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全文图书 > 史沫特莱文集（1）

第十篇 重庆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日寇渡过汉水，进入鄂西平原，如秋风扫落叶击溃国民党军队的消息，接连传到宜昌。起初我们听到沙市失守，又听到并未沦陷的消息。国民党人靠空谈幻想过日子，要承认新的土地丢失是很不容易的。年年春天和秋天，日寇出动强大防守部队四处扫荡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从未越过汉水一步。我们认为宜昌西面的天险屏障，高山峭壁，可以抵挡日寇铁蹄的深入。但是，敌人的飞机为其部队和坦克先行开路，于是宜昌受到狂轰滥炸。 　　尽管国民党官方声明说日寇的攻势已被击退，但从宜昌向上开的每一条轮船、民船上都挤满了疏散的人和伤兵，条条山路上尽是成群结队逃难的老百姓。 　　我在宜昌快失守前坐江轮离开了宜昌。宜昌是六月十一日失守的。路逢一个红十字会医生。他随机关带着医疗物资逃出了沙市，谈起华中前线一百五十个陆军医院的情况，仅有五个医院收留病人。“伤兵的情况怎么样?”他不回答我也了解。“全军作鸟兽散向四川败逃；王已经被上司枪毙。”我还记得牛皮大王王瓒绪矮子言天说地大吹特吹他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会把日本鬼子打回武汉去的话．。五月里日寇扫荡开始，他又画蛇添足，自吹自擂地说他要到敌人的后方去消灭挺进游击支队。 　　从宜昌过三峡溯江而上，警报频传，空袭不断。冬去春来，江上的浓雾已经消失，江水滔滔，白云悠悠。山高路遥，日寇一年一度的闪电轰炸已经开始了。两岸的城镇乡村被炸成平地，我们乘的江轮上插着的英国国旗当然保护不了我们。甲板上挤满伤兵，每个人神经紧张，谈起国是慷慨激昂愤恨到了极点。 　　船快靠重庆码头时，我和一个中国官员同一个坚持己见为慕尼黑协定和张伯伦首相极力辩护的英国青年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个英国青年同所有远东的英国人一样无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的老头子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一声闷雷爆破的轰炸声使我们猛吃一惊，争论突然终止。这是人们在重庆悬崖峭壁上挖了许许多多的山洞，有的防空洞装备有通风设备和照明系统，能够收容几千人。空袭警报响了，山城死气沉沉!不见人影，只有巡逻兵。这里那里听到稀稀落落的枪声，巡哨见到给敌机打信号枪的汉奸砰砰开枪，就地处决。晚上敌机临空，我们总是听到巡逻兵见光就打的枪声，即使敌机去了，解除警报发出以前中国飞机仍在山城低空轰鸣扫射任何灯火的机关枪声仍时有所闻。江上浮尸日有所见，船工们用竹篱挑开船首的尸体让它漂流顺江而下。 　　敌机每次空袭有三十到五十架轰炸机成三架组或四架组队形。我们有时站在南岸带着侥幸安全的幻想感注视着江北岸的轰炸。六月里我初到重庆时还见过国民党飞机起飞二十四架战斗机之多，迎战日本轰炸机，以后的日子里进行空战的飞机越来越少了。一次我见到一架孤单的战斗机尾随着沿江飞临的敌机群飞。这时我真想写一首一身是胆的小神鹰展翅扑击群母鸡的诗。 　　有时候烧夷弹落在扬子江心，升起白色浓雾遮住我们隔岸观看山城北岸的大火。只见到噼里啪啦腾空升起的烟雾火光声，空袭警报解除后，人们从防空洞里潮水般地涌出救火。满天通红的熊熊大火扑灭后，全城又听到捶打拉锯重建房屋店铺的忙乱声。 　　重庆的生活还是照常继续下去。中国工合举办了国内工业展览会，展出各地产品。我在北岸山城展览会俱乐部发表讲演，抽彩出售战利品，买医药品。英国大使夫人在一家戏院为蒋夫人的战时孤儿筹款义演白雪公主。外国人士举行警报宴会，南岸每个外国人的家里住满了遭受空袭房屋被炸因而无家可归的人。日本人对全体外国使节发出警告必须迁入南岸“中立区”，英国驻华大使置之不理。我们有些人下午有时上他家里吃茶点。在日寇闪电空袭狂轰滥炸的高潮中，老百姓欢庆端午佳节。大江小河里龙舟竞赛的健儿们锣鼓喧天，欢呼雷动。 　　日机在“中立区”投弹的时候总有一天会来的，然而中立区里人们并不相信。在一次空袭中，我和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达维·巴瑞特上校就亲身经历过一次。巴瑞特深知美国对日政策的危险，他慢腾腾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的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们已经得到恶报了。” 　　“日本反帝同盟”于六月一个晚上演出了一幕话剧，我看了演出。他们是一些年青的日本俘虏兵，二十多人在日本革命作家鹿地旦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和日本战俘写作剧本，出版刊物，上演话剧。公演第二天，戏院受到教育部长陈立夫的警告，罪名是革命!因为话剧里面指出战争对日本穷人产生了影响，太革命化了。 　　