家里拉，反而拉到房后面的竹林里。他哭声震天，还嘟囔着要看老虎，他哥哥却要他赶快停声，说来的并不是老虎，而是军队。代历把他按趴在地上，两个人在竹林中躺在一处，就在这时，又是一阵吓人的、划破天空的叫声。朱德已是吓得一声不吱了。 　　朱将军说，在那种年头，清朝军队要吆喝“开道”，把老百姓轰开。这种习惯出自何时何代，已无从查考，不过据他想，大概起源于清朝初年打下天下的时候，为的是避免军队和人民亲近。 　　两个孩子趴在竹林里，先看到的是个骑马的官员顺着大路过来，头戴白色圆锥形的帽子，上插花翎，边垂帽缨，红色马褂，袖口和肩头绣着代表级别的军章。远远随在他后面的是一队绿营兵，身穿黑裤、黑衫，头缠黑布，脚着绳鞋，衣衫的前心后背都缝着一个白底黑字的“兵”字。 　　队伍携带着各式各样武器——长筒火枪、梭镖和大刀——有的还有扇子随手，一路扇凉。忽然之间，他们都张开了嘴，喊起令人血液为之凝结的喝道声。 　　两个孩子直到声音越去越远了，才敢爬出来，远眺“大路”，跑到大人正在说话的地方。他父亲痛骂这些军队是行尸、王八蛋、兔崽子、妓院出来的龟孙子、赌场里的赌鬼——朱将军简洁地说，这些话都对。 　　以后的几年里，朱德时常看到清朝军队。他们是卑屈的懦夫，官阶越低，神气越足。可是碰到上司走过来，他和他的手下，马上跳到一边去，行起满族人的礼：一腿跪地，一手打千，不敢抬头。在农民面前凶得象老虎，在有钱有势的人面前却又象摇尾巴的狗。 　　朱德提起当年的军队和税吏，就痛恨不已；可是每逢提到他们的时候，我的印象是，他还故意避开这种回忆，免得对一个外国人提到中国的丑事和弱点。朱将军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是怀有深厚的自豪之感的。 　　他继续说道，农民生活悲惨，在税吏的淫威下，常年汗水不停。这些税吏完全跟吸血鬼一样，每月必来，每来必把农民的钱勒索到一个制钱也不剩。除了数不清的旧税以外，他们还临时出花样要新税，以便“和县长说几句好话”，多“关照关照”。监狱里押满了既无力缴税又无钱贿赂的农民和其他穷人，就是在监狱里，他们的生活也要靠家里人负担。假若能够行贿，还有释放出来的希望，为了这笔钱，家里又不知要借多少吸人血汗的阎王债。 　　“这些就是家里把我挑出来念书的原因，”朱将军解释道。“由于税吏、官僚、军人只尊敬或害怕读书人，我家才决定让一两个孩子去念书。不论什么地方的农民，都希望孩子受教育，但那时没有公立学校，而要想上塾师们开设的私塾，若不是绅粮地主，就无法缴足学费。农民也许能让孩子上一两年私塾，可是到了能够下地的年龄，只好去下地了。我小的时候，农村情况太坏，教育对于农民成了生死攸关的事。一族人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个男孩子，不论是抵挡税吏、滥兵，或者帮助家里打打算盘，都是好的。 　　“我们家比许多人幸运得多。我们拚了命的干，一个小钱都不浪费，于是有了一些积蓄。最初还想把先辈典出去的大湾的房子赎回来，后来，我的长辈还是决定让我和两个哥哥尽可能多念几年书。” 　　离朱家不远处，有一位私塾老先生。交涉了好几次，他答应代历每年缴八百钱，代奋和朱德各缴二百钱。这笔钱算得上是个大数目，但朱德的养父是个劲头十足的人。 　　入塾的好日子——大概是一八九二年的一天——快到了，全家显得很庄重。三个孩子都应该各有一身穿得出去的裤褂、小卜帽和草鞋。天门上的头发剃光，留在后面的头发洗干净后加上头油，编成清清爽爽的辫子。从此以后，他们就是读书人了，前此的小名取消，改以“学名”入塾。不过，街坊们为了要带几分尊敬，还是称他们为老大、老二、老三。朱德就是老三。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老”字，乃是一种尊称，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对读书人的尊敬已深深地铭刻在老百姓的心上。 　　