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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寻找事业，1917—1918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虽然史沫特莱对厄恩斯特和索伯格的父母对她会采取什么态度心里没底，她到纽约首先还是找的他们。布伦丁“妈妈”给了她一顶帽子并且一定要她在申请工作与雇主面谈时要戴上手套。这个办法起了作用，史沫特莱不久就找到了一个秘书工作。艾格尼丝在到达纽约后的几个月，她和索伯格·布伦丁合住在格林尼治村的一套公寓里，她最初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也都是在索伯格的进步朋友圈里。索伯格已是一名中学教员，参加了社会党。在她的地方党组织里有许多知识分子，史沫特莱在他们面前觉得不自在，戆里戆气，别人对她是施惠者。尤有甚者，听他们说“生活”和经验比正式受教育更为重要，使她愤懑。在《大地的女儿》里，她写道：“他们把工人阶级理想化了，我怕他们不会明白贫困和无知产生的后果。” 　　索伯格的朋友们是赋与格林尼治村一种社团意识，和作为放荡不羁的激进分子中心特性的第一代人。战前和战争年代的居民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社团，致力于寻求在较大的社会里实施社会改革的新方法。他们知识上的追求，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许多美国人一样有强烈的国际性。对于史沫特莱，他们最令人钦佩的努力是妇女运动。 　　不论问题是选举权、节制生育，或是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简·亚当斯和玛格丽特·桑格这样的妇女总是从国际妇女的姐妹之谊出发来讲话的。她们以为为生、死，养育家庭这种普遍的人类的问题而斗争的妇女在伦理上超越于民族主义政治之上。这一立场和史沫特莱本人在坦佩师范学院就形成的立场是一致的，也符合她不信任男性主宰的组织的心态。1917年纽约州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已解决，她们的注意力就转到其它方面去了。妇女小说家鼓吹性的完满的“平等机会”。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卷入了玛格丽特·桑格领导的节制生育运动。在史沫特莱到达纽约前几年，新妇女运动联盟已在请求教育机构，特别是培养专业人员的学校，接收女学生。联盟的创始人是富有吸引群众魅力的，神采飞扬的亨利埃特·罗德曼，她经常穿凉鞋和宽松的袍子。据当时人说，是她“发明了格林尼治村”。史沫特莱通过索伯格的介绍认识了她。罗德曼，像村里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贪婪地读人类学的书籍，研究弗洛伊德的新学说，认为性的作用并非普遍一致的，它随着文化不同而异。简言之，她和她的朋友们是渐进的社会主义者，希望能通过立法和教育创造一个新社会。1 　　1917年春，公众对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担心已很强烈。自从1914年的选举，一个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少数派联盟一直在有力地鼓吹美国应该避免参战或者只能作为和平调解者介入。社会主义者认为美国垄断资本既支持战争而且正在把国家引入战争。同那些跟他们一起反战的人一样，他们自认为是爱国的美国人，想用教育和游行示威的方法来说服同胞。1917年4月，美国选举人的多数已强烈亲英。在威尔逊总统签署了正式宣战协定后，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很快摧毁了社会党的政治力量。把美国公民置于国内军事监视下的做法也从此开始，随后史沫特莱就终身遭受了特务的追踪。2 　　索伯格所属的社会主义团体积极反战并参加争取和平民主人民会议的联合组织。1917年夏，史沫特莱和这个团体去参加反战集会，开始对工人在工厂外演说。她怕羞，演讲效果不佳。她在《大地的女儿》里回忆：“工人们站在工厂门口听我们讲话，在一次这样的集会，有人把我推到前面去，叫我对他们讲话……我听人讲过也在小说里读到过，一个普通男人或女人如果突然面对大的责任变得高大起来，他们讲的或做的如何雄辩或光辉灿烂，于是听众狂热的鼓掌欢呼。似乎从这一刻起，他们就成为名人了。但是我可不是小说里的人物，我站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惊异地看着工人们往上看的脸。我明白我既无知心里又乱。说了几句话，我就下来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她有强烈的见解。她认为战争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热烈支持的，可她忘不了去打仗的人大部分是贫苦的青年男子，例如她的兄弟，这种人没有稳定的职业，他们会去打仗在战争中送死。她后来在《大地的女儿》里写道：“默特尔写信来说她在做支持作战的工作。