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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一支困惫不堪而又杂乱无章的部队在一九一二年三月离开四川南下，重返云南根据地。四个月前，这支部队曾经满怀希望远道而来，现在又沿着原路回去了。 　　滇军里面的两营川军被留在四川。云南是中国贫瘠的省份之一，如果要实现蔡锷和其他共和派领导人的云南省近代化的计划，便必须勒紧裤带。 　　朱德和他的同志们，一路上闷闷不语，沿着当年的商路而归。去年十月过此时，怀着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雄心兴冲冲而来，现在却不得不撤退了。一向乐观的朱德，坚信即使是帝制派，也不敢出卖共和国；他也坚信，云南最终会象它的领导人所规划的那样，成为一个模范省。 　　回到云南已是五月，在全军大会仪式上，朱德晋升为少校。令他感激的是蔡锷还特别提出他，说他是获得“援川”和“复兴”两种勋章的人们当中的一个——“复兴”意味着从满族统治下光复。这两个人在过去几年建立起来的友谊的默契仍然在继续，蔡锷有时特意找朱德谈话，不仅问到他自己的事，而且还谈到他的家庭。朱德也和家庭恢复了音讯，将大部分薪俸寄回。 　　“你的面色不大好，”朱德对蔡锷说。“我们很担心你的健康。”蔡锷用一种漠然的微笑来回答，好象在想很遥远的事。 　　在对全军的演说里，蔡锷谈到云南各方面问题，谈到要求每一个人准备比推翻清朝时作更大的牺牲。部队已有两个月没发饷了，而且财政上还需要大加紧缩。负伤士兵和烈士家属可以拿到终身的补助金。老年士兵则要退伍，年轻的军人愿意退役的也可以退役。从此以后，任何军官，任何官员，只能拿到一笔生活费，来供养自己和全家的生活。 　　云南省府进行了改组和精简，行政学校的年轻毕业生不久便可以接替那些已经离职的旧贪官污吏的工作。新学校正在创办，新工业正在建设，近代化的公路和建筑物也将修建起来。一所新的师范学校正在培训男女教师。革命以后关闭了的讲武堂也要在秋天复课。 　　朱德利用一九一二年春夏两季时间，进行练兵工作。到了秋天，他转到讲武堂；学校将学员分成五个连，由他带领一个连。那时，他的个人生活以及国家大事，都有了相当变化。 　　“那年秋天，我结了婚，”朱德淡漠地说。“妻子的名字叫萧菊芳。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出身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她是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也没有缠足。她的哥哥在部队里和我是朋友，是他筹办了这件婚事。我那时已经二十六岁了。照平常人说来，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我是个平常人，也希望有个妻子。” 　　朱将军从未说过他是否喜爱这位姑娘，可是用不着他向我解释，我便了解到他并不喜爱。他提到两人的关系时，最多说到他和他的妻子是朋友，遇到一处总有话可谈。他自豪地说明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人在决定结婚之前，曾经在菊芳家见过面谈过话。这在当时是革命的了，因为高贵的姑娘即使在革命以后也不和她们的丈夫在婚前谈话。 　　而且，菊芳还继续在师范学校念书，住在学校宿舍里，朱德则住在讲武堂。他们只在星期天会面，他每星期只有这一天有空。“我们都是有许多严肃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的革命者”，朱将军说完，就换了个似乎比他和他的姻婚更为重要的话题。 　　讲武堂重新开学了，朱德和许多来自其他各省的学员建立了密切关系，他们大部分是青年人，一年前离开讲武堂回本省参加革命，有的甚至到了远方的上海和广州。这次特意回校来完成学业，已经比朱德和他的朋友更富于经验而不那么天真和单纯。也有一些是从其他省份避难来此的学员和教官，因为袁世凯实行了镇压共和派的恐怖统治。云南是由共和派掌握政权的少数省份之一，因此聚集了流亡者。 　　“他们来到云南当教师、公职人员、军官以及昆明出版的两张报纸的工人，这就使云南的生活丰富起来。”朱将军说，“我有空的时候，就听这些亡命而来的学员或教官摆龙门阵，听他们讲袁世凯怎样派人逮捕、禁锢和虐杀共和派人士。” 　　当时国家的最大问题是国际银行团和袁世凯正在谈判的“善后贷款”，其条件对于中国危害极大，招致了全国一致的声讨。