入学那天，天还没亮，全家便都起身了，看着上学的孩子洗好脸穿好整齐的衣服，又谆谆告诫说，要绝对服从先生，不许有二话——因为师生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吃过早饭，老大、老二、老三随着大伯父象执行神圣任务一样，出了家门。全家老小一直送到门口，直到他们消失在朝雾里。朱将军觉得，当时所深切感到的严肃气氛至今犹在眼前。 　　私塾里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不同年龄的另外十六个学生，都是小地主的孩子。倒没有特别有钱的人家的孩子，因为大地主家里都有自己的私塾。在私塾的这十六个学生眼里，农民家的孩子来念书，其可笑就等于牵来三条水牛读经学典。农民、苦力和工人这些用手干活的人，是不能期望他们用脑子的。这“三条水牛”——其他学生为他们取的外号——既心慌，又谦恭，在笑骂中忍让了好几个星期。然而，心里还是按捺不下，代历终于和其中一个打将起来，一拳就把他打翻在地，老二、老三看见其他人有意干涉，也加入了战斗。三个人年龄虽小，却真能打，把地主少爷们打得鸡飞狗走。 　　被迫伸出手来挨打的乃是这三弟兄，而不是那些嘲骂的学生，而且要罚站面壁一日。老三哭了几下——可是看见其他的孩子暗自高兴，便强制住呜咽，默默地让眼泪往下淌。他从小就尝到了不公平，不仅在学校，在家也是如此。那天晚上，他父亲鞭打他们三个，还是朱老大要他住手，相信孩子们并没做错。 　　那些学生嘲笑他们在学校受罚的事，这三个又是一场大打，打完了自己走到先生面前，伸手等板子打。这一回谁也没有哭，他们的对手们看到如此光景，自忖最好还是和这类人相安无事。这一学年里，双方保持敌视的停战，弟兄三个上学下学始终采用密集队形。 　　在这类旧式的私塾里，学生先从《三字经》学起，《三字经》是押韵的三字对句，贯穿着儒教伦理和古代历史，先生从不讲解意思。学生也只能照音念音，一直念到每个字音都铭刻在记忆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意思也就明白了。从清晨到中午，整个课堂就是如此书声琅琅，念完一遍又一遍，大家念得彼此不同，每个人都力求自己的声音能超过别人。念到中午，步行回家吃饭——离朱家二英里地——吃完又回到私塾一直念到天黑。 　　念完这一本，学生改念《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和《孝经》。能够在几年之内念得通的，便要再念《四书》和《五经》，然后经过科举，就可以做官发财。通向官场的大门也就是通向财富的大门。 　　朱将军说，私塾是不教近代课程的——没有数学、地理、自然科学和近代历史。因为，大凡应该知道的事，圣人都知道，后代只要念古圣贤书就够了。主动和创造是被认为不妥甚至于叛逆的。 　　老大、老二、老三之中，代奋是较差的学生，没有多久，家里就让他退了学，下田干活。老三是个用功听话的学生，每晚一直要念到打磕睡，必须由大哥推醒。代历伶俐，记忆力最好，把书本念完，还有闲工夫作几个小曲子，然后用他自己的笛子演奏一番。不过，代历毕竟有年龄大了些的不利条件，如果家里活儿紧，大概也要轮到他退学下田了。 　　第一学年结束后，朱家人下了决心：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多学费，何不找个象样的先生来教。“阎王”为丁家一族办有家塾，先生是同族人，还中过科举，是秀才。因此，一八九三年夏天，朱老大向丁老爷的账房提出要求，希望允许两个孩子入学。 　　一天，朱老大到丁家，向丁家账房磕过头后，账房告诉他，朱家两个孩子要是能够分担聘请先生的费用，也可以入塾。 　　“丁家虽然富有，可是什么时候都想要捞更多的钱，”朱将军轻蔑地说。“他们一定要我们缴和从前私塾一样的学费，可是缴了之后，每天又只许代历和我上半天课。我们只有照样接受了。” 　　私塾就在丁府里。