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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直言不讳，1927—1928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1927年期间，史沫特莱确信为了防止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传播到英帝国在亚洲的属地，英国大约在一年之内会向苏联发动战争。1 1月29日，她函告弗洛伦斯：“我正在写作……为了抵制英国反对俄国的宣传而给印度的报刊写文章，因为……假设又爆发一场战争——至迟在一年之内战争必然会爆发——〔我们希望〕印度将为她的自由而出击，整个亚洲将终于得到自由。” 　　在柏林，史沫特莱可以看到德国的政治生活正在走向危机；法西斯主义在前进，但德国的共产党也在前进。当然，她更加同情共产党人，可是在好些方面她和他们的观点明显地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不同点也许是对工人阶级的看法：德国共产党人单纯地把工人阶级颂扬为充满着忘我精神的理想主义者，她对这种观点感到愤怒。她本人在美国西部的经验使她确信这种观点是愚蠢的，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她也确信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后，穷人的问题不会马上就消失。8月出版的《新群众》报刊登了一篇她的文章，文中她承认她之所以参加印度独立运动，“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个争取自由的运动，而且也因为这个运动和其它任何运动一样，它与美国的生活和思想有很大的距离”。 　　她相信为了消除教育水平低下和经济贫困所遗留下来的创伤，马克思主义必须论述工人阶级的心理问题。①在蒂娜·迪里厄和她的左翼朋友的影响下，她在1927年1月的《现代评论》月刊上论述了一个真正的人民戏剧是解决工人心理问题的一种方式： 　　我们知道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就像在群众的灵魂深处一样，蛰伏着社会性的与反社会性的本能，〔当〕反社会性的本能被剥夺了创造性的发泄途径或应用时，就会以公开的或以一种难以捉摸的反社会的行动表现出来——例如残酷的行为，犯罪，甚至战争。作为一个社会事业机构的剧院，其价值在于它可能消耗并升华人们的这种精力，我们不能低估剧院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戏剧给人一种机会以艺术的、创造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邪恶的方式，把压抑的感情表现出来。当人类有机会把蛰伏在内心里的一切在生活中创造性地表现出来时，战争只能对一小撮不法之徒具有戏剧般的吸引力与机会，而不会对群众起任何作用。2 　　史沫特莱相信工人掌握政权后，不会为妇女解决性别认同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她与共产党人的不同观点之一。总之，史沫特莱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她对共产党的领导有着矛盾的心情。正如她于6月29日函告弗洛伦斯的那样：“我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参加了一个‘工人小组’……我们的组长是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有关共产党方面，我的主张依然是非政治性的，我也绝对不会加入共产党。我只是对经济的作用愈来愈有兴趣。但是我也必须知道其他情况。” 　　1927年5月份的《现代评论》月刊发表了她的一篇关于海伦娜·朗格的文章。朗格在德国开设了第一个少女大学预科班，并创办了《妇女周刊》杂志。在这篇文章中，史沫特莱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因为他们拒而不谈在革命的工人阶级中的“妇女问题”。她争辩说必须揭露并论述在工人阶级中女工的“秘密耻辱”——男工把女工作为自己所占有的财产，或作为“性的奴隶”的方式对待女工，这种论调使共产党员大为恼怒。很明显，她对女工的关心并不属于思想意识问题，而是出于她自身的经验。