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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婚姻这个难题，1912—1916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1912年4月21日起的那一星期，在坦佩师范学院举行全州的辩论比赛。第一个题目是：“决定：在亚利桑那州必须实行妇女参政权”。艾格尼丝先讲，她赞成妇女应有选举权，为此进行辩论，对方的论点是根据圣经里的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据《师范生》的报道，她讲得很好。1更为重要的是，在辩论的那一周，评判员住在女学生的宿舍里，艾格尼丝把她的房间让给索伯格·布伦丁。索伯格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得学士学位，是菲尼克斯中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她要评判次日的辩论。在头一次辩论的前夜，她们二人就见了面，当时艾格尼丝回房间去取卷发夹子(“有一百多个，每天夜里都用上”)。 　　索伯格·布伦丁出身于瑞典移民家庭，生长在纽约市，最近到菲尼克斯来教书，是想看看西部，也想靠近她的弟弟厄恩斯特。她25岁左右，非常漂亮，极有风度，确实是艾格尼丝见过的最见多识广的妇女。在索伯格这方面，她也惊异见到像艾格尼丝那样的人——一个身佩枪支、匕首，名叫阿耶呼，这个印第安名字的、直来直去、有点咋唬、非常热情的年轻妇女。索伯格后来又对阿耶呼在辩论中的表现印象深刻。 　　在辩论的那个星期之后，索伯格和艾格尼丝每隔一个星期的周五晚上都要见面。索伯格从菲尼克斯来看她的弟弟。他呢，离开了他山里面的工作到坦佩来度周末。在一边吃着二位妇女都爱吃的巧克力冰淇淋苏打，一边进行长谈时，他们迅速地建立起了亲密的友情。史沫特莱谈到她想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愿望。她告诉索伯格她为母亲的去世心中无比难过，她发誓她一定不能在那种悲惨情况下死去。她极力要使自己从过去的粗鄙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她努力纠正口音，语法，斥责喝酒，称之为粗俗的动物性的行为。史沫特莱对于索伯特的弟弟厄恩斯特很感兴趣。 　　厄恩斯特是个清瘦的高个子，比他姐姐小大约一岁。他高中毕业后，在纽约市测绘局工作了一年，又在缅因州大学学了一年工程。在大学里他因患肺结核，在疗养院休养了一年。后来，在新泽西州短时期地试办了一个养鸡场。失败后，1910年就移居亚利桑那州的图松。他不断去一家搞工程的办事处申请工作，他们终于让他去赶马群。1911年他调到在巨大的罗斯福坝工程中坦佩以东的迷信山里盐河水头做测量工作。索伯格西来和他在一起，他们计划带着积蓄的钱移居旧金山，希望进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从1912年5月开始，厄恩斯特大部分的周末都与艾格尼丝和索伯格在一起度过。 　　史沫特莱羡幕布伦丁姐弟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修养，这一学年结束她移居菲尼克斯去找工作。她对于自己不能继续上学表示失望，而索伯格和厄恩斯特却不重视她这种感情，说学校里不一定教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使史沫特莱很反感(“他们居高临下当然可以批评受教育”)。2 　　从以后回顾当年，布伦丁姐弟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和感情上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索伯格和厄恩斯特是强烈的社会主义者。虽然艾格尼丝已经对她周围的社会罪恶有一种正义的愤怒，她还没有遇见过哪一个能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说理的政治解决办法。而且，厄恩斯特尽管信心坚定，他彬彬有礼，说话和气，同他姐姐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的这种关系是艾格尼丝第一次见到的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分享着明显的爱、友情和理解。在《大地的女儿》中她回忆当时她从不知道：“人是否能够温柔而不软弱?是否真有对妇女没有危险，没有屈从的爱情?”