丁府房舍高大，院落重重，还有许多客厅、饭堂，正中是一座华丽的祠堂。此外还有奴仆丫鬟的住房和收量佃户缴谷、打谷、入仓的几个打谷场。丁家的房檐下到底住有多少人，佃户们无从知悉，丁家则夸耀自己是五世同堂。一道高墙围着房屋、池沼和花园，墙外则是果园和一片可摘鲜嫩竹笋的竹林。丁家的男人多数抽大烟，个个有妾侍，对于无论什么样的活计，指头连沾都不沾一下。后来，朱德到成都进入刚刚创办的近代学校，“这一家没有一个人去，因为这家人不尊重近代学问。” 　　代历和朱德第一次到私塾的先生面前磕头时，心中很是害怕，他们被指定在课堂最里面的一张书桌旁。这里光线极暗，所以从来没有人在此坐过。四周墙上写满圣贤之言和道德文章，可是三十六名丁家学生，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他们都是少爷，“一天到晚游戏和恶作剧的少爷。”先生对他们绝不处罚。可是，朱家的孩子只要有一个出一点差错，就要挨骂。环境是不顺人意的，但是他们两人拚命用功，没过多久，先生对他们也就亲切起来了。 　　丁家孩子用同音不同字的读法来侮辱这两个农民子弟，把“朱”字故意读作“猪”。他们也不容农民子弟保有起码的尊严，更不准他们把任何东西视为己有。朱将军童年时代最痛苦的记忆之一，是一件关于梨子的事。他在自己家附近的梨树上摘下一只梨，带到私塾去吃。休息时，丁家的一个孩子走过来将梨子一把抢过去，张嘴就吃。 　　“那个孩子说我们没有吃果子的权利。代历捶他，别的孩子一拥而上，我也又踢又抓他们。先生稍微罚了我一下，可是命令其他的孩子不许招惹我们。自从这件事以后，丁家的孩子常常成群地到我家来，从我们的果树上摘果子吃。我们则用棍子轰他们。他们把我们的日子弄得非常不顺心。” 　　另一幅记忆中图象的时间是朱德在丁家私塾念书的一年。那年冬天缺雨，只下了场小雪，冬季作物长得很差。到了春天，仍然无雨。朱家的人，一边从河沟往地里车水，一边不安地眺望着预兆不祥的焦黄的天空。不论大道还是小路，到处尘雾滚滚。这样一直拖到夏天，丁家存底丰厚，仓廪旧充实，可是农民饥肠辘辘，着实难挨。给龙王上供的村村户户响起了求雨的鼓声，善男信女的行列出现在乡间小路上，一乘无顶小轿抬出龙王泥像，求他看着苦难人民的惨象，发发善心，变变天气，可是“阎王”照常把佃农们召唤去，要他们抬轿子把他全家送上山去避暑。 　　大旱的第一年，朱家出动了全家人，不停地往高粱地、菜畦里车水。祖母下令将全家的伙食改成薄薄的两顿。代历和朱德中午从私塾归来，车水一直到深夜。 　　镇上的商人运米来了，人们用农具、家畜、衣服，家具乃至姑娘去换米。从未见过面的城里人也来收买农村姑娘，好看一点的被卖到妓院或是卖作姨太太，难看的则被卖出去做丫鬟。冬天来临时，朱家还拿得出钱来缴两个孩子的学费。 　　不象朱家这样勤劳节俭的农民们，只落得流浪他乡，有的到南部①的盐井卖身做工，有的去重庆或其他城市充当苦力。大城市里还有人发善粥，饥寒的人可以一天领到一碗，村子里则什么也没有。 　　朱家的男人夜晚轮班看守庄稼，到了秋天，大人收高粱、南瓜和青菜，孩子们则上山割野草。丁家从山上回到村里，还派人特地从成都带回来外国步枪和子弹，以防万一。 　　老大和老三又瘦又弱，表情阴沉，缺乏孩子的天真，看上去要比他们的实际年龄大了好几岁。全家的最后一点储蓄也缴给“阎王”作学费了。这一家人也开始出卖他们仅有的一点财物，包括床上的珍贵的席子。总算没有出卖农具和姑娘。 　　旱灾的第二年夏天，村里的人们对龙王失去了信仰，多年秘密结社的哥老会的冒险分子，在村子里到处交头接耳。老百姓连夜晚睡觉都时时起来望天，向着那毫无慈悲的热风冷月，免不了说几句埋怨的话。 　　初夏的一天，丁家又派人来招呼朱家的人把地主一家送上山去，这时，突然之间，不知是谁仰头大喊一声：“听啊!” 　　老三听到了一阵骚乱声。最初以为是他母亲——她又是在家中待产。后来，才发现有一个骑马的汉子，猛挥马鞭，直奔丁家而去，骚乱声从北面传来，声音越来越大，“大路”上不知不觉间竟滚来一团尘雾。 　　