孙中山先生警告外国银行家说，如果“善后贷款”一定要强加上那些条件，中国人民就绝不承认。袁世凯对于反对者的答复是逮捕、禁锢和暗杀，以及将所有共和派人士撤职。他只委任听命于他的官员。 　　有两三个亡命到云南讲武堂任教官的人原是留学法国的学生。朱德希望能了解为什么法国大革命能够成功，而中国革命就失败了呢?因此，他用了很多时间向他们几位了解法国的议会制度。 　　一九一二年秋天，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宋教仁企图用接纳一切革命团体成立一个新的统一政党——国民党——的办法，来挽救共和制。云南旧同盟会内率先加入的人士中，也有朱德。国民党人在那时和从前一样仍然处于地下，因为袁世凯的暗探与刺客和清朝统治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仍然在全国范围内暗布罗网。 　　朱将军提及此后的事件，认为应当算作一场噩梦，其中的主要角色象是一伙盲从的幽灵，老是重蹈历史的错误。 　　在一九一二年冬天举行的首届国会选举，在“善后贷款”问题上展开了斗争。不畏死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国内外发动了反贷款运动，指出中国接受贷款无异于饮鸩止渴。 　　国民党在新国会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国会定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在北京开幕。那年三月，出现了一线光明。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宣布他的政府不准许美国银行家参加贷款，这就增加了革命人士的勇气。威尔逊说，贷款威胁了中国的行政主权。美国银行集团因此退出国际银行团，后来只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集体成员的身份参加。 　　与美国总统的声明几乎同时，宋教仁——国民党的创建人和反对贷款的国民运动的领导人——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暗杀了。这件事发生在他赴北京参加国会的途中。尽管发生了这一新的暴行，国际银行团剩下来的五个银行集团的代表，仍然在英国汇丰银行北京分行与袁世凯会面。他们就在那儿根据外国人的旨意，秘密签订了“善后贷款”的合同。国会的副议长冲进室内，指摘这项贷款违背宪法，但是只见在座的人摆了摆手，他便被卫兵赶了出去。 　　孙中山先生发誓要阻止贷款合同付诸实施，又向在伦敦的国际银行团总裁提出呼吁，警告他如果银行家坚持独行其是，则难免流血。孙先生的话并未受到重视，好象他根本不存在似的——对于这一悲剧的主角来讲，他的确是不存在的。 　　到了一九一三年六月①，华南六省起来反对袁世凯签订为人们深恶痛绝的“善后贷款”。由于袁世凯把贷款用在装备、供养和支持他的军队以及建立他的独裁政权上，反对他的人还未到战场一战便已失败了。孙中山和共和派其他领导人，在重赏通缉之下再度逃亡。孙先生躲藏在东京日本朋友的家里，袁世凯手下的人也曾到东京搜寻过。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遇有该党党员格杀勿论。到了十二月，他宣布儒教为国教，恢复祀天，这乃是历代帝王的典礼。 　　他的下一步棋是解散国会，由旧军阀及帝制派组成国务会议协助执政。接着，一个新的人物以佛兰克·古德诺博士的名义出现了，他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以袁世凯的“立宪”顾问的身份被派到北京。到了一九一四年年中，古德诺博士提出了一项以《宪法大纲》为名的奇特文件，袁世凯就把它宣布为国法——朱将军后来称之为“世界上第一部法西斯宪法”。这个大纲规定袁世凯为全中国最高执政者，享有任免文武官员，决定国家体制和法规，以及宣战媾和、缔结条约、颁授爵位的大权。 　　几个星期之后，古德诺博士又制订了另一项文件，规定袁世凯有指定继承人之权。过了几个月，他提出了臭名昭彰的《备忘录》，强调中国最适于实行帝制而不适于实行共和制，不过应该谨慎从事，以免公众阻力过大。袁世凯把这项备忘录当作他的帝制运动的宣传品。为了制造公众舆论，他指令各地官吏电京劝进，要求他恢复帝制，自封帝位。“为顺从舆情”，袁世凯宣布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为他登基之日。 　　