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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中旬仆仆风尘走进成都的那个青年，已经不是两年前踏入成都的那个腼腆、羞涩的农村娃儿了。那年他二十二岁，已经有了更多的经验和自信，当然还说不上精通世故。但他也受过创伤。他的态度和举动，不论在那时和其后几年，都表现出了农村子弟的纯朴。 　　正因为这一点，他在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形成过玩世不恭的复杂性格——而他那一代人多半是有这种性格的。甚至于在五十岁以后，他的第一项本能仍然是相信人性本善，尤其是青年们。一九四四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一位具有老于世故的纽约市经历的美国青年记者到延安访问。他写道，朱将军和他的同志们完全没有玩世不恭这一套——在政治生活里，玩世不恭乃是最主要的事情。要是不这样的话，这青年记者暗示道，象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政治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 　　到了成都，朱德找到他的朋友秦昆。秦昆已暗地租下一条木船，打算顺岷江而下到长江，再徒步翻山越岭，直奔云南。此外还有一个旅客愿意分担船资——他是去昆明某一个法国人家寻求厨师的职业的。 　　第二天凌晨，两名青年便潜离秦昆的家，来到江边，厨师和船夫已在船上等候开船了。这木船是条浅水小舟，两头朝天，中间有个席篷，可以休息、睡觉，免得再花旅馆钱。急湍的河水奔腾南流，注入长江，需要有七个船夫才能把船撑住。 　　怒涛汹涌的岷江流经雄伟的峨眉山下时，船夫要使尽全力，才能顺流而过。两岸峭壁屹立，松柏苍翠，竹林茂密，攀藤附葛；远处则是山峦多变、异峰突起的峨眉主脉，历史曾为它编出了千百个民间故事。 　　赶路人很想多看一些祖国风光，遇到较大城镇，他们便要停船几小时，最后，到了长江边上的叙府①，他们弃船上岸。第二天，把铺盖和衣服一卷，掮在肩头，渡过长江，便开始爬山。山间小路其细如丝，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象要张口噬人的漆黑深渊。 　　这条路上设有驿站，以便赶路人在天黑前可以找到地方投宿。远眺近望，都是一些人迹不到、白雪覆盖的大山，耸立着起伏不平的山峰，仿佛是大海中的怒涛突然变成了石峰。有的山峰海拔一万一千英尺，有的更高。山水淙淙，有的在山麓溪谷中流过，有的则从地下喷涌而出，突又不见，只留下一阵咆哮声。 　　朱德早就听说过“吃尽云南苦”这句话，到现在才体会到它的全部意义。山路旁边也有村庄，说不上有房屋，只是些低矮简陋的茅棚，那里面，烟容满面的人，患着大脖子症，和许多羊、狗以及不计其数的寄生虫住在一起。茅棚附近，也有几块巴掌大的被开垦的土地，种的大都是罂粟。禁种鸦片的敕令早在三年前就颁布了，但云南省大部分收益仍然来源于它，全省有四分之三的人抽大烟。 　　一九〇九年二月底，在离开成都十一个星期之后，三个赶路人来到一个山岗上，远远望去，在一片细长条的平原上，在海拔六千英尺、翠玉般的滇池北面，已可看到当时被称为云南府的古老的昆明城。正西方，则是终年积雪的高山直插云霄。 　　那天晚上到了昆明。厨师别了两名青年，径自到法国人的厨房里去寻求生路。朱德和他的朋友拣了一家自称臭虫比其他店子都少的小店住下。秦昆写了一封信给在讲武堂里的一位成都朋友，讲武堂设在距城五英里的巫家坝。据朱将军说，那时，外省人若不经当地老住户或云南大户人家的介绍，是无法进入云南讲武堂的。 　　在等回信期间，两个人迫不及待地到市内外去游览，并参观了混有汉族农民、*(左亻右罗)*(左亻右罗)族人和傣族人的集市。他们自以为是新时代的解放了的青年，殊不知自己依然是该时代的产物——当时文化的产物，因此相信许多迷信、偏见和历史神话。象其他汉族人一样，他们认为*(左亻右罗)*(左亻右罗)族人是野蛮人，而且毫无保留地相信云南是由吴三桂将军在十七世纪开发出来的那类神话。一直过了好几年，朱德才认识到吴三桂乃是卖国贼，他曾在一六四四年带领满族军队镇压了北方的农民革命。