她自问，厄恩斯特是否真正能够尊重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妇女? 　　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夏夜，她和厄恩斯特在沙漠中骑着一匹狂奔的马，他们充满激情地拥抱了。之后不久，厄恩斯特和索伯格到旧金山去，彼此洒泪告别。过不了几星期，厄恩斯特在信中，提出求婚。艾格尼丝很快乘火车也去了旧金山，搬进了厄恩斯特、索伯格和索伯格未来丈夫哈伯曼合住的一套位于奥塔维亚大街624号的公寓。索伯格有一个部分时间的工作而艾格尼丝有全日的秘书工作，但是厄恩斯特却找不到工资较高的工作。后来他接受了美国引科罗拉多河水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运河工程的聘请。1912年8月24日，在他受聘动身去英庇里尔峡谷前几个小时，治安推事巴纳特为厄恩斯特·乔治·布伦丁，白人，24岁；和阿耶呼·史沫特莱白人，20岁，在市政厅登记结婚。① 　　在奥塔维亚大街，留下的三人中紧张气氛越来越强。索伯格对艾格尼丝的不懂人情世故不耐烦起来，例如，他们去看戏，艾格尼丝对没有跳舞唱歌的戏表示厌倦。更为重要的是，索伯格的弟弟和史沫特莱的协议——艾格尼丝要储存足以把她自己、她弟弟妹妹都念完书的钱，然后他们才能要孩子。这种安排使索伯格吃惊而不满。索伯格虽然很喜欢艾格尼丝，但认为厄恩斯特和她气质上不协调并且对他们明说了。她也知道厄恩斯特多么想要孩子。最大的不满是她对史沫特莱绝对痛恨性生活而且不切实际地以为婚姻能依靠“罗曼蒂克的友谊”而存在。索伯格甚至猜疑史沫特莱嫁给厄恩斯特是为了要靠近她本人。 　　这种情况对史沫特莱已经够痛苦的了，但是更困难的是要对付索伯格未来丈夫，罗伯特·哈伯曼的敌意。哈伯曼是一个容易冲动的罗马尼亚—犹太—美国人，在圣拉斐尔开药房。他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常去参加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其它社会主义或激进团体组织的会议和游行示威。索伯格初次遇见他时，他正越来越深地卷入支持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他坚决要带索伯格和艾格尼丝到金门桥靠海那一边的“玩乐世界”这个游乐场去，让她们能和普通人在一起。艾格尼丝说她不愿与“粗俗和丑陋的人”在一起时，哈伯曼就会对她嚷嚷说，他们之所以粗俗是制度的过失——这个回答使她不作声而气愤。 　　史沫特莱努力挣扎着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思想。1913年2月《坦佩师范生》发表了史沫特莱·布伦丁投稿的题为“黄人”的文章，一篇写旧金山唐人街的印象派的作品，旨在反对亚利桑那州猖獗的反华偏见。她对中国文化的观察是不切实际、浪漫主义化了的，明显地逃避现实——是她早期要想找到能代替她个人认为压迫人的白人社会的另一种选择。 　　奥塔维亚街公寓的情况继续使她不快。她妒忌索伯格，她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顺利地在读动物学的硕士学位。3她也对索伯格不时逃避她该干的烧饭，打扫房间等反感。艾格尼丝不能容忍房里又乱又脏，常常不遗余力地清扫房间。 　　厄恩斯特来访总是时间短暂而不经常。据索伯格和厄恩斯特的第二个妻子埃利诺·布伦丁说，直到1913年4月，这次婚姻才有了性生活。那时，为了逃避奥塔维亚大街和靠近厄恩斯特，艾格尼丝移居南加利福尼亚州烈日当空的英庇里尔峡谷的艾尔珊特罗。她希望她在这小镇上找个秘书工作，由于生活便宜能存些钱，重返学校念书。 　　当厄恩斯特到艾尔珊特罗来探望时，婚姻中有了性生活，但是艾格尼丝继续对此反感。她后来找到了一家旅馆的秘书工作，许多从洛杉矶来的地皮投机商对待她很粗鲁，她的态度没有什么改进。到了6月初，艾格尼丝早晨起来时觉得发晕要呕吐，她知道她惧怕的事来临了：她怀孕了。厄恩斯特不在镇上时，她发现了自己怀孕，她害怕极了。她深信她和她丈夫的平等关系即将消失，一生孩子，她就无法上学，也不能成为他知识上的平等伙伴。她对她的穷苦的农村的背景已经很愤懑，对厄恩斯特和索伯格很妒忌，她极力地抓住她有朝一日要成为成功的记者的梦想不放。她为这种恐惧所苦，又老是忘不掉她母亲的厄运，她到药房去买了引起流产的毒药。 　　厄恩斯特回到艾尔珊特罗时，艾格尼丝已几乎死了。他惊恐而歇斯底里地带她到当地的医生那里，要求他一定要把流产作好以免艾格尼丝把自己弄死。医生同意了。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里写道：“当我恢复神智，清醒过来时，厄恩斯特坐在我的床边微笑。我躺着注视着他，恨他的微笑，恨，恨。