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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朱将军谈到军阀割据的年代时，从没有打算把自己描绘成英雄。相反，他把自己和所处的环境描绘成一场噩梦，他的身影好象是穿过了混乱的瘴雾，最初满怀自信和希望，接着是茫然和踌躇，最终还是陷入他自己所一直反对的黩武主义的泥潭。 　　朱将军说，蔡锷到成都就任不过十天，就不得不把督军的职位让给他的参谋长和一向依为左右手的罗佩金，动身到日本去作最后的和枉费心机的治疗。他带着医生和护士顺水而下，到了泸州，在朱德家中休息了几天，继续前进。朱德看他那情况，绝望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蔡锷看上去象一个幽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微弱，朱德必须弓身到床边才能听到他说的话。 　　蔡锷低声说道，这次去日本，既费时间又费钱，因为已经自知没救了。他并不畏死，只是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冷酷无情的亲日派总理段祺瑞是当前北京的真正主人。蔡锷原来希望把四川重建为共和派的坚强基地，可是他只做到为军事改组奠定了基础，而它又是实现政治改革计划的依据。护国军如果能按照蔡锷的计划，和在南方的孙中山先生的武装力量联成一气，就可以有足够的力量来粉碎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外国主子的阴谋。 　　朱德倾听着这位垂死的朋友和领导人的话，对未来忧心忡忡。这位“危险的智星”的指导力一旦离开四川，护国军内部的野心分子就会脱颖而出，干起军阀的勾当。蔡锷的天才和无私在过去把他们维系到一处。在西南，还没有人能赶得上蔡锷的才华。 　　但也不是没有足以维持革命队伍团结的有利迹象。倒袁斗争已经转变成保卫一九一二年约法的强有力的全国性运动。护国军当时已改称护法军——或简称护军——，是这一运动在华西和西南的主要武装。 　　这个新的民族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是国立北京大学，一群光芒四射、卓识远见的教授在一九一五年的混乱局势中涌现出来，他们提出了“新文化”与“新思潮”的口号。外国人把这一新的运动称为“文艺复兴”。 　　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以后，“新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朱德和他的同志们很快就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它的口号是民主和近代科学，它主张向中国文化中一切封建的东西，包括儒教和旧式的“文言文”(即生硬的古文)，进行挑战。在人类历史上，很少象中国新文艺运动这样，在极端混乱的政治情势中出现了如此巨大的文化和思想上的剧烈变化。 　　朱将军谈到此事时，他的言谈和举止交织着愁闷和骄傲。他骄傲的是中国知识界永不休止的努力和无所畏惧的勇气；但是想到蔡锷年仅三十四岁便将悲伤地死去，而不能够亲身参加就要声震全国的伟大革命，内心充满了悲痛。 　　“新思潮”的余波终于来到他身边。一位北京的朋友、并且是他的参议的孙炳文，写信向朱德介绍了一本新杂志——《新青年》，它的编辑人之一就是陈独秀教授，他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党的总书记。当朱德还习惯于用文言文时，这本杂志就致力于改革中国的文体，朱德开始使用白话文是很久以后的事。他回顾“新思潮”提倡大众教育、民主和自然科学时的心情，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而终于失之交臂一样。他不可能不听说易卜生的《傀儡之家》和其他戏剧在遥远的华北演出时受到热烈欢迎的盛况。可是他插了一句，正经姑娘还不能在中国的舞台上出现，《傀儡之家》中的娜拉只能由年轻的男学生来扮演，他们为近代中国的妇女登上舞台铺平了道路。 　　他还想起孙炳文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伏在蔡锷病躯旁的情景。孙炳文热诚地谈起“新思潮”，而他自己也鼓励蔡锷，说当年选举产生的国会已经在北京开会，废除儒教为国教，并宣布决心要总统、内阁以及各地官员向国会负责，以防再有新的独裁者出现。他要那垂危的人放心，情况并不太坏。中国的青年一定会阻止历史重演。蔡锷似乎并没有失去他的敏锐思想，依然低声嘱咐说，段祺瑞与袁世凯并无不同之处，而他的阴影已经在各地伸展了。 　　终于到了蔡锷启程的那一天，朱德和孙炳文以及其他军官在码头送行。他们心情沉重地目送蔡锷的船消失在长江的浓雾里。朱德嗒然若失，为此，孙炳文劝了很久。 　　几乎就在同时，朱德的年轻的妻子从云南来到泸州。