满族军队进关以后，就立刻拒绝吴三桂的金钱和请求，不再退回到原来发兵的地点——东北，反而占领了整个中国，并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管辖云南和邻近的贵州。吴三桂以昆明为据点，抓到了明朝最后一个皇族成员，并在昆明城内一座小山下将他处死，这地方现在还叫“逼死坡”。而在一九〇九年，朱德和秦昆在吴三桂暴政的遗迹里四处参观着。 　　没几天，秦昆的朋友就来了，带他们到巫家坝，着手和川籍军官打交道，这些军官已经在云南很多年，由他们保荐就可以进入讲武堂。 　　朱将军说，当时云南军队的情况至为复杂。除了原有的封建地方部队外，在几个城市里，又组织了新军。省内在许多年前就有一个川军的步兵标②，新编第十九镇——新军的骨干——就是以它为核心组成的，驻防在巫家坝。这一标，曾经重新训练和装备，官兵中有很多人被派到由云南人所组成的新标里，做教练工作。 　　新编第十九镇拥有克虏伯造步枪、机枪、野炮。满族总督把它当作保护朝廷、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北京派来一大批属于帝制派的北方高级官员，占据要津，充当调查可疑的颠覆分子的高级密探。许多同时兼任讲武堂教官的青年军官乃是日本留学生，其中有不少人被怀疑为共和派的秘密团体——同盟会——的会员。 　　帝制派军官总的说来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军官，可是总督也对其中两三名推心置腹。为总督信任的人里面，一个是讲武堂总监；一个是蔡松坡——通常以蔡锷闻名，他是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并兼任讲武堂教官；一个是不久为总督见疑的三十几岁的军官，名叫罗佩金，是四川步兵标的标统。③ 　　朱德和他的朋友立即结识了一名四川籍青年军官，他桑梓情殷，面允作他们入学时的保证人。但是他说，你们两人都是四川人，不一定能录取。两人参加了入学考试，都能合格，可是，秦昆被录取，朱德却落第了。 　　朱德一个人被淘汰下来，觉得颇为难堪，便同他的朋友研究内中原委。秦昆带着几分不安地解释说，他深怕不能录取，在最后一瞬间报了假籍贯，用云南某地地主家庭的身份报的名。 　　“这给了我一次教训，”朱将军说，“我决定以后也不能那么照实办事了。那时，我的钱已花得几乎一干二净，我必须想个过日子的办法，好再找进讲武堂的路子。那时，受过教育的人是不愿当大兵的，我就提出，志愿到川军步兵标去当兵。那位四川籍青年军官也支持我的行动，并说愿意帮我进讲武堂。 　　“我的旧名字就是那时候换掉的，改用朱德报了名，这是一个从未用过的新名字。还在籍贯下面填上云南某地④，这样一来，后来就有很多人传说我是云南人。我当兵当了一个短时期，完成了基本训练，做过凡是当大兵的都要做的苦工。这时候，我和另外三个大兵交上了朋友，我猜他们大概是秘密会社哥老会的成员。旧式军队里哥老会的人很多，并且经常在寻找新人入会。可是，他们还没有找到邀我入会的机会，别的事情就发生了。 　　“基本训练结束后不久，我就升任队部的司书生⑤，又过了两三个星期，我被保荐到讲武堂去受训。标统罗佩金批准保荐后，我又考了一次——不过，这次是以云南人朱德为名了。这次录取了，一同入学的共有五百名学生，一切由公家发给，连零用钱都在内。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又一件大事。” 　　云南讲武堂是仿照日本的士官学校办的，学课和术课都很严格。夏天没有暑假，只有在星期日休息，这一天教官和学员可自由活动。每天上课六个钟头，下操两个钟头。除了艰难的军事学外，还教地理、数学、历史和国际问题等等。除此以外，学员还有自己的团体，夜晚聚在一处，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我在学员里面结交了几个后来创造历史的朋友，”朱将军带着微妙的笑容说道，“有几个是肯作自我牺牲的爱国者，也有几个是贪官污吏，或反复无常的军阀。我还和我的老朋友，大湾的吴绍伯重新聚首，他已经是讲武堂的历史教官了。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拚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教官之一就是协统蔡锷，一位受云南总督⑥信赖的青年将领。蔡锷那时年仅二十七岁，比朱德只大四岁，可是已经做出朱德还只能梦想的大事。 　　