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全文图书 > 史沫特莱文集（3）

第五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朱将军在下一次和我谈话时，详细追述了八国联军之后中国人民的苦难。广西省发生了大饥荒，政府军队屠杀造反的饥民，夷平村落，遗尸如山，任凭野狗去啃。 　　许多省内，一年一次的土地税实际上收了六、七回。牢狱里住满了无力缴税、无钱按照官员的要求进行贿赂的农民。朱家比其他人家运气较好些，但也因官方勒求过多而周转不灵了。辛苦了七年之后，以前借入的一万钱已经还清，但新税和新捐把全部所得勒索得一干二净。地租增加了，借款的利息也上升了。这几年，朱家为了缴朱德的学费，又借了两笔小款子，八国联军之后，日子更加困难，想缴朱德的学费，想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都办不到了。 　　席老先生不愿意朱德离开私塾，就决定让他住到自己家里来，只要求朱家分期交大米一百斤，作为朱德的伙食。从此以后，朱德只在过节放假时回家一行，和家里人一起下地干活。 　　寄住在老先生的家里，使他会见了许多来往借宿的读书人，他们围坐在烛光旁，畅谈革命的征兆，直到深夜。朱将军说，过往行人中，有许多和成都官府有关，所以消息灵通。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学年过去了，他作为入室弟子，在先生家里一边努力求学，一边听过往行人谈话，见闻大开，增长了很多知识。如果不住在老先生家里，就不会有这种机会了。先是听到英日同盟的消息，一九〇四年，又听说一场新的战争开始了——日俄两国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部分而打起来。一九〇五年日本得胜的消息，隔了好几个星期才传到四川乡间。 　　据朱将军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有了飞速发展。政府各部门、工业企业、普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都有了日本顾问。“离我家乡不远的地方，也有一个日本人来教书。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兴起得快，北京慌了手脚，送出好几千名学生到日本。此外还有大批自费留学生东渡——主要是学军事、行政和国际法。 　　“许多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是因为那里的生活费用和中国不相上下。有些人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美国去，可是一九〇五年时美国的名声在中国并不好，因为美国当时刚刚最后通过排华法案，也因为有消息说中国人在美国受到虐待，甚至被谋杀。全国展开了抵制美货运动，就是大湾的老百姓在买东西时都要先仔细看看货色，怕买到美国商品。 　　“我们听说俄国在一九〇五年出了点事，”朱将军说，“我们在四川听到的关于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也就仅此而已。俄国离着远得很。日本，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一个白人帝国主义国家，点燃了被压迫国家——从埃及到中国——的希望，要求独立的民族斗争开始爆发了。” 　　朱将军说，对于日本打败俄国的意义，因为这场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为争夺中国的土地而打的，中国的看法就与印度、波斯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人并不是个个都象孙中山先生那样，认为日本的胜利乃是亚洲人民对他们的白人统治者展开斗争的第一枪。孙先生希望利用日本，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又打算利用中国的民族运动来混水摸鱼。 　　一九〇五年孙先生正在日本，他是因为清政府悬重赏通缉他而流亡到那里去的，他于一九〇七年①在日本创建了同盟会，以便把目的在于武力推翻清朝的秘密革命团体结成同盟，仿照西方形式建立中华民国。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大批入会，后来回到中国在各地建立支会。 　　日本一跃而成为能够战胜白人国家的强国，并且强占了中国的土地，这就越发暴露出清廷的腐败无能。到了这时，清廷反而认为必须与敌对的中国人民进行生死搏斗了。朱将军说，正是为了这一原因，仍在西太后手中的清廷才决定进行改革，答应仿照日本方式，着手工业化、近代化的工作。当然，朱将军说，她把改革事宜都交到那些被老百姓称为“洋奴”的大官手里；而外国贷款人又象恶狼扑向羊群一样，急忙赶到北京。 　　英国和美国又抢在他们的同盟国家的前面，开始与北京商谈大笔贷款事宜，附带条件是要求铁路权益。由于中国的实业家正计划自己出资修建铁路，以便把这项事业的发展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外国银行家便坚持中国政府应该把铁路修建工作集中于中央，然后又把所有新的方案向他们提出。