自一九三八年我离开武汉现在到重庆。所谓“自由中国”也发生了巨变。国民党政府把华西转变成为抗日的强大基地的同时，许多举足轻重的团体应运而生，也使得不可胜数的反动势力得到发展。实验社以及各种团体的蓬勃滋长，各社团组织各界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争取社会进步和经济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使得政府官员、资本家和大地主吓得要死恨得要命。虽然在医务工作方面确是有过一些进展，如陆军医务管理局局长卢智德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全国卫生管理署署长金宝善博士建立了遍及“自由中国”的免费医疗临床讲授班训练网，打下了社会化的医疗基础。战时紧急医务学校校长林可胜博士，现在华东前线和西北前线设立了一所附属医校，重新培训了五千名医务官和护士。各医务学校培训出来的流动防疫小组在各战区为部队和老百姓注射疫苗，修浚水井，净化饮水供应等等。然而我一到重庆听到的首要新闻则是戴笠的权势通天，人们谈狗色变。据说他手下有十五万宪兵特务和十五万便衣打手。他给国民党打的许多报告里面有一个报告指责工合的领袖人物是“共产国际代理人”，把温和的自由主义民主人士连同真正的共产主义坚强战士等量齐观想一网打尽。结果工合许多领袖人物不是被驱逐出境，便是被逮捕坐牢。 　　在一个小型宴会上我听到一个外国人士和一个中国人讨，论中国红十字会指导部秘书长潘琪给戴笠打的黑报告。 　　教育机关成为政治迫害的中心场所，仿照纳粹集中营形式成立了两个集中营，一个设在成都，较小；一个在西安。西北胡宗南的五十万军队继续包围八路军，专搞摩擦，消极抗战，爱德华，巴格尔率领的英国车队只准给国民党军队不许给八路军运送救济物品。驻防长江下游的五十军军长郭嵩岐将军拒绝服从同新四军的作战命令已被解职。前线各地围剿八路军新四军的零星事件不断发生，全国处于内战的边缘，大有山雨欲来一触即发之势。 　　时局紧张，整个重庆的气氛使我想起了日本侵华前的白色恐怖和政治迫害。作家、编辑、各公法团体进步人士纷纷逃往香港，或者准备跑解放区。我对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一次拜访时，使我看出形势极其严重。沈钧儒是一个年高德劭，性情温和，个儿矮小的老律师。他不在家。家里人告诉我沈老同生活周刊主编兼发行人邹韬奋刚刚出门向军政部长提抗议去了，因为才接到军政部长无端陷害老律师和邹主编阴谋制造重庆武装暴动的澜言!我很快了解到这是国民党政府内部亲日派蓄意挑起内战、制造重庆武装暴动、嫁祸于人解散同盟的阴谋，如果得逞，局势恶化，后果将不可收拾。 　　我又听到一些谣言，说基督将军冯玉祥和一批具有自由观点的国民党政府高级人士被称为“共产党外围保守阵线”分子。我还听到两个外籍妇女说戴笠系统的代表接近她们，要她们加入特务组织探听外国记者的政治上的主张意见。一个同意了，一个拒绝了，拒绝当特务的被指为“同军人睡觉的”特务，她轻蔑地摆脱了特务的纠缠，因为她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不受国民党特务软硬兼施的一套。 　　我又接二连三听到贵州省省会贵阳政治迫害的一些报告。那里的青年会和省市妇女团体被指控为共产党幕后操纵的组织。在青年会开会讨论什么是民主的一次集会上，有两个国民党党阀大摇大摆进入会场，并且命令人们立即回家，声称任何性质的集会没有取得省党部的许可，没有国民党党员列席一律不得召开。这两个国民党官员转身出席国民党召开的贵阳市妇女代表选举大会，给不识字的妇女代表每人发一块钱，选举他们指定的代表。这个事件传到重庆高级官员中间称之为政治诈骗案件云云。 　　只要日本人对国民党政府提出新的和平谈判条件，国民党内亲日投降派分子就大肆活动，掀起反共反抗战的政治反动的风浪。照例，德国人是提出和谈条件的通道，香港的亲日派和一小撮汪精卫的追随者，其中有一个重庆交通部的高级官员总是参与其事，兴风作浪，鼓吹向日寇妥协求和，认贼作父，借敌人的屠刀，消灭共产党。德国人心怀鬼胎，另有打算。德国驻华使馆特邀国民党某些官员看德国战争影片，我听到这些被人特请深以为荣的国民党政府的党国要人对压倒欧洲的战争机器，啧啧称道，佩服得五体投地。巴黎于六月陷落，赞扬纳粹的歌声响彻云霄。中国人记褥法国殖民主义者们统治安南的腐败无能，残酷奴役剥夺越南人民的情况。国际红十字会一个中国官员告诉我，日本占领安南以前，法帝国主义在安南的殖民主子们对中国医疗供应物资通过安南还勒索数字惊人的贿赂费用。 　　英国人在六月里关闭了滇缅公路，加上英美对日的缓靖政策，给中国人种种刺激。中国掀起了强大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对英国人的憎恶痛恨最为强烈，因此亲日派主张妥协求和、有了排外反西方的感情基础。虽然蒋介石的抗日立场还没有表现动摇，但亲日派主和投降分子的确在鼓簧弄舌、加油添醋制造投降舆论。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抗战三年多来，国民党军队被许多友邦人土看不起，说得一文不值。