蔡锷是湖南人，出身子没落的书香门第，早年曾在湖南向梁启超——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执弟子礼。梁启超在长沙开办过新式书院，蔡锷在那里读书时就显得才华出众。后来，蔡锷东渡日本学军事科学，学成后回国，在云南建设新军。 　　朱将军描绘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象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对待自己及对待所有学员都要求甚严。时间可以证明，这个瘦弱的人乃是当时最出色、最富潜力的领导人之一，拥有与生俱来的组织和行政天才——而且是一个连最狡黠善变的官僚也会中他计谋的领导人。 　　蔡锷的协司令部就设在讲武党内，他每晚办公到深夜，朱德有时去看他，淡些有关自己进修的问题。蔡锷的夫人也受过相当教育，但从未在学员面前出现过。蔡锷的办公室四周堆满了中文和日文书籍，有些书，朱德可以借出去看。他在这里找到一本中文书，其中有一段讲到乔治·华盛顿的一生，他反复看了好几遍。他读到孟德斯鸠的《法意》，这是最初译成中文的外文书籍之一，对于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还看到梁启超、康有为所写的有关近代意大利、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政治的书，还有一本谈到明治天皇。 　　蔡锷还有报纸，有的是他的家乡湖南的，有的则是共和派的秘密报纸，其中有一些来自香港和东京。这些报纸大声疾呼，猛烈攻击各式各样的帝制派，主张武力推翻清廷。蔡锷虽然准许朱德在他的办公室里阅览这些报纸，却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不仅如此，就是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他同其他教官不同，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月复一月，他在白天象个驱策苦工的人，使自己和学员忙碌不堪；在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冷静、稳健、隐退。朱德很尊敬这个人，崇拜他的敏锐思想和工作能力。他自己的成就不过是来自勤奋的研究和踏实的工作，而蔡锷的头脑似乎充满了天才的智慧。这个农民和他的多才的教师之间虽大有不同之处，但他们却培养出了一种毫不显露的共鸣和友谊，并且逐渐成熟起来。 　　朱德进入讲武堂不到几星期，就有同在一个团体的学员来对他参加同盟会，朱德答应下来，不久就歃血为盟，宣誓入会了。 　　这个共和派秘密组织在讲武堂内分做两支。教官自成一组，学员则有一个相应的组织，分成七八个人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只有一个人能和中央联系，各小组之间则无联络，以免被任何一个小组出卖。会员只能知道本小组的人。 　　十年以后，外国和中国的反动派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小组制度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输入的外国产物。我提到此事，朱将军认为，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故意捏造，便是愚蠢。他又说，也许这是根据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毫无智慧的论断而来。小组制度，他说，与中同秘密会社的年代一样久远，同盟会就是从古老的哥老会学来的。 　　同盟会在云南没有自己的出版物，只从沿海各地偷运文件到内地。学员把重要文章抄录下来传阅。 　　“我们的秘密小组会议总是谈军事起义。各种理论性的政治讨论很少，或根本没有。我们都是战神的信徒。由于国事的发展，我们才被迫拓宽了思路。 　　“那是我们老百姓苦难最深的年代。洪水、旱灾、饥荒之外，最大的祸害乃是来自朝廷。殊死的斗争开始爆发。许多地方的饥饿农民在哥老会领导下揭竿而起，他们攻击地主、税吏、政府机关并抢劫粮食。这些起义被政府毫不留情地镇压下去，起义领导人的头颅悬挂在村镇的高竿上。