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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战斗的新闻工作者，1919——1920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史沫特莱的坐牢使她在纽约的左的自由主义的社会里成为知名人物，同时还给她带来了一份工作。正在这时，玛格丽特·桑格要到加利福尼亚去几个月，理顺一些个人问题，于是在史沫特莱从牢房里放出来不久，桑格就请她负责《节育评论》的日常管理工作。这份刊物是美国许多妇女有关节制生育情况的唯一的信息来源。工资很少(这份刊物主要依靠志愿工作和捐款)，但是史沫特莱对事业的专注和热情给桑格的印象很深，并且她了解史沫特莱的秘书工作能力。1919年2月史沫特莱已经在桑格的办公室里发出业务信件，她还负责行政和生产工作，至少到9月底。在这一期间，她也到街上去和她的同监伙伴吉蒂·马里恩一起工作，马里恩几乎每天到梅西百货公司门前去散发节育宣传品。1 　　史沫特莱虽有工作但是没有住处。索伯格·布伦丁·哈伯曼帮不了忙，她已经到墨西哥去和她丈夫在一起。罗伯特正在为萨尔瓦多尔·阿尔瓦拉多将军制订于尤卡坦州建立合作商店网的计划。史沫特莱去找房子，但是只要她认真去询问租房的事，政府的特务就会跟着去询问房东，于是她就会遭到拒绝。她确定既然自己出面找不到房，她就得找一个同住者。这就促成了她同弗洛伦斯·伦农亲密地保持了15年之久的友谊。 　　1919年，弗洛伦斯初见史沫特莱时，她才20岁。伦农是坦嫩鲍姆富商家的女儿。她认为自己是含苞待放的诗人和教师，当时正在翻译意大利教育改革家马丽亚·蒙泰索里的书信，发表在社会党的报纸《号角》上。(她在蒙泰索里教师训练班学习过一年，后因该校管事人对她说犹太人要找工作很难，她就离开了。)高斯在罗德曼组织的一次公民俱乐部的集会上向弗洛伦斯谈到史沫特莱的难题，她同意把她在西四马路184号意大利公共住宅中所租的公寓的起居室以10美元租金租给史沫特莱。(她的租金是75美元。)艾格尼丝在小榻周围拉了一块印花布帘子，在这里她睡了一年多，有时要“陪伴”这个和那个男人就不在那里。① 　　史沫特莱的行为使伦农眼花缭乱；她在地下铁道里作滑稽动作(“要逗得死人面孔发笑”)；她即兴唱民歌；她说些俏皮而猥亵的话语；她有充满异国情调的印度朋友；她热情地投入风行于左翼—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社会中的政治事业。伦农是个从11岁起就断断续续地进行过心理分析治疗的处女，史沫特莱的关于她自己父亲的酗酒，她的失败的婚姻，她的人工流产等故事，伦农是闻所未闻；史沫特莱对性交的“肮脏”的细节的叙述使她吃惊；当史沫特莱外出与男人过夜而不见时，她觉得紧张而好奇。但是给伦农印象最深的还是史沫特莱认真而忘我的工作。 　　尽管伦农要史沫特莱付的房租低廉，《节育评论》的工资太少，不敷她的生活所需，因而读过她关于她同监人的速写的朋友们给她在社会党报纸《号角》里安排了工作。史沫特莱从来就视报纸为社会变革的工具。在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学生报纸上的文章里，她已经表达了对社会的不公正的愤慨。给《号角》写文章时，她已学会了列举证据，使她的政治立场更令人信服。但是她从来不试图写得“客观”或“中立”；她毫不掩饰自己的见解和把自己放进去。事实是，她的工作方法是符合久远的传统的，往后可追溯到托马斯·佩恩，往前有H·L·门肯，亨利·卢斯，和威廉·F·巴克利。不应忘记19世纪新闻界盛行的个人的、党派性强的态度，仍然很有力。直到19世纪快结束转到20世纪时，电报、电话、无线电的发展使不同政治立场的出版者有必要通力合作，收集新闻。这种新的发展，加上新闻学校的兴起，意味着到了本世纪20年代“中立”和“客观”初次成为好的新闻报道所标榜的目标。1919年，史沫特莱的模范是霍勒斯·格里利，黑幕揭露者厄普顿·辛克莱，小说家杰克·伦敦和政论家埃玛·戈德曼。2 　　这是一个写政治新闻的令人振奋的时刻。1919年，世界各地，左的和右的在政治上发生冲突，美国也不例外：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高、产生了空前的劳工的骚动、不时发生罢工、爆炸和暴乱。有一次罢工使全国震惊，报纸一般都以激进的政治目的而不以经济原因来解释这次罢工。1919年1月21日35000名西雅图造船厂工人为争取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而罢工。2月6日，当地工会110号的60000工人举行了声援罢工，该市的经济生活事实上陷于瘫痪。市长叫来了联邦的部队，拒绝妥协。2月10日，保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感到总罢工立即被称为“非美”，是致命的错误，令工人停止罢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实施广泛的措施来压制报上批评作战努力。