当看我的身子流血的伤口，他怎么敢笑，当我站在永恒面前……当从我的身体里取出了一个小孩而我的身体和心灵在叫着它……他怎么敢笑……一个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的男人。”艾格尼丝不让厄恩斯特为她作流产付钱，她说她身上的事，不让任何男人出钱。 　　史沫特莱—布伦丁的婚姻直到第八个月达到了幸福顶点。给艾格尼丝看病的医生在流产后，对厄恩斯特说，她深深地惧怕性关系，她此后能否感觉到性生活的乐趣或兴奋，他表示怀疑。对厄恩斯特来说，这使他受不了。他愿意做艾格尼丝的朋友，但是他也需要一个妻子和孩子。4 　　艾格尼丝得到厄恩斯特的经济和道义支持，离开了艾尔珊特罗和厄恩斯特，于1913年6月28日进了圣迪戈师范学校学习。她进学校时带着她在亚利桑那州已经形成了的对于学习的自信。学校档案中虽然有关她的活动的材料不多，但是从中可看出她个人的吸引力和充沛的精力。她参加学校的周刊《师范新闻》的创办，在校刊的第一年(1913年11月到1914年8月)在报头上可看到她是该刊的经理。这一年在校园里戏剧活动频繁，史沫特莱也卷入其中。校刊报道说“在我们宿舍里的史沫特莱·布伦丁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法庭一幕中扮演安东尼奥”。她还在菲利普斯的《希腊戏剧片断》中扮演过角色，并参加演出后的晚会和舞会。《师范新闻》中把A·S·布伦丁列在到夏季要毕业的1914级学生名单里。1914年6月史沫特莱被任命为教师秘书以及师范学院中专部的打字教师，这些地位她保持到1916年底，同时仍是《师范新闻》毕业同学编辑。5 　　到圣迪戈之后，史沫特莱一直在担心她的妹妹和两个弟弟的生活。弟弟们来信说查尔斯·史沫特莱(他们的父亲)给他们找的俄克拉何马的农场主待他们很苛刻。艾格尼丝对此无计可施，1914年11月12日《师范新闻》报道，艾格尼丝的妹妹默特尔·史沫特莱到学校来作为学习木工技术和缝纫的一名特殊学生。艾格尼丝挣的钱，可以把默特尔从新墨西哥一个牧场主家庭帮工解脱出来。据家里人说，默特尔最初的反应是敌意的；她认为艾格尼丝，“发音正确”“语法无误”是在拿架子。但是到1915年3月，默特尔已成了正式生，并负责《师范新闻》的“外部发行”。1915年春假时，据《师范新闻》报道姐妹俩去探望厄恩斯特。6 　　1915年春，因为学校只许可一位“印度改革者”克沙瓦·夏斯特里博士对教职工演说而发出争议(史沫特莱作为中专部的打字总教练得以参加听讲)。大部分教职工认为他的见解过于反英，不宜对学生讲。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部分地是出于恐惧。圣迪戈仍旧生活在1912年爆发的暴力行动的阴影里。那一年由商人和市民组成的自警委员会给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的经理(和情人)本·赖特曼涂柏油沾羽毛(一种侮辱)以阻止埃玛发表演说，于是数千名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会员及支持者冲进镇来，这么多人被捕，监狱都无法容纳。争论传遍了全加州。这种由自由言论引起的紧张局面一直延续到了1915年。埃玛·戈德曼于夏斯特里博士前一天到圣迪戈来所遇到的政治气氛就是这样的。她来这里要对学生公开讲三次：关于易卜生、尼采和玛格丽特·桑格的节制生育运动。7 　　夏斯特里—戈德曼事件对史沫特莱是一次政治教育。夏斯特里使她觉醒到英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她引为自豪的是她的一个祖先在美国革命中和英国人打过仗，夏斯特里的反殖民主义论打动了她的心弦。后来她和夏斯特里谈话，请他提供关于在演说中提到的在纽约的一位主要印度流亡政治家莱帕特·拉伊的消息。史沫特莱也去听了戈德曼的演说，戈德曼赞成节制生育，特别是贫苦妇女需要节育，使她深为所动。这次经验把她引向一个名为自由论坛的新的组织，是这个组织在社会党屈于压力后退时，主持了戈德曼的演说。这个组织迅速地成了史沫特莱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中心。她从暑假回来，担任了该组织的秘书。8 　　1915年6月艾格尼丝和默特尔离校去伯克利，厄恩斯特不久也去了。对于艾格尼丝，到一所综合大学去念暑期学校是梦想已久的美事。厄恩斯特也渴望多受些教育。但是夫妻共同生活的痛苦仍然存在。问题仍是性生活，艾格尼丝又一次怀孕了——于是又一次作出绝望的反应，又一次流产。在布伦丁家庭里传说着这么个故事：艾格尼丝在医生处流产后，坐电车回家时，躺在后面的座位上，蜷起身子呻吟着。她显然是没有控制她呻吟的音量。有的乘客以为她喝醉了，有的赶忙过去看她是否需要帮助。厄恩斯特是很讲礼仪的，不知如何是好，只想着赶快到家不要被赶下车去。他生气地对她说：“坐起来!