我反对这么干，但是她说她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贡献。我问她，是谁的国家——那个让她像我母亲一样死去，让她像〔蒂利姨〕一样的做妓女或者象〔约翰〕一样的死得象只老鼠的国家，是谁的国家。” 　　她到了纽约不久收到她现已21岁的兄弟约翰的来信，他那时在俄克拉何马做日工，说他偷了一匹马被关进了牢房。史沫特莱对他的行为感到羞耻，她无法告诉她的新认识的中产阶级朋友，她写道：“如果他偷的是面包，他们会说这还有理由，因为他饥饿，但是他不应该偷一匹马。甚至我，虽然爱他至深，也得这么看。”不过史沫特莱也自责她没有给他更多的帮助。她给他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的愤怒，但也寄了钱去，并说他应该有点忍耐力，等到她支援默特尔念完了书，就可以帮助他们了。她得到的回答是一封最小的弟弟萨姆打来的电报：约翰已死。几星期后，她获悉他是在1917年4月2日挖阴沟塌方压断了颈骨而死的。他埋葬在他母亲旁边，他工作的公司付给他父亲50元作为抚恤金。萨姆严厉地责备艾格尼丝给约翰的那封信。他说，她自己有个好工作，而且又要去上大学，倒是批评得轻巧；他说他已经对他找不到工作忍饥挨饿不耐烦了，如果她不给他迅速寄钱来使他能上职业学校，他就要参加军队。史沫特莱心中追悔莫及，不知是否该放弃上大学的梦想去就业，以便帮助萨姆。但是萨姆却参了军，从而解决了这个难题。史沫特莱觉得进退两难。因为她周围是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人，他们在反战中把工人阶级理想化了，她觉得很孤独。她知道她的家里人如果意识到国家受到外国的威胁是会支持本国的。对默特尔的动机，她就比较世故地认为妹妹的反应是为了维持她在中产阶级中的地位，所以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行事。 　　史沫特莱的主要目标是获得经济独立和成为作家——这需要学会把她的反种族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感情用令人信服的知识性的论述表达出来——她仍觉得她缺少大学教育的背景和修养。她去上纽约大学的夜校，在教室里她过去受到的教育不够和不善言词使她难堪。她也因为她对性的感觉而苦恼。据当时认识她的人所说，她是一个好看的、活跃的、纵情的女人，许多男人为她的公然好奇心和质朴所吸引，把她看成为部分是“高贵的野蛮人”部分是工人阶级的子弟。她开始与男人有了关系，但她在情感上动了真格的。她仍视性行为为动物性的，她觉得有罪、软弱，提防着她周围的男人。 　　情绪上沮丧、感情上孤寂的史沫特莱，在1917年3月10日去参加了印度领导人莱帕特·拉伊在哥伦比亚大学作的一次演讲。拉伊在结束时说：“你们美国人——你们的制度，你们的创造文化的闲暇是建立在别人的受强权奴役的身躯上，这时候你们能够心安理得吗?难道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律是你们生活里的法律吗?若果然如此，你们是没有灵魂没有目的的机器。我已经对你们讲过，我们印度人正在为自由努力工作；难道你们也同英国一样以为自由只是你们自己才配享有?你们说，你们的战争是为了民主。我对此表示怀疑——你们的原则不包括亚洲，而亚洲却有人类的四分之三。”史沫特莱深感这个挑战的力量，演讲结束后她去见拉伊，请求他能让她去会见他。下个星期日，她去访问他，他们作了一次长谈，到谈话结束时她已被说服要学习之后到印度去作教师。拉伊对她说：“我们印度需要教员，——作为朋友而不是占领者的教员。”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回忆： 　　然后一个男人进入了我的生活。一个情人——不是。他不是我的情人，并非是我的过失。我当时是一团空泛的向往，一团混乱。他是师长，是一位智者。一个头发里有一绺白发的肤色黝黑的男人，来自印度，相貌丑陋而严厉。他脸的一边有一条伤痕，一只眼睛已经瞎了。他在我生活的门槛上，站了一小会儿，我以为他脸上总有那么一丝的责备之情。为什么他关心我仍然说不清。也许他在放逐中感到寂寞，也许我对感情的需要很强烈，我需要爱什么人，需要有人来代替父亲，当我发现有一个似乎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人我不轻易放弃我抓住的东西。因为我像草一样的幼稚，本色。 　　这次会见意义巨大。不出几个星期，史沫特莱放弃了她的工作。她搬出了索伯格的公寓，迁到离拉伊寓所很近的一间小房间，她开始了这样的生活：上午给拉伊作秘书，下午去纽约大学上课，晚间回到拉伊处，由他或别人讲授印度的历史和文化。拉伊对史沫特莱的学习抓得很紧，她也专心致志的学。在《大地的女儿》里她写道： 　　他和我一起工作，虽然我对许多事未经训练而且无知。和我来往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是他同我一起工作，教我，使我的生活充实，有意义。他引导我了解为他的人民自由而斗争的运动，并让我看到这运动本身不仅是历史性的运动，而且是争取解放的国际斗争的一部分——是这个斗争的一个主要支柱。这不是遥远的运动。因为我爱他犹如爱我的父亲，我从那里学到的比任何别的来源学到的东西要多。 　　通过他，我初次接触一个原则上毫不动摇的很美的运动——一个大陆争取自由的斗争。 　　