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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上海岁月，1929—1933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1928年12月下旬，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跨过苏联—满洲边境进入中国时，英国情报官员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告诉哈尔滨的美国领事，她是一个不良分子，因同英国臣民维连德兰纳斯·查托帕迪亚雅结婚丧失了美国公民身份。他们要求美国领事宣布她的护照作废，把她驱逐出境，理由是他们确认她来中国的目的是煽动锡克士兵和警察在港口城市谋反。在美国领事馆受询问时，史沫特莱提到了她的家庭同美国革命的联系，指出她从未同查托合法地结婚，无论如何他仍然是一位爱尔兰修女的丈夫。l 　　在满洲(今中国东北的吉林、辽宁、黑龙江省)过冬，即使有最好的条件也是难捱的。1928年，这个地区被军阀和外国列强统治着。日本势力最大，从1915年以来一直在将满洲变成半殖民地。史沫特莱到来之前几个月，日本军人中的激进分子杀害了军阀张作霖，企图挑起战争，或者换上更易驾驭的、在日本受教育的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混乱。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国际局势更为紧张，特别是后来证明张学良比他父亲更是个民族主义者，更反对日本满洲的土匪猖獗。几十年来，每年都发生土匪和散兵抢劫。老百姓筋疲力竭，被洗劫一空。史沫特莱从未见过如此贫困的农民，而在哈尔滨和沈阳这些主要城市，情况也很糟。所见所闻使她感情上难以忍受，加上当局对她的折磨，她身体不支，有一个星期卧床不起。 　　史沫特莱想为《法兰克福日报》采写的一个题目是中国妇女的地位，她从满洲寄出的第一篇报道是“沈阳的五位妇女”。史沫特莱逐渐发现，在中国这个问题比在印度或西欧更为尖锐。1929年，中国的一代改革者把妇女受压迫列为旧社会落后的一个标志，因而认定需要激进的社会变革；这成了左派和右派分歧的主要问题。史沫特莱早期给《日报》写的报道，常以妇女缠足这种野蛮的行为来解释压迫妇女的旧习。自从10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就被迫缠足，把女人的天足变成三寸“金莲”。不同地区和阶级之间的妇女略有差异。妇女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受压迫，虽然其形式由于阶级不同和地区差别而不尽相同。史沫特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下层妇女被当作家庭奴婢买卖。她的报道的另一主题是婚姻制度使妇女从属于男人。婚姻由父母包办，通常是新娘嫁到(较富有的，带着嫁妆)陌生的丈夫家中去生活。婚后，女人只有养育了男孩，地位才能提高。否则，如一则古老谚语所说，“女人结婚做匹马，任人骑来任人打”，溺死女婴的现象在下层社会很普遍。传统上妇女想逃避这个命运只有自杀，做妓女或削发为尼。 　　中国革命变革的种子，对妇女和男人一样，早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1839—1842)和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就撒下了。太平天国到1864年遭到了野蛮镇压，而鸦片战争则是一系列对抗帝国主义列强，先是西方国家，后是日本的义举之一。后来，中国主权逐步丧失，并对许多问题，包括西方批评中国妇女不受教育，指责妇女缠足为野蛮等，从文化上日益强烈地辩解。 　　19世纪90年代后期，清朝内部的著名改革派康有为和梁启超曾抨击缠足，支持妇女受教育。到19世纪末，孙中山反对满清的运动中出现了第一批女革命家。她们大多来自特权阶级，是新式的中国或外国的特别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毕业生。这些早期的激进妇女，像她们的西方的女辈楷模一样，利用报刊鼓吹妇女应享有财产、婚姻自由、教育和选举的权利。但跟西方妇女不同，她们为自己辩护时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中国要想在20世纪成为强国，需要独立的、有能力的妻子和母亲。2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文化联系加强了。“五四运动”是为反对凡尔赛和约在中国的主要城市爆发的一系列学生示威游行和商人罢市。列强根据凡尔赛和约承队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威胁了中国在山东和满洲的主权。“五四运动”促使中国一代女性转向激进。史沫特莱以后在上海、延安等地将会见她们(其中有一位是邓颖超，天津学生中的活动分子，后来成了周恩来的妻子)。20世纪20年代，易卜生的戏剧，特别是《娜拉》，被翻译成中文，并在许多城市中演出。缠足开始停止了，在许多城市和一些农村建立了妇女组织。 　　同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城市政治运动采取了更加进步的和民族主义的方向。1923—1924年，孙中山大体按苏联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改组了国民党。他同当时尚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于1921年)结为联盟。城市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前者被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教育。上海和广州这样的通商口岸大城市里，出现了工人运动，妇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1923年，上海2万丝厂女工胜利地进行了争取每天劳动10小时，日工资5分的罢工。领导这类罢工的——如向警予、邓颖超、丁玲——常是来自社会上层家庭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史沫特莱早就听说过中国妇女在几次同西方帝国主义的对抗中所起的作用，如1925年5月30日，上海罢工的工人和示威游行的学生遭到英国警方开枪镇压，到中国后，她会见了参与运动的妇女，为《日报》写了报道。3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导内部产生了长期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时，曾派代表出席于1928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为孙中山夫人支持的反帝大同盟会议的国民党左翼似乎占上风。但是回顾往事，很明显1925—1927年的北伐，反对军阀，使国民党统一了华南和华中，当时左翼的力量达到了顶峰。 　　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义的胜利使左翼产生的新的希望，——很快被白色恐怖(史沫特莱称之为“反动”)吹散了。