几乎与此同时，她写信给玛格丽特·桑格说： 　　你触及到了一个为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更为真实的问题——即男人的性交速度。没有一个女人会坦率直言她在性交后感到的神经高度紧张，痛苦地整夜不能合眼，而她的男人却安静地熟睡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男人，但你对此没有作充分的论述。……原因之一是由于很多男人是与妓女开始第一次性交的，〔妓女要〕尽可能赶快结束性交。我听说妓女们常这样对男人说：“算啦，看在上帝面上，难道你还没有完事!”在这样一种性交关系中，男人只需要考虑自己——从不为女人考虑。在为士兵开设的妓院里——例如战后在莱因河上开设的妓院——分配给每个士兵15分钟与妓女在一起。……正派妇女的丈夫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妓女那里得到性交训练的。这种训练和梅毒有着同样的致命伤。这是妓女对那些自以为“人格高尚”的妇女的一种报复。 　　内夫医生对史沫特莱进行的精神分析使后者对形成性别认同的种种复杂因素有了更深的领会。由于史沫特莱对争取权力的冲动与满足性欲的冲动之间的关系获得了新的理解，她对查托的同情心和对一般男人的理解力都有所增长。她承认在她自己争取与男人享受同等权力的背后，她怀有深刻的敌对与怨恨情绪；她甚至决断地说男人在这方面的任务更为困难，因为男人得将他原来掌握的权力分出去与女人共享，而在妇女这一方，只是索取权力；分享比索取难得多。但是她也确信像殖民主义者那样的个别男人，除非在暴力的威胁下，决不会放弃他们的统治权。就拿查托来说，至少他在理智上接受男女平等的概念；但是即使是他，也不能放弃支配他妻子的欲望；那么，工人的妻子还能有摆脱丈夫支配的机会吗?对通过政治改革而缓缓前进的想法，史沫特莱总感到不耐烦，她赞同激烈的——与个人的——行动。1927年12月27日，在她写给桑格的信中，她建议女工用性作为政治武器：“我个人主张用节制生育的方法，完全的生育罢工，用革命来改变社会的结构。” 　　精神分析壮了她的胆子，史沫特莱试图向美国读者谈论性别认同问题，但是在她阐述性的问题时，以及她本人感情生活中的真实的、潜在的、反常的性行为时所采用的坦率笔调，在多数美国编辑的眼中认为淫秽无耻，不宜于公开发表。6月29日，在给弗洛伦斯的信中，她写道： 　　我写了篇文章，不久将刊登在《新群众》杂志上〔1927年8月的《新群众》，文章题目是“人不是木头制成的”〕。我先用了匿名寄给《民族》周刊，作为该周刊所发表的“这些现代妇女”长篇连载中的一部分。但编辑害怕发表，而把我的文章转给了《美国信使》月刊。但是《美国过信使》的编辑H·L·门肯——根据《新群众》给我的信——也感到害怕，他说邮局正在密切地注意着他。所以文章就转给了《新群众》，他们说如果我愿意把文章交给他们，他们将为发表该文而斗争。但是，即使是他们，也想删去文中“同性恋爱”这个词，并全部改写其中的一节。我已让他们这么做了。在此期间我收到《民族》周刊的来信说文章的语调必须改写得高雅些才能发表，〔因为〕“我们的读者虽然很先进，但她有一定的限度”。然后维拉德〔《民族》周刊的编辑〕对我还相当友好，他接着说：“由于文章的坦率、自我揭露以及文中动人的角色，你的这篇论文是我读过的描写人的文献中的最出色的文章之一。我可以这样对你说吗?”假若他真是这么想，他为什么不把文章登出来?……为什么门肯也不登?算了，等这篇文章发表后，请你自己读一遍，你是否认为维拉德的话仅仅是恭维我。但是我希望你别说出〔让别人知道我是〕作者，我只是坦率地对你这么说。不管怎样，印度人将永远利用这篇文章反对我。我认为美国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落后得可怕。 　　当史沫特莱的坦率笔调日益刺人耳朵时，她与印度同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从而引起了她与莱帕特·拉伊之间的一场公开辩论。史沫特莱的超于一切的优先考虑是想说服像拉伊这样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现在该是选择他们立场的时间了。在她看来，只有两种立场的选择：要么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立场，继续保持印度的殖民地地位；要么站在俄国共产主义的立场，理想的作法由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放弃他们上层阶级的地位以换取印度的独立与社会正义。 　　