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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为了赶快把军阀统治中国的时代作一结束，我请朱将军谈谈军阀主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它又在什么时候结束。 　　他说，始自袁世凯，而到目前还没有结束。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春天。从一九二四年开始，曾经有过一段充满光明的时期，当时，孙中山领导了反对军阀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伟大国民革命运动，可是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掉转枪口对准中国人民，并接受外国和中国银行家的贷款来建立自己的军事独裁，于是，这个时期又告流产了。同他的前辈人士一样，蒋介石政权接纳了许多新旧军阀，混乱而反动的制度仍然沿袭了下来。 　　一九一六年蔡锷死后，朱德说道，四川成了军阀混战的重要战场之一，而北京则是一切全国性的自相残杀的战争的制造所。在一九一六年以后的五年里，段祺瑞总理——日本帝国主义的打手——辞职或被赶达七次之多。每一次他都在自己的或和他结盟的军阀军队支持下，在日本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下卷土重来。他伸出他的长手，在每一个省内都找到了同他一鼻孔出气的军阀。 　　蔡锷尸骨未寒，由段祺瑞津贴的当地四川军阀便从云南“护国军”手里夺取了成都。在短暂的停战期间，成都的新统治者设立了许多新税，还高价出售官职，把有钱人关在监狱里大事勒索。农民不能事先缴纳好几年的地租，便被赶走，土地也被新贵接了过去。这些将军当时在四川搞到的大片土地，就是对农民巧取豪夺的结果。可是，直到朱将军在讲这件事的时候，这种强占土地的办法还在继续。有些地产的面积达到了成千上万亩之多。 　　一九一七年占领成都的四川军阀同云南护国军暂时停战以后，又特别派来代表与护国军谈判，声明愿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邻近的贵州和云南。同时，他们又派出代表到贵州和云南，声明愿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护国军。朱将军解释说，这种两面派手腕乃是军阀的典型做法，无所谓什么原则。派到护国军这方面的代表，乃是一个名叫刘伯承的青年，他在三十年后成了西方人所共知的共产党“独眼龙将军”，是中国远见卓识的革命战略家之一。 　　“人们走着下同的道路，”朱将军谈起了有关刘伯承的事。“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陷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人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的道路。” 　　朱将军所讲的四川军阀主义的故事，记录了他和其他一些人的沮丧和痛苦，由于故事长而且错综复杂，这里只能叙述几个侧面。云南护国军拒绝了缔结军事同盟的建议后，立刻对成都军阀发动攻势，推翻他们并占据了全省大部分地区。败军撤退到四川的偏僻地区“养精蓄锐”，就象朱将军所指出的那样，“等待更强大的军阀去领导他们”。 　　这军阀不久就出现了，不是别人，就是被护国军在成都拥为督军的熊克武将军。 　　朱将军把熊克武挑选出来，是要把他当做X号标本，用以说明一度曾是革命派的人怎样转变成为军阀。辅助标本则是他的副司令张群，和另外两个野心极大的军人，一个名叫刘湘，一个名叫杨森，后来这两个人都与朱德有不共戴天之仇。 　　朱将军所谈的这个故事长而复杂，因为类似这样的事在中国从来就不会简单。它好象是一座拥有无数甬道的地下迷宫。 　　熊克武将军，或X号标本，和他的副司令张群一样，当时乃是忠心耿耿的国民党员。一旦权势在手，X号标本就完全仿效其前人的办法：“先刮地皮，后买田地，并把现款送到上海的一家英国银行，两年之内，据说就有了一百万中国大洋的积蓄。”每一个军阀生怕在位时间无多，便未雨绸缪，尽量刮足。 　　权力和财富滋长了个人的野心，不久，X号标本便暗中接纳被他打败的军阀队伍，扩充私人军队。在这些行动中，他又和地方上一个野心颇大的小军阀刘湘结成军事同盟，到了一九二〇年五月，他认为军力和财力都已有把握将云南护国军赶出省外，把整个四川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他突然宣布和北洋军阀沆瀣一气，命令他的老同志滚出四川，不然就武力驱逐。