滚滚尘雾中，一帮行尸走肉似的人出现了。有手持各种武器的男人，有背着婴儿的缠足妇女——还有一群肚子肿胀、眼睛无神、光着屁股的孩子，拖着无力的步子，踉跄地跟在后面。人声鼎沸之中，一阵急促的锣鼓声在丁家打响，老三一听便知道，这是“阎王”在召集佃农为他战斗了。 　　朱家的男人听到锣鼓声，动都不动。饥饿的人群象雪山崩塌了一样，蜂拥到“大路”上，其中有那么几百人涌向朱家院子，大声喊道：“一道去把大户吃光噢!” 　　朱家的祖父、祖母把孩子们关在家里。在骚乱声中，传出了朱德母亲的轻微呻吟声：又是一个婴儿出生了。 　　“饥饿行列”转眼过去。朱家还没有穷到必须加入的程度。 　　第二天，朱家听到强暴的士兵的离奇而凶恶的吼叫声。“喝——喝——”，听起来十分蛮悍。全家马上闩好大门，跑进山里。但这些士兵并未停留，一掠便过。过了几晚，流离失所的农民来到朱家投宿，悄悄说起打了一场激烈的仗，饥饿的老百姓有好几百被杀、被俘或是受了伤。他们打得很勇猛，也干掉不少士兵。在队伍追上以前，他们已经包围了丁家和其他大宅院，虽然也有一些人被杀，到底还是冲进去大吃了一顿。 　　朱家怎样度过最后一个苦难的夏天，朱将军已经想不起来；可是他还记得，隔些时候便有人在夜晚运进食物来；他父亲和一个叔叔有时不见踪影，一去便是几天。许多农民已经变成土匪，到远处去抢劫。朱家是否有人参加，朱将军始终不清楚。 　　那年夏末秋初，喜雨初降，饥馑停止了。可是，已经有许多自耕农卖掉一切，沦为佃农。佃农则变成了苦力、大兵或地主的长工。没有一个人身上不背着债，这笔债一直到他们的儿孙辈也还不清。 　　朱家虽然没有借债，可也别无长物，一天，丁老爷派人来通知，他们在旱灾时未缴租，老爷也“穷得过不去”，以后得加租。大伯父下跪求情，说他们以往从未欠过租，一心在地里干活，始终听话，人家吃大户，他们也没有跟着吃。对于这一片陈情，账房同意转达给丁老爷，后来果然有话给朱家：以后，一半的地按原来的数额缴租，另一半则加租。 　　全家计议良久，决定分家，一个家继续耕种照付旧租的那一半地，另一个家则另去佃地耕种。大伯父和四叔两房人分出去，祖父、祖母和另外两房留在老家。 　　全家决定，本是名义上的家长的大伯父，应该分家出去，这是因为他的养子朱德要继续求学。代历那时已经十二岁，只好退学不上，回到家里和父亲、叔叔、兄弟们一齐下地。家虽然是分开了，收入还要和过去一样，算到一处，朱德的教育还由全家负责。朱德也因此第一次离开了亲生父母。在叙述这一段经历时，朱德的脸色很阴沉，似乎认为分家乃是一场悲剧。事实上，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几乎等于一场革命，因为每个家族都是一个紧密联系着的经济单位。 　　深谋远虑的大伯父在大湾镇外佃来三英亩地，这地方离着当年的旧房子很近，朱家早就有意把这房子收回来。大伯父选拣这地方，一方面是因为靠近老家，一方面也因为附近有一间席聘三老先生的私塾，已经答应朱德去上学。 　　大伯父借来一笔钱，足够维持两家到明年大收前的生计，以及向地主缴地租和付朱德的学费。左思右想之后，这位有远见的老人终于决定把四弟的两个孩子也送去上学，就是上一个时期也好。 　　朱将军还记得，当时一共借来一万钱，相当于成都造币厂新铸的一百二十块大洋。这在当时的确是笔大数。全家打算早起晚歇，精打细算，好好地干它五年，把债还清。 　　朱将军解释道，这一远大的计划有一个悲剧般的背景——鸦片。在此以前，这一地区里虽然也出现了种鸦片的地，但老百姓都认为不合体面。朱家人也知道，如果种鸦片，可以赚很多钱，但一种廉耻心使他们没有迈出这可怕的一步。可是现在全家破产了，借来的这笔钱迫使他们把道德观念束之高阁而要来照顾实际。朱老大和他弟弟因此把一部分新佃的地种了鸦片。他们的生活暂时稍见宽裕。 　　朱将军提到大湾，总是充满了感情，这倒不是因为它的自然条件胜过他当时所知的其他地方——而且并不比其他地方好，而是因为这个小镇标志着他的家庭向前迈进了一步。 　　