反帝大同盟成立后不久，史沫特莱开始执行同盟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收集有关中国的消息，并将其在印度报刊上报道。中国国民党已经在柏林设立了新闻处。根据新闻处得来的资料，她撰写了以下几篇文章：印度民族主义组织在广州、汉口与上海等地的活动；印度官员在上海受到了军法审判；印度革命党人哈巴特·辛格在上海枪杀了印度的警察头子；70名印度警察转到了广州的革命政府那一边；“全旅”印度军队由于得不到信赖而从中国撤回。很明显，这些文章的用意在于提示人们注意到中国人与印度人同是英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应该联合起来，尽力摆脱英国的统治。(英国地方自治部的情报员并没有忽视这种提示，他们开始紧紧地监视那些在印度接收并发表史沫特莱文章的人们。)3 　　读了这些为印度读者写的文章后，使人产生一种纠缠在家族争吵中的感觉，——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史沫特莱是个印度的离了婚的儿媳妇，她还是强烈地拥护她过去的印度丈夫所主张的很多观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内部有两大派，一派的领袖是印度国内的著名人士，如甘地与拉伊，另一派的领袖是在国外流亡的印度人如查托帕迪亚雅。身居印度的领袖认为那些流亡者与印度国内的现实情况脱节，因而过分地接受了异国的社会准则与观念的影响。流亡者的领导人却认为印度国内的领袖目光过于狭隘，看不见更为强大的国际力量所起的作用。于是两派之间就产生了冲突，史沫特莱站在哪一方呢?她写了一篇题为“国外的印度革命运动”，刊登在1927年8月11日与18日的《人民》周刊上，文中她力图论证“国际”观点的优越性，但是由于她使用了侮辱性、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语言，而减低了她论据的效果。例如她写道：“印度的领袖〔住在印度的〕几乎都中了英国教育的毒，或则由于光听英国对世界时事的解释而中了毒。印度的流亡者，因为他们生活在世界各地，能够通过印度人的眼睛，而不光是通过英国人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形势。但是多数印度国内的领袖害怕他们——如果不通过那副扭歪的英国眼镜来观察世界形势，那是不安全的，而且也是不正经的。”她还补充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促使那些“头脑还在活动”的印度人改变了他们的观点。 　　史沫特莱写了一篇题为“英国反对亚洲的战争计划”的文章，分成五个部分连载发表。文中她论证了英国把俄国视为她统治印度与中国的一种威胁，而印度与中国的原料是英国工厂所必不可少的。为了证实英国与苏联之间即将爆发战争，她提供了下列事实：英国抄查了驻伦敦的俄国贸易代表团，随之而断绝了该两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英国报纸杂志上的反俄宣传日益增多；英国支持居住在欧洲的沙皇时代的俄国官员，并允许沙皇的流亡政府在英国设立指挥部，以及英国支援逗留在中国的沙皇军队；英国铺设了一条通过伯尔山口直达阿富汗边界的铁路，并在那里建立了空军基地与军营。史沫特莱敦促印度、俄国与中国联合起来反对英国，反对有可能威胁它们中间任何一国的其它帝国主义强国。至于对那些认为第三国际可能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幌子的人们，她写道：“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原理一无所知，或者说对比较狭义的共产主义，他们也是一窍不通。……〔他们〕改变不了他们的先入之见，他们也无法设想有那么一种经济制度，其生命力建立于绝对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的原理上。为了辩解他们玩世不恭的无知，他们力图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腐败现象曲解为社会主义制度。”4 　　这些已经见报的、史沫特莱的华丽夸张的文章在印度得到的反应就像火上加油。史沫特莱以前的指导人，《人民》周刊的出版者莱帕特·拉伊在10月13日的《人民》周刊上愤怒地指出史沫特莱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告诉印度人。