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某些保守分子想要继续审查他们认为“非美”的激进出版物，它们大部分是支持罢工的。这种做法也疏远了自由主义分子，加速了两极分化。在战争中，社会主义报刊被指控为亲德和非美。现在指控它为“赤色”或布尔什维克和非美。3 　　在纽约，史沫特莱的朋友们在辩论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意义。其中史沫特莱最尊敬的友人是罗伯特·迈纳。他是《大地母亲》和《群众》的漫画家。他出生于得克萨斯州，是一位在纽约只有少数跟史沫特莱有相似的西部下层阶级背景和对社会主义有一种个人主义“牛仔”式的态度的人。迈纳的政治生涯开始于西部，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积极分手。1918年他遇见史沫特莱时，他仍然自认为是以戈德曼和伯克曼为代表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初，他作为《号角》的特派记者离开纽约去莫斯科，亲自去评价俄国革命，史沫特莱对他的每篇报道都仔细阅读。最初，他总的态度是立场不十分鲜明，对新政府有赞扬也有批评(“俄国对法律和秩序太注重了”——含蓄地指布尔什维克清洗无政府主义者)。但是过了几个月，他似乎已从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场转移到同意革命的苏维埃政府为了对付外国干涉和内部颠覆有必要集中权力。离开俄国后，迈纳从德国发回关于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统治社会民主党的其它左翼成员1919年1月在德国发动布尔什维克式革命的不成功的报道。迈纳在那里被捕，而且监禁起来，听候调查。英国人指控他在德国的英美部队中散布卖国宣传，谴责协约国对俄国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征讨。4 　　史沫特莱努力去理解欧洲和俄国的革命进程，以及她的朋友的立场的改变，如迈纳。同时她注意到美国右的方面加紧了政治活动，而且对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影响，她为之惊恐。当公众知道在战时被关起来的长期侨居美国的外国人大部分并没有驱逐出境，国会里就发起了要通过驱逐他们的法案的运动。1919年1月，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对这样的法案表示赞同，华盛顿州的众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还加上了一条规定：一切战争时期被关押的印度人统统直接驱逐回印度。2月5日司法部长T．W·格雷戈里要求参院移民和入籍委员会通过该项法案。西雅图的总罢工仍在进行，报纸上罢工的报道把激进的外国人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俄国发生的事件和思想联系起来。2月中，从西北有一车厢的外国人到达埃利斯岛，等待驱逐出境。2月12日政府的发言人说这是几年来第一次驱逐“捣乱”的激进分子，并说只要运输条件安排得过来，下两个月间还将有更多的人被驱逐。移民总局局长A·J·卡米纳塔否认驱逐出境者多数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说：“我认为百分之九十的人被驱逐是因为他们的神经有毛病。”印度移民马上成为驱逐出境的目标。1919年2月23日，因旧金山—印度阴谋案被关押的戈帕尔·辛格从监牢里一放出来就遭到劳工部的逮捕。其目的是要把他驱逐出境。5 　　最早对于政府官员驱逐印度人一事表示异议的是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1919年2月，他写信给各个政府官员要求对驱逐出境者要逐一仔细分辨。比尔德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于1918年11月战争停止后，大量的国家和联邦镇压颠覆、惩治间谍的法令仍保持原样，表示担心。6这些立法形成一个用词含意不清的法律的复杂网，给了地方和移民官员很大的权限。在联邦一级，1917年的惩治间谍法和1918年的镇压叛乱法是由司法部负责的。但是1918年的客籍法则是由劳工部移民总局局长负责的。② 　　3月3日劳工部长威廉·威尔逊回答比尔德，说是劳工部待处理的案件中没有一件是指控印度人鼓吹民族独立的，而且事实上劳工部没有法律上的权威可以因为一个外国人鼓吹其本国的政治改革而驱逐他出境。威尔逊说他面前有一件案子是一个印度人进入美国5年内犯有“道德堕落”罪。他没有对比尔德说移民局决定“阴谋违犯中立法”可以解释为“道德堕落”，这个案件就是戈帕尔·辛格的案件。