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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朱将军又一次到我这里继续述说他的生平时，谈起了一段挫折和危险的经历。一九一一年七月，他从讲武堂毕业，获少尉衔。帝制派对青年军官心怀戒惧，不让新毕业生带兵，只把他们零散地安插在新军里“见习”，或是给高级军官做些琐碎事情。朱德也为某队队官①做了一时期副官，队官当他是私人听差，遇到要什么东西就派他去买，还命令他沏水送茶。过了几个星期，朱德才被调到蔡锷的协里做军需工作——他特别喜欢这工作，因为可以借此与士兵直接打交道。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云南，总督立即下令停止新军秋季演习，收回所有弹药，并把川军步兵标标统罗佩金放逐到边境。另一方面，他把营防军全部调到省会，发下新式步枪和弹药。总督衙门附近连忙修建工事，由两个机关枪队固守，其中一名队官名叫李凤楼，乃是共和派秘密分子，他立即向同盟会警告：总督要把所有被疑为革命派的人统统杀掉。 　　“总督以为，他已经把我们装在口袋里了，”朱将军说。“我们的讲武堂总监——其实是共和派秘密分子——和蔡锷，这两位一向被总督当作立宪帝制派的人，要他不要仓促行事，警告他武昌起义就是因为处分了几个共和派才爆发的。他们劝他照常把弹药发给新军，历年必有的秋季演习最好也照常，免得使人得到政府害怕和软弱的印象。” 　　武昌起义之后，朱德立即接奉同盟会的一项任命：在云南巡防营一个镇统的卫兵中展开政治鼓动，镇统的司令部就在附近一个村子里。这工作很危险，可是朱德又设法与卫兵中的哥老会士兵取得了联系，大家都是血盟兄弟，谁也不会出卖他。 　　“我只要把新闻告诉他们就行了，”朱将军说，“一省接着一省卷入了革命，而且两个新名词——‘光复’和‘翻身’——已经成了每个人的口头禅。从政治上讲，这四个字，就等于说明要推翻朝廷，换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镇统的卫兵带着恍惚的神色静听我的新闻报道和解说。后来，他们枪毙了他们的长官，投入革命。” 　　总督终于答应举行秋季演习，给新军发下了弹药。部队里传遍了悄声低语：“节省弹药!”从北京来的帝制派高级军官懒得和部队上山，溜到云南府吃馆子、吸鸦片、搞阴谋去了。 　　十月三十日，秋季演习终了，部队撤到兵营，有两处兵营在巫家坝，另外一处，川军步兵标的，则在省会以北一英里的地方，被赶走的该标标统罗佩金已经潜回，暗藏在那里。部队节省下来的弹药，足够支持到打下昆明。 　　起义定于十月三十日午夜开始，那知当晚八点钟，同盟会领导人接到消息说，已经有人向总督告密。大家猜这是协统乐韶成干的事，但苦无证据。总督张皇失措，亲自给巫家坝新军司令部打电话。蔡锷接过电话，答称一切平静，各指挥官和参谋长都吃饭去了——其实他们早已被捕。总督下令蔡锷，要把新军里的革命派嫌疑分子一网打尽，铐起来见他。 　　蔡锷答道：“一个钟头之内，全部抓住带到。” 　　计划既然已经被人告密，便又向新军务部队下达新的命令，于九点钟开始向省会进击。 　　“我们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朱将军说，“可是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全部戒备起来。突然，我们听到一个村子传出枪声。我的队官是个帝制派，他带着两棚人，黑灯下火地拉队逃跑。我指挥另一个棚随后紧追。我们包围了他们，追回了大部分士兵，只有队官带着一些人逃跑了。” 　　九点钟将到，全体士兵都把象征着屈从于清朝的辫子剪掉，扯起了中间写着“汉”字的大红旗，向指定的集合点集中。九点整，协统蔡锷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一同到场，坐上了最高指挥官的席位，这倒使朱德吃了一惊。 　　蔡锷用他特有的冷静、高亢的声音，发表了短演说，说明他已被同盟会推举为都督，新军应即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并且同宣布脱离北京而独立、组织了共和军政府的十三省站在一起。 　　在检查了队伍的准备工作之后，蔡锷询问是否有什么事要报告。朱德走向前去，举手敬礼，然后报告他的队官带领两个棚逃跑，他带着一个棚追赶，已将大部分士兵追回。蔡锷命令朱德指挥该队。 　　“我们立刻向省会进击，”朱将军说。“在沿途村落驻防的巡防营，陆续参加我们，也有些跑掉了。我们才走了几里地，就遇到总督派来的骑兵协，并且传令给蔡锷，叫他负责‘肃清匪帮’，蔡锷问他们到哪里去，那协统说奉命向蔡锷报到，蔡锷回称： 　　“‘我就是蔡协统。’ 　　