史沫特莱最初见到拉伊时，她觉得在感情上和索伯格的朋友们格格不入，社会地位上比他们低下。但是她不服气地决心要证明她自己的价值。见到拉伊使她有机会跟一个大知识分子学习印度历史、政治、文化，在一个不感到压力的环境里，在知识上取得进步。更为重要的是，与拉伊一起工作，使她能减轻她把满足自己的感情和知识上的需要置于帮助她家庭成员之上的负疚感。她选择了一个巨大的有原则的事业，给了她活力和目的的新意识。使她满怀希望地向前看，而不是绝望地往后看。 　　莱帕特·拉伊是史沫特莱的新的未来的窗口，要理解史沫特莱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必须了解拉伊是何许人，以及1917年前的海外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背景。 　　莱帕特·拉伊被称为旁遮普的狮子，在印度有广泛的政治基础。他在宗教和教育改革和救济灾荒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因而他很知道在几代的英国殖民地统治之后，独立的印度将接受的是多么沉重的贫困和文盲的负担。从这点以及他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出发，他已得出结论，如果立即给印度完全独立，她很可能被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吞没。他因而鼓吹印度在英联邦内部自治，这样印度至少能控制其内政，特别是财政政策和部队。 　　1913年拉伊被印度国民大会党第29次卡拉奇会议派遣到英国国会去陈述他们的立场。到1914年将近年底时，他带着英国费边主义者悉尼·韦布给哥伦比亚大学E·R·A·塞利格曼教授的介绍信来到美国。他本来计划是作一次短暂的事实调查访问，但是英国当局对英国和印度战时的旅行限制，迫使他不得不流亡美国几乎达5年之久。从他被介绍给塞利格曼之初，拉伊就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创立了一个对民族主义事业较为熟悉和同情的团体。这一时期吸引美国人倾向印度民族主义事业的功劳主要是拉伊的。他的网络主要是依靠19世纪90年代建立的反帝同盟，这个组织是由美国根深蒂固的反殖民主义反对美侵占菲律宾产生的。①反帝同盟的最初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早先是积极主张废除黑奴制度者。到了1910年代，像安德鲁·卡内基那样的自由主义保守分子也参加了进来。他们怕美国的民主会由于控制殖民地需要扩大军队和政府权力而受到威胁。他们强调协议政治的原则。 　　1915年的大部分时间拉伊都在加利福尼亚州，中间曾到日本去了5个月。他集中精力在自由主义杂志上发表文章，给美国学术界介绍他的事业，伯克利加州大学的A·波普教授给他大力帮助。8 　　1916年拉伊以纽约为他的活动墓地。他参加了自由主义的公民俱乐部，赢得了爱尔兰裔美国人和他们热情的斗士弗朗西斯·哈克特的支持。哈克特原来就憎恶英帝国主义，这就更加扩大到为印度事业而积极活动。通过哈克特，拉伊遇见了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民族》杂志和《纽约晚邮报》的发行人。维拉德以前是反帝同盟的会员，是民族主义事业的热心支持者。他将《民族》的园地为这一事业的代表人物开放。新妇女运动联盟的创始人H·罗德曼—史沫特莱由索伯格介绍认识的——也在公民俱乐部里认识了拉伊。她不久主持了该俱乐部的印度问题学习会，直到她在20年代早期去世。她一直是印度民族主义事业的热心的支持者。 　　1917年拉伊参与了美国印度自治运动联盟的建立。这个组织得到印度国内的大部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它主张全力支持英国的作战努力，但是强调他们指望印度的自治不久就能实现。然而，比该组织小得多的卡达尔党批判非暴力宣传，在德国的鼓舞下，该党企图用革命达到独立，从而破坏了民族主义者的非暴力立场。因而，虽然美国的印度民族主义给了英国不小的战时援助，它受到了指控说与德国一起搞阴谋。拉伊在1915年曾见到过卡达尔党的成员，他拒绝与他们公开联系，由于他们和德国有关系，也由于它们愿意使用暴力。 　　卡达尔党的成员是勤劳的锡克族在加州的自耕农和工人，他们在本世纪初在美国和加拿大作为移民想加入美、加籍成为公民，遭到种族歧视，这就挑起他们采取革命的态度。他们经常受到骚扰，于是转向英国政府请求保护，但却得不到帮助。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7月爆发时，卡达尔党人认为战争时期正好鼓动反抗，于是输送印度人和武器回印度去领导反抗。与此同时，英国战时在印度镇压一切歧见，使更多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流亡国外，在日本、香港、上海、新加坡、泰国、土耳其、波斯、墨西哥、德国和美国织成一个与印度有联系的为数不多但广泛的网络。但是海外的民族主义者的技巧与宣传过于露骨，而且回国后该干的事又计划得很不周密，英国人在1915年2月轻而易举地把旁遮普的一次起义计划用暴力镇压下去。到那时为止，加州的卡达尔党看来在经济上是独立的，由海外印度人捐款支持。但是二月企图失败之后，他们开始通过一个柏林的民族主义委员会接受德国政府的经济支援和技术顾问。