中国人民对这个由英美银行家策划的“铁路阴谋”的反对，不久便成了全国民族运动的核心，并终于酿成了辛亥革命。 　　清廷一方面压迫人民，一方面又屈从外国，这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更大的愤恨。反税运动在华南不断发展，余波一直延及四川；山东人民起来反抗政府抓差做苦役；黄兴将军领导的同盟会在湖南兴起；湖南的实业家着手计划修铁路、开矿山。湖南萍乡的矿工在起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朱德将军说，“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在民族解放的战场出现了。”这次武装起义惨遭镇压，牺牲很大，领导人又做了亡命者。 　　一九〇五年，教育改革案公布后，朱德立即回到家里，要求进入在附近的顺庆开设的新学校。家里人说没钱，不行；他解释道，这学校是官立的，一切免费，只需要些零用钱，还不及送到席老先生家里的大米的多少分之一。家里人还是不同意，说多年来省吃俭用就为的是教育出个子弟来做官，绝不能让他去上赶时兴的学校，说不定哪天它就关了门，过去有好多新学校就是如此的。他们不信改革能维持多久。 　　在家里讲不通，朱德只好又到席老先生家请他出面代为说项。老先生是个笃信“新学”的人，而且他的话对于塾生的父兄具有无上的权威，于是邀请朱家的家长到他家，长谈很久。最后，朱德的尊长才同意他进入新学校，但是必须继续准备明年考科举，因为新学不仅教授近代科目，也为青年准备参加科举。 　　一九〇五年秋季开学前几天，十九岁的朱德先在老先生面前，后又在养父养母面前行过跪拜大礼，才徒步到新学校去上学。这是他生活中的大事之一，相当于他当年住在丁家土地上第一天入塾那样隆重。他将要在那里学习全部新知识——自然科学、外国语、世界史、地理，同时还要继续读旧书。一个新的世界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他成为新的、改良的中国的一分子了。 　　到了新学校之后，立刻办理入学手续，按照习惯写下了学名，朱健德，这是他自己起的名字。当时，中国人时常换名，这已是他的第二个学名了。接着，他的导师对他作了使他大出意外的宣布，说明既不会让他有时间准备科举，也不会让他有时间选择一门以上的近代科目。导师建议他学习日文，是由刚分配到学校的日本教师教授的。物理和化学虽也讲授，但既无教科书，又无实验室，教师只凭记忆，或者依靠当初自修时的笔记，新学在四川还处于襁褓时期。 　　“情况让人灰心得很，我禁不住留下了眼泪，”朱将军说，“可是，导师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我还是照办了。后来，还是不断地准备科举。虽然也学日文，但会得很少。学语言的天分本来就不高，再加上对教师从心里就厌恶，因为他是日本人，而日本最近侵占了我们的国土。我不管他教的是什么，就连猫啊、狗啊的单字都不相信。 　　“我想学的科目虽然学不到，但我还是从学校的八百名学生和其他教师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晚上，我常和其他同学聚到教师们家里。大部分教师是改良派，其中一名就是张澜，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已经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②。现在，张澜老先生乃是中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之一。这些教师在讲课时和在平常的谈话里，都隐约地夹杂着间接的反清政治宣传。他们并不明显地提到清朝两个字，只是反对‘旧制度’。我们深知此中意味，也不明说出来。我们不敢公开地抨击朝廷。” 　　学年结束之后，朱德回到席老先生住所，一夏天就和席老先生的儿子一起死钻古书，准备考科举。一九〇六年八月底③，他和席老先生的儿子，随同进县赶考的年龄较大的学生们一道离开大湾，前往仪陇县。仪陇县离家不过二十五英里，然而，朱家从来也没有人到过县城。这地方本是个小县城，但在他们的眼里，却是个到处充满危险的大都市。因此他的养父特意拜托席老先生，要这两个年轻人随着年长些的人一同到县城，以便照料他们，进城以后不要让人骗，也不要让人抢了。 　　“家里人倒不是怕我乱花钱，”朱将军笑着说。“这都是借来的钱，要缴付我的科举费用和在仪陇县一个月的生活费，除了上一学期曾有过一些零用钱外，我那时手里从来没有过钱。我不知道怎样花钱，买东西的时候，一分一毫都盘算得要死。我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 　　到仪陇县一看，朱德发现有不同年龄的考生一千多人到孔庙报名，并且缴上考试费。只有他一个人是农民。大多数人来自地主家——穿戴得整整齐齐，绸衫礼帽，坐滑竿带跟班而来。朱德按着传统的习惯，又使用了一个新的名字——朱存铭。如果做了官，大概就算作一生的官名了。这也是根据当时的风尚，由帮助他准备考科举的老师——席老先生特意起的名字。 　　他和他的年轻朋友租了一间小房间，在市场上买来煤炭、食物，准备在考试期间自理伙食。两个青年谁也没进过饭馆，看到菜牌子上的价钱，便手足无措。两个人每天都上菜市，一分一毫地讲价钱，最后才非常不得已地买下不得不买的东西。 　　教育改革案虽说公布了，考试制度却无变更。考官还是过去的老人，他们只知道旧制度，按照老一套从经典上出考题。