他说，大湾镇里镇外有九千人口，这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地方。“它和大城镇有交通往来，我们因此看到了更多的人，听到了新的消息，放宽了眼界。” 　　对于朱家孩子们来说，这个小镇就是一个大都市，充满了活力。镇里有一条大街，一星期赶集两次，届时这里就成了闹市。也有许多手艺人，诸如铁匠、弹棉花匠、木匠、石匠、补碗匠和织匠。大街上还有肉店，南酒豆腐房，戽谷店和草药店。一家干净的客店是供有钱的过往行人下榻用的；还有几家又暗又小、虱子臭虫俱全的小客栈，可供苦力和同类的人暂住一晚，一条肮脏的被子每晚收费一两文钱。夜静更深，自有打更人报时，巡视周围，防范火烛和小偷。镇里有一座庙宇，供有温文尔雅的罗汉和一尊慈祥的佛像，由一名黄袍僧人主持。大湾镇外另有一座庙宇，供的则是土地爷。 　　镇上有个宗教团体，它的成员在承平的年月里，凑集些香金，每年打一次醮，或是到川南的圣山峨眉去进香。这些活动多半是社会意义重过宗教意义。 　　乞丐、小偷和歹徒——大都是饥荒造成的——每逢赶场，就在充满着农民喧哗之声的整条大街上四出下手。在赶场的日子里，还有代写书信的人坐在沿街的小桌子后面，算卦的、变戏法的和江湖艺人则想尽办法招徕顾客，赚几文钱。流动的理发匠，随身带着小凳、脸盆、面布和剃刀，准备替人清洗、上油和编辫子，甚至于拔牙，收费很少。这是一个使乡间儿童心花怒放的小镇。 　　这以后，朱将军就不大谈他的一家，而更多谈他的学校，以及通过学校所听说的社会上的事情了。这时他家吃穿都已转好，按时按月缴上地租和利息。到了第三年年底，本来几乎可以把全部借款还清，但他们将积蓄转用到把先辈的房子赎了回来。第四年年初，还在丁家地上住的那一家人，就迁了进去。那是一件大事情。朱家老祖母和老祖父虽然健在，但终究可以买妥上好的棺材，将来能够在自己的地里入土了。 　　这一渴望了多年的成就并不是轻易得来的。两家人在过去三年里辛勤劳动的积蓄并不够赎回老房子的钱。第二年年底，他们不再让朱德的两个堂弟上私塾。赎房子的不足之数，是后来又借了一小笔钱补上的。 　　其他一些事也花费了钱。朱德的大姐秋香在十五岁那年嫁到一户自耕农家里。两家人按照习惯大摆宴席来办喜事，还有戏文。代历表演了笛子和胡琴，技惊四座，朱德母亲的娘家人倾全力唱了一台戏，分文不取，只吃了一餐好的。 　　朱将军用寥寥数语就把这些事情带过，所提到的多是进入席聘三先生的私塾之后在他眼前展现的新世界。私塾就在老先生自己的住所，离朱德家大约有三英里地，他每天早晚徒步来回。 　　他和两个堂弟入塾时，情况也跟前两间私塾一样，另外十名学生把他们搞得很惨。农民只会用双手干活，哪里会用脑子，放牛娃还能把书念通?希望简直渺茫得很。回忆起当年的不平和屈辱，朱将军到现在心中还有隐痛。从那时到现在②，四十年的时光流转过去，中国贫苦人家的子弟仍然大部受不到教育。不过，每当追忆起席老先生的私塾，他就恢复平静，亲切地提起了最初曾欺侮他们的那些学生。 　　“那些学生几乎都是生意人家的孩子，”他说，“比地主少爷的头脑要清楚，而且用功，因为他们一家也必须劳动。他们学习勤奋，我也不愿落后，大家马上就成了朋友。和我最亲近的一个叫吴绍伯，比我大四五岁。绍伯的家是个破产的书香门第，他学习认真，有时念书念一晚上。我常到他家去。他家里有个书房，他就在那里手不释卷。每到暑假，他甚至去成都找书念。我对勤勉好学、知识渊博的绍伯非常尊敬。老先生膝下有个和我同年的孩子，我和他就不是特别亲近。” 　　席聘三老先生在朱德入塾时年近七十，到他退塾时已快八十了。他并未中过举，可是声望很高，都认为他是个对外部世界颇有卓识远见的学者。他乐于教书，有胆量，有见解，而且有相当辛辣的幽默，不时一语戳穿古今英雄的假面具。 　　“到年近八十的时候，还是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朱将军不胜怀念地说道，“他为我考科举作了一番准备。” 　　