北伐军司令蒋介石制造了这次白色恐怖。1927年4月，蒋突然袭击，下令包围并处死了所有的共产党员。以武汉为中心的国民党左翼也被逐出党的领导机构，但蒋的主要目标是共产党员。上千人包括党的领导人丧生，其余的转入了地下。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员在绝望之余，曾在几个城市试图举行暴动，均未成功，而且队伍遭受了更大损失。剪短发不缠足的妇女——新式的中国妇女成了搜捕迫害的目标。向警予，共产党最高层的女性就是这样倒下的。有一次广州约有二百至三百妇女仅因剪了短发(像史沫特莱一样)被处死。在白色恐怖中，有一千余妇女领袖被杀害。革命和妇女运动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因而不得不在方向上作重大改变。4 　　到1928年末史沫特莱到达时，大多数主要城市里已很少有左派的公开的政治活动。但是，在少数城市(主要是上海)，孙中山的年轻的遗孀宋庆龄，成了聚集力量反抗蒋介石重建的保守的国民党的一个中心。1927年末，蒋同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结婚，又戏剧性地增加了家庭斗争因素。在国民党内左—右派分裂之外，分裂迫使中国革命的重心缓慢地转回农村去。30年代初期，在中国东南的江西省的遥远山区，农民同经过战斗洗礼的城市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曾在莫斯科和西方留学)最终结成了联盟。 　　在史沫特莱看来，30年代初期中国农民生活的政治内容是由战争决定的。蒋介石和共产党在江西打内战；满洲进行着帝国主义的战争，日本关东军用武力侵占越来越多的领土。事实上，史沫特莱到中国的头几个星期，最使她惊讶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她曾一直把英国视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威胁，把日本看成是反帝的，甚至是可以作为像中国和印度这类国家学习的正面楷模。她的观点迅速地改变了，给《法兰克福日报》寄了几篇文章叙述日本在满洲进攻的严重性。她的德国主编们不信，拒绝发表她的文章，直到1931年日本侵略并占领了沈阳才使他们信服。5 　　史沫特莱在沈阳探索社会和政治的现实。她同其他外国记者不同的是她同中国人——富的、贫的、老的、少的——有灵犀相通的能力。这从她最初寄自沈阳的一些特写可以看出，其中最好的是《新共和》杂志上刊登的“沈阳的五位妇女”。她写了一个年老的缠了足的乞丐滑倒在结冰的街道上，人们聚拢来嘲笑她四仰八叉地躺在路上。忽然，老妇人翻过身来，朝人群吼叫，咒骂他们，一个一个地骂，又咒骂一群，“好像突然袭来了西伯利亚的寒流”。在最后片段的形象中，史沫特莱在挑战性的主题里增加了希望的信号；理想主义的男女学生打破旧的社会习惯在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上，把座位让给一个疲惫的老头儿。十多年来，史沫特莱一直是靠第二手材料写印度的穷苦人和下等人的苦难。在她的自传体的通讯中，她发现了自己职业的特点。她的自传小说《大地的女儿》正在美国和德国问世。现在，在中国，她将利用直接的接触，利用个人的叙述，使她拥护的新事业——中国贫苦人的革命的期望——活跃纸上。 　　冬末，史沫特莱开始向南迁移，先是到日本人占领的旅顺—大连，然后到了北平。在北平，她会见了男青年会改革者晏阳初，在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址)结识了一对年轻的传教士夫妇。1929年，史沫特莱给玛格丽特·桑格写信时，报告了他们关于节制生育的讨论，和在中国建立一个像史沫特莱留在柏林的那种诊所的可能性。6之后，她渡过黄河前往国民党中国在长江上的首都南京。她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描述建在市郊的宏伟的孙中山陵墓之铺张。她注意到了政治紧张和政治嘲讽的迹象，其中并不罕见的是宋氏姊妹孙中山夫人和蒋介石夫人发表相互矛盾的演说。7 　　史沫特莱在南京同在沈阳和北平时一样找到了不多的德国外交家和记者，受到他们热情的欢迎。其中有几个，例如《法兰克福日报》著名的驻北平和天津的记者赫伯特·米勒，他政治上是中间偏左的。英国情报机构以此作为又一证据，说明有一个德—俄—共产国际阴谋，给在中国的英国人制造麻烦，破坏英国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殖民地位。英国人对此是很认真的。1929年3月29日，印度德里以东100英里的一个小城市米拉特，进行了一次公开审判：31名印度共产党嫌疑分子和51位缺席的同案被告——包括史沫特莱——被指控“阴谋夺取英国国王和王后的主权”。受审者有锡克族的活动分子，被指控用乌尔都文发表史沫特莱(他们从来见过)从柏林寄来的文章，包括那些预测英国和苏俄之间将发生战争的文章。事实上，由于前一年10月一次在拉合尔举行的抗议游行中，枪击了莱帕特·拉伊的英国官员被杀害，以及随着莱帕特·拉伊于11月死去，共产党革命者的其他恐怖活动激起了英国人向小小的印度共产党发动一次主要攻击，安排了在米拉特的表演审判。史沫特莱到天津时才知道拉伊死去的消息，她写了一篇悼文，深感震惊和悲痛。1929年4月此文在印度发表了。表演审判拖延三年没有结论，被告一直被监禁到1933年。审判激起了尼赫鲁、甘地等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主流派对印度共产党表示同情。无论如何，正如英国情报机构怀疑的那样，史沫特莱在南京同锡克警察和其他印度民族主义的活动联系上了。她还在北平和南京作了关于印度民族主义的演说。过了几周，她在蒋介石的南京感到局促不安，很受约束，便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8 　　作为人口最稠密(340万)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在1929年正处于鼎盛时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7年。经济上，自本世纪初始，上海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现在，正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已陷于最糟的境地，对列强无力反对，上海繁荣起来，成了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城市的一半是租界，分属并受治于几个国家，由英国全面领导。这是一种奇特的安排，也是中国历史上奇特的时刻。上海这个西方对中国文明渗透最厉害的地方，同时也成了逃避国民党司法权的中国知识界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避风港。到了1929年，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和艺术家，在正常年月应云集南京的，都移居到上海来了。上海也是巨富和有特权的宋氏家族居住的地方，他们同有势力(也富有的)的帮会头子杜月笙之辈结盟。上海庇护了全国最集中最大的国民党权力，也庇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总部。正是这种扑朔迷离的环境使史沫特莱得以居住上海七年，给她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社会评论性著作《中国人民的命运》(1933)提供了背景。