这个人到底有多大野心，不得而知，可是在那时期，全中国的军阀都在混战。能够爬到最高地位的人便可以占领北京，自称是“民国大总统”，还可以立刻得到外国的承认，而且如果他言听计从的话，还能拿到外国贷款。 　　云南护国军没有接受老同志的最后通牒，反而发兵成都，把X号标本和他的盟友刘湘赶出省外。这些被赶的人经川北退到陕西，在那里抓丁练兵，接受北京的津贴，其后，便长驱直入四川，展开了倒袁运动之后最持久、最激烈的内战。 　　一九二〇年年底，护国军被赶回川南，原有的四万军队只剩下一半。单是朱德的一旅人便只剩了一个团。 　　但在这次战争中，X号标本自己也损失重大，以致他的盟友刘湘轻而易举地把他踢走，取得了统治全省的大权，刘湘在这地位上，尽管风云变幻，却一直盘踞了二十年。 　　在这次战争中，护国军的司令之一、朱德的老友杨森也染上了军阀热。他在川东一带自封为独立的军阀，以重庆为其首府。刘湘和杨森瓜分了四川全省，刘湘的地盘要大一些。 　　等朱德将军再次听到X号标本的下落时，已经是六、七年以后的事了。这个落魄的绅士因牵涉到企图推翻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建的新国民政府的阴谋，在华南被捕。可是他的地下迷宫另有一个出口。一九二七年以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独裁政权，熊克武成了蒋介石手下的一名将军，而一度做过熊克武的副司令的张群，在抗日战争的前几年就做了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直到朱将军向我叙述这故事时，他的职务还未变动。公众舆论后来才强迫他辞职，因为他的政策过于亲日而臭名昭著。这几年来，张群和X号标本都成为“政学系”的骨干，这一系的人，多是职业政客和军人，“政学系”是袁世凯当政时在北京成立的①。 　　这迷宫也并不是到此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变成了在中国的主要外国势力，美国发言人就特别看中“政学系”，认为他们是建立中国民主政府的最适当的“自由分子”和“民主人士”。一九四九年年底，X号标本和张群又回到四川，虽然年已垂暮，却还抓住军政大权，最初是倒向蒋介石，其后又对朱德将军率领的人民解放军表示中立。 　　朱将军谈到他在四川的那几年时，屡次提到他自己和护国军，认为这是在华南时起时落的孙中山共和政府的一只臂膀。这时期，朱德在政治上表现出一个分裂的人格：外表上是卷入军火混战的一员，但内心总认为自己是五四运动的追随者，在家里的学习小组上继续讨论新思想。 　　“我们讨论又讨论，可是得不出结论，”朱将军说道。“我听说中国有几个地方组织了工人团体——中国工会运动的萌芽，可是四川还没有。早在一九一九年，已有几个地方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就是在一九二〇年从这些小组中产生的，可是我当时还毫无所知，手里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文献，只有杂志上的普通文章。我们连一份《共产党宣言》都没有，那是最先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虽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他和同志们却为红军打败沙皇和入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而深深感动。为什么俄国革命者能够打败那样强大的军队，乃至西方国家的军队，建立起自己的政府，而中国人就失败了呢?他的朋友孙炳文屡次和他讨论这问题，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中国人如果拒绝出卖自己，外国列强就无法收买任何中国人。他们也谈到护国军本身，它的一些军官与北洋军阀并无不同。孙炳文曾一再表示，愿意放弃这个摊子，去北京追随五四运动的领袖。朱德则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 　　光阴如梭，他们仍在空谈而无行动。一年过去，到了一九二〇年，血腥的内战开始。可是他们还在徒托空言。朱将军那时以家庭的理由作为迟迟不能采取行动的借口。一九一九年秋天，他曾将一家二十几口接到泸州，与他们夫妇同住。为了证明他是一个孝子，能够而且做到了养活一个大家庭，很有面子，它又退回到封建主义去了。 　　他的养父养母宁愿留在祖父母已经入土的大湾，他的亲父母则偕大哥代历及其他家人来到泸州，此外，还有朱德的两个已婚弟弟及其眷属，和一个最小尚未娶亲的弟弟。 　　旅长的薪俸相当高，将近一千块钱一个月，而且按照惯例，还有相当于一半薪水的津贴。