朱将军说，云南与全国性的大事是如此隔绝，直到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才有人警告袁世凯，说是有个名叫蔡锷的“危险的天才”还远在该省，以他的声望和谋略来讲，最好调到北京加以看管。袁世凯没有暗杀蔡锷，而是命令他入京，让他出任经界局督办和将军府将军。 　　云南的所有秘密共和派开了无数次会议之后，蔡锷电告北京，即刻动身。朱将军说，他如果拒绝，云南就要被袁世凯的军队夷平，蔡锷也只能在被暗杀和逃亡之间选择一条路。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在北京政府任职，也许能保住他的性命。蔡锷的计划仍然是维持住云南革命政权，把全省置于国民党控制下，以便共和派重整旗鼓。 　　临离云南之前，蔡锷将第一师——朱德是该师的一名指挥官，——沿滇越铁路全线及边境布防。为袁世凯的得势所鼓舞，所有帝国主义分子都得意洋洋，法国人则以武器来装备土匪和少数民族，让他们袭击印度支那，这样，法国军队就可借口驱逐他们，侵占云南。朱德在此后两年，一直跟持有优良的法国步枪的土匪和少数民族作战，不让他们的后台老板在中国扩充地盘。 　　在边境的两年内，他的日子相当艰苦。云南南部山峦重重，天气酷热，在疟疾猖獗的山谷中，瘴气甚重，最容易患上肺病；加以水土又坏，每个人都得了严重的肠胃病。他不时到蒙自去取信件和报纸，有时也收到留在家中的妻子寄来的书籍。报纸上全无令人兴奋的消息，都是些令人为之气短的报道。在中国看不到一线光明，而西方列强则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中。 　　为了调剂过于单调的生活，有时他到蒙自拜访一个在那里认识的法国商人，这个人很乐于答复他提出的关于法国的生活和典章制度的问题，而且将伏尔泰的著作介绍给他看。他也常和一些共和派青年军官摆龙门阵，这些人和他一起痛骂他们的师长和参谋长乐韶成。乐韶成有在云南背叛过辛亥革命的嫌疑。自从革命胜利后，这两名高级军官便都投效共和派。蔡锷启程赴北京以后，袁世凯发动了帝制运动，他们又重新弹起旧调。十五年后，朱将军在江西率领红军时，乐韶成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的师长。两个人在战场上交手了。 　　朱将军继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中国完全陷入黑暗之中。日本作为协约国之一，占领了德国帝国主义在一八九七年自中国强夺去的重要海军基地青岛，而且在一九一五年年初，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把中国当作日本的保护国。袁世凯拖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在稍作修正的条款上签了字，这样他也就给自己签了死亡证书。 　　蔡锷后来向国会揭发，袁世凯是以要求日本承认他登基为条件，而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的。另外，袁世凯为了换取列强的承认，把大宗的权利和特权拱手出让了。 　　在边境的两年内，朱德两次升级。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他当了上校，率领滇军第十团，他原来的一营就隶属该团之内。他后来才知道，这第二次升级，乃是出自刚从北京秘密归来的蔡锷之手。 　　蔡锷自北京逃脱的经过，具有无比的戏剧性。他摆脱了两年来袁世凯密探白天和夜晚的不断跟踪，出走天津，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在日本和亡命中的国民党领导人长谈以后，又取道印度支那，经滇越铁路，回到云南。 　　有两件事使朱德猜到笼罩中国的乌云就要消散了。一件是自己的升级。另一件则是新闻报道说原在北京做官的著名作家梁启超因健康原因而辞职。在致袁世凯的辞呈中，梁启超自称外似强健，却患了静脉曲张、头晕目眩、咳嗽多痰、风寒入脾等等一长串病症。为此，他只好辞职去美国，在适合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治疗。 　　到了距离北京只有几小时火车路程的天津租界，梁启超的病霍然而愈。他没有去美国，反而住下来，写了无数痛斥袁世凯及其小朝廷的文章，更使袁世凯痛恨的是梁启超本人原也是立宪帝制派。梁启超在袁世凯的刺客到来前几步，便仓皇出走，他到了华南，在更为有利的环境下继续进行活动。 　　