但是拉伊极力反对这个接受德国人支援的政策。 　　卡达尔党的领导权大部分操在年轻的政治上没有经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手里，如拉姆·钱德拉，1916年在加州的弗雷斯诺，史沫特莱听过他的演说。在印度国内一次次的失败，加上德国给与更多的经济援助，发生宗派之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是锡克普通百姓和纽约的主要是孟加拉知识分子的两部分人中间，分歧特别尖锐，前者与柏林的德国人和印度人有直接接触。4 　　当美国行将对德宣战之际，越来越强调与英国的感情上的联系，于是与印度民族主义事业相抵触。到了3月份拉伊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美国政府和英国合作，试图镇压民族主义运动，逮捕它的激进的代表人物把他们当作德国阴谋的参与者。5事实上，在拉伊演说前好几个星期，英国人已经在利用告密者诱使一个被认为接受德国援助进行阴谋活动的印度学生上钩。纽约市的警察去听演说。演说结束时，便衣从人丛中抓出了几个年轻的孟加拉人，M·N·罗伊和他的新娘伊夫林·特伦特，和赫拉姆巴拉尔·古普塔，把他们塞进了一辆等在那里的汽车。审讯了几小时后，特伦特和罗伊什么都不肯说，但是古普塔就比较合作。三个人全都释放了，但处于监视之下。次日《纽约世界晚报》在头版上大字标题刊出“间谍阴谋”。据说古普塔告诉警方有一个德国人给他钱在美国买武器，运回印度。《纽约时报》写道：“美国宽容的无所谓态度已经让位给时代和危险情况所要求的严格性。”它谴责印度人，赞扬纽约警方。8 　　英国的宣传继续把德国人、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描述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真正后台并且混淆革命派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以损坏整个民族主义的信誉。任何把俄国激进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的消息，英国都迅速加以传布。1917年1月9日利昂·托洛茨基在去纽约的路上，据报道，曾说：“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真正有逻辑性，我们会现在对英国宣战，为了印度、埃及和爱尔兰。”他到了纽约不久，在布朗克斯区公共图书馆会见了一个与柏林有来往的印度民族主义者。3月6日即拉伊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说的四天前，在英国特务的挑动下，警察搜查了这个印度人的住所。此人被带到纽约警察局去，他在那里承认了与德国的关系。3月9日大陪审团指控他犯有阴谋策划叛乱罪。托洛茨基3月底离开纽约，但是他的船在新斯科舍附近被英国人截住；托洛茨基被捕，在英国人的战俘营关了一个月。7 　　宣传报道这些逮捕，使美国的舆论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不友好。因此，4月16日早晨，威尔逊总统还没有签署众议院对德宣战的决议，司法部就下令逮捕卡达尔党的报纸主编拉姆·钱德拉以及其它16名与“德国—印度阴谋叛乱”有关的印度人时，公众并不表示惊异。报纸还报道卡达尔党的领导人和两个已据惩治间谍法被捕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曼和伯克曼有联系，这就更加使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名誉扫地。1917年7月7日，旧金山的大陪审团重新又对安妮·劳森号轮船的105人运输枪支案起诉，指控他们犯了阴谋谋反罪，7月12日又指控了另外19人。原先司法部在当年春天曾因证据不足而拒绝起诉。现在说是3年前印度—德国阴谋就已开始，当时印度人和德国人就碰头准备行动。8司法部逮捕纽约和芝加哥的印度人，把他们视为反对美国战时盟友的世界范围的印—德阴谋的罪犯，是战争时期日渐增长的政治镇压的一部分。 　　史沫特莱在为拉伊工作时，会见过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来拜访这位资深的国务活动家，要求他出主意和支持他们。在镇压日益加剧之时，拉伊要求作出适度的反应。两个孟加拉人，萨林德朗那斯·高斯和M·N·罗伊以及其妻伊夫林·特伦特，5月间逃往墨西哥，以免遭到逮捕。9在他们离开之前，向史沫特莱叙述过加州卡达尔党的较为激进的主张。② 　　从罗伊和高斯那里，史沫特莱获知孟加拉人的活动，以塔拉克纳斯·达斯为首，他是美国公民，1917年春去日本，以便于把枪支和人员偷运进印度。10从罗伊、高斯等人那里，史沫特莱听到了推翻印度的英国统治的“革命”力量的夸张的图景。此外，卡达尔党的一般成员是史沫特莱在加州见到过的锡克农民和劳工，她同他们很容易认同。与之抗衡的力量只有她的指导老师，莱帕特·拉伊，他不断提醒她卡达尔运动浪漫不切实际。因为史沫特莱从未到过印度，她越来越信服卡达尔党的论点，即拉伊只代表印度的上层阶级和地主。 　　1917年秋天，为俄国的十月革命所鼓舞，史沫特莱开始不听拉伊的劝告，接受了较激进的卡达尔运动和达斯与高斯这些领导人。