朱将军回想起来，直到现在还摇头不止，他认为只有一个题目还有点价值，因为它需要对中国历史有渊博的知识。作文题目之一是孙子兵法中的一个专题。 　　考试持续了一个月之久。每考五天之后，休息两天。在这两天里，考生们一面研究下一阶段考试的题目，一面等待发榜。几百人落第了。朱德和他的朋友则顺利通过初试、二试，直到最后一试。 　　休息的日子里，朱德四出交往，听人家议论纷纷，有的打算到日本留学，有的准备进入成都高等师范。有这么件怪事，他记得遇到一位已经在日本留学一年的考生。这个人有一副自称购自东京的电疗器械，他说一通电就“嗡嗡”作响，专治风湿。象他这样一个成天嚷着要以爱国的决心去摧毁旧秩序和建设新秩序的人，为什么还回国来应考呢?这对于朱德是个难解之谜。这家伙计划在成都挂起一块医学博士的招牌，专用他那副魔术式的器械治病。 　　“我给你治治风湿吧!不管哪儿有什么疼痛，我都能治!”他对朱德张罗起来。 　　“我根本没有风湿。哪儿也不疼。我打出生那一天就没有病过。” 　　“那没关系，”看对方是个乡下汉，那考生还在催促。“经我这器械一治，你想干什么都会精力充沛。”然后又提到价钱，他说收费极低，比对任何人都低。 　　朱德从令人厌恶的“新医学博士”那里逃出来，仔细数清身上的钱，看有没有短少。幸好没有。那家伙碰上了对手。 　　在到处听到的谈话里，最吸引朱德的是成都新设立了一座官立高等师范学校，而且据说特别设有体育科，在那里念一年体育，便可以出来做体育教师。而且，除了体育之外，这一科还教数学、地理、军事教练等课目。体育这一科在中国是一种新科目。朱德在此以前也从未听说过，不过，一年就可毕业，而且可以担任独立生活的教师，似乎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他对于在清廷做官的打算甚为厌恶。即或考中秀才后，再考中举人，他家也没有为他买官的钱。出不起钱，就做不了官。买官的钱实在可观。假如不花钱买官而参加更高一级的科举考试，就算又中了，到那时的买官的贿款就更令人咋舌。当然，他这次如果考中，家里就会给他找一位有钱姑娘结婚，得到一笔陪嫁钱；这位姑娘不用说，多半是不通文墨、缠足小脚的。家里对这问题早就和他谈起过，可是自由的新风正在吹遍中国，年轻人都说，中国未获自由前，何以家为?而且，他们只愿意与受过教育的姑娘结婚。头一年，他已经从新学生那里听到不少高谈阔论，认为很对。尽管被家里责为自私和不孝，他还是拒不谈论婚姻之事。 　　在仪陇县的一个月一晃过去了，他下决心到成都进高等师范学校。他这一生中从未对家里扯过谎，现在则写了一封扯谎的信。他对他们说，这次一定能够考中，考中后就到成都去准备省试，公费开支。他所要的只是一些零用钱。他要求他们再为他借一小笔钱，一年为期，过了一年就可以再考更高一级的科举。 　　在等待回信和等待最后发榜期间，他抽空到离城不过二十英里的南部盐井去参观，据说那里有些西洋机器。他从来没见过机器，这次是个机会。 　　朱德和许多考生结伴而行，走到南部，并没有看见什么新机器，却看见几千名贫病交加的盐工，在旧式奴隶劳动制度的合同规定下，从早到晚，不停地做苦工。身上除了一块裹腰布外，几乎赤裸。由于患疟疾或黄疸病，全身泛着黄色。脚上腿上脓疮处处，大多数人干咳不止——是肺结核病的咳嗽。他们把自己卖给工头，有一定的年限。包工给的饭食，只够维持生命；住的小屋不见天日、满是臭虫。那时还未听到过工人有医药服务——朱将军又加上一句：“到现在也没有”——至于工会，即使做梦梦到，也会被认为是犯罪的颠覆性组织而遭到镇压。 　　使朱德感到切肤之痛的遭遇是他遇到一个农村青年，幼年在丁家的地里曾一起玩过。这个青年现在是订有年限合同的盐工，肺病把他折磨得越来越不成样子了。朱德认出了他，想招呼几句，那青年似乎已耻于寒酸，一言不发掉头就走了。朱德眼前也似乎映出了自己一家人的影子。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兄弟、侄子等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实在令人担惊害怕。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全家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前思后虑，心里非常不安，而且悔不该给养父写那封扯谎的信。在返回仪陇县的路上，他不断地盘算，最后下了决心，到成都读一年书，就改做教师，开始贴补家用。 　　回到仪陇，在榜上的录取名单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录取之后，就是“秀才”了(相当于西方国家“学士”的学位)。 　　第二天，大湾来了一个商人，他捎来朱德的家信，里面附有借来供朱德到成都上学一年的费用。朱德写了回信，把中了秀才的红“喜报”封回。这份“喜报”，他知道，会在大湾张贴出来，他一家便有了“面子”，镇上的人会向他们道喜，并且送些礼金贴补他在考试中的开支。他现在大为放心了。 　　第二天拂晓，朱德踏上了前往成都的道路，一套好衣服和一双好布鞋都装在包袱里，掮在肩头。普通人去成都要走十一天，他打算只用一半的时间赶到。作为一个多年走远路来往上学、曾经在地里下过多少力的农民，他当然能够赶长路。 　　“我那时年轻，就一个人走去了，”朱将军说。 　　① 应为一九〇五年。——校注 　　② 张澜没有参加过同盟会。——校注 　　③ 参加科举考试应为一九〇五年，因为一九〇五年以后全国都已废除了科举考试。——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