由于怀孕，她坐轿子走过了这段漫长的路，随后就在他租的一所小住宅里做起女主人。九月底，蔡锷离去后不久，她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保柱。大家正为婴儿呱呱落地而高兴时，十一月十八日，蔡锷在日本病逝的消息传到国内。①朱德受此沉痛打击，几乎连妻儿都忘掉了。 　　蔡锷的遗体不久就运到上海，举行追悼仪式后，又运回他的故乡湖南，并在俯瞰长沙的大山上②建起了一座纪念碑。这是一个祸不单行的年代，另一个革命领导人黄兴将军，也和蔡锷一样身染肺病，经过长期的挣扎与痛苦，而终于无法支持。全国对失去这两个高尚的公民深表哀悼，两人死时都还年轻。 　　云南省和滇军所有部队都举行了特别追悼仪式，为辛亥以来领导他们的年轻司令官致哀。朱德深感凄凉。蔡锷不仅是他的长官，不仅是他多年来依赖的政治领导人，而且是他的良师益友——这两种伦常关系在传统道德上仅次于双亲。他悲从中来主要是因为蔡锷虽非他所崇拜的、也是他所尊重的人物：思想敏锐、知识丰富、见解精辟、坚韧和无私。蔡锷曾经是他的北极星，现在他却迷失了方向。 　　蔡锷的遗体下葬不久，朱德的年轻的妻子得了类似赤痢的奇怪的热病，不幸去世。刚把她下葬，在朱德家中静养的少年时代的学友吴绍伯，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病敌——肺病而与世长辞。 　　朱德在这之前，从不知悲哀为何物，如今却是三重打击一起袭来，使他心灰意懒。现在只剩下自己和丧母的婴儿，他只好把孩子托付给朋友代为照料。这时，他的上级长官召他参加重要会议：北京的段祺瑞总理已派出代表同全国各地的省长、军阀密谋，并以银元向他们炫耀。被击败的四川军阀正在重整部队，蔡锷留在云南主政的唐继尧突然间手中宽裕起来，开始建立自己的小王国。北洋军阀开始要求解散国会，外国人也把国会称为“一群乳臭未干、毫无经验的小子”，哪能过问国事。 　　一九一六年年底，四川地方军阀攻击成都，朱德奉命率领两个旅前往救援。队伍还在途中，成都即被攻陷，督军罗佩金弃城逃跑。朱德只好退回泸州；同时，护国军——云南军还以此为名——和成都方面的胜利者取得了停战协议，停战之后，双方口称友好，却暗自募兵扩军，准备最后决战。自此以后，朱德陷入了军阀主义的罗网而不自知。因为他自己觉得，云南军不是在华西卫护约法的部队吗?不是效忠于孙中山和民国的部队吗?这话确实是对的，不过，这支军队有一些军官已经竖起耳朵谛听段祺瑞总理的代表手中的银元声了。他们虽然还没有倒戈，但诱惑力极大。 　　朱德最大的个人问题是即幼年丧母的婴儿。他既不能永远把他托给朋友和女仆，也不愿意把他送回老家。那时，他已经还清了家里的债务，他们的日子虽然过得好了一些，他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封建环境中长大。他自己盘算着：这孩子应该成为新的中国的一个合乎潮流的、愉快的青年，在新的环境里上新式学校。 　　一个国民党老同志劝他再婚，以解决家庭问题。他的妻子虽然去世不久，可是在当时，丧偶的男人立刻再娶并不是异乎寻常的事情。中国的社会基础仍然是家庭而非个人，朱德虽然自认为是新式人物，但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旧社会制度的产物。爱情并不是婚姻的基础，不过，婚后可以逐渐发展。他需要给孩子找个母亲，他需要为家庭找个主妇。 　　因此，还不到年终，他就同意续弦；由他部队里的一个朋友作了媒人。这婚事在当时也还算是新式，因为这个朋友有个受过教育的妹妹，天足，参加过辛亥和一九一六年的革命，若不在婚前同求婚的人见面谈谈，她就拒绝考虑婚事。 　　于是，这两个军官骑马直奔泸州四面的南溪而去。途中，那个朋友一再夸他的妹妹陈玉贞聪明过人，可是也很“任性”，家里提出的多少次婚事都遭她拒绝，蹉跎下来，已到了二十一岁，在那时称得上是老姑娘了。 　　朱将军在谈到这个后来与他结婚的妇女时，声调和态度都有很大的变化——这是他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爱”这个字并没有出口，不过很明显，他对于陈玉贞几乎是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深深地爱上了。 　　据他说，这个妇女并不漂亮，也不难看，可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在紧锁双眉，努力形容她的时候，他的声调极为柔和，而且带有几分尊敬，他说： 　　“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和一九一六年革命。她出身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之叶，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一时说不上来了。从那以后不久，我们就结了婚。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出了很漂亮的花圃。