9 　　1929年5月，史沫特莱到达上海后立即前往法租界，以期削弱英国人监视她的效果。第一步她就寻找格特鲁德·宾德，她是司各脱·尼尔林在柏林时告诉她的一个青年学生。宾德在上海一家最重要的美国人办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工作，同时又是美国中西部一些报纸的通讯员。史沫特莱建议他们在宾德现在的住处，吕班路85号一所房子的二楼同住。没有多久就发生了麻烦，因为史沫特莱并非单身：她从沈阳带来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作家，既是她的翻译又是她的情人。这种关系不久就终止了。①但同年轻作家分手，吕班路也未得安宁。史沫特莱有了柏林的经历之后，性的方面仍充满反抗精神，她告诉宾德她准备“像男人一样过性生活”。好几周，她似乎是把“城里她能找到的任何穿长裤的人”都带回家来。宾德记得有一夜一个年轻的美国水兵被史沫特莱的进攻吓坏了，突然冲出房门。但正如1919—1920年在纽约一样，史沫特莱很快得到了过分的满足，便厌恶自己，到这年盛夏她同男人之间关系变得长久了些，也较有意义了。10 　　史沫特莱首先认真地关注的是上海的锡克族人社团。她发现这个社团受到严重监视而且内部派系林立，不过，1929年夏季，她迫使《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主编J·B·鲍威尔，同他的英国报界同行在刊物上进行了一次关于印度(大多是锡克族人)民族主义者在英租界遭受逮捕杀害的公开生动的辩论。英国人被激怒了，加倍地监视史沫特莱的活动，再次劝说美国和中国当局把她交出以便驱逐出境。史沫特莱突然于1929年秋中止过问锡克人事务，原因是有一天她回到家里，在字纸篓见到了一个锡克同志被割下的头颅。这是锡克人派系之间阴谋斗争的结果——正是莱帕特·拉伊曾经提出警告必须反对的循环复仇。史沫特莱难以容忍，再也不同上海的锡克人打交道了。11 　　史沫特莱在上海的多数美国朋友都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报纸的主编J·B·鲍威尔是一位脾气倔强的老中国通，曾任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讲师。虽然他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反英和反日倾向使他找到了同史沫特莱的共同立场，并邀请她为杂志写书评。在鲍威尔手下工作的，有一位新从密苏里来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同比她年轻十岁的斯诺交上了朋友，为他写了给尼赫鲁的热情的介绍信。斯诺于1930年在印度旅行时就带着这封信。除《密勒氏评论报》之外，似乎史沫特莱同美国人的接触只有一两个新闻工作者，如《上海信使报》的主编兰德尔·古尔德。她躲着领事馆的外交官，因为他们同英国特务机关和英国警方关系密切。12 　　对史沫特莱比较重要的是上海的德国左派人士规模不大的社团，其政治观点同她接近。他们常光顾位于苏州河旁公共租界上的“时代精神”书店，书店经现艾琳·维德迈尔成了史沫特莱的知心朋友。通过艾琳，史沫特莱找到了格哈特和埃利·艾斯勒。(格哈特是朱利安·冈泼士现在的妻子赫迪的前夫，格哈特妻子埃利则是赫迪的妹妹。)她也找到了两位在柏林的老相识阿瑟·尤尔特和埃尔西·尤尔特。格哈特·艾斯勒和阿瑟·尤尔特是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阿瑟于1936年在巴西被纳粹密探逮捕受到野蛮的迫害，终身精神错乱；差不多同时，埃尔西死于纳粹集中营。)艾斯勒夫妇和尤尔特夫妇跟朱利安·冈泼士一样，都是柏林极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他们热情欢迎史沫特莱。她把同这些人的联系视为自然地延伸了她的柏林的友情。13 　　史学家确认，史沫特莱到达上海之际，共产国际正处于混乱中。莫斯科正进行着由于斯大林正在增长的影响引起的内部派别斗争，无暇关注上海的代表，也没有给他们什么连贯的指示；任何情况下，莫斯科最关切的是加强苏联反对由英国人领导的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1929年大部时间，美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厄尔·白劳德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组织，以后在莫斯科不给予多少指示的情况下，由阿瑟·尤尔特领导。14我们都知道，史沫特莱在纽约就认识白劳德，1921年在莫斯科时，他认为白劳德“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是毫无丈夫气的，是个骗子”。15在上海她不见得常会见他。简言之，深知史沫特莱的人们都同意她自己的评定：她是一个革命者，一个世界范围活动的自由撰稿人。她同共产国际有共同的反帝目标，有意识地同左派人士诸如艾斯勒夫妇和尤尔特夫妇培育友谊，毫无疑问，她知道他们是共产国际代表，但她不属于共产国际，也不是共产党员。② 　　史沫特莱最初接触的中国人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批非常文雅的诗人、学者、作家。她同他们一起参加雅致的宴会，有时在月光下乘黄包车兜风。她的这些朋友中，最为西方熟知的是胡适，大学教授，约翰·杜威的门徒，在二次大战中是国民党派驻华盛顿的大使。还有政治上比较开明的杨铨，中央研究院著名人类学专家。16最吸引史沫特莱的人物是徐志摩，中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徐志摩于1931年惨死于飞机失事)。在浪漫的想象中，徐是东方和西方完美的融合。他受教于牛津大学，喜欢英国评论家I·A·理查兹和H·G·韦尔斯；他是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门徒。在同史沫特莱相会之前不久，他曾在上海宴请过泰戈尔；徐的妻子有了外遇，一时成了上海文艺界的话题。高个子，消瘦，穿着中国学者的长衫，看上去富有诗意的敏感，徐志摩的英语运用得同中文一样口若悬河。1929年盛夏，徐志摩同史沫特莱产生了情人关系，其高峰是溯江而上的半月船上旅行，到徐在乡下的老家去。17 　　但史沫特莱并未迷恋很久。在《中国的战歌》中，她把“出身高贵”的中国朋友同拉着他们跑遍城市的黄包车夫作了对比：“我想要成为一个精神贵族的愿望同另一种思想搅和在一起。我想到在我面前像一匹疲惫的马一样奔跑着的黄包车夫，他沉重的喘息不时为虚弱的咳嗽声打断。蓦然，他那宽阔的肩膀使我想起我的父亲。我是只狗啊!我们这整个一群全都是狗!”18 　　1929年秋季期间，史沫特莱对自己、对中国现实，把握得更趋牢固。有两人在此过程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其一是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现代中国社会科学之父陈翰笙。出身书香门第，陈于1924年已获得彼姆那大学、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位。此后，他成了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工作的先驱；他在北平、约翰·霍普金斯、东京、德里等大学任教；他主编刊物，用几国文字写了十几本书；而同时，他自称是“干革命”的——先是共产国际成员(1928—1935年)，以后是中国共产党党员。