刚一读到梁启超辞职并且攻击袁世凯的新闻，朱德和他的共和派青年军官朋友们便聚在一起议论起来。他们推测，如果梁启超跑了，蔡锷一定也先走了，否则他就会被抓起来甚至被杀掉。因为梁启超是蔡锷的老师，在北京一直是他的保护人。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中旬，朱德在蒙自街头邂逅了一位国民党的老朋友。那个人鞠躬为礼，好象遇到很面生的朋友似的；可是在鞠躬的同时，却匆忙传话，要他当天晚上务必带着最心腹的共和派军官到城外小庙与他见面。 　　那天夜晚，几个人一同到了那地方，朱德的老朋友见面后取出一块碎布。原来那是蔡锷亲笔写的信，上面写明要大家按照传令人的命令行事。 　　命令写道，以十二月二十五日拂晓为期，蔡锷率领昆明地区的部队起义，宣誓效忠共和，号召全国起义打倒袁世凯。同时，在蒙自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共和派也要共同行动。蒙自的部队必须立即乘火车开往昆明府。滇军的八个团要从那里进军四川，推翻袁世凯的统治。起义务必在一月一日，即袁世凯登基之日和各国政府对于袁世凯尚未承认以前开始。 　　朱德和其他共和派军官们，利用起义以前的空暇，训练新兵准备留下来卫戍边境。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前，朱德上校率领特选的精锐部队，向师部进攻，准备把帝制派的军官们一一活捉，可是他们早已闻风逃遁了。 　　黎明时，蒙自地区的所有部队集合了。朱德和他的同志们做了关于国内情势的报告，宣誓效忠共和。随即征用所有火车车皮，全体开往昆明。 　　与此同时，蔡锷和其他领导人出现在昆明军民大会上，他们为共和宣誓，同时通电全国，要求打倒把刀锋对着中国人民却向其外国帝国主义主子磕头的卖国贼袁世凯。 　　朱德和他的军官朋友们到达昆明后，立即下火车赶到蔡锷司令部，发现蔡锷正和参谋们开会。 　　“蔡锷起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朱将军说，“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象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象把宝剑。我们坐下来，他说明了全国各地起义的计划，并且说云南必须挑起重担，等待其他各省共和派力量组织起来。三天之后，我们就要出兵四川，袁世凯有一些最精锐的部队驻扎在那里。他确信附近各省的袁世凯军队已经准备入川，并且提醒我们说，这次作战和辛亥那年大不相同。四川驻满了北洋军队，靠的是袁世凯从外国人手里拿来的贷款，所以装备良好，粮饷充足。我们决不可能象打清兵那样，把袁世凯军队一举粉碎。光是在川南，他就有四个旅，由他的亲信统率；他的另一个朋友，飞扬跋扈的小军阀曹锟，是坐镇成都的司令。这曹锟就是后来被称为‘贿选总统’的小恶棍，因为他于一九二三年在国会贿选，凡是选他的国会议员，他每人给五千现洋。 　　“我们的第二军，蔡锷对我们说，要立刻出兵贵州，扫荡袁世凯在那里的部队，然后转道广西，直奔滨海的广东。第一军和其他附属部队要出兵四川，增援部队只要训练完成也应跟着调上前线。 　　“蔡锷亲自率领进攻四川的部队，并且担任第一军总司令。云南军由此改名为护国军。” 　　蔡锷报告完毕，朱德上校发言说： 　　“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 　　蔡锷望望他又把眼光移到别处，说道：“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参加了参谋会议，并为攻川部队——包括他的第十团——作了充分准备之后，朱德同他的年轻妻子相会，这时，已经是深夜时分。在抵达昆明的第三天清晨，护国军的八个团②开始发兵川南。朱德的第十团曾经在滇越边境和土匪、少数民族打过两年游击战，因此奉命充任先头部队，以攻击只会打阵地战的袁军。 　　云南起义并发表宣言号召打倒袁世凯的消息，引起了在华的外国人的恐惧与混乱。外交官、传教士和外国报纸发动了一个攻击革命派的猛烈运动；一个美国记者在给《纽约论坛报》写的报道中哀叹道： 　　“哎呀!这些胆大妄为到了竟敢举起义旗反对皇帝的家伙是何等肆无忌惮!他们是一群暴徒和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结成的乌合之众!” 　　护国军继续前进。在川滇交界处，它遭遇了两营川军，这些川军并没有放枪，反倒高举起步枪，在一阵欢呼声中，直向他们奔来。