到11月她做了高斯和达斯策划的复杂的为海外独立运动争取人们承认的计划的纽约的代理人。 　　1917年中，高斯在墨西哥，设想要建立一个以国际为基地的印度民族党。这个党行事要比在殖民地印度的国民大会党能做到的更为激进更为独立，它代表印度在国外的利益，最终将成为流亡政府。那些日子里，高斯和共产主义者鲍罗廷这样的人有来往，第一次读马克思著作；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令他兴奋不已。到11月，他回到美国，秘密居住在旧金山，为创办印度民族党而努力。达斯也在11月回到了旧金山接受春季被捕后仍悬而未决的印—德阴谋案，后来发展到旧金山的“印度阴谋案”达到高潮。达斯保释后，和高斯住在同一套公寓里。11 　　1917年11月到1918年3月，史沫特莱为达斯和高斯争取人们承认印度民族党作出过于单纯的努力。买了印着“外交信件”的信纸信封和一套官样文章的图章。其计划是发表一些文件，制造在印度国内外存在这个党的分部的现象，说明其宗旨，要求外国政府承认。文件是高斯和达斯在旧金山写在印有“泰戈尔堡，加尔各答”的信纸信封上，从纽约寄给威尔逊总统和各国驻华盛顿的代表。附信是该党驻美的特约代表普林·比哈里·博斯在纽约写的和签名的。博斯实际上是个假名。写附信和签署并寄到华盛顿去的是史沫特莱。1917年12月就开始寄信和文件。不过大部分是下个月寄的。使馆常常不接收这种信件，把它们退回到纽约的史沫特莱的威弗利普莱斯的地址。(偶尔，史沫特莱签署“M.A.罗杰斯，博斯的秘书”——是史沫特莱的小说《大地的女儿》里的女主人公玛丽·罗杰斯的影子。)大约也在这时，达斯和高斯给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寄了一封言辞有力的信，请予支持印度独立，并声援在美国和别处被捕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这封信他们直接从旧金山寄出而不是由史沫特莱从纽约寄的。高斯特别想去俄国取得直接联系，史沫特莱提出通过她和罗伯特·迈纳及其它新的亲布尔什维克的纽约朋友可予以帮助。高斯在1918年3月初从旧金山动身往纽约大约是在去莫斯科的路上。12 　　1918年4月中，史沫特莱经受了两件痛苦的事：其一是纯属个人的，会从感情上打击她，其后的揭露又用以贬低她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另一件是属于公事的，把她的事业推进到新的高度，提高她在左的方面的声誉。 　　史沫特莱在和印度男性民族主义社团工作时，仍带上她的性的未解决的态度。她把拉萨看成父辈，在其它男性中她找到了一个“家庭”，他们赞成她的意见，性是个坏东西，为了事业的崇高理想，应予控制或加以压抑。按印度的传统，单身女人被视为引诱人干坏事的魔鬼。女人要出了嫁，有了孩子才有正面的形象和地位。单身的男女，沉溺于性则视为道德上软弱，没有当领袖所需的魄力。史沫特莱参加了印度民族主义工作后，看来她不再与人有男女关系上的纠葛。虽然生活在印度人中间，比她在格林尼治村的男女关系很混乱的气氛中安全，完全否认她的性并不使她不受人侵犯。2月中的某个时候，她的防线崩溃了。 　　这个男人的名字是赫拉姆巴拉尔·古普塔。18他是一个孟加拉的老战士，年已三十好几，一年前在拉伊演讲的夜晚被捕后，保释在外。有些印度人读了报上含糊不清的报道后，怕他把同德国有关系的其它印度人的名字都供了出来，并认为他由于被捕而丧失运动中的地位心怀不满。一天夜里，他来到史沫特莱在威弗利普莱斯的公寓，要想知道高斯在何处，并因为要离开，前来告别。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重现了这一幕： 　　我坐着反过来注视他，并以讥讽的声音回答：“我对你的任何事情不发生兴趣!” 　　但是我虽然讥讽他，内心却觉得什么东西软弱下来，我思想混乱了。 　　他的声音就在我耳边，说：“你肯定是不感兴趣吗?”他的双手轻柔地、坚定地抓住我的肩，然后顺着我的手臂柔和地滑动下来，以热烈的、颤抖的紧握，抓住我的双手…… 　　“为什么对我扯谎?”他低声说。“为什么?……对我说实话……高斯在这里吗?” 　　我猛一扭身。“不……放开我!” 　　他站起来，把我也拉了起来站着，仍然从背后紧紧地像老虎钳一样抓住我…… 　　“告诉我。” 　　“放开我!……听见没有?”我因盲目地害怕而一扭，因为我喜欢他而且我血液里久已因羞耻而压制的一种欲望开始在我脑子里斗争。它抓住了这些话语： 　　“亲爱的——你爱我，不是吗?”……嘴唇非常的烫人。 　　当我觉得发颤时，盲目的恐怖抓住了我，喉头有什么东西紧锁着。他迅速地把我转过来，拉到他怀里，他的宽大的肩压倒了我。“别，别。”我的声音咽住了。“别……你知道……”我的头脑不再能思想了……我挣扎，喘气，腰部冷得发抖，好像冻僵了。房间模糊不清，又清楚了，然后又旋转起来，恐惧……一只大鸟的张开的翅膀的阴影……俯冲……他把我抱在怀里……他的嘴唇烫人……他的身子猛然压在我身上。 　　当他要离开她的住所时，古普塔要求史沫特莱对谁都不要讲。“说出去会毁了我的工作……你知道我们的人怎么看待这种事。听见了没有?”他走后，史沫特莱在桌上发现了50元钱。她被罪与耻辱所压倒，也知道这会损害她自己的工作，她又一次试图自杀，这一回是开着煤气，吹灭了火。她房东太太闻到煤气味儿，进屋发现史沫特莱倒在床上失去了知觉。她醒来时已在医院病床上。 　　