7 　　史沫特莱和她的美国和印度朋友们迅速地发动了反击。1919年3月6日，他们组织了印度自由之友，临时主席为罗伯特·莫尔斯·洛维特，爱尔兰裔美籍律师达德利·菲尔德·马隆和弗兰克·沃尔什为副主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为秘书，路易·洛什纳为司库。他们在五马路92号设了办事处，请吉尔伯特·罗为律师，开始为所有的受到驱逐威胁的印度人组织辩护。同等重要的是他们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教育运动，寻求知识分子和劳工团体的支持。8 　　罗伯恃·莫尔斯·洛维特是芝加哥大学的英语教授，又是著名文艺刊物《日晷》的主编，这时他把他的刊物的充分篇幅开放给研讨印度民族主义事业。在另一本小册子里，他写道，他获悉，英国在加尔各答的警察头子，乔洽·德纳姆爵士，是逮捕和审讯美国公民塔拉克纳斯·达斯的积极参与者；洛维特感到“恼怒”。根据洛维特所说，德纳姆得到地方当局的允许，没有搜查证就搜查了达斯住的公寓，并且从世界各地的监牢里调了6个犯人到旧金山来证明达斯的罪行。不仅这样，审讯以监禁达斯结束之后，英帝国学会还“盛大宴请”美国地方检查官。洛维特提出，所有支持印度自由之友的美国人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认为英国直接而公开干预美国的内政。 　　英国方面，对印度自由之友的反应是迅速的。有一个在英国参加了该组织的人员被驱逐出境。另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劳工联合会主席詹姆士·莫勒，准备渡过大西洋去参加英国的工会会议，临行前在纽约码头上被截住了。至少整个20年代，英国官方一直心怀怨恨。洛维特从那以后，就拿不到进入英国的签证，玛格丽特·桑格1922年在香港和新加坡都被扣留，被劝不要去印度旅行。许多人由于是印度自由之友而不发给入境签证。9 　　4月11日在中央歌剧院，印度自由之友举行第一次大会。洛维特起草了决议要求给仍然在押的印度人以政治大赦，这些决议送给了在巴黎的威尔逊总统、劳工部和外交部。洛维特到华盛顿去直接和将对约翰逊移民法投票的议员做工作。他说，许多议员颇表同情，有的甚至说到印度拥有独立的权利和美国拥有的独立权利一样大。10 　　在歌剧院开幕时，全国各地的报纸标题提出警告要当心“赤色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阴谋。4月13日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斯因违反惩处间谍法，开始服10年徒刑。一年以前，他在俄亥俄州的坎顿市，因公开告诉社会党人要继续反对战争而被捕。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1919年5月1日，士兵、海员和愤怒的市民破坏若干城市里社会主义的五一节游行并袭击了社会主义的报刊。史沫特莱的纽约的《号角》办公室为暴徒袭击的目标之一，有若干旁观群众受到毒打。虽然威尔逊政府发出强烈声明谴责左翼的暴行，但是它对右翼的这种特殊暴行显然是同情的。《号角》给财政部长打电报请他调查一下，有人指出胜利债券的工人煽动暴徒袭击《号角》的办公室，他回答说：“我还不能确证，你们所指出的这种骚乱的最终的责任是在士兵和海员身上，而不是那些他们所憎恶的煽动性的出版物”。6月2日晚，不知何人向美国司法部长A·米彻尔·帕尔默家里扔了一枚炸弹。他的反应是请求国会拨50万美元调查“犯罪阶级”——他把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也包括在内。11 　　此时，一般公众把社会党和布尔什维克等同起来，因为社会党正式反对协约国对苏联的征讨。这件事是有讽刺意味的，因为一个月以前，社会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开除它的号召立即发动革命的左翼。社会党声明它信仰的是用民主的、渐进的方法达到国内的目的。9月间，被开除的左翼分成两派，都支持1919年3月国际的原则，并宣告世界正处于危机中，资本主义分崩离析的过程已经开始。一派主要由生于美国的美国人组成，它是共产主义劳工党，由约翰·里德、本杰明·吉特洛和威廉·B·劳埃德领导。另一派美国共产党，主要由外国出生的激进分子组成和领导。他们眼睛直望着俄国革命作为美国应该追随的榜样。12 1919年6月10日，社会党报纸《号角》在头版上提出警告：“在这个国家，谁梦想在一个州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更不用说全国了……等于是对一切反动势力下动员令而且最终不得不转入地下。”虽然两个左翼派别都邀请史沫特莱参加他们的组织，她的政治立场是继续为《号角》工作。 　　