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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卖国贼与爱国者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十人团的团员和游击队员有时从汉水敌人的船上摘到许多供应物品，游击队员们在汉水岸边架起机关枪，开枪命令敌船靠岸。如果敌人不听，敌船经常被打沉河底。 　　我有一回见到人们收了八船敌货。有几百斤红糖、五加仑桶装的美国汽油、煤油，成箱成包地布匹以及许许多多文具纸张、笔记本、墨水、廉价水笔，还有几百套法兰绒衬衣、衬裤和许多面日本国旗。那些国旗在日本的市场上是难以推销的商品。最好的可用作窗帘和台布，次些的成捆堆积无人问津。收到的敌货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成箱成箱的印有“饮赐”字样的金纸黄色味醇的日本高级香烟，显然是日本天皇赏给侵华部队的劳军品。同俄国香烟一样一头有过滤烟嘴。我们抽了好几星期。朋友见面打趣地说，天皇鬼子的赏赐，请抽皇军高级香烟! 　　每周都抓来一些汉奸。二月中旬，我同二十名伪军士兵谈话，他们是王博卿伪军在同游击队一次战斗中被俘的。抓来的伪军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是被迫加入伪军的。一个伪军说，日寇占据武汉后到黄北村一带骚扰，把村子烧光。他逃到外面听苦力们说要招工修铁路，于是他和五个朋友去招工站应募。走到汉水上游的雀儿山，人家说他们就是王博卿的兵了。政治是什么问题他们不懂，不过王司令跟他们作过一次报告，说他们的上峰汪精卫的确是蒋介石委员长派出去同日本议和的。汪精卫在南京的道理就是这个。他的司令部里有重庆中央派来的代表当顾问。等等等等，如此这般，究竟是真是假，他们说无法知道。 　　游击队员们对抓来的这类伪军从来不加惩办。相反，给他们一点训练，即要他们加入游击队。至于伪军头目多是读书人，则受到苛刻对待，有的甚至被处死。 　　我经常参加对汉奸侦察审讯的军事审讯。审判长年青，左颊有一道日本剑伤留下的长伤疤。抗战前他受过五年正规学校教育，但他的主要知识是在部队里学的，他在敌后作战，短时间里学到的东西够他平常几十年难以学到。他对普通法律知识一无所知，然而他对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贼，谁会摇身一变成为汉奸的政治骗子却爱憎分明，一清二楚。 　　有一天我看见法庭里带进了两个犯人。一个三十来岁的矮个子，面色精黄，垂头丧气，是个大烟鬼。他在初审时承认在日寇占领的冯水集镇开了一个鸦片烟馆。他的兄弟照看烟馆时、他就四乡走动为日本主子搜集有关游击队的军事情报。按个付酬，一个情报五块钱。因为他收入低，所以他百般狡辩说他是一个受压迫者，只是一个“小汉奸”而已。 　　另一个在押犯是一个敌伪县长。四十来岁的矮子，络腮山羊黑胡，形容猥琐，象是抗战军兴以来没有洗过澡似的邋遢。他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说话一脸假笑，逢人作揖打躬，十足奴才相，这是他在冯水集讨好日本主子学的一套礼貌。他自称在他官运亨通以前是一个走江湖的草药郎中，是一个家徒四壁的受苦人，他夸夸其谈大讲特讲他万病一针圣手医生的高明本事，用春药、草药、虎骨、棺材钉、蛇皮能治百病。甚至眉飞色舞，恬不知耻，毛遂自荐他可以在游击队里当医生为战士群众服务。 　　游击队员们对于医药针灸一窍不通，但对汉奸卖国贼却恨之入骨。知道惩办他们的办法。他们告诉他要想活命就派人给妻子兄弟送一封信去把当汉奸头目以来胡作非为搞到的全部不义之财交出，可以重新考虑不枪毙他。他讨价还价愿交出赃款，开始说一千元最后加到一万块。他说他发家致富两手清白，并没有从“大日本皇军劳军妓院”那里拿到一文钱，即使放高利贷款或发“良民证”挣了点辛苦钱也问心无愧。高利生意是济人所急，良民证章是强迫要带的；游击队员说，赎命钱来了会并加考虑的。 　　不久他十分沮丧地作出决定同意派一个人到他家里去取全部赃款，我同法官辩论说，他可能是欺骗，游击队切莫上当。法官则认为事关他的生死，不见得敢耍花招。我盯着那个油腔滑调的家伙，提醒法官道：“枪毙他也许他老婆会欢天喜地。”法官微微一笑，直接了当地说：“我们也欢天喜地。” 　　最后传唤证人。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主要证人就是日本人称为“甘大土匪”、“十人团”的刚强团长，遐迩皆知的老甘同志。他手上缚着绷带。四个证人相貌平常，同普通老百姓一样，但我一眼看出这个老甘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人物，游击队尊称他为老甘，真名已经失传。他身穿老百姓便衣，走路步伐活象一个军人，瘦长脸，很机灵，举止沉着。他是一个爱国者，对敌人决不心慈手软。出身于中农家庭。念过几年小学，年青时同许多农民集体参加过哥老会汉刘班会，据说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团体红帮之一。