他说：二百多年来印度人民早已知道英国利用印度作为它在东方进行的一切防御性或进攻性战争的基地，印度人民也明白英国统治印度并非出自慈善动机。至于俄国人，拉伊说他不信他们是像史沫特莱所断言的那种毫无私心的朋友。他问道：假若苏联在世界上拥有了与英帝国同样的权力时，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事?对史沫特莱向印度的地方自治主义所进行的谴责，拉伊说印度人很明白地方自治主义对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一剂毒药。但是，拉伊又问，难道共产主义本身不就是一种地方自治主义，由一个阶级有组织地发动战争反对另一个阶级吗?很明显，史沫特莱刺痛了拉伊，他在文中写道：“史沫特莱小姐错了，如果她认为我们全是些婴儿，甚至连最基本的政治都不懂。她坐在柏林，从优越的地位写文章，她可以把我们叫作叛徒、懦夫与白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决不是那样的人。只有我们意识到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力和资源，我们也意识到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什么，以及我们不能做的是什么。……史沫特莱小姐并未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是否应该组织一次反抗英国的起义，任凭敌人把我们的脑袋、骨头以及肉体全都捣得粉碎?假设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被处了死刑，印度会不会变得更自由些，或更幸福些?” 　　11月17日查托的弟媳卡马拉德维·查托帕迪亚雅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该信对史沫特莱的态度更加敌对(这使史沫特莱更坚定地相信查托的家人之所以藐视她是由于她的工人阶级出身)。卡马拉德维拒不接受这个建议：即苏联是解决印度问题的答案。她以为艾格尼丝是共产党员并对之进行人身攻击：“〔国外的印度人〕不知道这些加入共产党的朋友常是一些没有机会成为资本家的人，他们把这种损失变换为一种美德，或则他们本人就是资产阶级，但在表面上扮演着共产党员的角色，作为一种娱乐或消遣罢了。” 　　卡马拉德维感到心烦意乱是无疑的，因为她知道史沫特莱对她大伯子的生活以及对国外的年轻印度人是有影响的。1927年查托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一年后甘加迪里·阿德尼卡里也入了党。阿德尼卡里是爱因斯坦的高足，是位卓越的青年物理学家，他深信史沫特莱和查托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是解放印度的唯一希望的论点是正确的。几乎与此同时，查托的妹妹苏哈西尼·查托帕迪亚雅也成了共产党员。可是，印度共产党依然规模不大，对印度国内的政治起不了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卡马拉德维把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看作是枉费精力的另一原因。5但是卡马拉德维与史沫特莱在观点上不同的要点是个哲学性质的问题。前者认为：“体力与智力上享受同等机会就可以解决贫穷问题的理论是非常荒谬的，至少共产党人持有这样一种理论。如果每个人都有了文化，都能吃饱肚子，世界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天堂。只有当我们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幸福才会开始来临。我们才能说这个运动给灾难深重的世界带来了安慰与欢乐。”至于史沫特莱，她并不相信共产主义的到来会出现天堂。但是因为她本人是在贫穷中长大的，她认为首先应争取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当这场斗争尚未获得胜利时，人们不可能享受甘地所主张的“爱”与“神圣的生命”那种美好的情操。 　　三人都感情用事，互相攻击对方的致命弱点：史沫特莱受到的谴责是缺乏理解政治现实的能力，而拉伊与卡马拉德维则被指控为持有偏狭的成见，不愿牺牲他们的特权阶级身份与地位。他们三人之间的冲突只是再一次证实了他们每个人原来所想望的目标。