“‘你到哪里去?’骑兵协统惊问道。 　　“‘进攻昆明府，灭满兴汉!’蔡锷答道，‘你也是汉人——把队伍拉过来吧’。 　　“当时就是一阵大乱。骑兵开始向前冲，毫无目的地放枪，我们这边的骑兵也想把他们圈住。有的人跑，有的人叫，我们的哥老会士兵也呼唤骑协里的血盟兄弟赶快过来。其余的人策马奔向漆黑的荒野中，对天放射空枪。正在混乱之际，省城北边传来了大炮声，一听便知道川军步兵标已在进攻了。在下达最后命令时，我们的指挥官忘记川军离北门只有一里地，而我们还有五英里。因此攻得不大协调。我们还派有一批讲武堂学员暗携枪械潜入城内，在南门附近等候，只要我们一到，便立刻打响，开城迎接我们。” 　　革命军立即向昆明府急行军，迫近城下，看到城墙上黑影不断，军队甚多。守军并没有放枪，反而探身墙外喊道： 　　“什么人?” 　　就在这一瞬间，南门内响起了枪声，那是潜入的学员开枪了。城墙上的巡防营还是一枪不响，只是惊愕地等待。突然，厚厚的城门打开了，革命军一拥而入，各部队奉命分别占领城内的战略据点。城墙上的巡防营依然一枪未发，就心甘情愿地被缴了械。转眼间，所有的公共建筑和其它战略据点都被占领了。只有兵工厂一处展开激战，革命军的炮手轰坍了大门，把弹药分给他们的同志。 　　夜色昏暗，已经分不出是敌是友，蔡锷命令各部队坚守据点到天明。 　　黎明，朱德带领队伍来到总督衙门——旧秩序的最后据点——周围的工事前面。负责守卫的机关枪队队官之一李凤楼下令不得作战。朱德一队人和另外一队人直翻衙门四周的高墙而入，此刻自己的炮队竟向衙门开火，他们全都受到威胁。直到通知炮队停火以后，他们才打开大门。 　　自此以后，便很少战斗了。革命党人的主要工作是把躲藏在衙门各个角落里的巡防营士兵拉出来，在总督官邸里，他们发现总督躲在床底下，“全身穿着苦力衣服。”革命党士兵抓住这家伙的辫子，一把拉出来，挥刀就把辫子砍下，推他到蔡锷的指挥部，总督一眼看到指挥官之一原来就是他最信任的人，当场就厥倒了。 　　大部分旧帝制派的文武官员被抓起来枪决了，但总督后来还是获释，放他回北京。这次经验和恐惧对于他是一种不可磨灭的教训，六年后，他拒绝了北洋军阀政府所提出的高官厚禄。 　　云南其他地方的新军部队也在十月三十日晚上起义，不到几天，全省推翻了清朝的统治。革命党只不过战死四十余人，伤百余人。 　　“清朝已经腐败得不堪一击了，”朱将军评述道。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蔡锷和其他领导人在一次规模很大的军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宣布蔡锷为云南军政府都督。朱德和他的部队在城内各街道巡逻，“警惕反动派，保护革命党人。”他们开步走的时候，齐唱着古民谣，并在现场即兴高唱新歌。他们在古老的菊花歌——一般人在九月九避邪时唱的歌——里镇上新词句。其后好几年中，朱德的部队一直唱着这首胜利的歌曲。 　　云南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多少时间来欢庆胜利。在起义前的几个星期，他们的领导人已经计划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四川，因为那里的革命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清廷势力。讲武堂的其他省份来的学员，早就被派回自己的原籍参加革命。四川籍学员接受了向成都和重庆同盟会领导人报到并将远征军计划通知他们的命令，也动身了。只待云南军打到川南的叙府，成都和重庆的人民就应当起义，象其他革命省份一样，建立革命军政府。 　　蔡锷在起义之后，立刻带领八个营②——其中有两个营是川军——沿着当年川滇两省的商路，进兵四川。朱德那时已经擢升为上尉，也带着他的连，随军远征。远征军兵力虽小，可是自信确有震撼四川的把握。 　　三个星期以后，远征军在叙府城下和两营敌军首次接火。敌人胡乱地喊叫一通，又用从枪口装火药的老式枪支放了一排枪。……朱将军提到这一往事，就觉得痛恨不已，因为它就是旧中国封建落后和无能的缩影，只能“在空葫芦里装几把炒豆弄弄声音吓唬人。” 　　云南革命军不失时机地继续前进，一个排用新式步枪予以还击。两营敌军顿时崩溃，四散奔逃，许多人“上了山，和原来经常有联系的土匪合流。” 　　叙府用写着标语的横幅和游行来欢迎革命军，由当地商人，同盟会知识分子(城里有一些)和云南军代表组成了共和军政府。 　　云南远征军按照计划行事已毕，却接不到预期的有关成都和重庆起义的报告。因此，大军直指成都，进入自流井盐井地区及其外围，用以切断清朝端方军队前进的所有交通线。 　　