虽然她私下担心如果与古普塔的事被人知道，她在运动中的工作会受到损害，在3月中却发生了一件使她更深地致力于印度的民族主义的事业并加强了她在运动领导人心目中地位的事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开始了把她的私生活变成了一件公开的事。 　　1918年3月，史沫特莱安静地生活在自己的威弗利普莱斯公寓里，试图从古普塔袭击中所受的心理创伤中休养到恢复健康，给印度民族党处理信件，等待着高斯从旧金山回纽约。她不知道司法部代表和移民当局一直在检查高斯和达斯在旧金山的信件，并截断了他们同她和别人的信件来往。1918年3月15日的早晨，军事情报官和司法部代表把史沫特莱的公寓搅得乱七八糟并把她带到城里去审讯。在她公寓附近监视两天后，抓到了刚从旧金山来的高斯。14 　　史沫特莱在两星期中，不是受审讯，就是单独监禁。警方审讯的口气使她怒火中烧，她在《大地的女儿》里记下了她的感受： 　　里面的一扇门终于开了，经过室内走廊我被领到一间长的房间里去。 　　我说了姓名，父母何人，国籍。不，我不是德国出生的，我父母也不是。十分，十分肯定。我父亲有印第安人血统，我母亲也是老美国了。从印度来的印度人?不是，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别的人进来了，带着我房间里的一切东西——我的书，衣服甚至脏衣服。我看着他们，一言不发。他们把书摞起来，成了一小堆——我恐惧地发现其中有我那黑色笔记本。 　　这本笔记本里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名字和地址。史沫特莱看见了本子，立刻试图把注意力吸引到她自己身上，她提出要见律师。审讯她的人说她没有被捕，因而没有必要。他们说，她只是被讯问，没有权利要求任何东西。然后他们企图用人身攻击来吓唬她。 　　“小姐[史沫特莱]：你抽烟吗?” 　　没有回答。 　　“你骂人吗?——这里有一封信，其中你用‘混蛋’用得很随便。”他读我的私信。他们偷我的信件! 　　“你是什么教会的?喔——你不是基督徒?你相信上帝吗?不信!这什么意思，年轻的妇女!你的宗教是什么?——你信奉瑜珈?” 　　我瞥了这房间一眼——看见了吃得很肥的男人，看到角落里的英国人，看着那个薄嘴唇的审问者，然后又看着桌子上的黑色笔记本。我又坐下了。 　　“对了，慢慢来，然后谈谈。”其中一人说。 　　我抬头看。“别麻烦我。我跟你们无话可说。” 　　“年轻的女子——这是战时，跟美国玩游戏是很危险的!” 　　“‘美国!’，我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不比你的部分来得少——比角落里那个英国口音的德国人要多!” 　　“你要无礼，不会对你有好处!我知道你自以为了不起，保护那些跟你在一起出出进进的黄狗。” 　　“黄狗?” 　　“亚洲佬——你知道我的意思!” 　　“什么亚洲佬?” 　　“这里是你前几天写给高斯的一封信，告诉他怎么从这个国家逃出去!你知道他是犯了法的在逃犯!你作为公民的责任是报告警方。这个人在哪里?” 　　我注意角落里的英国人——我作为公民的责任，真是!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回答。 　　“你在说谎!我们可不想同一个德国间谍浪费时间!” 　　“你说谁是德国间谍，你说!你们才是肮脏的英国间谍，你们!” 　　那些人站了起来，审问人面孔通红，好象我打了他一掌，大声喊叫：“我们将逮捕(莱帕特·拉伊)，立即逮捕!” 　　史沫特莱承认她认识拉伊，随后他们问到她，为他“服务”他给不给钱。他们于是威胁她，如果她不合作就要把她生活里的有意思的事实告诉报界。在她拒绝后，他们对她说她“要装作烈士是愚蠢的”，然后把她作为联邦的囚犯登记下来，单独监禁起来。她写道：“我躺在床的冷冷的铁条上发抖，闭上了眼睛……也许我的身体能使铁条暖起来。夜深了。多么寒冷——天难道永远不会亮了?明天又会怎样?要是他们发现了那本黑色笔记本——然后人们被关起来，我们的同志还以为是我出卖了他们!我脑子里老想着黑色笔记本，到后来我的脑子本身就成了一本黑色笔记本。” 　　史沫特莱的被捕，《纽约时报》于1918年3月19日星期二报道：“昨日逮捕了美国女子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小姐，又名艾格尼丝·布伦丁，政府于是得到了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一个叛乱阴谋的重要证据。”据报道，高斯是这个阴谋的“主谋”。报道继而强调史沫特莱和高斯有国际联系，特别是与托洛茨基有关系。报道结尾说：“希尔德警长向史沫特莱小姐建议她要是肯揭露阴谋就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她拒绝了。” 　　厄恩斯特在加利福尼亚得知这次逮捕，放下学习，丢下工作和正在进行的对他未来妻子埃利诺的求婚，立即赶到纽约想尽力帮助史沫特莱。面对肉体上的受苦、威胁、许诺以提供情况交换宽大处理等等，史沫特莱和高斯不为所动，1918年4月1日，二人被带到A.N.汉德法官面前，根据惩治间谍法起诉，他们被指控犯有试图煽动印度反英国统治的叛乱，从而帮助了德国敌人，及把他们自己装作外交人员；史沫特莱另一罪名为犯了当地的不许扩散节育知识这条法令。二人都被投入了曼哈顿的图姆斯监狱；史沫特莱的保释金为10000美元，高斯20000美元。