③ 　　1929年秋季，陈邀请史沫特莱同他一起到上海以西富饶的湖区无锡作两周的调查。这个地区的地主制度比满洲更强大。在满洲，所有的人包括少数地主都比较贫苦。经过亲自研究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史沫特莱开始懂得了那种接受富庶与贫困相毗邻的现实的宿命论。她还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嫌疑分子被地方当局在街上斩首示众。她不再像过去被印度朋友们指责的那样，对亚洲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天真幼稚了。19 　　史沫特莱1929年从另一个人路易·艾黎那里学习了很多东西。30岁的艾黎是新西兰人，职务为替上海的市政当局视察所有外国人控制的工厂的劳工状况。她同艾黎一起尝到了上海工业生活中狄更斯式的世界的滋味。正如1952年艾黎写的：“她要求参观一些工厂，我们刚看过几个在上海的‘模范租界’里很普遍的吓人的血汗工厂。当我向她介绍在上海工业区我见到的忍饥受冻悲剧，一些痛不欲生的情景时，我现在似乎仍看见她的两只大眼睛从桌子对面使劲地盯住我。”20史沫特莱写的关于童工、关于虐待妇女的一些强烈的文章(给《法兰克福日报》，以后也写给《中国论坛》)，就是从这类经历，从陈翰笙率先对上海的包身工制度的研究得到的材料中取材的。21 　　由于陈翰笙和路易·艾黎的帮助，史沫特莱看到了中国存在那么严重的不公正，人们的选择是那样地黑白分明，没有含糊的余地。在这里，个人对受压迫者的献身可以成为有意的，在这里，如果能忍受各种艰难，她可能起到真正的冲击作用。她逐渐地认清了这一点，对印度独立运动，对苏联和英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前景不再抱有激情的关注了。1929年末，她同她的美国同屋格特鲁德·宾德分手，开始单独生活。她同中国人的友谊变得不那么轻浮，她的恋爱生活也比较克制了。 　　到1930年史沫特莱已定居在上海，并同地下革命活动有了接触。她写了很多东西，完成了最好的一些特写，诸如“徐梅龄”和“缫丝工”。22她情绪高涨。《大地的女儿》在美国和德国引起了注意，在她看重的《新群众》和《新共和》这类杂志上受到了称赞。1930年4月2日她给老朋友卡琳·米凯利斯的信，写到她成了新的人： 　　我现在是为一种思想活着，这比什么都使我吃惊。我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理智了，感情已完全地或接近完全地被挤出了我的生活——我指的是个人爱情。在这里我每天工作18小时，即使不干活，也不得安宁，因为亚洲的贫困……从四面八方向你扑来……有一小撮阔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就同难以描述的近在他窗下的贫困毗邻而居——许多国家的大战舰在江中停泊，许多国家的持枪的士兵和水兵“保卫”着一小撮富裕的外国人。这儿，有阔绰又有贫穷，还有一个干间谍的、搞暗杀的、搞拐骗的、处死理想主义者的，以及干其它各种罪恶勾当的庞大的网。有时我几乎得从哲学中寻找安宁。……我总在想在我死去以前，我一定要再写一本书——多少年以后我将在书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连同从它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它怎样把人变成了狼。只有已变成了狼的非人动物才会愿意让这个制度永存下去，正是这个制度使亚洲落到了今天的地步。而那些武装力量，那些战舰正是为此目的才呆在这里的。 　　6月23日她给米凯利斯的信，谈到了爱情： 　　中国使我受益匪浅。她使我成为一个头脑清醒的女人，头脑清醒，意志坚强。一切把我同查托捆绑在一起的东西，对我已不复存在，现在不，永远不。我回顾同他在一起的生活真是一团杂乱，真是可怕，对他对我都一样。任何男人再也不能使我上钩了。我会有男人做朋友，有时我可以同一个男子同居，他必是从知识上使我钦佩，从体魄上令我倾慕的；而我们结合的基础必须是宽广高洁的友谊。但是，我现在是个清醒的女人。我经常还有一点倾向，渴望那类无意义的、依赖的和残酷的老式的爱情。但是我要从思想上从心中把它去掉……在这方面，我希望使我的一切情感社会化。不过，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变成了或以后会变成一个僵硬的女人。中国人对我的反应就可以说明我有数不清的、对我无限忠诚的朋友。……我热爱中国人和所有的亚洲人，他们是感觉到了的。 　　随着史沫特莱逐渐地渗入中国，她同大多数德国和美国的老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和联系都终止了。例如她初到中国时给玛格丽特·桑格写的信中讨论过在北平和上海代表桑格建立节制生育诊所的可能性，桑格曾为史沫特莱在北平帮助建立的短期示范计划寄过基金。但到1931年，史沫特莱已经认识到，国家不经历一场社会的和经济的革命，节制生育运动永远不能进展，在给《民族》写的文章中，她也公开这样说。此后，两位妇女间的通信即告中断。23 　　史沫特莱同另一个老友埃玛·戈德曼感情破裂更富于情感和戏剧性，原因是戈德曼一贯对莫斯科以及一切共产主义运动的不留余地的谴责。戈德曼曾一度是她的模范，从她那里史沫特莱学到了许多，政治和爱情。她给戈德曼的最后一纸短笺中争辩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值得人们支持的，因为他们是“唯一给农民以希望的人”。她说不愿意再见到戈德曼，因为“我不愿以苦涩味儿想到你”。24 　　当史沫特莱于1930年6月写信给卡琳·米凯利斯时，她正同一个新结识的男人认真地要好。理查德·索格，化名约翰逊，表面上是住在上海的一个德国人，德国报刊的记者，但他真正的使命却是另样，使他终于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错综复杂的人物。今天他的声誉是基于他在1937—1941年充当苏联的一个主要间谍在东京活动的纪录，特别是1939—1941年索格同一个日本间谍尾崎秀实合作，把德国和日本之间的高级情报送给莫斯科。另外，许多学者现在确信由于他们二人的地位是受到信任的亚洲专家，两人均在1941年被日本人逮捕，1944年被处决。后来怀疑史沫特莱同那个间谍网有关，因为是她在1931年把尾崎介绍给索格的。25 　　索格一到上海，立即寻找史沫特莱。他同他的妻子，由于都有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爱好，在20年代后期同艾斯勒夫妇和朱利安·冈泼士有兴趣交上了朋友。(但史沫特莱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在德国或苏联就认识索格。)除史沫特莱和一两个人之外，索格避免同上海其他的激进人士接触。他用“约翰逊”的名字搜集军事情报，还培养了同德国军官，如蒋介石的顾问赫尔曼·冯·克里伯尔上校一类人交换情报的关系。据陈翰笙说，索格同史沫特莱在1930年相见之后，很快就产生了浪漫的关系，这年的春末和整个夏季他们是一起在中国南部的广州附近度过的。26 　　索格有北欧人的魁梧、粗犷和英俊，比史沫特莱小三岁。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他出生于俄国，十一岁之后住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德军服役受伤三次，参加了共产党。