1919年夏，史沫特莱除了为《号角》工作，还为印度自由之友有效地协调各个案子，并组织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争取劳工和进步组织，通过支持他们的决议。美国劳工联合会6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全国会议上，会员们投票暂时赞同印度自由之友的决议，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进一步调查印度自由之友的指控。这个委员会发现英国人为1918年旧金山的审讯耗费250万美元。美国劳联的领袖塞缪尔·冈珀斯在7月初给劳工部长威尔逊寄去一份亚特兰大决议，之后劳工部收到了无数反对驱逐印度人的决议。7月里当6个印度人已被抓起来即将被驱逐出境时，印度自由之友发起了一个运动，宣传英国当年春天通过的罗利特法案，批准在印度继续实行军事统治。其目的在揭示即将被驱逐回国的印度人所面临的危险。13 　　稍迟一些，史沫特莱在《号角》刊登的一篇感情充沛的文章里，提出印度在英国的作战努力中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她还收集事实和数字，证实在英国统治下印度的饥荒事实上增加了，这也是那时大部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意见。同其它的英、美自由主义分子一样，她认为英国继续从贫穷、饥饿的印度剥削那么多财富是太不公平了。 　　在战时，加利福尼亚州的卡达尔党，多数为锡克族的移民，支持过在印度举行武装起义。在旧金山—印度阴谋案审讯之后，影响波及了一切印度人，这个组织现在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为了反对驱逐和没收土地，卡达尔党同印度自由之友一起，争取在美国政治制度之内支持印度独立。 　　纽约的莱帕特·拉伊的印度自治联盟不直接卷入停止驱逐出境的运动。但是他们也对英国不能忍耐，因为在战时言论和集会自由受到了极端限制，在战后可明显地看出，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他们继续教育美国公众了解有关印度的问题，有意不去专门谈论美国的印度人的政治上所遇到的问题。虽然他们和印度自由之友共用一些设施，他们继续与卡达尔党划清界限，自治联盟主席N·S·哈迪克公开号召印度人和这两个组织保持距离。 　　印度自由之友的方针是支持所有的印度人，14不管他们的政策是什么，自由之友怕在某个问题上支持一派会损害整个的独立运动。从来往信件中看出，拉伊、史沫特莱和别的一些美国人使宗派主义在第一年没有表面化。许多美国出生的帮助印度人的美国人是爱尔兰裔的，他们认为爱尔兰和印度的事业是共同的。在7月30日的一封信里，史沫特莱鼓励旧金山的爱尔兰裔的美国人艾德·盖蒙斯，说：“为自由斗争的印度人不但要同他们自己的某些同胞斗争，而且要和有敌意的世界，有敌意的白色人种斗争……而且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因为某些事情，不论是什么，而沮丧或觉得厌恶。印度比某几个看来是没骨气的或是谋私利的个人要伟大。如果我到此时只以某些人的为人来指导行动，那我早就该离开印度运动了。但是这个理想本身是如此之伟大，这个国家的人的斗争是如此之惊天动地，还能有什么其它的要求呢，只有为之继续斗争。” 　　8月间，印度自由之友开始看到他们工作的效果了。宾夕法尼亚矿工联合会，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冶金工会，木工和细木工兄弟会，翻砂工工会和伊利中央工会以及数以百计的集团和个人都把他们的决议送给劳工部。美国劳工联合会仍继续支持并派了秘书弗兰克·莫里森去参加8月25日在移民局局长卡米纳塔那里关于驱逐戈帕尔·辛格一案的听证会。l5 　　9月间有两个星期，史沫特莱乘《节育评论》副总编的工作休假之际，到华盛顿去与罗律师和沃尔什律师就印度人的案子写情况简介以便寄给参议员和众议员。16在华盛顿她和高斯证明是有效的说客。9月28日在一封给罗律师关于应如何布置对劳工部长威尔逊陈述这些案件的信中，她说到早些时候发出去的情况简介得到了9个参议员的支持，其中有威斯康辛的拉福莱特，内布拉斯加的诺里斯，北达科他的格朗纳，艾奥瓦(衣阿华)的肯尼思和爱达荷的博拉。史沫特莱私下对她的成功感到有点意外：“星期五晚间辛格和我对约50人在一个有若干著名自由主义分子居住的合作住宅里讲话。〔弗兰克〕沃尔什也来参加星期五的会。在会议结束时，我发现他不令人注意地坐在后排。我得说，我有点吃惊。我们喝咖啡，聊天，又仔细地分析了英国人。”17 　　整个一年，吉尔伯特·罗一直在为撤销旧金山对史沫特莱和高斯的诉讼而努力。1919年10月，给司法部长帕尔默的信中，他提出理由：“错误的爱国主义，或是过于热衷于别国受压迫者的事业，并不是我们一般在和平时期有任何理由要起诉的罪行。”司法部次长罗伯特·P·斯图尔特又一次研究了此案，在一个备忘录里对帕尔默说，控诉似乎有“明显的政治性而且于我国政府的政治理想以及法律的精神有很大破坏性，美国政府不应参与追查这件案子”。