大家都在看着你——你要在公众场合出丑吗?”他以前从未这么对她说话，以后也再没有这样。但是他们梦想过一个学业上令人满意的暑假的愿望破灭了，他们得努力去控制自己的感情上的波动。 　　秋季，艾格尼丝和默特尔回到圣迪戈去完成1915—1916学年的任务。1916年1月厄恩斯特又去她那里，史沫特莱力图挽救她的婚姻，同时也日益成为政治活动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厄恩斯特在圣迪戈开了一家加油站，和艾格尼丝在学院附近租了一所房子，据《师范新闻》报道该处成为活跃的社交中心。史沫特莱招待牛仔们和唱民歌的兴致是压制不住的。这对夫妇买了一辆他们命名为曲线的汽车，艾格尼丝不久成为“无畏”的驾驶人。9 　　艾格尼丝作为自由论坛的秘书安排了一群不平常的演讲者，看来他们对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和暴露新闻记者厄普顿·辛克莱，他在1月17日开始了论坛的一系列演说。他和史沫特莱间的个人关系延续到30年代。辛克莱后来回忆：“她是个青年教师，很好看，很喜欢结识与她思想共鸣的作家。”10 4月份，国内最著名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尤金·德布斯来演说，简·亚当斯本也要来的，但是没有来成。校园内还有关于墨西哥革命的演说，史沫特莱参加了在墨西哥人居住区组织舞会为革命募捐。 　　到19l6年春，史沫特莱已是社会党的坚定的成员。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乃是党与妇女分享权力。党内的重要妇女有工会组织者玛丽·哈里斯·琼斯“妈妈”，海伦·凯勒；群众性报纸《国民大锯》的主编与出版人之一凯特·理查兹·奥哈拉；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全国消费者同盟的秘书长和全国童工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弗洛伦斯·凯利。凡选举中发生妇女选举权有问题的地方，社会党是全力竞选。党把妇女派到岗位上，党的当选的官员任命妇女担任公职，如1912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一个女法官。1910年时，在党的各级机构中，包括全国执行委员会都有妇女分担责任。如1916年执委会有女委员安娜·马莱，她也经营托马斯·范·利夫的选举活动，使他选上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长。 　　许多当时活跃于宗教性社会改革组织的中产阶级妇女也参加社会党，她们在社会主义理论中看到了基督教徒似的，以服务为目的的集体主义的伦理观。弗朗西斯·威拉德就是这样的，她是妇女基督教徒节制会的主席，1897年她的主席致词是这么结束的：“亲爱的同志们……社会主义是更高的道路；它把基督福音的伦理实行到日常生活中去。别的什么都不行。”11 　　西部有它自己那种地区性的社会主义。许多西部社会都带有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或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他们强调要组织不熟练的移民工人，把他们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到1916年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作为有组织的运动已告失败。社会党却仍然很强大。② 　　史沫特莱像玛丽大婶和蒂利一样，是恶劣环境里的幸存者。她的政治信仰主要出于她和她家庭在西部矿业镇上所受的屈辱。她作为艰难的经济条例下的下层阶级的产物加上西部的强烈的个人主义，本来更容易被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所吸引，而不是倾向于中产阶级色彩的社会党。但是她个人的愤懑同圣迪戈环境的相互作用却使她参加了社会党。 　　1916年史沫特莱的最迫切的个人难题是性。最近她学会了避孕的知识，她有了从生理上对付生育的办法。她把个人的愤怒引向政治上去，责备国家不许贫苦妇女掌握具有解放作用的避孕知识。她的政治觉悟仍然主要是索伯格和厄恩斯特帮她形成的，这两个是她最佩服和热爱的人，而他们也爱她。再者，她在圣迪戈的朋友大部分来自自由论坛，其中多数成员是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因此她参加与他们有关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顺理成章了。