他们说，敌军司令部就在长江以南的川南小城纳溪，那里还有电报局，蔡锷可以和南方各省革命军进行联络。 　　接着，立刻在长江以南和敌人四个旅交上了手。这第一场战斗，以朱德上校的第十团为先锋，连打了三天三夜，毫无间歇。护国军的所有队伍都开上了前线，朱德的部队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战出了名。第二天，蔡锷又把两个团③交给朱德指挥。直到第四天破晓时分，才彻底击溃了敌人的抵抗，突入敌军在纳溪的司令部。朱德上校和他的部队屹立在长江南岸，对岸就是敌人在川南的最重要据点——泸州。 　　“在这次推翻帝制的战争里，我们第一次在农民中展开群众工作，”朱德说。“在哥老会领导下，农民武装起来，攻击敌军运输，他们把粮食和弹药转运给我们。船夫撑船往来给我们运送给养，把我们的部队摆渡过河，并且从战场上往下抬运伤兵。” 　　共和派此时找到了新的盟友。前几年组织“进步党”的著名作家梁启超召集他的追随者支持革命。四川和其他省份的革命党，以及从海外回国的流亡者都设法投奔护国军。流亡者之一孙炳文，不久便成为朱德最亲密的助手，在其后七年中对他起了决定性作用。 　　初战三天的伤亡迫使护国军停止战斗，以便重新整编，调运弹药和部署军队。蔡锷将军提升朱德为少将，让他指挥一旅人，并派流亡归来的孙炳文出任他的参议，这职务在当时——至少对于朱德来说——相当于政治委员。 　　据朱将军描述，孙炳文是个老革命家，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皮肤黑得“象个农民”。他毕业于北京一所大学，在北京时，曾参加过暗杀摄政王的密谋。失败之后，他流亡日本，在那里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共和派报纸的工作，直到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革命为止。孙炳文出身于四川的书香门第，全家参加过戊戌变法运动和其后的每一次革命斗争，他的大姐还打破所有的封建旧观念，在辛亥革命中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积极投入战斗。 　　在三天大战后的整编期内，朱将军奉令固守长江以南所有地区，护国军其余部队则跨过大江，向江北敌人的主要据点进攻。袁世凯的一些部队已经动摇，其中就有后来以“基督将军”著称的冯玉祥将军的一旅人。冯玉祥派来一名代表会见蔡锷商谈停战，并且告诉蔡锷说他不同意帝制。在四川的袁世凯军队的总司令也派代表来见蔡锷试探情况，以便在最适当的时机倒向取胜的一方。 　　护国军从云南贵州得到增援部队，兵力增至二十六个团，用以对付袁世凯的八万名北洋精锐。一九一六年三月中旬，川南全部化为战场，一连激战了四十五个日日夜夜，毫无间歇。到四月，朱德一旅已增加到六千人，和三倍于他们的敌人增援部队展开了白刃战。 　　“我们有哥老会农民的支持，”朱将军自豪地说，他们多如恒河沙数。在江北，许多城市进行拉锯战达十几次，我们的部队终于占领并坚守住了叙府和其他地方，还包围了敌军的大据点泸州。蔡锷的司令部就随着我这一旅，视军情移动。纳溪曾经三次易手。蔡锷的声音越来越弱，两眼却依然炯炯有光，军服穿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上，就象寿衣一样。我的部队损失也很大，第十团不得不补充三次。滇军至今还赫赫有名，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得来的。” 　　也就在这一仗里，朱德赢得了勇猛善战、忠贞不渝的声誉。曾经见过他作战的人说，他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就够了，似乎有无穷的精力。他的部队知道他同大家一样，也是农民，拿他们当人看待，绝不许任何军官打骂他们。士兵们热爱他，即使受了伤也要继续作战，要想把他的伤兵长时期留在医院里养伤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哩! 　　在四川这一仗中，朱将军说，袁世凯玩弄了许多阴谋诡计。二月，他展缓了登基日期，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革命蔓延。三月初，当全国的共和派正集结力量的时候，他在北京下毒手杀害了好几百人，其中有许多是他手下的官员，被控为图谋造反。