他还提出理由：既然沃瑟斯庞和扎拉兹涅克的案子已经撤销(见第三章)，对史沫特莱和其它印度人的控诉也应撤销。罗所提的理由和斯图尔特的结论为司法部副部长亚历山大·C·金所接受，他在10月中评论这件案子：“大概产生于我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的密切关系，以及被告与在德国唆使下在印度引起骚乱的努力的莫须有的关系。”旧金山的控诉10月撤销了，原先纽约对史沫特莱的控诉仍未了结，虽然，直到1923年没有追究。她个人财产在1918年逮捕时已被没收，为了发还财产而进行的法律斗争一直延续到1920年5月20日。18 　　1919年10月29日在十七大街三马路的阿莱尔餐厅，印度自由之友举行宴会庆祝塔拉克纳斯·达斯释放出狱，以及旧金山控诉高斯和史沫特莱案子的撤销。阿瑟·波普教授主持宴会，社会主义者罗斯·斯特伦斯基讲话。据《号角》报道，达斯、高斯和戈帕尔·辛格立志要“继续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直到三亿一千五百万印度人有机会调整他们的生活和世界上其它国家并肩而立”。达斯是位有经验的组织者，立即为印度自由之友开始工作，帮助它扩大活动。他的存在使史沫特莱的情绪高涨，不到几个月，二人成为亲密的朋友。19 　　11月中，史沫特莱又到华盛顿去，向议员游说不要通过驱逐外国人法案。她和达斯敦请拉福莱特参议员提出修正案把印度人排除在外，他们还请求厄普顿·辛克莱在他的《诉诸理智》杂志里，公开揭发有计划的驱逐印度人。20 11月28日，参议院第一次没有能够批准凡尔赛和约，史沫特莱组织了自由之友，在艺术家饭店为莱帕特·拉伊举行告别宴会。③英国在5年之后，终于允许拉伊回到他的祖国。宴会上，主席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介绍一些演说者如达德里·菲尔德·马隆和郑毓秀女士，她是中国参加凡尔赛和平会议的专员。出席的还有埃及人和爱尔兰人，他们与中国人一样，都对凡尔赛和约没有规定协约国的殖民地应予独立或是德国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山东应还给中国表示不满。印度有士兵参战，中国派了140000多名劳工在欧洲劳动大队工作，挖壕沟，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掩埋死人。他们现在感到受了骗。拉伊说到他在美国的几年中所受到的骚扰：“美国司法部逮捕过我6次。我的电话被人窃听。但是任何时候，他们都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说我不守法的事。”他说印度人，经历了国家被英国人吸干了血的苦难，是决心要为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他结束时要求美国公众给予支持。21 　　史沫特莱在12月4日参加布置了一个在桶匠工会开的劳工群众大会。会议的主席爱德华德·I·汉纳是纽约中央联合工会的主席，介绍了一些演说者如国际海员工会的主席安德鲁·菲鲁塞斯；教师工会的亚伯拉罕·莱夫科维茨；纽约妇女工会联盟的主席罗斯·施奈德曼和印度自由之友的沙笙塔·库默。这次大会通过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呼吁美国承认英国殖民地有权反抗压迫，第二个决议呼吁华盛顿承认政治避难权。22 　　这一年后半年史沫特莱又忙于另一项印度自由之友的计划，办一个印度新闻——从印度报纸上摘发新闻(不发评论)，每周一次发给全国300多家劳工报纸、100家杂志和日报。到1919年12月，印度自由之友的发送名单上已有5000多个名字，包括若干参议员和众议员。自由之友的出版物，如印度新闻完全靠私人捐款。23 　　对史沫特莱和自由之友，12月发生了另一件重要的事件：几家美国大报报道了英国亨特委员会关于1919年4月旁遮普起义的调查报告。这个委员会被指定调查这次英国部队杀死500多名手无寸铁的印度人的悲剧。④美国的大报在事件发生8个月之后才发表这一消息，而自由之友却一直在发表消息。由于英国的报告引起了某些注意，史沫特莱和其它人想让大报也登载一些来自印度的后续报道。但是反应冷淡，以旧金山的《检查者》报为例，他们在信上说：“科勃伦茨先生的意见是，如果是总部来的报道，如星期日和今天的报道，我们将适当地注意给予重视，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材料作为特写来发。”24总的说来，美国报纸关于印度的报道主要靠英国报纸，不愿考虑其它来源。美国人，除了自由主义分子、知识分子和劳工领袖，大部分人对印度的事业漠不关心。在几百个工会里，会员赞成支持印度事业的决议，但是在另外一些工会里却使酝酿着的种族主义情绪表面化了。例如，加利福尼亚的斯托克顿市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地方工会207号，就寄给印度自由之友如下的决议： 　　印度人引入我国是为了剥削劳工阶级中的白色公民。