同盟会也领导了几次零散的革命起义。 　　“这两股斗争潮流从来没有合在一起过。农民进行着自己的殊死战斗，同盟会也是如此。同盟会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商人和其他中产阶级分子，这一阶级的偏见使他们不愿意与农民联合起来。其结果是他们都被打垮了。最糟糕的是各省的新军在朝廷的指挥下打垮了他们。 　　“在此以前，新军士兵接受了近代化的军事训练、武器和制服，但是没有人作任何努力来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始终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他们还同以往一样，时时遭到残暴的和侮辱性的殴打和责骂。就是革命知识分子也认为普通士兵个个是歹徒，必须当作畜生来看待。” 　　朱德第一个在讲武堂提出应该以人道待遇对待普通士兵的问题。在一批学员的支持下，他发起了一项运动，要求取消对下级士兵的体罚。一些青年军官表示赞成，但由于军规是由北京派来阻止这种“颠覆活动”的高级军官制订的，因而无法取消。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才在隶属他的军队里取消了对士兵的体罚；不过，朱将军说，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建立了独裁政权以后，又把这种封建办法恢复起来。 　　“蒋介石的军官还在随意责骂、殴打甚至杀害士兵，”朱将军在和我谈到中国近代这一最大的罪恶时说道。 　　在辛亥革命以前，朱将军扼要地说，很少革命领袖——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自然更不必说了——想到一般老百姓的民权，当然更提不到士兵的民权了，同盟会的骨干分子也自诩为未来的仁慈的统治者，只要是对于人民有好处的，就尽量给予。对于他们，士兵不过是掌握在进步而又年轻的军官手中的牺牲品。“没有任何革命理论来指导我们，我们只能从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由于新军被用在对抗革命运动上，这就迫使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的命令下开始在新军中展开秘密政治活动。朱德接到命令，被同盟会派至川军步兵标中工作。这是件危险的工作，因为新任云南总督⑦李经羲已经组织了大规模的侦察网，以搜寻革命分子。 　　朱德首先找到他在川军步兵标当兵时结识的那三位朋友，他早就怀疑他们是哥老会会员了。他所采用的方式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经常采用的方式，这就是找个四顾无人的地方与他们促膝畅谈彼此的事情和经济问题，并且替他们写家信。从这里由浅入深，就顺便谈论起国家大事。 　　没有多久，他们就邀他参加哥老会了。他接受了，在山上的一座荒凉小庙里，当着许多士兵会员的面。正式入会。他经过了一场古老的仪式，磕了许多次头，并且歃血为盟。宣誓手续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朱德和会员刺开手腕上的静脉，滴几滴血到一碗酒中。这碗酒传递一匝，仪式中的每一位主要人物各喝一口。喝完，朱德宣誓信守会规：友爱、平等和互助。他随后学会了暗号、暗话，有了这些暗记，会员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彼此认识，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自此以后，在川军步兵标进行政治工作的危险性就大为减少了。士兵们常向他请教，他也得到他们的保护。他还能够和其中的小部分人直言无隐，由他们向其他士兵下功夫。 　　“这些士兵都是不识字的汉子，一辈子过着最困苦、最原始的生活，”朱将军说，“不过，有许多人很聪明，渴于寻求知识和新思想，令人十分感动。我非常敬重他们，自从我带兵以后，就从来不允许我的队伍里有任何军官虐待士兵。大部分士兵毕竟是从穷苦的农民家庭中长大的。” 　　我打断了他的话头，说道，“所以你可以这样说，‘要不是老天爷保佑，我今天的处境不也和他们一样吗!’” 　　“应该更正确地说，‘要不是有我伯父收养我，我今天的处境不也和他们一样吗!’”