拉伊想望的是：印度成为英帝国主义的自治领，使印度能逐渐进行改革，从而他在旁遮普邦的印度教选区就可以得到保护，不至于遭受该区周围的、(他认为是)敌对的穆斯林的侵害。卡马拉德维想望的是：既不损失生命，也不牺牲道德方面的理想，而获得独立与改革。史沫特莱想望的是：尽可能早日实现印度以及所有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因为对于她来说，看到别人困锁在贫穷与无知中是无法容忍的。拉伊似乎能理解史沫特莱在感情上对她事业所承担的义务。史沫特莱很重视拉伊对她的意见，但是她感到她有权力“超越”她老师的观点。因而在当时，她仅仅认为卡马拉德维所讲的神圣的生命是对实质问题的一种伪善的搪塞。 　　有人为史沫特莱辩护，其中包括M·阿查里雅与查托的大妹妹的儿子贾亚·苏里雅·奈都。在12月15日的《人民》周刊上，拉伊尽力以道歉的词句来结束这场辩论： 　　我原本可以用比较温和的语调来进行评论，而且我也应该这样做。我与史沫特莱小姐相识已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从未对她的诚意产生过怀疑。她不是一个能以金钱收买的人。她是个天生的革命者，具备一个革命者的一切才智、性情与习惯。她一生为了生存与荣誉进行不断的斗争；她的生活本身加强了她的那些革命气质。从个人角度讲，她的动机完全是清白纯洁的。她能为她的朋友与事业作出巨大的牺牲，因而就我个人所知道的，我能说，黄金对她是毫无诱惑力的。…… 　　我们印度人并不喜爱束缚我们的传统观念与社会制度，史沫特莱小姐是知道这一点的。我与卡马拉德维根据我们各自的理想而工作。拿我来说，史沫特莱小姐应该知道，我这一生除了干革命外没有别的职业。尽管如此，如果我伤害了她，我感到非常抱歉。我早该知道从我口里说出的话只能使她伤心。这场辩论必须到此结束。 　　1928年1月29日的《前进》月刊(印度加尔各答出版)刊登了史沫特莱的长篇论文，文中她说出了最后一句压倒对方的话，她为她早先所写的文章中的刺耳语调作了辩护，说明其目的是促使印度的领袖采取行动。这时，辩论中的个人报复性质已经烟消云散。主要原因是由于史沫特莱参加了对最新出版的凯瑟林·梅奥的《印度母亲》一书的批评论战。《印度母亲》这本书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宣扬。梅奥给读者的印象是：只有基督徒与英国人在从事改正印度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她似乎是为继续英国的统治阐明理由，因而触怒了每个政治派别的印度领袖。(例如，梅奥痛惜地指责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所引成的弊病，但她却只字不提甘地，众所周知甘地是公认的贱民领袖，他不仅不断地谴责种姓等级制度，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同时梅奥也没有谈到像尼赫鲁与查托帕迪亚雅等开明家族不但致力于提高他们家族中的妇女地位，而且也尽力破除种种不合理的社会风俗习惯，如童婚，妇女闺房用帷幔的习惯以及一辈子守寡等习俗。)尼赫鲁与甘地抨击了《印度母亲》这本书。莱帕特·拉伊在《人民》周刊上写了好几篇社论反对它，他甚至一点一点地驳斥对方的指责与曲解。因为很多人参加了对该书的批评，史沫特莱掀起的反对此书的渲染运动大受赏识。史沫特莱作为一个美国妇女活动家来对抗梅奥，为此拉伊尤其感激她。正是在史沫特莱对《印度母亲》的第一篇评论在《新群众》报登出后一个月，拉伊发表了致史沫特莱的“道歉”文章。6 　　1927年12月，正当史沫特莱与印度同志们抨击《印度母亲》最激烈的时刻，她的老友玛格丽特·桑格及其丈夫J·诺厄·H·斯利来柏林看望她。除了为他们夫妇作必要的生活方面的安排外，史沫特莱还为桑格筹备了两次讲演会。第一次的讲演规模较大，发起人为德国女医生学会，这是一个由反对把人工流产列入刑法的医生所组成的小组。在中欧印度斯坦协会和中国学生会联合举行的会议上，桑格发表了她的第二次演讲。这一次她们共同相处了十天，在此期间，史沫特莱向桑格夫妇介绍了以下几位著名的德国朋友：一位在德国创办第一个少女大学预科班的海伦娜·朗格博士；一位过去当过国民议会议员，并曾为桑格的最新出版的书的德译本写序言的阿黛儿·施赖伯；同意为桑格的下一本新书画插图的凯绥·珂勒惠支；以及保卫母亲联盟的理事长海伦·斯特克博士。7 　　巴卡尔与史沫特莱在后者的公寓住所里静静地度过了圣诞节。她患病，但尚未确诊；她整日平卧床上，在胃部放了个热水袋以减轻病痛。有人说当时巴卡尔向史沫特莱求过婚，但是史沫特莱拒绝了，因为她知道这样做会毁了他的前程。