他们不愿加入也不肯加入美国籍，却指望和美国公民同样享受到我国的自由和得到保护。 　　驱逐印度人回印度去不但有助于本国政府，而且有助于一切白人政府维护法律，保障一切白人的生命财产、传统、宗教和经济状况。 　　因此我们决定将用一切方法帮助英国政府把印度人驱逐回印度，甚至可以给他们经济援助。25 　　这种政治态度并非不寻常的。美国的种族主义正在上升。美国政府发表的1919年头10个月的数字透露了有63人被私刑处死，其中59人是黑人，另有11名黑人被活活烧死。《号角》提到1919年和1920年三K党发展迅速。26 　　这些事件使史沫特莱、达斯和罗担心，正在最关键时刻，对印度事业的群众性支持在下降。史沫特莱1919年12月18日给旧金山的戈帕尔·辛格写信说到：“我感到我们的朋友不那么紧张工作了，他们说不会驱逐印度人出境。我以为这种想法很危险……全凭愿望。我曾和你们的律师罗先生谈过，他说我们必须继续斗争毫不松劲。他经常在华盛顿，他感到我们还需要比我们现在能发动的更多的支持。在给别的工作人员的感谢信中，不要忘了提到这点。不要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27 　　1919年岁尾将临，史沫特莱情绪低沉。她以前的同监伙伴莫莉·施泰默尔上诉最高法院败诉，因间谍罪判了15年徒刑，关在社会党副总统候选人凯特·里查兹·奥哈拉因间谍罪服刑的同一密苏里州杰弗逊市监狱里。28 1919年12月22日美国运输船“布福德”号驶向英国，载着249名驱逐出境的激进分子，其中有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史沫特莱已经计划包围教堂要求解除协约国对苏俄的封锁，用这种方式庆祝圣诞节。12月12日她给旧金山的艾德·盖蒙斯写信： 　　这是圣诞节——真是过圣诞的好时光。昨天一位妇女因反对封锁苏俄被捕……她的名字是海伦·托德。她也领导我们其它的纠察线。在圣诞节那天，我们将包围所有的大教堂，把我们的手都铐起来，要求释放政治犯和产业工人犯。我猜想我们大家都将进监狱。为什么旧金山的妇女不在圣诞节包围教堂?如允许说句渎神的话，这该死的圣诞节真使我心烦意乱。全都是伪善。我们现在，和英国人一起，堪称“背信弃义”。 　　1920年对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一开始就出现了不祥之兆。这是总统选举年，而司法部里有一人有当总统的野心。1月2日司法部根据部长帕尔默的命令，执行了美国最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逮捕：1月2日起，有33个政府特务进行搜捕，抓了2500名所谓激进分子，给约5500名外国人下了驱逐令。这一年晚些时候，在纽约州的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的官员都被关起来，州立法机关把5名选出来的社会党人都开除了。搜捕继续到5月，那时终于看出来，绝大多数的案子证据不足不能成立。那个月，对3个旧金山阴谋案中印度人驱逐出境案也撤销了。但是正如对“赤色分子的恐惧”使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分裂一样，(1920年总统选举，一个新的农工党和社会党，社会—劳工党，民主党，共和党和禁酒党也提出候选人。)印度的独立运动也公开分裂了。没有了莱帕特·拉伊来调解争论，分歧变得更为明显而且引起恶感。史沫特莱本人似乎越来越深地受到达斯的影响，他虽然从来没有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持泛亚主义见解，视印度的独立斗争为殖民地国家争取从白人帝国主义者下面得到解放的全球斗争的关键性斗争。2月间史沫特莱在《号角》上刊登的两篇和《节育评论》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现得更富有斗争性。采用了达斯的泛亚思想认为日本在打倒英帝国主义中应起主要作用。29 　　这一年逐月前进，史沫特莱写的较多，而组织工作做得少了。她为《号角》全日工作，逐渐把印度自由之友的日常组织工作交给达斯和高斯，由他们负主要责任。2月15日至3月14日之间在《号角》上她发表的“牢里的伙伴”，是迄今她最有文采的精练作品。4个同牢犯人的引人入胜和深刻的画像，吉蒂·马里恩、莫莉·施泰默尔、一个妓女、一个伪造支票者——赢得了《民族》和《新共和》杂志的自由主义的主编的尊敬和以后的支持。 　　史沫特莱在这一年头两个月还跟《号角》主编之妻，特丽萨·S·马尔基尔，为国际妇女节在2月29日出一期特刊，撰稿人有玛格丽特·桑格、教师艾伦·凯南、雕塑家格特鲁德·博伊尔、社会主义者凯特·里查兹·奥哈拉、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积极分子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妇女工会领袖罗斯·施奈德曼、新闻记者路易丝·布赖恩特，史沫特莱认为她自己和这些撰稿人一样，是一个要求完全实行宪法保证的个人权利的美国人；但是，同其他的多数人一样，她也认为社会主义的政府更可能给妇女和少数民族提供均等的机会。