(有趣的是，他的祖父弗里德里克·索格是位杰出的社会主义者，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也认识塞缪尔·冈珀斯。)像史沫特莱一样，索格喜欢艳丽灿烂的色彩，很有幽默感，爱喝酒。他们的关系显然是基于相互的敬慕和吸引力，不附有条件。正如史沫特莱1930年5月2日写给弗洛伦斯·伦农的信所说：“我结婚了，——就是那类的婚姻，他是有男性魅力的，各方面我们都是五十对五十，他帮助我，我帮助他，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纵饮等等；这是一种巨大、宽广、全面的友谊和同志关系。我不知能维持多久；这不由我们俩决定。我害怕长不了。但是，这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从未经历过这么好的日子，这么健康的生活，精神的，肉体的，心灵的。”27 　　索格热心了解中国，练达，给史沫特莱以很好的印象。她知道他在德国的生活，他的战争经历，她想当然地认为，他像艾斯勒夫妇一样，真是共产国际的间谍。④他把索格介绍给中国朋友，主要是陈翰笙。他们三人不久就开始定期会面，交换情报。索格越来越关注日本军队在满洲的活动及这种活动对苏联在政治上的意义。1932年春他伴同陈到中国西北旅行。 　　索格是通过史沫特莱找到了在以后的两年里向他提供了重要的情报的亚洲联系人的。他们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日本新闻工作者尾崎秀实。1931年史沫特莱介绍二人相识时，她很了解尾崎，他已经把《大地的女儿》译成日文。近年来，史沫特莱—索格—尾崎在上海的友谊，已成了围绕着后来出现的间谍集团的成就和浪漫的传奇的一部分。他们的关系甚至还被一位有名的戏剧家写成剧本。笔者错把尾崎写成了史沫特莱的主要情人。28 　　1930—1931年冬，有两个月，为了制止西方帝国主义，史沫特莱作了一次一个人的十字军，即到菲律宾去调查当地的政治形势。1916年通过的琼斯法案，美国许诺菲律宾最后独立(美国—西班牙战争后，美于1898年占领了菲律宾——译注)。而到了1931年，这个许诺尚未兑现。史沫特莱知道了这个问题上，美国公众舆论是分歧的。利用一个假日，史沫特莱研究了批评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主义的一系列文章。籍助她的老朋友司各脱·尼尔林建议的各种关系，她写了菲律宾各行各业的人，包括访问当时尚在胚胎期的菲律宾共产党的一些成员。29 　　1931年2月回到上海后，史沫特莱深深卷入了上海的德国左翼人士遇到的危机。6月，被称作希莱尔·牛兰夫妇的保罗和格特鲁德·鲁格被逮捕了。他们被怀疑为在上海组织了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共产国际官方人员。(牛兰夫妇是瑞士人，但未持有效护照。)法国和英国警方采取了不寻常的行动，在外国租界上逮捕了牛兰夫妇后，又把他们当做共产党移交给中国当局。史沫特莱认识牛兰夫妇，因为曾和他们在上海同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印度工会一起做过反英宣传工作。他们的被捕，不久就使史沫特莱同理查德·索格的关系紧张起来。分歧在于如何安置牛兰夫妇的儿子。史沫特莱主张公开援助这孩子，找朋友和熟人收留他。史沫特莱去找半年前她认识的一位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员鲁思·库斯佐斯基。索格劝说库斯佐斯基拒绝收留孩子，因为公开同牛兰夫妇联系，她会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史沫特莱大为恼怒，给库斯佐斯基写了一封火气很大的信，指责她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从此史沫特莱抛弃了同索格的浪漫的关系，而索格同旁的女人的暖昧事件早已使她嫉妒不已。30 　　像通常那样，史沫特莱总是大胆地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她同陈翰笙、孙中山夫人一起参加了救援牛兰委员会，把案件向国际上作宣传，迫使当局释放这对夫妇。1931年末牛兰夫妇被军事法庭审判，双双被判处无期徒刑。苏联在1927年因蒋介石迫害共产党员而同国民党政府中断外交关系，到1933年两国又重建了外交关系。非常可能因为蒋同莫斯科的关系日趋亲近，牛兰夫妇被释放出狱，1937年9月被驱逐出境。31 　　在她参与救援牛兰之前一年多，史沫特莱就同一个地下文艺运动的一些成员开始了联系——这些作家拒绝贵族的徐志摩(被称作中国的雪莱)那样的文人的浪漫主义。在此过程中，影响史沫特莱最重要的人物是茅盾，他可说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她同茅盾在1930年共同翻译文艺作品时，看出了中国的艺术、戏剧和文学正经历着革命。到处都在进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实验——国民党的审查和压制则无所不在。在一系列打先锋的文章中史沫特莱描述的文艺界的斗争是剧烈的、危险的、创造性的。32 　　史沫特莱的兴奋和要帮一手的渴望是抑制不住的。1980年茅盾回忆： 　　认识她“好比看到太空中的一道彗星昂然又悠然逝去”。她去世已经三十年了，离开中国更早十年。这段时间不短，其间有许多着实煊赫过一阵的人和事都为历史草草抛却，但我一念及她，便觉得斯人宛在，光鲜逾昔。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难忘的，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她。我们中国人当然喜欢她，非常喜欢，……她是我遇到的透彻到家的国际主义者。……在她身上，闻不见半点封建气味来，这对我们中国人好比空谷足音，正是最具吸引力的。……我不禁回想她哀乐的一生，颇觉其犀利(时或近于刻伤)、绝俗(时或近于愤世)、创新(时或近于纵奇)、嫉恶(时或近于无恕)、利他(时或近于虐己)，其中闪烁着高尚品格的光芒，可说是20世纪同辈人物中所罕见的。……33 　　通过茅盾，史沫特莱会见了作家和评论家鲁迅，他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处在艺术改革运动的中心。 　　鲁迅作为散文家、诗人、短篇小说家，到1929年就被认为是中国在世的最优秀的作家。20年代他从北方移向南方，最后定居在上海，结了婚，开始赡养一家人。他住的是公共租界一条弄堂里的欧式联立成排的房子。今天这所房子是个博物馆，修缮得如30年代初的样子。西斜的太阳透过二层楼书房的窗帘，人们容易想象鲁迅和史沫特莱坐在靠窗的藤椅里讨论文艺和政治。在这个书房里，鲁迅主持了上海文坛——鼓励年轻人，斥责国民党的压制，促使文艺界左翼内部团结。鲁迅有坚定的国际主义者的观点；他曾留学日本，翻译过德国和俄国的重要作品(他喜爱的作家是马克西姆·高尔基)。 　　史沫特莱第一次会见鲁迅是1929年12月，在鲁迅家里。他们发现彼此可用德语交谈，很快就成了朋友。鲁迅正在读《大地的女儿》的德译本，他终于为中文本找到了翻译者和出版商。鲁迅是一个文学杂志的主编，他发表了史沫特莱关于中国农村状况的文章，使她第一次发表了中文的作品。34史沫特莱则向鲁迅介绍了她在柏林的朋友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不多时，她就成了他俩二人书信往来的中间人。可能她还把德国社会主义者漫画家乔治·格罗斯的作品介绍给鲁迅。