吸引她的不是党的会议而是同社会党和自由论坛的领导人以及论坛的系列演讲的个人关系。她在《大地的女儿》里这么写道： 　　在那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我的周围有社会主义者的小团体，他们所懂得的也不比我多。我们常在一间又小又暗的房间里集会，讨论战争和研究各种问题和社会主义思想。这间房间在台球房的上面，从房里走进去，有一间较大的方方的地板上有裂缝的房间。屋里一角有一架钢琴，看来很忧郁。在外面的一条小走廊里有一个架子放着各种社会主义或激进的报纸、传单和字迹很小、纸张很坏的小册子。题目是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时候，党员来宣布成立学习小组，我就参加，同组的十个或十二个男女工人。 　　我参加了另一个小组，组长给了我们一册很小的小册子，字迹也很小，要求我们仔细阅读，然后准备提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学术性的题目，我不懂也不知道提什么问题。 　　每月一次或两次我们社会主义支部宣布举行舞会试图吸引青年工人。我们二三十个人聚集到方方的、灰暗的、地板有裂缝的房间里去。市里的社会主义律师带着妻子、女儿来参加。他们是很有知识的、和气的人，市里社会主义工作他们要负责大部。妻子常为这种聚会烤一个蛋糕带来，而女儿，一个大学生，则吹起短号。钢琴叮当，短号响起，我们就跳起舞来，试图高兴起来。我同一个技工跳舞，我们跳一场舞，谁都一言不发，一个年纪大的单一税鼓吹者，是为了要人信服他的主张而来的，是我的第二个舞伴。他跳舞时只谈单一税。 　　我参加过几次学习小组和舞会，但是它们对我没有多大兴趣，也不美，不吸引我。学习组组长不知道这种题目该怎么教……默特尔参加了一次，再也不来了。我记得这些会是忧郁而沉闷的。 　　史沫特莱已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见解，即整个改变工人阶级既是可能做到的，又是极为可取的。在这方面，她已经大大改变了她的立场，1912年在旧金山她试图避免和她背景相同的人接触。在1916年史沫特莱的妹妹默特尔竭力要隐瞒她家庭过去的真实情况，保持她美国中产阶级的桃花源。终其一生如何对待她们的出身这个问题一直使两姐妹有分歧。默特尔认为要改变社会的根本结构是愚蠢的、浪漫的而且一定要失败，甚至引起更大的苦难。艾格尼丝方面则不能理解为什么默特尔不谴责一种容许财富上两极分化、公民机会不平等和大企业胡作非为的政治制度。为什么默特尔对她们母亲一生营养不足，劳累过度，死于缺医少药，不像她自己那么气愤? 　　虽然史沫特莱—布伦丁的婚姻还勉强维持着，1916年4月厄恩斯特的加油站已显然搞不下去了。他决定回到弗雷斯诺去，就一个部分时间工作的职位，其工资能足以让他在州立大学断断续续的参加学习。夏天，史沫特莱随丈夫去弗雷斯诺，第一次进了一家商业性的报纸《弗市共和早报》去工作。 　　虽然这是一张对威尔逊总统批评严厉的保守报纸，史沫特莱在两个问题上和它的立场相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舆论，和赫斯特这最大的报纸托拉斯下辖的报纸一样，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是强烈反英的。虽然不亲德，该报的社论强调美国应保持中立，但对威尔逊政府的备战政策批评苛刻。另一问题是妇女选举权，该报在史沫特莱参加报纸工作之前及以后登了很多赞成妇女选举权的文章。史沫特莱在该报具体担任什么工作不易估计，因为该报的文章多数不署名，但是有一条新闻是她本人承认报道的。弗雷斯诺是加州印度锡克人的中心，1916年9月的一次印度人集会，肯定是史沫特莱受命去报道的。演说者是拉姆·钱德拉，他是该市附近旧金山市的锡克农场主支持的《自由印度》月刊的主编。(那时候在美国约有10000名锡克男性移民，妇女的数目微不足道，因为印度女性是排除在法律之外的。)钱德拉那天演说的目的是报告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进展并集资支援推翻在印度的英国统治。月刊的主旨是宣传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不公正现象，诸如新闻检查和广大地区发生饥荒。12 　　史沫特莱看到演说者得到与会的500多名印裔美籍农场主的支持，对此印象很深。她于是知晓印度的民族主义在印度和世界各地都有基础，认为英德之间的战争是推翻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的黄金机会。加州锡克农场主的组织是印度之外最大的印度人政治组织，他们命名它为卡达尔或“造反”党。 　　