不管怎么说，1928年初，巴卡尔得了博士学位后就返回印度。此后他们两人再未见面。8 　　桑格在回美国之前，请史沫特莱尽快在德国建立一个节育诊所。1月中旬约瑟芬·贝内特开始与史沫特莱一起搞节育诊所的筹备工作。她是史沫特莱的老友，她们两人过去在纽约共同从事解放印度与节制生育的工作；她也是桑格的亲密同事。在考虑怎样组织节育诊所时，史沫特莱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参谋委员会，该会必须严格地由医务人员组成，由他们承担义务，在政治上支持节制生育以抵制不可避免的公众抗议。虽然在德国节制生育并不是非法的，但是天主教徒与国家社会党人(即纳粹党)尽力剥夺对它的法律保护，而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也只对节制生育提供一些象征性的支持。史沫特莱听从了凯绥·珂勒惠支的儿子汉斯·珂勒惠支博士的劝告，求助于理查德·施米恩克博士。后者是共产党员，又是新克恩的柏林工人阶级区的卫生督察员，他早已想在萨克森开办一个节育诊所。因为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当选代表是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那里反对节制生育的人数可能很少。施米恩克读过桑格的文章，他想把桑格在纽约设立的节育诊所作为模式而在柏林建立起第一个节育诊所。但是到了1928年2月，他充其量也不过是在一所治疗花柳病的诊所内腾出三间不必付房租的房间作为节育诊所。史沫特莱不愿意冒风险让公众把节制生育与花柳病联系在一起，她拒绝了施米恩克的提议；但是她确实使施米恩克承担起义务，他答应为节育诊所另找合适的地方，并答应把他地区里的女医生组织起来帮助开展节育工作。9 　　在这段时期内史沫特莱毫无疑问地是在和德国共产党紧密合作。那些与史沫特莱来往的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是一些有影响的艺术家、医生与专家。2月21日史沫特莱用德语向一个共产党阵线的大型组织——无产阶级妇女代表大会(自称在德国拥有30000名会员)演讲印度的工人运动。当她演讲结束时，听众全都站起来，自发地开始齐唱“国际歌”。这是令人兴奋的场面。当时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许正在前进，但是对身处柏林的史沫特莱来说，共产党人也在前进。通过她自身的经验，她体会到正是信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专家们十分慷慨地用他们的时间与才智帮助了德国的穷人与工人。10 　　从12月起以及桑格在柏林逗留的整个时期内，史沫特莱一直在跟疾病搏斗。1月的某一天，她的精神分析学专家内夫医生确诊她患的是阑尾炎，并且建议动手术。但是史沫特莱既没有钱，又害怕手术时使用麻醉，她断然拒绝了内夫的建议，而开始按一种特殊食谱进食，并服用阿托品以控制可能发作的阵痛。②到了2月下旬，史沫特莱承认她的疼痛已发展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于是她求助于桑格，请桑格向其丈夫要一笔手术费。3月2日，史沫特莱忍受了一次手术，截除了阑尾，并修补了她的子宫。在她动手术时，乔(约瑟芬的简称——译注)·贝内特一直守在她身旁。甚至在给她施行了直肠麻醉后，她仍然拼命反对用醚，一直等到贝内特劝她安静下来时，她才最后同意用醚。手术后她发作了四天的病，其症状为发烧，并在心脏周围有疼痛的感觉。医生用“电浴”和热垫料对她进行治疗。凯绥·珂勒惠支去医院看望史沫特莱；她们试图合作翻译桑格的文稿，但是史沫特莱太虚弱，搞不了太多翻译，而珂勒惠支却给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史沫特莱作了好几张速写。3月16日史沫特莱终于从医院里解脱出来了；两天后，乔·贝内特写信给桑格说：“史沫特莱确实是一生在与贫穷、体弱多病以及(我相信)几乎是精神错乱作苦战。但是她现在好多了，我从未见过她像现在这样的精神焕发。” 　　情况确实如此，到了4月，史沫特莱看来充满着活力。她又在大学里教两门课，每周有三个晚上她步行到学生家里当家庭教师，而且还忙着完成她的书的修订工作。当乔·贝内特得了重流感时，史沫特莱先在她家里护理她，然后经常去医院看望她，一直到她病愈为止。5月底，乔·贝内特完全康复，她去了巴黎进行节制生育工作。史沫特莱约定于8月去巴黎和她会面。 　　