35 　　1930春夏，史沫特莱和鲁迅同新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者一起工作。一些年轻作家接受一套共同的公开地革命的政治原则，同意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作像农村的游击战士那样的“文化游击队”，左联就是一个掩护组织。史沫特莱集中精力于向欧洲、印度、苏联、北美宣传左联的工作。 　　不到一年，同鲁迅的联系使史沫特莱认识了在上海的多数杰出的新作家，1930年她写了几篇文章首次用西方文字介绍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新社会现实主义运动。可以预料，她关注的是政治多于美学。她高度赞扬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的纪律性和政治上的献身精神。她写道，比起印度的年轻知识分子来，他们更少受派系的困扰，有行动和献身的实绩。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史沫特莱和鲁迅称之为“沙龙社会主义者”的那类人，这类人在欧洲、北美和印度是很普遍的。30 　　史沫特莱对她的中国良师鲁迅的带有理想主义的忠诚，很像她早些时崇敬印度的老民族主义者莱帕特·拉伊那样。1930年9月7日，史沫特莱同左翼作家联盟为鲁迅在法租界的一家荷兰—印尼餐厅举行了五十岁生日晚会。关于这次聚会的记述，《中国的战歌》把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和史沫特莱同她在上海的朋友们分享的强烈的个人的和文化的渴望写得活灵活现： 　　祝寿那天下午，我和我的两个朋友站在法租界一家荷兰人小餐馆的花园门口。从我们所占的位置可以把客人们必经的那条长街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在观察警察和国民党特务——作者) 　　鲁迅，由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陪同，来得很早。……他矮小孱弱，穿一身米黄色丝绸长衫，一双中国软底布鞋。头上没有戴帽，剪得短短的黑发象一把刷子。面部轮廓和一般中国人相似，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从未见过的表情最丰富的面孔，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警的光辉。他的风度、谈吐和每一举手投足，都散发着难以描述的完美的人格的和谐与魅力。我突然发觉我象个傻瓜一样笨拙粗鲁…… 　　随着客人们的来到，我的两位朋友告诉我，他们中间有作家、美术家、教授、大学生、演员、记者、研究工作者，甚至还有两名精神贵族圈内的人物。这两位的到来，并不是因为和鲁迅在信念上志同道合，而是由于敬重他的正直、勇敢和学问。 　　这是一次五光十色、令人兴奋的聚会——集合了一场文化革命的各路先锋。一批人衣着寒酸，显然处于半饥饿状态，据介绍，是一个新成立的现代艺术剧团的代表(是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曾上演田汉译的《莎乐美》和下文提到的《卡门》。——译注)。他们试图在王尔德的《莎乐美》和《温德迈尔夫人的扇子》(当时译为《少奶奶的扇子》——译注)之间塞进一些社会问题进去。另一批，显得比较阔绰，是洪深教授率领的复旦大学学生。他们已经上演过易卜生的几个剧本和那位教授自己写的一两个剧本。这位教授还是中国最早几家电影制片公司之一的导演。戏剧界的第三批，有年轻的左翼演员、作家、翻译家，他们演出过罗曼·罗兰、厄普顿·辛克菜、高尔基和雷马克的一些剧本。后来他们上演《卡门》，演了三场就遭到警察袭击，有些人被捕，戏也被迫停演，观众席中的密探不喜欢唐·何塞刺死卡门的最后一幕，卡门在把指环向她所抛弃的情人掷去时所说的台词，使他们想起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 　　从我在门口所站的位置上，现在看到又有一批人走过来。有一个欣长、瘦削的年轻人急匆匆地走着，不断回头张望；他显然是个大学生。他走过去后，我的朋友低声告诉我，他是《上海报》的编辑。《上海报》是共产党的地下报纸，正在这座城市里开展新闻游击战。不久后又来了一个，穿一身满是皱褶的西装，头上是蓬乱的长发。他被关押了几个月，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他曾被怀疑为中国济难会(中国济难会，1925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成立的革命团体，主要任务为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译注)的代表。指控属实，但是钱能通神。他家里花了一笔巨款买通了逮捕他的人。 　　暮色开始降临，有一半客人陆续离去。别人来换哨时，我们才和其他客人一道进入餐厅。 　　晚宴过后，演说开始，由我的朋友之一替我翻译。餐馆的荷兰老板不懂中国话，所以无需担心。但是几个华人侍者却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满头乱发的那一位报告狱中情况时，我仔细观察着那些仆役的每一点动静。继他之后，是《上海报》的编辑发言，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有关中国红军兴起和农民“秋收起义”的真实报告：那些起义农民在和地主进行斗争之后便大批涌入红军，像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 　　一个矮胖、短发的年轻妇女(青年左翼女作家冯铿——译注)接着谈起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她在结束谈话时，吁请鲁迅担当起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成为中国文化总同盟的两个创始组织——的保护者和“导师”。 　　自始至终，鲁迅仔细听着，及时把专注的目光转向每一个新的演说者，一只食指却沿着茶杯口不停地移动。演说全部完毕，他才站起来讲话，神态安详地谈他亲身经历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思想动乱的历史——中国从根本上遭受到摧残的历史。…… 　　他说，现在有人请他出来领导一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些年轻朋友在敦促他做一名无产阶级作家。然而要佯称他为无产阶级作家，那将是幼稚的。他的根在农村，在农民和读书人之中。而且，他也不相信：不曾体验过工人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年轻知识分子，能够在目前情况下创造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源泉只能是生活体验，而不是理论。 　　尽管如此，他们将继续把西方优秀的文学和美术作品介绍给中国青年。他愿意帮助和指导青年，或者就是像他们所要求的那件，充当他们导师。至于保护，在一个把最温和的社会文学也称为犯罪的政治统治下，又有谁能做得到呢?作为“导师”他奉劝受过教育的青年和工人、农民同甘共苦，从生活中撷取素材，学习西方社会文学和艺术以借鉴其形式。