三月十八日，他派刺客到上海，暗杀了国民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到三月底，眼看全国就要爆发起义，而且护国军已把他在四川的军队打得稀巴烂，这时，他又完全否认帝制，召开了他在一九一三年亲手解散的国会，以争取时间。 　　“这王八蛋怕得要死，”朱将军说道，回想起这些事，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强烈的仇恨。“我们不理他那些阴谋，继续打，到了四月初，华南六个省声明反对他，八个省拒绝接受命令。新的革命军政府又成立了，推举当时被袁世凯扣在北京的副总统黎元洪做总统。袁世凯的莫逆只剩下外国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帝制派。听到他的两名得力将领——而且是亲信，一个在四川，一个在南京——拒绝接受命令，并且要求他辞职，他抓起一把宝剑，冲进卧房，把他的一个姨太太和刚刚出生的孩子砍成好几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到了六月，我们把在四川的袁军打垮，全中国也一致起义。六月六日那天，我和孙炳文正在纳溪司令部工作，接到了袁世凯刚在北京病死的电讯。我立刻派人传布消息。一直被袁世凯扣留到他病死那一天的黎元洪当了总统，南京的冯国璋当副总统。掌握着强大的军事机器的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段祺瑞，仍然当国务总理。袁世凯虽然死了，政权还是军阀和帝国主义妥协的产物。共和国徒有其名。” 　　英国人办的《华北先锋报》在讣告中表示，希望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为“伟大”的逝世致哀，并且说： 　　袁世凯的逝世将受到所有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的深切悼念。……一位伟人逝世了。……他可能有错误，……但那是虚怀若谷的人性的过失。……如果政府的缰绳从软弱无力的孙中山的手中跌落时，不由他拾起，中国过去五年的历史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朱将军听到这种论调，面色发青。他说，袁世凯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当时就是英美帝国主义，而其继承人段祺瑞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他看来，他说，一九一六年建立的北京新政权所处理的唯一有希望的事是委派蔡锷为四川督军——不过，蔡锷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人了。袁世凯死后第二天，六月七日，蔡锷命令朱德夺取敌军据点泸州，并戒备附近地区，包括自流井的盐井地区。 　　“那时候，我这一旅穿得破破烂烂，活象一群叫化子，”他说。“我的身经百战的第十团得到了首先开入泸州的荣誉。这一团一大半人已经阵亡，就是新补充上来的也都变成老兵。我们把军容稍稍整顿一下，就开进了泸州。泸州人又是放爆竹，又是挂旗，又是欢呼，又是高唱，盛情欢迎我们。我们从这边进城，北洋军队就从另一边逃走，又劫又抢。这帮家伙用征服者的姿态开进四川，逃出去时则和土匪一样。” 　　蔡锷被抬到朱德司令部附近的住所里。医生命令他卧床静养，禁止见客，等稍好一点就去成都。蔡锷虽然卧床，仍把秘书和参谋长叫到床边，研究重建四川的计划。朱德劝了几次，蔡锷用低弱的声音说，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而他做的事则可能会决定西南的、甚至是全国的命运。 　　在床上静养了不到两个星期，蔡锷坚持向成都出发。他坐的是轿子，带着五个团的部队。 　　“他们简直是打到成都的，”朱将军说。“地方军阀的部队到处皆是，他们把自己的地区当作私有财产。用外国的金钱豢养出来的军阀，这就是袁世凯给中国留下的遗产。” 　　袁世凯死后，美国驻北京公使保罗·林治博士拜会俄国公使，问他是否认为中国人把俄国人当作半亚洲人而视为手足?那位俄国公使不耐烦地说道： 　　“不——就象你和其他欧洲人那样，他们把我们也看成是灾难和祸害。” 　　① 应为七月。——校注 　　② 护国军第一军的编制是四个梯团，八个支队。朱德同志领导第三梯团的第六支队。——校注 　　③ 应为两个营。——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