15 　　由于史沫特莱被控宣传节制生育有罪，玛格丽特·桑格和其它纽约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赶来为她辩护。募集10000美元保释金是桑格和纽约唯一神教派的牧师J·H·霍姆斯牵头的。霍姆斯是新教和平主义分子的“保护圣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发起人之一。社会主义报纸《号角》刊登了诉讼的报道，并要求给新成立的辩护基金捐款。吉尔伯特·罗是美国最著名的宪法律师之一，为本案辩护，费用按“被告能付得起的”计算。罗是参议员拉福莱特的合伙律师，有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人士是他的朋友，如参议员弗兰克·诺里斯。罗以为贫苦者、自由主义者和有组织的劳工辩护而闻名。16 　　5月16日国会通过了镇压叛乱法，规定对于作假证、阻碍征兵、批评战争物资生产、批评美国政府制度、批评宪法或国旗都要重罚。目的在对付社会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 　　6月11日在旧金山对史沫特莱违犯惩治间谍法作第二次起诉。受到指控的还有高斯、达斯、巴格万·辛格、威廉与玛丽安·沃瑟斯庞——一个自由主义律师和其妻——以及一个年轻的俄国妇女布卢玛·扎拉兹涅克。到这时候，报纸把扎拉兹涅克说成是“旧金山有名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但是史沫特莱从来没有同她或沃瑟斯庞夫妇见过面或通过信。17 　　1918年夏，凑足了保释金，史沫特莱放了出来，置于她的律师古尔伯特·罗的监护之下。玛格丽特·桑格为她的保释出来举行晚会并为高斯的保释金筹款。18 　　对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史沫特莱的起诉应该放在作战和俄国革命后对“红色威胁”的越来越大的担忧这个背景下来看。政治上正在升级的猜忌狂的另一例子为6月30日逮捕了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指控他干扰征兵，到9月14日判了他10年徒刑。 　　最初，英、美政府都认为1917年革命的影响无非是一阵狂热，会过去的。但是列宁与德国于1918年3月3日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正在史沫特莱被捕前几个星期)，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在和约里，布尔什维克俄国放弃了200年的历史，承认波兰、乌克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立”。德国当时正处于军事上的高峰。德国假手置于新的国家的傀儡首脑主宰了东欧。对食物的海军封锁由于可以从乌克兰弄到粮食而抵消了一部分效果。战争已不在两条战线上打了，德军从东部移过去，对法国进行大规模进攻，试图一举结束战争。 　　俄国的签约使它成为协约国仇恨的目标。俄国沙皇反动派、自由主义分子和各种反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孟什维克在内，分散到各处，开始组织抵抗，并从西方协约国获得大量援助。8月，协约国包括美国在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动了武装进攻，构成对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在厌战的俄国，由于缺乏粮食，内战加剧了而且更为猛烈。 　　在史沫特莱被捕后的春季，德国人开始最后攻势，指望在美国参战不到一年还不能扭转局势之时，结束战争。但是到7月德国人战线过长。每个月有25万美国部队在法国登陆。9月，协约国开始发动攻势，德国人抵挡不住了。 　　印度继续发生骚乱。3月21日，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公布俾路支的一次叛乱被空中袭击镇压下去，“有两次轰炸了部落集中居住点取得效果”。这是第一次集中从空中轰炸平民，但是它似乎并未引起协约国公众的义愤。19就是在这种气氛中，1918年8月，美国政府概括旧金山的“印度阴谋案”为德国特务的工具，要求陪审团“为民主坚守防线”。 　　旧金山印度阴谋审讯是悲惨而富有色彩的，从世界各地的6个英国监狱里提出来了隐蔽的特务和告密者来作证。一个告密者在牢房里发了疯；一个在审讯中杀死了拉姆·钱德拉之后，自己被一个警长打死了。陪审团认为所有的被告，除了一个美国长滩有百万家产的造船老板外，都有阴谋采取武装行动的罪行。20 　　越来越多的逮捕印度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间谍并对此加以宣传，有助于制造气氛，以便通过驱逐外来无政府主义者的法令，10月16日国会果然通过了这项法令。21 1918年10月14旧，史沫特莱出现在法庭，要想把她引渡到旧金山的企图没有成功。整个10月继续法律上的争论，律师罗亟力要把史沫特莱和高斯留在纽约监狱之外，并且要做到把逮捕宣布为非法。10月最后一天史沫特莱又出现在法庭上，但是这一次她被送回监狱去了。 　　监狱里的经历进一步使史沫特莱和当局的见解格格不入，而她的同监人虽然与她背景不同却使她的政治思想更敏锐，她的责任感更加强。