…… 　　〔鲁迅〕常同我谈起要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写一部历史小说的计划。但是看来他的国家深陷其中并为之动荡的社会反动使他无暇顾及。他对“屠杀无辜”和侵犯人权的暴行深恶痛绝，不久就把他的笔专用作政治批判的武器，使它成了一柄真正的匕首。 　　在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他和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似乎是最为复杂难解的一个。他的有些政论性“杂文”要译为英语几乎不可能，因为，在不能公开批判反动势力的条件下，他的这类文章常引用中国历史最黑暗时期的人物、事件和观念而成了隐喻和典故的镶嵌工艺品。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懂得，他是在把现今的暴政比作古代的暴政。他的政论性杂文，兼有中国和西方的丰富文化渊源——糅合在精致有如蚀刻版画的风格之中。⑤他把一种又一种文学杂志介绍给公众，却只能眼看着它们逐一遭到查封。这类介绍文章质朴而凝练，象一幅幅壮丽的旗帜迎风飘扬。他认为，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自由，是人类得以有所成就的要素。他的文风迥然独异，繁多的化名也未能给他以荫蔽，检查官开始把他的文章删削得支离破碎，以至常常不知所云。和他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和编辑开始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他的年龄和声望保护他免于被捕。 　　1931年2月7日夜，左翼作家联盟的五位领导人，包括《上海报》的编辑终于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史沫特莱很震惊，把被处死者之一的妻子丁玲悄悄地送出上海。鲁迅对此的答复是“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并请史沫特莱翻译出来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同茅盾等人商量决定等待，因为她真正地怕发表此文将遭致鲁迅被捕，被处决。她和茅盾说服鲁迅写一呼吁书，请求左联援救，以减少国民党的直接威胁。他们二人将信译成外文，由人带往纽约、柏林、莫斯科等地。呼吁书在1931年6月号的美国《新群众》上刊登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给国民党发了几百封抗议信和电报。37 　　在赴中国途中，史沫特莱于1928年11月在莫斯科会晤了孙中山夫人。1929年两位妇女又在上海相见，在一年之内史沫特莱协助孙夫人处理信件、写演讲稿，特别是有关反帝大同盟的。(孙夫人是这个同盟的执行人员之一，而史沫特莱又认识一些同盟的领导人物，如尼赫鲁和罗杰·鲍德温。)到1929年9月，史沫特莱由衷地在一本《大地的女儿》的扉页上写道：“赠给孙中山夫人，我竭诚敬佩和热爱的信仰坚定的革命家。” 　　虽然同国民党不少领导人有关系，孙夫人却坚定地拒绝参加国民党，反对南京政府，并支持一系列的中间偏左的事业。她同鲁迅和史沫特莱交往，国民党不可能逮捕或杀害她，因为她享有国际声誉，而且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但她经常受国民党警方监视，必须警惕在她周围的人们，被抓进监牢或被暗杀。到了1931年，史沫特莱同孙夫人在几个项目中的关系密切到使人认为她是正式的演讲起草人和助手。两位妇女公开地合作，例如，在牛兰夫妇事件时期，她们同陈翰笙等人共同组织了国际救援委员会，进行宣传，给国民党施加压力，谋求释放被捕者。38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藉口中国人破坏了南满铁路，把军阀张学良的军队赶出了满洲。在这次满洲事件中，日本未经东京的文职官员同意，就独自制定了外交政策，甚至史沫特莱的朋友日本记者尾崎秀实也大为吃惊。1931年秋季，史沫特莱、尾崎和索格就日本最近的行动和中国的态度继续从各方获取情报。可能是日本国内新的政治形势，促使尾崎于1932年1月回到日本。他走得正是时候。39 　　日本海军于1932年1月30日(应为1月28日——译注)在上海的中国地界登陆，企图迫使中国人承认对满洲的接管。中国的十九路军，加上从南京来增援的学生和士兵奋起抵抗。未预料会遭到如此激烈的抵抗，日本人退而采取了对上海旧城的大规模飞机轰炸——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轰炸平民。浴血巷战持续了一周，以后中国人撤退到上海周围的防线。5月5日签署了停战协定，结束了上海事件。停战协定主要是日本人的胜利，规定在上海周围建立一个很大的非军事区，禁止中国驻军。这些事件激起了中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感情。此后，南京政府的无能，使人们的愤怒普遍地增长。它终于引向1936年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和1937年对日本宣战。 　　史沫特莱称之为上海战争的上海事件，对于史沫特莱，有两层意义。第一，增加了她对日本是远东主要的帝国主义威胁，应团结起来以对抗之的认识。她的看法是，日本的威胁远比英国或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更为重要。这使她同共产国际的主流观点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有分歧。他们以保证苏联为最优先的考虑，以在国内对蒋介石进行阶级斗争为主要目标。第二，上海事件使史沫特莱第一次有机会当一名战地记者而她干得很出色。她搭车来往于战火前线，写了不少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战术，轰炸给人造成的苦难，十九路军及支持它的居民的英雄事迹的报道文章。40在一处日本人轰炸了鲁迅居住的地区。史沫特莱设法潜行通过日本人的防御工事，警惕地跑到遭了严重败坏的鲁迅家。如她在《中国的战歌》中所写：“我用力捶门，用英语和德语喊叫，没人应答。许多中国人锢居自己家中，不肯答理任何人，有些宁可饿死也不打开门户。……直到上海战争结束，我才知道鲁迅和他的家属被日本朋友救出躲藏起来了。” 　　就在日本人进击上海之前，史沫特莱被《法兰克福日报》辞退了；德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决定性变化，同时，倾向于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例如胡适向德国使馆说了她的坏话。因而，她关于上海战争的报道在几个印度和美国的杂志上刊出了，但没有在德国刊物上发表。41 　　1932年期间，史沫特莱还把她的新旧作品，加工汇编成《中国人民的命运》(1933)，又开始了关于江西苏区的新著《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这一年，她和陈翰笙忙于参加一个寿命不长的新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目标是制止对知识分子的骚扰和迫害。42 　　随着史沫特莱的政治活动的扩展，她同美国新闻界的友好联系缩小到只剩下几个左派，如哈罗德·艾萨克斯和弗兰克·格拉斯。