他修正道。 　　因为“国家危机四伏，全国处处忧患”，他发现与士兵们谈论国家大事，并没有什么困难。这时，士兵们已经谈论起一次起义，是同盟会领导的，在边境上的河口。川军步兵标被派往河口，增援边防部队，镇压起义，可是在到达该地时，当地部队已经有好几百名参加了起义军。川军步兵标原来听说是要去剿匪，后来才发现，他们并不是土匪，而是些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些商人在内，他们在臂上挂着“敢死”臂章，手里拿着枪，逐屋战斗，并且向这边士兵高叫“打倒满清，中国人万岁!”等等口号。 　　步兵标把起义镇压下去了，但是好几百名边防部队士兵和革命分子退进印度支那。谁都能了解这件可怕的事，这等于说明，第二次义和团起义又在酝酿中了。 　　士兵们还为起义者的不畏死的作战精神大感惊愕。那时，中国士兵很少拚死——除非是打一支类似农民起义的装备很差的敌人。若是遇到实力强大的敌人，他们总是后撤。河口起义者虽然装备差，但打得很勇猛，川军步兵标也只能——而且是第一次——去硬拚。哎——呀!难道中国真变了? 　　士兵们围着朱德，听他解释领导河口起义的同盟会的政纲。他还说清廷的奴性十足、无能和无知，它把国家出卖给外国人，抽人民的税缴给外国人，把农民的生活弄得牛马不如。 　　政府到底怎样把国家出卖给外国人呢?好，拿铁路贷款为例吧，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的银行家强要北京借这笔钱，他们要求取得在全中国修建铁路的权利作为代价。修铁路当然是好事情，可是按照外国银行团的条件就不是好事了。全国闻讯哗然，都反对铁路贷款，因为它只会进一步摧毁国家的独立。铁路贷款还和一笔货币贷款有关，债权人竟然要求派一名外国人到北京高居要职，监督开支。有些国家已经被这些办法搞掉了独立，现在中国也在刀俎之上了。 　　外国银行团计划修建的铁路是南起广州，北到长江边上的汉口，附有一条西奔四川成都的支线。湖南的中国实业家已经集资打算用中国人的钱来修铁路，而四川的实业家也在发行省债，为四川铁路筹款。四川铁路的一段已经动工，可是外国银行团要求把工程转让给他们来修。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外国人坚持北京应该把所有修建铁路的事宜集中在朝廷手里——然后转交给外国人。 　　朱德又进一步解释正在酝酿的铁路贷款，谈起法国人正从印度支那修筑到昆明的铁路。这条铁路的租借权，法国早在十年前把云南划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时候，就从清政府手里勒索到手了。最后一颗道钉钉好后，云南讲武堂的全体人员在昆明观看第一列火车到站。朱德和学员们站在一起，第一列火车开进来的时候，讲武堂的一位教官突然哭泣起来。接着，人人都哭了。 　　反对酝酿中的铁路贷款和货币贷款导致了同盟会自成立以来的最大失败。得悉这两项可憎的贷款即将签字以后，孙中山先生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号召在广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以此作为最后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国的斗争的信号。 　　“广州起义是阻止可憎的铁路贷款签字的最后努力，”朱将军解释道，“它本应该在一九一一年三月底或四月初举行。从三月份起，几百名受过训练的同盟会会员从全世界各地云集广州，孙中山把所有从国外募集来的现款用来为这次最后斗争准备枪械弹药。还未等准备就绪，计划就被发现了，在广州的革命者于匆忙中被迫作战。驻守广州的新军被调出来攻打他们，经过几小时的激烈战斗，我们的人被彻底打散了。七十二名同盟会会员战死，其他数百人受伤，余下的只有逃亡。 　　“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一出震动全国革命力量的悲剧。从那时起，同盟会才深切地认识到应该在新军士兵中间认真地展开政治工作。只是在这次悲剧之后，这种政治工作才在全国开始进行。 　　“我们虽然遭到这样一次大的失败，全国对于铁路贷款的抨击却是更加猛烈，以致清廷和外国人在六个星期之后不得不用秘密方式签字。贷款的主要谈判人是美国人威拉德·斯特雷特，代表着四家美国大银行。