在老先生的教授下，学生们修完了《四书》、《五经》、《纲鉴》，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学生们读史读得累了，老先生便带着他们到自己贴补家计的菜园中散步。一边走着，一边向学生谈古说今，用尖锐的评语批评皇帝、将军、官僚，认为这些人大都是流氓恶棍，雇用了一些文人为他们伪造历史，说什么他们又有才学又有德性。 　　老先生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学，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因为他听说，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他虽然不知科学为何物，却对科学全心拥护。他常说，中国就快到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许多深知这一点的改良主义者，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办了学校。 　　当时，中国沿海城市也有几家报纸，不论是朱德还是他的朋友，谁也没见到过。朝廷认为，社会上的事只有当官的才有资格注意。象这样小的私塾所能听到的新闻，只能是从过往行人的口中或者外乡来的信中得来的。 　　人们甚至不知道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的事，只是到了中国大败之后，消息才传到这间小私塾。朱德将军还记得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向家里人讲起日本把中国海军全部击沉，把中国陆军打出了朝鲜，并要让中国付出大笔赔款的事。大人们听到什么日本、什么朝鲜、什么南满、什么中国海军，茫然不知所云。他们总以为他们的敌人就是眼前的地主、官员和税吏。可是他们极为骄傲，家里居然有个孩子能够谈起遥远的地方和国家大事了——将来当个大官，也未可知哩。 　　朱将军还回忆起席老先生朗诵君主立宪主义革新派领袖康有为和其他各省一千多名举人的公车上书，书里面要求皇上不要批准马关条约，而要使全国实现近代化，以免受外国人奴役。可是朝廷毫无反应。 　　“全国的知识阶层，”朱将军说，“被马关条约的条款吓住了。小日本帝国突然出头和西方列强争夺统治和剥削中国的权利；它就在中国的大门之外，而这个广阔、落后的国家，在无知和腐朽的清廷统治下，却反对任何变革。” 　　“从那时候起，”朱德用深沉而愤恨的语调说，北京政府就成了外国银行团的收税机构，银行团贷款一笔又是一笔，强迫北京接受。不到三年，北京接受了欧洲、英国和美国银行团的十一笔贷款。这些外国人对于贷款抽利息这一点还不满足。他们连同附近的土地，强取了修铁路、开矿山的特权，甚至连行政权和警察权也一起弄到手。” 　　一八九七年时，他还只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但到如今，朱将军还可以清楚地回忆起那时对于外国人瓜分和霸占中国，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各有其“势力范围”的局面所怀的恐惧。德国人开了先例，他们在山东谋害了两名自己的传教士，以此为借口占据了重要海军基地青岛和附近地区，并宣告将全省划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凌驾于任何国家的商业利益之上，进行工业方面的开发。德国人还借那两名传教士事件从北京勒索到赔款和在省内开矿和修建两条铁路的权利。 　　如同有了协议一样，其他国家随即要求将中国其他的地区分别作为他们独占的势力范围。帝俄取得了东北，英国人取得了华北的威海卫军港、长江流域和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法国人取得了印度支那附近的广州湾，宣称邻近印度支那的三个省份是他们独占的地盘，开始测量从海防到昆明的铁路。