史沫特莱虽然发现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且在一家报纸有了工作，她仍生活于痛苦中。她的婚姻又发生危机，厄恩斯特终于先提出了离婚。 　　1916年秋，史沫特莱独自一人回到了圣迪戈。她的课外活动的中心仍是自由论坛。她请了许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来演说，著名的有1916年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阿伦·本森；印度民族主义者和诗人拉宾南特拉德·泰戈尔；林肯·斯蒂芬斯讲墨西哥形势和科内林·利汉讲“爱尔兰的反抗”。13 　　1916年12月，史沫特莱的生活由于命运的播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她丢失了钱包。拣到钱包的是圣迪戈师范学院的校长爱德华·哈代。他打开钱包想知道失主是谁，发现了一张粉红色的社会党党员证，写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的名字。他叫她进来，辞退了她，并建议她为了她妹妹马上离开此镇：默特尔明年就要找教师的工作，如果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仍在这里，她找工作就会困难得多。14 　　史沫特莱离开了圣迪戈。她说是要去纽约，但是她先去弗雷斯诺，厄恩斯特还在那里念书。她请求他再一次试图和好，但是没有成功。他深信史沫特莱作为妻子是永远不会快活的，她只能在事业里得到幸福。史沫特莱自己对于同厄恩斯特的婚姻并没有难忘的怨恨。她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我非常想见厄恩斯特并同他谈谈。我脱离低水平的思想、生活和文化，依靠的就是他的力量。他是我唯一的支持。如果没有他，我不知道我是否会知道另一种生活。我没有遗憾，但是我很难过他受到创伤，而他是爱我的。只有一个能为我受苦、爱我的男人才能帮助我。我欠厄恩斯特的比他所能设想到的要大得多。”15 　　史沫特莱于1916年在感情上软弱仍然依靠厄恩斯特的情况下离开了加州。她在科罗拉多停了一下，探望蒂利姨妈。离开科罗拉多后，她一定是觉得孤寂之极，因为在去纽约途中，她在中西部一个小镇上停下来，寻找她在新墨西哥教书时期的文字之交。那个她如此佩服其书写能力的男人原来是一个矮矮的、敬畏上帝的店员，对妇女有着极为保守的看法——实在不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合适的伙伴。 　　① 艾格尼丝试图表现得对婚姻不那么经心，1912年9月12日，在她婚后不久给父亲的明信片中可见一斑：“亲爱的爹：忙得不可开交。但是，身体很好，弗里斯科是一个相当漂亮的镇，不过我不怎么喜欢它。”结婚的事，没有提到，关于史沫特莱的明信片参见第一章注释7。 　　②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是1905年创建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旁支。它影响的群众比起社会主义主流是过渡性的不那么稳定的一群，它轻视有计划的、实际的纲领，强调“革命的”吸引力和要求提高工资，缩减工时，改善工作条件。它的领袖和创始人是威廉·海伍德，他的政治哲学是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思想的混合。整个西部在小的矿区营地和镇外面的铁路站上迅速出现了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的报纸。到1910年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在南加州力量很强而且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然后到1913年1月，海伍德在野猫罢工中(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使用暴力，被开除出社会党(以尤金·德布斯为领导的)全国执行委员会。虽然有好几千工团主义者随海伍德离开了党，但是大部分，如史沫特莱在圣迪戈的朋友，仍留在社会党内。参见梅尔文·杜博夫斯基《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史》(纽约，1969)和詹姆士·格林《基层社会主义：西南部的激进运动，1895—1943》(巴吞·鲁什，1978)。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