再加上日子过得节俭，有些积蓄，他毫不费力地买了一所房子来安置家人。 　　最后一次离家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才愕然发现，双亲——靠近七十岁的人——已是鬢发如霜。朱德向他们提出保证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安享晚年吧。他还为全家安排好计划。该上学的孩子和尚未结婚的小弟弟都进新式学校。大哥代历留在家里管家。已经结了婚的两个弟弟，进旅里的军事训练团，准备走上飞黄腾达之路。 　　看起来他很象是一个把亲属全都安插在自己部队里的军阀，同时却在谈论什么护国军乃是共和派，仍然效忠于孙中山的立宪但是虚幻的共和国。 　　家人慑于他的权势和地位，对他的计划不敢反驳一字。老父老母眼看着他把两个弟弟送进军事训练团，心中虽然难过，也没开口，两老只有在朱德与文武官员共同学习时才能见到他，他们谦逊地默然而坐，倾听儿子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 　　在朱德看来，什么事都已得到妥善的安排，可是没过几个星期，两位老人在家里就象无主游魂一样，不知所措。他们一生从事劳动，从未闲着。在知书识字的儿媳妇面前，他们也感到有些格格不入，不知所措。五十万人口的都市的杂沓市声简直就扰乱了他们，附近也没有人可以谈谈收成、红白喜事和邻舍的丑闻。他强要他们多休息和享福，可是他们说，现在吃的珍馐美味，还不如多年吃的杂粮有益于健康。 　　一九一九年年底，朱德的一旅和川东的军阀打了一场激烈的仗。他立刻把自己的两个弟弟任命为旅里的下级军官，并派遣他们出征以使他们在自己指挥下取得一些作成经验。双亲送三个孩子上战场的时候，不由得满面愁容，担心害怕之情溢于言表。朱德还笑着向两老保证，说他打了这么多年仗，从未负过伤! 　　“这一仗我们打败了，全旅人员伤亡特别大，”朱将军低沉地说，“在一个星期里，两个弟弟都在战场上被打死了。我带着弟弟还没装殓的尸体，将队伍带回泸州。两老受的打击太大了，连哭都哭不出来，很想马上回老家去。可是那时我的处境很坏，为了我的关系，他们又在泸州暂住了一阵。” 　　谈到他在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朱德感到很别扭。这是一个充满了屈辱和犯罪感的时期，他开始抽鸦片了。抽鸦片在那时候的军官之中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朱德在此之前，不曾有这一嗜好。现在，他卧在鸦片烟榻上，身边放着烟枪和烟灯，一边抽烟，一边和他的朋友、参议孙炳文聊天。孙试图劝说朱德戒烟，但未成功。他告诉孙炳文说，他愿意把烟戒掉，到国外去给自己寻找新的出路，也为中国寻找新的出路。他不停地谈论，不停地抽烟，避免和家人见面，也不关心他的军务。 　　接着就和熊克武——X号标本，展开最后一场血战，朱德的一旅被打得只剩下一团人。 　　在这次挫败后不久，全家人实在住不下去了，准备回乡，他也不再反对。朱德给了旅费，又雇船送往重庆，准备他们从重庆换船转道川北。十天以后，上路的人来了信，报告老父死在重庆，他们现在扶棺北归，打算葬在大湾附近祖先的坟地里。 　　现实是这样的，据他讲：云南护国军如果不立即撤出四川，就有被完全消灭的危险。全中国都陷入了军阀主义的混乱之中，生灵涂炭，不见天日。新军阀吴佩孚在北京取得了大权，表面上和孙中山的南方政权暂时停战，事实上却是要彻底摧毁它的前奏。中苏结盟开始迈出了第一步，它导致后来苏联与孙中山政府的合作，不过这件事既非朱德在当时所知，对他也没有多少意义。他投身戎行，原想为他的国家的解放寻找一条道路，混战十几年后，这一理想竟告烟消云散，对于两个弟弟丧身疆场、老父客死重庆，他尤其感到责无旁贷。但鸦片烟并不能医治这些创伤。 　　他参加了护国军召开的多次冗长会议，决定回师云南，打倒唐继尧政权。唐继尧在一九一六年蔡锷逝世后，就把云南省当作他的小王国，赢得了“云南小皇帝”这个可憎的外号。 　　在会议期间，朱将军从绝望的深渊开始向外探索，和孙炳文就中国的情势以及自己的前途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讨论。他们还拟订出不少研究专题，每一个专题都要讨论分析几天，才得出结论。他们认为，军人生涯不是他们所应走的道路，但在走上其他道路之前，应当先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孙炳文把妻儿留在四川，立刻动身赴北京。朱德则把妻子送回她在南溪的娘家，决定在打倒“云南小皇帝”之后，马上离开部队，去和孙炳文会合。 　　① “政学系”是袁世凯死后在北京成立的。——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