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宣布云南和四川两省分别属于自己的范围，英国人还派出炮艇到长江上游巡弋，准备修一条铁路贯通四川。 　　日本人所要求的是台湾对岸的福建，台湾在此以前已经被他们吞并了；意大利要求的是上海以南的一个军港。“北京拒绝了意大利人的要求，因为意大利陆军和海军还吓不住人，”朱将军讥讽地说。 　　就在中国被“拦路强盗”瓜分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美国在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无数抗议下兼并了菲律宾，从而走进帝国主义竞技场。对于商业利益很吸引人、但已被“势力范围”霸占而无法下手的中国，美国开始打主意了。 　　英国人虽然已经分得了最大的一份，但也自有烦恼。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控制了中国的海关，由于一切输出和输入都要在此经过，英国商业利益就支配了中国市场。势力范围威胁了英国对贸易的控制，甚至各敌对国家之间还以战争相威胁。朱将军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被霸占、瓜分后，与日俱增的恐惧在国内形成了革命气氛，外国人深恐再出现一次太平起义。 　　那时，朱将军又说，英国人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用武力瓜分中国，另一派则要求躲在清廷后面控制全国贸易，这个“和平派”盘算的是一箭双雕的方案。由于强权的英国所提的每一方案都受到猜疑，他们把脑筋转到美国身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是唯英国的马首是瞻的。 　　“和平派”于是派遣赫比斯莱——一个在中国的海关官员——去华盛顿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由于这方案也涉及到美国的商业利益，美国政府就把它当做自己的方案，并且得到所有其他列强的赞同。从一九〇〇年起，它就被称为美国的基本政策，用以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 　　“势力范围依然存在，”朱将军说，“可是所有外国的商人和投资者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享有同等权利。从中国的立场来看，情况丝毫没有变化。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制订的，它首先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其次是为了新来的美国人的利益。如果有什么残羹剩菜落到中国手里，那是十分偶然的事。集体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发展工业的行动开始了——中国人民深怕被奴役的民族恐惧在继续增长。” 　　清朝完全手足失措，它既无能、又无知，却对人民肆虐。那时，全国只有两三镇③“近代化”部队驻扎在华北。其他的中国军队除了少量的近代步枪外，只有旧式的人口径短枪和十英尺长的从枪口装火药的铳枪，必须由好几个人扛在肩头，由另外一个人点火。一些中国军队还只有大刀、梭镖。甚至于弓箭。这样的军队在外国人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可是对付毫无武装的老百姓却耀武扬威。