这种团体逐渐退化为崇拜迷信，讲究仪式，同美国流行的秘密团体不一样，他们换贴拜把。烧香磕头结为骨肉兄弟。社团首领有夸张的名字。红二方面军军长贺龙统治这个洪湖地区时，他有“双龙头”的称号。 　　老甘同志在十年内战期间同其他汉刘班的弟兄均参加了共产党。红军转移后，他被捕坐牢判刑七年。监狱并没有摧毁他的身心意志、主义信仰。抗战爆发后政治犯得到释放。他出狱后在武汉飞机场当卫兵。日寇占领武汉后，他回到家乡在经常出没的汉水一带访贫问苦，动员组织他一班同志抵抗日寇。 　　日寇最初占领武汉周围广大地区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小汉奸跟着胡作非为令人侧目。然而，一旦有些敌伪头目不是神秘失踪，就是古怪横死，一把尖刀插在胸口上。其他汉奸震动，有所收敛。“甘大土匪”的名字远近传播，活动在敌寇占领城镇内部的十入团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对敌人是一文威懾力量。 　　我看着老甘缚着绷带的手，就问他是怎么受伤的?他告诉我，几星期前他在汉水一带侦察活动，发现一艘敌人摩托艇停在湖边的树下。他匍匐潜行爬到艇上见到舱内一个日本军官和两个妇女。他扣动手枪扳机，但卡了壳，于是他跳进舱里扭住鬼子军官，互相厮打，翻身落水，俩人在泥里拳打脚踢，终于他把敌人打翻并骑在敌人身上用足踩，但手被敌人砍了一刀受了伤。然后他又跳上摩托艇，捆起两个妇女，在船上搜查一遍把人和物资交给游击队连队处理。几小时功夫干完这件事，又去执行其他的任务。现在我耳闻目睹亲眼见到这个老甘和其他三个证人出席游击队军事法庭作证。 　　“这个自称为王老百姓的人，”老甘开门见山的作证说：“是跟敌寇特务队有勾结的暗探。他经常走东乡到西乡，搜集游击队和十人团的各种他认为有用的情报。我们的人对他怀疑监视了很久。我跟他一起抽过烟谈过话，又尾随到他冯水集镇的家。他家的房子就在鬼子兵营附近，前面是中草药铺子，后面是鸦片烟馆子。我找了三个同志帮忙，大家身藏利器，因为我的手枪总是卡壳，我们认为……”。 　　“你的手枪总是卡壳，是怎么回事?”法官插话问。 　　“地上埋了一年啦。有时响有时不响。”老甘回答。审讯停了一会，法官把老甘的手枪仔细检查过后掏出自己的一把小巧的日本小手枪送给老甘作防身武器，表扬他的英雄事迹，并说那把手枪他会收拾好的。老甘赞赏那把日本手枪一阵，接着又回到证言问题上：“言归正传，这三位同志那天晚上同我一起上这个老百姓的家里，我们佩戴‘良民证’征章，我还持有从鬼子摩托艇上摘到的特务队公函，我找这个王老百姓说，我们掌握有充分证据他到村外同游击队接头出卖皇军情报给游击队。他矢口否认并称他可以请伪县长大人出面作证，他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不敢怀有贰心的。说得好听，空口无凭!我们把他带到庭上这个在押犯狗崽子的家里，这个瘟神说他可以保证王先生在特务队里很有名声，是响当当的亲日派。人证俱在，我们拔出刀子指着这两个东西说，谁敢声张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立地见阎王。于是我们押着他们出了冯水集把他们交给你们连队处理。完啦!” 　　法官问两个在押汉奸还有什么申辩没有?伪县长象日本人一样，深深有礼地向法官鞠躬，慢条斯理地申辩他出任伪县长是迫不得已，并非甘心情愿充当汉奸。老甘一针见血打断他的谎言：“什么迫不得已!死心踏地顽固到底!” 　　王老百姓又狡辩说他有一大家口人要养活才当了一名小汉奸。一个证人嗤之以鼻。法官掉头问我有什么问题可以向罪犯提出。我问王某的烟土草药是哪里弄来的?法官奇怪地说，“不消问当然是从鬼子那里弄来的!”接着他想了一下让那个汉奸回答。王某一再重叙法官的话，并又补充他的老调子：“谁使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该由日本鬼子负责!” 　　法官目不转睛久久地盯着他。然后对他宣判：“凡当敌特汉奸，买卖烟土春药者处以死刑。”汉奸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表白自己穷，且有一大家口人。老甘转身对着那个家伙，这时我以为他会用到手的日本小手枪打碎他的脑袋。然而他只哼了一声说：“我们都是穷人，都有一大家口人，穷可要穷得有志气，我们穷人决不出卖灵魂，背叛祖国!” 　　过了几天我站在村外目睹两个被判处死刑的汉奸就地枪决。村里的老百姓不许看枪毙犯人。只有一小队游击队员集合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高呼：“枪毙一切汉奸!” 　　老甘同志又执行新的任务走了。他行前我诊断检查了他的手，日本军刀伤了他手神经脉管，残废了。 　　“还好是伤了左手!”老甘恢谐风趣地说道：“还有一只完好的右手，而且又得到了一文日本造新手枪。” 　　有人绝处逢生交了好运，他就是一个。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