在盐井地区，革命军才听说端方及其胞弟已被他自己的部队斩首的事，据说还把端方的首级放在美国制造的汽油桶内运交重庆当局。后来又听说，被称为“屠夫”的总督赵尔丰接到了云南军进攻、端方被斩的报告后，便将大权交给由工商业家和地主绅粮组成的一个成都委员会③，该会随即向双方要求，“立即放下武器，因为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朱将军在回想起这个走上官僚老路的趋炎附势的“富豪委员会”时，满脸带着不满的神气。云南军还在继续进兵成都，直到预定由同盟会和哥老会在成都和重庆领导起义、并且建立共和军政府的消息传来后，部队才停止前进，固守川南。 　　朱德和他的一连人接着在盐都自流井巡逻了三个月，不时和来袭的土匪打几场小仗。过去因为土匪出没和其他纷乱而停工的盐井，现在复业了；但生产条件如旧。农民和工人都拥护辛亥革命，希望能够改善他们的困苦境遇。朱将军说，结果他们大失所望。什么改善也没有，因为“没过一个短时期，共和派就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辛亥革命的目标流产了。” 　　那一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在他心里深深烙下了印记，对他后来的思想很有影响。他作了这样的解释： 　　选举临时总统会议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先生被选为共和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会议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给人民以公民权的宪章。这时，孙先生还在国外，奔走于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之间，枉费心机地想阻止一笔新的外国贷款，“善后贷款”，而国际银行团正打算把它贷给当时完全控制着北京政府的袁世凯。孙先生希望这笔款能贷给民国，条件是不侵犯中国的主权。可是外国政府和银行团通知他说，它们只和“被承认的政府”打交道，在这种情形之下，指的就是北京。于是，直到这时还相信西方民主政府会欢迎一个将要从各方面追上它们的中华民国的孙先生，立即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赶回中国。几天以后，他宣誓就任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在一篇最初在海外、后来又在国内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建设中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立宪共和政府。他反对在新的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将导致“比清政府糟糕百倍的专制主义”，为了把我们从这种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就要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他提出警告说，在美、英、法诸国，“贫富悬殊太甚”，中国除非“来一次社会革命，否则，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有幸福。” 　　孙中山在南京的同志们并不同意他的建国方案。他们学着帝国主义的腔调，说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孙中山在南京的同志们要求就新的善后贷款和共和国问题进行灾难性的妥协。西方列强和国际银行团当时正在商讨承认共和国的可能性，他们的唯一条件是，孙中山先生必须辞去临时大总统，而由被他们称之为“自由派大政治家，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铁腕人物”袁世凯来接替。 　　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接二连三打电报给华盛顿，催促立即把善后贷款交给袁世凯，否则帝制派就要垮台。电报说，如果交给袁世凯，“叛军有可能在合理条件之下投降”，要是做不到这点的话，外国武装干涉就有可能成为必要的了。 　　朱将军屡次提到，美国驻华公使是主张国际武装干涉辛亥革命的第一批人中间的一个。