柏林节育诊所原订于6月1日开幕，但是一些突然发生的小问题推迟了诊所的开业。经过多次讨论，最后一致决定该诊所不用玛格丽特·桑格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样一来会使君主主义者、天主教徒与国家社会党人认为这个新诊所是外国人投资设立的，因而会刺激他们群起而攻之。而且，正如史沫特莱在7月7日写信向桑格解释的那样，由于该诊所的顾问委员会中有共产党人，这将使桑格在美国更容易受到责难。(史沫特莱早已知道因为桑格设法想得到俄国方面的邀请去参观那里的节育诊所，而受到了纽约人士的批评。)由于得到了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库尔特·本迪克斯博士的最后一分钟的关键帮助后，计划生育咨询处(即节育诊所)在7月7日正式开办业务。 　　在1927—1928年冬天的某个时期，史沫特莱作出了去中国当新闻记者的政治方面与个人方面的决定。在节育诊所开门的前夜，她在柏林大学讲演，讲题是“亚洲的反抗”。在好长一段时间她相信亚洲的民族主义者与欧洲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者不久将发生最后一次的较量。史沫特莱认为中国将是这场较量的中心地带，她打算去那里。她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她预感到一种使命，她认为要完成这个使命，她本人是唯一的、最符合条件的人选。11 　　反帝大同盟的成立激发了印度国大党采取措施，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建立正式的直接联系。国大党指定了几位国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相互进行访问，并向中国赠送救护车，派遣医疗队；国大党的这一切努力，受到了英国的禁止。自从反帝大同盟成立以来，史沫特莱集中注意力收集更多有关中国的报道，并将其发表在印度报刊上。但是经过英国检查后删去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新闻报道，例如稍微表示支持工人反对属于英国的工厂罢工的消息。对史沫特莱来说，这种检查制度足以证明英国官方认为这类新闻报道是带有煽动性的，英国当局害怕民族主义与反对殖民主义的星星之火可能从中国延烧到印度。因此史沫特莱决定把她个人作为接触剂，将两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联合起来反对英国。她计划去中国后为印度报刊写新闻报道，并帮助印度派遣人员驻在条约规定的中国通商口岸，与南京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取得联系。史沫特莱一直在与柏林的中国民族主义人士谋求联系。作为印度独立事业的积极分子，她早已知道怎样躲避英国的邮件检查制度，而使她的文章得以在印度报刊上发表。现在她必须亲自去中国。 　　要去中国她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护照。居住在纽约的她的律师吉尔伯特·罗花了6个月的时间从她父亲那里和她的接生医生那里收集到了宣誓书，从厄恩斯特·布伦丁那里要到了离婚证。这些证件再加上史沫特莱的海员合格证以及约瑟芬·贝内特与罗自己写的发誓声明书，最终证明史沫特莱具备了足够出国的条件，于是罗在7月的第一周将护照寄给了史沫特莱。12她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济问题：她想以《法兰克福日报》以及各种美国和印度刊物的临时记者身份在中国工作，但是她需要路费以及刚到中国后的生活费用。这个问题靠她新结交的一位美国朋友大卫·弗莱戴解决了。从1921年到1923年弗莱戴是密歇根农业学院(现为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院长，他慷慨地向史沫特莱提供一笔借款足以使史沫特莱在中国逗留一年，而且他希望她还能有余款在中国设立一个节育诊所。13 6月下旬她又得到了另一个好消息：吉尔伯特·罗已与科沃德—麦卡恩出版社订立了出版《大地的女儿》的合同，但是需要她进一步作些修改。 　　在顺利地进行去中国的准备时期，她去巴黎与乔·贝内特一起度过了8月，后者正在巴黎进行节制生育工作。她去巴黎的另一个目的是会见她的美国编辑，并对她的书稿作了最后的改动。9月上旬，她由巴黎乘火车去法兰克福，在那里她与朱利安·冈泼士一起紧张地工作了6周，由后者把她的书译成德语。