两个对她影响最深的同监人为莫莉·施泰默尔和吉蒂·马里恩。她们以老鼠、臭虫和蟑螂作为笑话资料，她在给玛格丽特·桑格的信中说：“吉蒂、莫莉·施泰默尔和我躲在牢房的一角开会，谈些极为有趣的问题。吉蒂把这个地方变成节制生育运动的分部。她还开了个会。她的朋友们写信出去，要求父母亲和友人投社会主义的票!” 　　施泰默尔是埃玛·戈德曼的年轻的追随者，因散发反对美国干涉俄国内战的小册子，正在服15年的徒刑。她21岁，5年前从她故土乌克兰来到美国。她牢房墙上涂着红色的标语“社会革命万岁”，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尤金·德布斯和约翰·里德的照片。施泰默尔全心全意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每天下午牢房门关上，她站在那里，手握钢栅栏用简单的英语演说。史沫特莱写道： 　　三排牢房就安静下来，只是偶尔提问打断她的讲话……莫莉为囚犯们说话——那个有性病的女子，那个有病婴的母亲，那个妓女，弱智者，强盗，杀人犯。在她看来，他们是病态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她并不抱怨，他们中最严重的罪也不过判5年或7年徒刑而她却面临15年的监禁。她要求把那个有性病的女子送到医院去，监狱的医生却指控她相信不负责任的恋爱和布尔什维主义。她要求清除掉一间女牢房里的虱子等等；女犯监督命她不要多管闲事——那间又不是她的牢房。她对女犯监督说：“把我锁起来，我没有别的可以失去，只有锁链。”22 　　吉蒂·马里恩在玛格丽特·桑格的节制生育运动中已是一个传奇人物。她是伦敦潘克赫斯特夫人为妇女参政斗争中的一名老战士，关在图姆斯是因为她把节制生育的小册子给了名声很臭的取缔罪恶协会的一个特务，于是判30天监禁。吉蒂知道怎么把监狱当作进行政治教育的场所。在与监狱当局或同监人打交道时，她几乎从不离开她节制生育的中心题目，也不失去她的幽默感。史沫特莱这么说：“吉蒂每天早晨手提搞清洁工作的水桶卡嗒卡嗒走过石头走廊。她向女犯监督和犯人打招呼：‘为节制生育欢呼三声。’犯人们回答：‘为节制生育欢呼三声。’”23 　　在监狱里，高斯和史沫特莱遇见了罗杰·鲍德温，他后来发起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鲍德温在服很长的徒刑的开始时，在图姆斯度过了三个星期，他是因公开支持拒绝参加罪恶战争者而判刑的。史沫特莱只能从女监部的窗口向鲍德温挥手致意，但是鲍德温和高斯曾对如何唤起美国人支援印度独立运动进行过长谈。鲍德温是反殖民主义分子，支持爱尔兰独立。据他说，爱尔兰人这时已清楚说明，他们认为英国对印度继续统治是一切殖民地人民包括他们自己的自由的最大障碍。蹲监狱只能加强三人——高斯、鲍德温和史沫特莱——的反殖民主义观点。24 　　11月19日欧洲的战争结束了，但是史沫特莱和高斯却仍旧关在图姆斯。在随后的一个月里，莱帕特·拉伊和其它的温和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发动了一些美国自由主义者，去请求威尔逊总统在凡尔赛考虑印度独立。华盛顿官方却决定不向英帝国挑战。虽然劳工部并不自信它能使用新的对付外国人的法案驱逐印度民族主义分子，可是1918年12月在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斯堡，移民当局与战争中囚禁的印度人谈话，目的是想把他们驱逐回印度去。25 　　12月初，史沫特莱由罗德曼交保释金释放，高斯也交保释放，保释金己减到6000美元。法官裁定，二人都不得引渡到旧金山去。他们的律师罗提出论争说，战争已经结束，再起诉下去其解释就只能是美国打算取消她长期以来给予的政治避难权。虽然引渡是不再提了，但是原先的起诉还存在。 　　背后是政府害怕俄国革命对美国左翼的影响而制造的红色恐惧。英国情报的作用是继续向美国政府强调美国的自由主义分子、激进左翼分子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联系。因此，甚至纽约的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如拉伊和他的自治联盟也受到怀疑。26 　　① 在1928年欧洲创立的反帝大同盟，史沫特莱与之有关(参见第八章)，请勿混淆。 　　② 高斯和罗伊都是刚从孟加拉的一种扔炸弹的、带有劫富济贫色彩的民族主义运动出来的。他们仅仅在主张以暴力推翻印度的英国政府这点上是革命的。这一点上，二人都不大懂马克思主义。高斯19岁还在当物理系学生时就参加了民族主义运动，1915年被迫转入地下。1916年下半年，他22岁，被派往美国以改善卡达尔党和孟加拉运动的联系。高斯先到了加利福尼亚，加入了卡达尔党，1917年2月中，到了纽约，与罗伊和特伦特搬到一起住。罗伊本人经东亚和加利福尼亚刚到纽约，同民族主义者和德国人合作的柏林委员会有接触。(萨马兰·罗伊，“M·N·罗伊在美国”，《激进人文主义47》第1期(1983年3月)，23—30页；约翰·P·海斯科克斯《印度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普林斯顿，新泽西，1971年]第1，2章)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