朱德家乡的一省就驻有两万军队，有五千人是八旗兵，朱将军称他们为“又懒又没有本事的笨蛋，除了跟着所有的队伍一起领饷之外，还要拿满族人都可以享有的皇粮。” 　　对于外国侵略的恐惧和清朝无能的愤恨在增长着，而各式各样的风言风语也在各村落间传开了。朱德在那时还未见过洋人，只是听到过往行人说，那些人遍体是毛，赤红脸，不会弯的直腿，一对猫眼深陷，一眼看到地里就知道哪里埋藏着财宝。虽然凡是信了基督教的中国人都被称为“洋奴”，那些加入法国天主教会的人则更受憎恶。“甚至小偷、杀人犯、强盗等等为了逃避中国的法律，都入了基督教会”，朱将军说，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 　　朱德的老先生对于洋人凶猛残暴的说法却不大相信，他总认为，一定有许多善良的人——即使到中国来的人里面没有，但在他们本土一定会有。席老先生自称是中日战争后席卷全国的改良运动的信徒，所以不断鼓励学生们到外国去求学，研究科学。大家并不确切了解改良运动是什么，而是把从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制到广东医生孙中山的共和制这一切东西，都笼统地包括在内了。 　　只是过了多少年之后，朱德才了解孙中山这个人物，以及他的令人敬畏的思想的真谛；但在十九世纪末期，他从孙中山的最善辩的敌人之一那里听到了“共和制”这个字眼，这个人就是有名的“变法总督”张之洞，一个君主立宪主义者、孔教徒和实业家。康有为和有名的文人、学者梁启超都是他的信徒。 　　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席老先生弄到一份总督张之洞向中国青年发出的《劝学篇》。他劝大家勤学洋务，不过要提防“共和制”这一危险思想。 　　张之洞写道： 　　啊!共和制!他们从哪几找到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字眼。它有百弊而无一利。如果实行共和，只有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才会欣喜若狂，而对于我们，则是叛逆与混乱有如长夜临头。 　　共和制!老先生对着这三个字考虑了许多时间，也摸不清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传说，提倡共和制的人，与土匪秘密勾结，专干杀人越货的勾当。老先生却没有被吓着，因为凡是主张革新的人，一定会被扣上同样的帽子。太平军不就是被称为杀人越货的土匪吗?而外国人不正是因为有了那个有名的总督所提倡的新知识和科学，才有了蹂躏中国的力量吗? 　　朱将军回想起当年席老先生从一个过往行人手里拿到的一本小册子时，嘴边流露出一种悲喜交集的感情。据说，那是一本介绍西洋科学的教科书。老先生立刻停止上课，和学生们一起朗读起来，就象他们背诵四书五经一样。 　　这不过是一本最起码的书，介绍当时重庆一家使用新式机器的肥皂工厂，朱将军追忆说。“它把机器非常简单地勾画了出来。” 　　其后不久，朱德的学友吴绍伯到成都度夏，带了一本真正介绍西洋学问的教科书回来——一本数学书，这是北京新成立的译学馆出版的第一批书籍之一。第二年夏天，吴绍伯又去了成都，和一位朋友研究，这次带回的是数学用具——丁字尺、牛圆仪、计算尺等等。教科书刚一带到私塾，席老先生就把绍伯和朱德找到家里，加上他自己的儿子，一连几晚研究到深夜。在蜡烛光下，三个学生和这位须发皆白的老先生，对着这本书，一研究就是几个钟头。 　　“我学习已经达到可以替家里记帐的水平了，”朱将军说，“这样，就减少了家里人对西洋学问的误解。对科学的信仰从此而起，我也成了热心的信徒之一。” 　　① 南部是四川一县，在仪陇之南。——译注 　　② 指一九三七年。——译注 　　③ 清朝的镇相当于师。——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