史沫特莱的格林尼治村的人们欢迎俄国革命主要是把它作为能从独裁和专制统治下解放妇女和奴隶的政治胜利。桑格和史沫特莱在终其一生的事业中，对任何不为妇女的平等和自由服务的政策——不论它是由一个个人、一个政党或一个政府所提倡的，也不论是在俄国、中国、印度或是美国，她们都要批评。桑格在1920年总结她们的立场：“我们有兴趣的是妇女的自由，而不是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和持久性以及妇女与儿童的健康都取决于这种自由。男人对女人本能的态度的革命取决于这种自由，不论他们是苏维埃政权下的俄国男人或是美国的男人。没有妇女的那种自由——不仅是经济自由还有个人自由——不能有也不会有那种正确的国家。” 　　桑格在她文章里指出，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桑格在文章里说到节制生育运动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平行发展的，她谴责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节制生育。她总结这种矛盾为：节制生育运动的提倡者一般用马尔萨斯的论点，贫困主要是由于家庭里孩子太多，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说贫困主要是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桑格继续说到她认为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的态度上的可能的矛盾： 　　我与之谈话的苏联政府的代表是个男人。我即使施出最大的想象力也难以设想俄国妇女会站起来，要求妇女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生育多少个孩子”的新的思想，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妇女按她们的意愿要孩子。妇女所要求的是要有知识能够让她们根据自己的健康、意愿、发展事业的机会、经济来源、生育与教育的能力，少生孩子。 　　妇女假若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她们将成为或是合作化的联邦，或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或是苏维埃政府下喂得肥肥的、吃得饱饱的、处于生育的最佳状态、以便维持某种满足男性需要的那种形式的社会。今天的节制生育运动的基础就是要承认这一事实。30 　　史沫特莱在个人、国家和政党的关系上接受桑格的总的见解，同意她必须为“新妇女”的解放进行教育和立法。但是若干年过去，她形成了她自己对实施桑格的设想的想法。通过她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交往，她已逐渐认识到美国对殖民地国家的政策是那种产生歧视妇女和少数民族法律的偏见的必然的延伸。根据这个逻辑，为被歧视的一个受害者斗争也就是为了所有的受害者斗争。 　　在《号角》上史沫特莱继续负责经常刊登有关印度和驱逐出境案件的文章，5月还出了特刊，登了达斯和高斯的文章。同印度自由之友在一起，她在五马路穿了莎丽服游行。她在3月1日给印度自由之友的旧金山办事处写信说：“我们今天是在圣帕特里克日的游行队伍里。几乎所有市里的印度人都穿上民族服装，戴上缠头巾游行。我们打出了印度共和国的旗帜要求独立。注意着电影，我们都在里面和真人一样大。如果我不染上感冒，我一定在那里，打扮起来，头发也染黑了。” 　　新闻工作现在成为史沫特莱的热情所注。她的同屋弗洛伦斯·伦农回忆起来艾格尼丝有一次穿上移民服装，到埃利斯岛去调查情况。她揭发了当地的令人气愤的情况：有8只满载垃圾的驳船停泊在城市最穷最拥挤的地区的一端，在7月的大热天里有3个星期之久没有处理。《号角》7月23日刊登了这篇报道，促使市里官员采取行动。 　　1920年夏，史沫特莱考虑要到欧洲去亲眼看一看正在发生的世界革命。其中一个原因是她不知道该在纽约发生分裂的左翼人士中采取什么立场。在社会党、美国出生的共产党人和新近移民的共产党人中发生了分歧。她一直同罗伯特·迈纳保持联系，他到莫斯科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回国后就参加了新共产党主义运动。但是厄尔·白劳德请她参加新成立的共产党时，她拒绝了。她要到德国和莫斯科去看看，然后才作决定。根据她自己在西部生活的经验，她对于资本主义正在崩溃，工人们会支持一个有外国关系的革命运动表示怀疑。