艾萨克斯是一个富有的年轻纽约人，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在二十岁时就来到中国。他抱着寻求冒险的心情，先是在中国人办的、由国民党控制的上海英文报刊工作。最终，他受了史沫特莱和弗兰克·格拉斯的影响，后者是一个比较老的南非新闻记者，狂热的托洛茨基分子，很有一些中国的忠实追随者。他同格拉斯到内地旅行之后，似乎经历了信仰的转变；回来后，他变成了一个左派，带有增长着的托洛茨基倾向。1932年初，由于格拉斯、史沫特莱和孙夫人的鼓励，艾萨克斯创立了英文周刊《中国论坛》，其观点接近中国共产党。史沫特莱、陈翰笙、弗兰克·格拉斯、乔治·肯尼迪等人为它写不署名的文章，包括鲁迅和其他左联作家的短篇小说的初次译文。不过，《中国论坛》上最受注意的是《国民党反动的五年》(1932年5月)，那是由史沫特莱和艾萨克斯合编的详尽的长如一本书的对国民党统治的控诉。它立即引起了书刊检查的注意，并在上海的外国官方圈子里制造了惊恐。43 　　史沫特莱有时到北平和埃德加·斯诺取得联系。斯诺在1932年6、7月间移居北方，到燕京大学教书。她也拜访了年轻的美国史学家约翰·K·弗尔班克(费正清)和他的艺术家妻子威尔玛。他们是1932年带着费正清叔叔即史沫特莱的律师吉尔伯特·罗的遗孀的介绍信来到上海的。1932年12月一个月史沫特莱在北平同这对夫妇呆在一起，她的任务是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后，她利用他们的地址同北平的盟员们书信联系。44 　　并不令人惊讶，史沫特莱同国民党控制的中文和英文报刊之间的问题招来了对她品德上和政治上的恶毒攻击——那时她已不怕这类手法了。达到最糟地步的是1933年国民党的一条电讯，说什么当她去访问江西苏区时，携带了几箱威士忌；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她赤身露体地站立着唱国际歌。45 　　事实上，虽然她非常向往，但史沫特莱从未能去访问江西苏区。在那里，毛泽东和朱德于1929—1934年间，建立了一个基地，试图弥补中国共产党不佳的运气。不过，从1932年开始，她确曾庇护过许多从江西来的人，为他们藏匿文件，帮他们治病，并详详细细地询问他们。她的最著名的来客是两位红军指挥员，1938年在战斗中牺牲的周建平(译音)和后来在50年代成了中国派往越南的高级军事顾问的陈赓。就用这种办法，她以获得的材料写了最早的若干篇用西方文字写的关于江西苏区生活的文章。另外，也是部分地通过史沫特莱，奥托·布朗同江西苏区建立了联系，并被安排为苏联的常驻军事代表和顾问去了苏区。最后，关于她同江西联系的情报使国民党和英国警方加紧了对她的监视，以致史沫特莱不得不在法租界内经常变换地址。有一阵，为了保护她，格拉斯和艾萨克斯轮流睡在史沫特莱房子的前阳台上，她认为国民党歹徒就潜伏在街的对面，等待时机破门而入。46 　　1933年1月，理查德·索格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和德国。他以后的事业，他同尾崎秀实约会的地点都在日本。1932年史沫特莱就明显地很少见到索格了，以后再没有会见过他了。47 2月，史沫特莱和孙夫人宴请当时在远东进行旋风式旅行的肖伯纳。当向他介绍鲁迅时，肖风趣地说：“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不过，你比高尔基英俊。”鲁迅微笑着回答：“等我再老一些，我会更英俊些。”在孙夫人的花园里，肖伯纳同鲁迅及其他名人一起拍了一张现已著名的照片，其中有史沫特莱，她显得紧张而沮丧。48 　　确实，到1933年初春，史沫特莱已筋疲力尽，心神不宁。她的许多朋友已经离开了上海，陈翰笙教授将去日本。她已经清楚，不可能很快去访问江西苏区。她不得不辞退她的男秘书兼翻译冯达，因为怀疑(后来知道怀疑对了)他和国民党有关系，这也使史沫特莱感到沮丧。冯同她的朋友，左翼作家、活动分子丁玲最近结了婚，这事让她担忧。不过，史沫特莱主要关注的是写完关于江西苏区的书。此时，她是熟悉苏区情况的少数几个西方人之一，她懂得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组织起农民的意义，她清楚国民党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在日益加剧。她认为，她当前的任务就是尽快把全部事情公诸于世，而她在上海生活遇到的干扰和压力使她难以写下去。因此，当莫斯科一位出版商提出可预付这本书的稿费时，她立即接受下来，于1933年5月离开上海到苏联去完成她的写作。 　　① 在沈阳、北平和南京，史沫特莱把比她小十岁的男友留在旅馆，自己外出去会见外国人。有一天在吕班路年轻人在旁人都外出时找到了一瓶薄荷油全喝下肚。白俄房东回来后，见他在地板上打滚，口吐绿水。她害怕他可能得了狂犬症，便找来了医生。医生跑来，闻了闻病人，大笑起来。房东很窘，很生气，只有二十岁的宾德大为吃惊。史沫特莱付了医生出诊费，很不高兴，当即决定，让她的同伴离去。(访宾德) 　　② 史沫特莱在其余生不得不面对如下的指控：30年代初在上海由英国情报机关打头，说她到达上海时是共产国际的间谍。作为证据，则硬说她来中国的途中，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明显地是不可能的。1928年秋共产国际开会时，史沫特莱正在巴黎，拜访约瑟芬·贝内特，同时又同她的美国编辑一起对《大地的女儿》一书作最后的修订。其它的证据则是间接的，基于30年代史沫特莱同几个上海的共产国际人物尤尔特和埃斯勒友好的事实。而且根据已知的所有共产国际的工作制度，除非史沫特莱是某个国家共产党的党员或至少是可以被接受为党员的，她就不可能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但并未找到她同美国、德国或印度共产党有这种关系的证明。就连英国情报人员也常把她归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之列(上海〔英国〕警方估计，在联邦调查局lOO—68282—1B32〔证据〕里)。 　　③ 陈是杰出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一批中的一个，他像周恩来一样，在国外和在国内同样地自如。他献身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国际为前提的。在十年间的多次访问中，他讲了关于史沫特莱的许多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史沫特莱表现了无政府主义，杯水主义，脾气暴躁；但他强调了她的正直、智慧，她对重要的事物的直觉敏感，以及为受压迫者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的度量。他说，她从来也不是共产国际或共产党的成员。最使他敬佩的是史沫特莱那有原则的国际主义。她是他的忠诚朋友，在她的一生，陈翰笙未中断过同她的联系。 　　④ 实际上索格的使命是给苏联红军提供情报；给他的命令是避免同外国的共产国际成员或中国共产党党员联系。C·约翰逊《叛国一例：尾崎秀实和索格间谍集团》(斯坦福，1964年)68、74—75页。W·普莱奇《目标东京》(纽约，1984年)22页和其它来源说索格支持史沫特莱参加共产国际——这不是索格本人说的，而是二次世界大战后麦克阿瑟的工作人员听曾经审问过索格的日本人说的。 　　⑤ 史沫特莱喜欢称鲁迅为中国革命的伏尔泰，的确，他的作品渊博而洗练，和她自己的迥异，她的文章则是表达感情一览无遗而且夸张。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