③1928年10月16日，她写信给卡琳·米凯利斯说：“你将发现这本书有了大量的变动，原来书中的谋杀部分已全部删去。……我不知道你对现在的这本书有什么看法。”她说冈泼士已把她的书译成德文，并将安排此书在其它欧洲国家出版；她还补充说冈泼士将把她书的英文版与德文版的第一个样本寄给米凯利斯，并提醒后者履行诺言为该书写评论。14 　　史沫特莱交给了朱利安·冈泼士代理人的权力，代她处理在欧洲的一切事务；之后她就离开法兰克福回到柏林。去中国的一切手续都已安排完毕，《法兰克福日报》发给她一张驻中国的特派记者证件。现在她把对她写的那本书的一切想法都置之脑后，她已拿到了去中国的护照与签证，史沫特莱开始考虑在离开柏林之前必须做的一些收尾工作。 　　此时史沫特莱在柏林收到了约瑟芬·贝内特的来信说：史沫特莱于8月看望她之后，警察去找过她并盘问了她。这封信给史沫特莱兴高采烈的心情泼了盆冷水。她担心在去中国的途中她本人的安全问题，她害怕一路上英国特务会折磨她。史沫特莱确信伦敦警察厅依然在密切注意她的动向。史沫特莱在10月30日给桑格的信中提醒桑格本人曾经在香港和槟榔屿被英国当局详细地盘问过她与史沫特莱以及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关系。万一她失踪了或被逮捕了，她请求桑格给与帮助。她还夸张似地给了明确的指示：如果必要的话，桑格可与她的朋友律师古尔伯特·罗取得联系，她甚至说明怎样给后者付酬劳费。在中国时期万一她有什么不幸，她恳求桑格通知罗把她的一切东西，包括她书的版税，全部移交给冈泼士先生，由后者全权处理。 　　之后的六周内，大部分时间她用于路过苏联，当时她一心想的是中国。中途在莫斯科停留时，她见到了孙中山夫人。虽然史沫特莱深深感到1921年以来苏联的情况有了普遍的改进，但她却关心着依然流浪在街头的大量孤儿。她参观了孤儿院，并为《民族》周刊写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史沫特莱用一周时间游览了莫斯科，然后在1928年11月底她搭上了去中国的火车。15 　　当史沫特莱的火车开往中苏边界时，印度发生了事变，因而英国情报机构对她的行踪加强了注意。史沫特莱的指导教师，旁遮普邦的“狮子”，莱帕特·拉伊，于两个星期前在一次非暴力的抗议游行中负了伤，而于1928年11月17日在拉合尔去世。拉伊之死被认为是伤口所造成的，而这伤口却出自英国警察J·P·桑德斯之手。旁遮普邦的年轻人渴望报仇，要求暗杀这个警官。11月下旬，当史沫特莱路过俄国时，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的激进分子锡克革命党人在拉合尔警察指挥部的台阶上，枪杀了桑德斯。16 　　① 为史沫特莱进行精神分析的内夫医生与柏林学院有联系。该院首倡研究工人阶级的心理问题，尤其是研究归国士兵的心理问题。 　　② 史沫特莱也患有某种妇科病，她曾经仔细想过当医生截除她的阑尾时，同时也进行子宫切除手术的利弊。她就此问题咨询了她的几位女医生朋友，当她听说切除子宫后的妇女常会“发胖并……看来像个女太监”时，她决定不做子宫切除手术(史沫特莱给桑格的信，1928年2月14日)。 　　③ 朱利安·冈泼士是个独立致富的美籍德裔公民，曾经在哈雷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在大学生时期，他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冈泼士移居柏林，并出版了一份反对战争的杂志《反对者》。这个办杂志的经验启发他决心成立一种出版社“为大众”出版廉价的好书——即最初的纸面本书籍。马立克·韦尔拉出版社发行的漂亮的纸面版的左派进步著作(例如厄普顿·辛克莱的著作)震动了德国的出版界。政治上冈泼士常与德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但他从未真正地加入共产党。他在美国居住了一年后，1928年回到德国。当他在美国时，他对美国农村的政治与经济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正在撰写有关这方面的博士论文。史沫特莱的自传书稿中有关她在美国农村成长的部分似乎和冈泼士的兴趣与政治倾向完全合拍。史沫特莱很快就对冈泼士产生了敬意与感情。除了一起翻译史沫特莱的书稿之外，他们两人还合作为英语读者撰写了一篇关于德国现代文学倾向的文章。关于冈泼士，见海德·马辛《欺骗》(纽约，1951年)43—65页；及1976年访问。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