对她和她的家里人，美国的梦想就是能有机会逃出工人阶级。她的目标现在是要改造这个阶级。另外，她考虑到美国压迫之甚，认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海外中心是柏林。最后的理由是这样一次旅行充满挑战和冒险，很适合她的脾气。她想要试一试作为国外记者的本领，像她的朋友最近到墨西哥去了的索伯格·布伦丁那样。既然下一次革命行将在欧洲爆发，她要亲临其境。 　　3年前，当她初到纽约时，她还太无把握，不会去尝试这么一次旅行。但自从1917年起，她和《节育评论》的某几个妇女建立起密切而牢固的关系，主要的如玛丽·克诺布劳赫、约瑟芬·贝内特、艾伦·凯南、格特鲁德·博伊尔和弗洛伦斯·伦农。这几个妇女出身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有几个还是靠自己力量富有的。史沫特莱从她们那儿得到了主要是心理上的支持，到了1920年，她们已代替了布伦丁姐弟成为她的“家里人”，在随后的年月中，她将从她们那里得到感情上的和经济上的援助。 　　1920年夏，她为了要离开，宣告她打算辞去印度自由之友的秘书长之职。但到8月初驱逐出境一案又紧急起来。已经驱逐的印度人已达到约80名。后来几个星期中，史沫特莱和达斯领导了抗议驱逐的斗争，有40多件案子取得成功。到了12月5日她为之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印度自由之友已是一个确立了的而且有效率的组织了。洛维特、鲍德温、罗和诺曼·托马斯仍在执行委员会里，他们有一个25个名人组成的全国委员会做后盾，其中有厄普顿·辛克莱和W·E·B·杜波依斯。31 　　1920年秋，史沫特莱拒绝了达斯的求婚。虽然仍然和他保持友谊，她对这种关系觉得不自在。达斯可能也有同感。总之，他和自由之友的其它印度领导人都盼望她能去欧洲。他们要同柏林的印度积极分子有更好的联系，他们要派一名代表去参加1921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印度民族主义最高级会议。史沫特莱看来是理想的人选：她是自由之友的创办人之一，她很了解他们的思想，她作为美国人，将来回美国要比一个印度人所遇到的困难要少些。 　　由于纽约对她和高斯的起诉仍然存在，史沫特莱决定不要护照就出国。1920年12月17日，她借了100美元，作为一条波兰货船上的服务员，驶向欧洲。达斯去给她送行。32 　　① 虽然她的名字因屡次结婚而改变，她出书的名字一直到今天用的是弗洛伦斯·伦农，西四马路的这所公共住宅里还住了几个抱负不凡的青年妇女：凯思琳，她是埃德娜·圣文森·米莱的妹妹；埃塞尔·列京斯基娜，钢琴演奏家；格特鲁德·博伊尔，给《节育评论》画插图和设计版面的一位雕塑家。史沫特莱在那里遇见的另一个朋友是艾伦·凯南，科罗拉多州人，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教师，几年后她因为反战，还有同戈德曼的关系而丢了职业。弗洛伦斯·伦农是刘易斯·卡罗尔的传记作者，出版过诗集。1977年采访她，她又成为犹太教教徒，还开玩笑说到她青年时“想做一个男人的狂想”。 　　② 驱逐出境不需刑事审讯程序，因为驱逐出境不当作是一种处罚，不需法官或陪审团，案子由移民行政官处理。因此拘押外国人进行驱逐出境听证的程序的规则是由劳工部负责的。被驱逐的外国人被认为不受宪法中事后有追溯效力这一条的保护。外国人要推翻行政当局的决定有两种可能：劳工部长可以亲自审查记录，改变任何驱逐出境的决定；或是该外国人可以得到一纸人身保护令，他的案子就要由联邦法官来审理——但是必须能出示驱逐程序是显然的不公正。参见罗伯特·莫雷《对赤色的恐惧，1919—1920年全国性歇斯底里的研究》(明尼阿波利斯，1955)14211—14212页。 　　③ 威尔逊总统那年9月在科罗拉多的普韦布罗突然中风，那时他正在巡回演说争取人们支持和约。现在一般都认为，从那天起到1921年3月哈定总统上任，威尔逊实际上已失去工作能力。 　　④ 1919年初，甘地呼吁发起消极抵抗运动以及经济上不同英国人做生意来抗议罗利特法，根据这一法，印度战时的压迫人民的法规将延长下去，泰戈尔放弃了他的爵士地位支持不合作运动。运动在自治联盟帮助下迅速的扩展起来。但是抗议马上就变得狂暴。4月4日德里骚动的消息传到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在那里开始了骚乱。4月11日夜晚，戴尔将军到达阿姆利则，声明禁止一切公众集会，说如果举行集会，对参加者“格杀不论”。4月13日晚，戴尔听到群众集会正在进行，立即以25条英国步枪，25条印度步枪，40名廓尔喀雇佣军，2辆装甲车和机关枪开去对付大会。没有先命令让没有武器的5000群众散开，戴尔到达后几秒钟就下令开枪，一直到弹药用完为止，共1650发。据估计死者超过500，伤者为此数三倍。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