她爱我的孩子，就象自己所生一样；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身母已经去世，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他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中捉迷藏。她没有生小孩，所以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谈到第二次婚姻和泸州家庭，朱将军好象又重新沉浸在那个已经失去了的幸福小天堂，而忘记了我们的四周。在穷兵黩武的动乱年代里，他的家是一个安全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他的薪俸很高，妻子手里也自有积蓄。两个人虽然都知节俭，却买了许多自己喜欢的东西来款待客人。他们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在那里看书和讨论读过的书籍。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及其关于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宣言传遍中国以后，他们也搜寻有关这类题材的书籍或小册子，并且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 　　玉贞弹琴，朱德吹箫、拉胡琴，后来他又买来并学会了其他乐器，其中包括风琴。 　　他的第二次婚姻和伟大的五四运动在时间上相差无几。五四运动作为一九一九年学生运动而闻名，当时，北京的学生和教授示威游行，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出卖中国，抗议协约国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把前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运动是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如同森林之火燃遍了中国，抵制日货运动随即兴起，它把一切爱国分子都吸收了进来。这时，泸州的第一个学习小组在朱德家里成立了，它成了这一地区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的聚会场所。这些人读了书报杂志后便在一起议论，还就世界上流行的新思想展开辩论。 　　“封建的社会习惯在四川还很顽固，”朱将军解释说，“可是我的妻子和我，还有我们的朋友，对它全力攻击。我们多数人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生活，组织聚餐会——有时还在星期天晚上打打麻将牌，在这种场合，男人和妇女以平等的地位交往。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和姐妹带来，而她们也生平第一次学会了与没有家属关系的男人讨论问题。当然，旧的封建势力把我们说成放荡不羁；其实我们都是最规矩的。妇女解放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方面。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则是其他方面，同时，还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类社会理论。全中国都在谈论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讲的是什么。我们在泸州的学习小组也不曾想象到无产阶级可以领导革命。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过是杂志里的文章，还以为无产阶级就是既不能看书又不能写字的仆役、苦力和盐工。更增加混乱的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作家都是高级教授、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在我们的学习小组里，影响最深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发展工业和文化等等思想。” 　　朱将军在泸州的五年里，共和国又处于由外国帝国主义列强所支持的军阀主义的蹂躏之下，朱德和他的同志们也陷入了军阀主义的泥潭，而他们却还以为正在同军阀主义作战，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呢。 　　① 蔡锷是十一月八日逝世的。——校注 　　② 指岳麓山。——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