他们常说：中国不能打，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将军腐败不堪，士兵不是文盲苦力，就是黄口小儿，伤兵可恨无人过问。有些指责属实，有的指责不对。不管正确与否，几乎一切指责均由于对中国欠缺明确的认识，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步方艰，在沉重的负担下蹒跚迈步万众不齐心对外所致。 　　我们美国同胞自称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声称美国给中国提供了医药物品援助。每念及此，使我深有感触。其实，中国的医药物品和救护车辆，主要依靠海外华侨的捐助，我们美国同胞的援助，同海外华侨相比，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中国通过美国援华医物局获得美国唯一援助，局长是一个中国人。陆军医务总署一个华籍高级官员告诉我，美国最近给中国一百万元购买奎宁，可是美国实业界人士要求这笔买卖必须由他们经手。他们在爪畦采购奎宁运到美国重新包装再运到中国，一转手中国人仅收到价值三十万元的奎宁了! 　　我的态度和中国人的态度在许多地方有相同之处。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老百姓可怜，同印度的贱民一样，不齿于人类进步社会的行列，被人鄙视，受尽侮辱。他们对人谦逊，备受欺凌。但中国实在为世界民主、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而战。据我所知，有许多外国朋友所见和我的这种看法略同，有的完全一致。在严竣的事实面前，世界上所有彩色路线或种族偏见，对于中国人民不能熟视无睹，但中国现状如何?形势险恶，情况严重。美国公众似乎被荒唐错误、掩盖真相的报道所蒙蔽，无力应付国际和中国的当前险恶局势，外国通讯记者因此也不敢把事实真相向外国发表。“报道真相谈何容易!我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一位外国记者说。我们只有凭籍思想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国内外形势，的确都感到很头痛。 　　美国炮艇“土土伊拉”号停泊在重庆南岸江边美国驻华大使馆前面。我们十多个人在日机空袭山城时集结在“土土伊拉”号的病室里对这类问题反复辩论，有时争的面红脖子粗。“自由中国”会讲和，“自由中国”不会讲和!美国应该参战!美国不应该参战!有一个法西斯分子比利时代办和一个因说过比利时国王是卖国贼的比利时人发生决斗。人们说我是理想家、幻想家什么什么家之类。日本轰炸机飞临上空，大家才闭口感到同舟共济大难当头的危险。 　　一天晚上我应“土土伊拉”号舰长巴尔特莱上校的邀请，到他舰上访问并进晚餐。访问中间空袭警报响了，水兵们各就各位迎接战斗。上校给我一顶钢盔和一件救生背心，让我留在甲板上面，而他自己却只有星空作伴，江风护身。敌机来了，我这时无法躲藏，只好硬逞英雄，站在那里。我问上校炸弹碎片在炮舰附近是否落过?他说落过，一块弹片打穿了炮舰一个洞，一块弹片打中了一个水兵的钢盔。最关紧要的是，注意观察第一颗炸弹落在哪里，然后注意轰炸机飞出的方向。 　　“要是落到了我们的头上呢?”我问。“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炸弹落地了。”他答。这夜空袭日机向成都方向飞去，我从来还没有象这次跑警报、躲空袭提心吊胆如笼中老鼠惊恐怕得要命。 　　我想起了同杰克·贝尔登的一次谈话，我在新四军军部时，英国记者贝尔登也到新四军作过一次短暂采访，他问我害怕空袭不?我承认我怕得要死，他也坦白告诉我他怕得要命。这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害怕空袭之心不是减少而是与日俱增。我们二人都想，如果让我们参加几次战斗，也许会战胜这种恐惧心理。多少中国战士告诉我他们的切身经验，头次上沙场，他们怕得要死，炮弹一响，仗打下去，就毫不害怕了。贝尔登带了一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如果把书中人物地名改换成为中国的人物地名，使人很容易理解就是当前抗日战争的场面，谁能写出这样一部中国的战争与和平文学巨著来?他问我。“只有自始至终亲身参加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才有可能写出。”我答。但我以为贝尔登有朝一日会写出一部非常动人的书来的。他访问过国民党许多部队，也访问过八路军、新四军，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避开官僚行政人员深入部队体验生活。比起我来他可客观冷静得多。他不抱成见，不代表谁，隔岸观火，走马观花，而我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在我看来，中国的强弱盛衰问题似是全世界的问题所在。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