中国之能够避免这场悲剧，并不是因为列强承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而是因为欧洲国家正为非洲殖民地问题发生冲突，战云密布。只有美国与日本有可能干涉中国，而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不想这么干。 　　但列强和它们的银行家到底采取了卑劣的手段，使新兴的共和国落入了圈套。在外国支持下，孙中山先生终于让权于袁世凯。为了迎接这一步棋，袁世凯勒令宣统下诏退位，诏书还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制的政府。共和派忍受了这一屈辱，虽然它清楚地表明，一切权力的来源乃是清廷，而不是中国人民。 　　孙先生辞职是因为他认为袁世凯当了共和国总统就会较容易受到约束，同时也因为他希望和平。他认为袁世凯不会在银行团提出的条件下接受善后贷款。 　　朱德和他的同志们，正在四川进行规模虽小但很必要的工作。最初，他们还不相信孙中山先生辞职、让位于袁世凯的传说，因为袁世凯是个有名的帝制派，而且是在一八九八年出卖过戊戌变法运动的变节分子。他们彼此问道，这个人既不能够信守效忠清廷的誓言，对于民国岂非也将如此。但是传说终于变成了事实，而这事实在共和派内部很快地引起了混乱和动荡。 　　回首当年，朱将军认识到辛亥革命曾经一错再错，外国人和袁世凯对于共和派，好象猫戏弄老鼠，一会儿把他们压在地上，一会儿又向他们百般殷勤，表示要承认，要给钱。朱将军说，假若云南军不在四川贻误戎机，很可以直驱华中的武汉三镇，把该地袁军打垮。可是共和派还是和他们的死敌妥协了。 　　朱将军说，当时城市民众“已经进步到不仅仅是从改良主义的角度来认识建立新政权的必要性”，但他们还是掉进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阴谋的泥沼。他们允许封建分子保留他们在军队和衙门里的地位。其后几年中，云南是仅有的获得政治和军事进步的几个省份之一——但也没有维持多久。 　　朱将军断然说道，“辛亥革命的流产，应归咎于外国帝国主义。但如果不是中国内部出了卖国贼，帝国主义是什么也干不成的。在革命党人方面，我们是因为没有推行民主而失败了。而且，在我们阵营里面，高官厚禄的欲念很大，最初那种自我牺牲的革命热情一旦燃过，就很容易丢弃原有的品德。” 　　朱德确信，在外国有人同情中华民国，并且支持孙中山。但他只接触到当时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领袖列宁在日内瓦发表的论文中所阐明的立场。孙中山在这时还是总统。 　　列宁写道，孙中山和欧洲或美国的总统不能相提并论。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早就“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而孙中山则是一位“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④他的纲领渗透着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了中国人民大众的问题。朱德能用准确的字句引用列宁对袁世凯(帝国主义者把他说成是“自由派”和“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铁腕人物”)的论断： 　　这样的自由派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⑤ 　　谈到那个时代及其结局，朱将军说道： 　　三十年的革命经验告诉我，革命必须有一个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革命政党。它必须有一支革命军队，不仅是为了作战，还为了要保证执行以群众为力量源泉的民主制度。光有革命的言辞是不够的。许多人现在高谈孙中山的理论，而在实践中却背叛了它。孙中山的真正信徒是永远不会惧怕民主的。 　　① 队官相当于连长，棚相当于排。辛亥革命后队改称连，棚改称排。——译注 　　② 云南辛亥起义后，蔡锷派了军队去四川支援四川的起义军，他本人并未离开昆明。——校注 　　③ 指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校注 　　④ 参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二四页。 　　⑤ 参见同上书，第四二五页。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