中国方面的首席谈判人是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个臭名远扬的官员。不仅是贷款协定秘密签字了，政府而且宣布，一切铁路都隶属中央——换句话说，中国人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就不得筑路。政府完全臣服于外国银行团了。” 　　朱德同川军步兵标的士兵们就这些令人痛恨的贷款长谈过许多次。他说，朝廷自己签了死亡证。一九一一年七月，四川省闹事。⑧商人、实业家、学生和知识分子聚集在成都的总督衙门门前抗议贷款，总督下令军队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农民们在哥老会领导下也开到成都抗议，当局传话说，要进城就得放下武器。他们放下武器进城——结果全部被屠杀。自此以后，人们提起总督赵尔丰就干脆称为“屠夫”。 　　在这几次屠杀以后，朱德继续说道，四川的经济生活陷于瘫痪，老百姓拒绝纳税，商人罢市，学生和教师把全省组织和发动起来。“屠夫”不敢使用新军，召回驻藏部队，见人便砍。由这些部队开路，当官的挨着一家家商店威胁着问，为什么不开门。商人们连忙打开店门，“屠夫”于是贴出布告，一切如常了。可是街上空得象个坟场。没有人出来买东西。 　　驻藏部队被派到抗命的乡村，但农民打下埋伏，把他们全们全部歼灭。同以往的每次斗争一样，农民专门打击他们的传统敌人——税吏、高利贷者和封建地主官僚。 　　传教士们又开始惊叫：“义和团!义和团!”他们和全体在华的外国人一道向政府提议，不要养虎贻患，应即刻镇压，同时要求国际武装干涉。外国报纸提到孙中山和其他共和派人士，都呼之为“半吊子理论家、幻想家、失意的求官者和落魄的政客”。一些外国人不断地把这样那样的蔑视称号加诸于孙先生，直到他在一九二五年逝世那一天为止。 　　朱将军还记得，外国人把希望寄托在满族人端方将军身上。北京命令端方放下铁路事宜，从武汉带兵入川讨伐。部队到了川东边界上，端方就贴出布告，宣称他的部队是为镇压土匪而来的。他说，四川人民本应深谢皇恩，现竟敢滋事；学校停课、商店罢市、拒不纳税等等“都是反叛行为”。 　　“骚乱必须立刻停止，”端方命令道。“商店要照常开门，税款要照常缴付，各地要保持平静。只有这样，才能修建铁路，使皇上龙心大悦，使四川人民全体得到好处。” 　　四川的一个传教士满腔愤懑地写道，煽动者并没有听从端方的话，反而变本加厉，甚至送出“水电报”。所谓“水电报”：乃是一块木头，爱国者在上面写下新闻、通讯，并且号召起义，然后扔到河里，任凭它随波逐流，冲到音讯难通的地方，供人们阅读。 　　端方带着部队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达重庆，就在当天，他接到消息说，他留在武昌的新军已经起义，把湖广总督赶到了长江的一艘炮艇上，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军政府。这个满族将军闻讯后踌躇良久，不愿再冒险把部队开往成都，可是北京的高官还大发雷霆，力促他急速进军。 　　通过朱德当时还不知道的某种方法，云南讲武堂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在云南总督府里电报有如雪片飞来。他们听说，外国驻北京的使节已经要求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实际上，也就等于控制了政府。北京在一个星期之后遵令办理，袁世凯的“灰狼军”不久就南下，攻打起义据点武汉。他们占领了汉口，把该城的大部分夷为平地。 　　“洋奴”、奸雄袁世凯——朱德提到他的名字时就满腔怒火——回到了政治舞台上。 　　① 今宜宾。——校注 　　② 标相当于团，标统就是团长；协相当于旅，协统就是旅长；镇相当师，镇统就是师长。——译注 　　③ 据讲武堂同人录，蔡锷未兼过讲武堂教官；罗佩金曾兼任讲武堂教官。——校注 　　④ 朱德同志当时报考云南讲武堂的籍贯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校注 　　⑤ 队相当于连，司书生就是文书。——译注 　　⑥ 应为云贵总督。——校注 　　⑦ 应为云贵总督。——校注 　　⑧ 这次事件发生在九月。——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