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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史沫特莱扮演伊莱扎·杜利特尔，1925—1927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1925年12月史沫特莱回到柏林，内心充满着不现实的想望：她想她会很快把她的初稿《大地的女儿》润饰完毕，并为书找到在德国与美国的出版社，她终于能开始享受经济上的独立生活。但是一回柏林，她几乎马上就发现，她自己得全力以赴地考虑谋生的现实问题。为了养活自己，她不仅在柏林大学重新教英语，而且还得同时当教英语的家庭教师。她当家庭教师期间有个名叫蒂娜·迪里厄的学生。她很快就开始在史沫特莱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奥蒂利·戈德弗鲁瓦是维也纳的一位化学教授的女儿，1901年她以扮演“蒂娜·迪里厄”而开始她的舞台生涯，从此人们便称呼她为蒂娜·迪里厄。两年后，柏林的一位导演马克斯·赖因哈特发现了她，让她扮演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中的女主角，由此她就一跃成了明星。她由于扮演赫贝尔戏剧中的朱迪思与易卜生戏剧中的海达·高布乐而驰名；此外，在把乔治·伯纳德·肖的戏剧介绍到德国来的过程中，也有她一份功劳。1913年柏林首次上演肖伯纳的《卖花女》时，她扮演伊莱扎·杜利特尔(伊莱扎是肖伯纳戏剧《卖花女》中的女主角。该剧写于1912年，1914年首次上演，1916年出版。在这剧本里，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用一个出身贫苦的街头卖花姑娘伊莱扎作为试验，在6个月内，改变了她的语言和风度，使她变成一个看来像是出身于豪门，仪容优雅的小姐。——译注)。当她初次与史沫特莱见面时，她是当时欧洲的主要女演员之一，也是艺术界中的一位有影响的资助者。(皮埃尔·奥古斯特·勒努瓦于1914年画的穿着伊莱扎戏装的蒂娜·迪里厄的肖像现陈列在纽约艺术博物馆。)1而且，她曾经与保罗·卡西勒结过婚，保罗出身于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是主张革新柏林艺术界的一位主要提倡人。① 　　保罗一直体弱多病。19世纪20年代初期，还没有药物能够防止经常发作的厉害的阵痛。1925年的暮秋时节，医生告诉保罗，他只能再活几个月。当蒂娜因不堪保罗的长期患病而与保罗离婚时，他自杀了。2蒂娜感到内疚与悲伤，因而独自一人闷在家里悼念保罗，不与朋友来往。她的一位朋友(可能是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是史沫特莱的朋友，也是柏林分离派小组的成员)劝她在一个完全陌生人的指导下学习英语，藉以忘怀悲哀的往事，振作起精神来。这个陌生人即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迪里厄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她与艾格尼丝第一次见面的情况： 　　有一天，来了个年轻妇女。她衣着朴素，有着一头蓬乱的金发和一双蓝灰色的大眼睛。她非常不友善。她提了一个熟人的姓名，然后绷着脸说她可以教我英语。我的英语不太行，我也没有学语言的才能。但当我和她谈话时，她的敌对态度越来越加深了她对我的影响。她的极为朴素的衣着说明了她需要教英语挣钱，这就是她来我这里的唯一目的，决无其他别的原因。所以我丝毫没有被她吓倒。我们确定了教课的时间与条件。我力图压倒这个倔强而不友好的妇女；光是这种努力就对我产生了良好的作用。此人即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后来在中国成为一位最重要的新闻工作者。3 　　几个星期之内，她们两人的关系发展成为一种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在她们见面后不久，迪里厄在现实生活中导演了一场戏剧，史沫特莱扮演伊莱扎·杜利特尔，而迪里厄自己却充当那个对立面角色，希金斯教授。 　　正是蒂娜·迪里厄说服了《法兰克福日报》的一位编辑，负责审阅史沫特莱的书稿。到了1926年的早春季节，史沫特莱已经送了六章给这位编辑，请他审阅，但是当她润饰到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关于她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牵连的种种情况时，她觉得有困难。当迪里厄得悉史沫特莱需要有一段不受干扰的时间才能完成这部书时，她表示愿意提供史沫特莱一个机会，她们两人共去萨尔茨堡与慕尼黑，住上两个月。此外，迪里厄还答应向史沫特莱一个人讲解文学、戏剧、音乐、建筑与美术。因为迪里厄从未谈论过她和卡西勒的关系，史沫特莱被迪里厄的邀请迷住了，同时也提防着迪里厄的动机。在一种复杂的感情支配下，她终于决定接受迪里厄的邀请，于1926年7、8两个月两人共同外出旅游。 　　在过去的五年中史沫特莱住的是破旧不堪的宿舍楼，与她作伴的是穷学生，吝啬的女房主和鬼鬼祟祟的革命民族主义者；现在她却住在欧洲最豪华的旅馆里，周围都是些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与拥有大量财产的富翁。这种变化对史沫特莱是个震荡，也是一种挑战。她从奥地利写信给弗洛伦斯说： 　　在这个旅馆里我见到的种种情况，不由使我思潮起伏。这里有个管弦乐队演奏着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到了傍晚，我们坐在厅里看书或抽烟，或会见一些有趣的人士——我们总是谈话。也有和他们父母一起来的儿童也坐在那里，都是些可爱、清洁、穿着漂亮的、营养充足的儿童。……他们将成长为最有文化修养的人，他们会讽刺工人阶级说，如果工人阶级努力的话，也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我记起我们在大街上见到的儿童；他们听到的唯一音乐是从电影院中听来的那些低劣的、粗制滥造的乐曲，——为此他们得花10个芬尼。清洁对他们说来是每月洗一次澡或每年洗一次澡。谈话与消息对他们来说，只是些非常简单的生活琐事，或则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例如苏西与玛丽谈论新衣服……玛丽的母亲为婴儿买的东西等等。我现在愈来愈明白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是环境的产物。我不是指那些偶尔见到的天才，也不是指那些专谋私利的人，他们不是环境的产物。如果他们不毁灭那些丑恶的东西，他们不能包括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然后我在门厅里四下环视，我见到的都是些机灵的、营养充足的富人，抽着雪茄烟，请人喝酒，付钱时摆出一副金钱对他们是无所谓的姿态。于是我想起他们怎样掠夺搜刮生活中的美好东西，据为己有，而且绞尽脑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辩护。我知道他们都在某处有着大笔的银行存款——他们的钱多得一辈子也用不完。可是他们把钱存起来，而且继续不断地增加存款，我也明白他们的每一个马克意味着牺牲了某个地方某个工人的婴儿。然后，我听他们谈论“无政府”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危险”。当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谈论时，我怀疑他们有没有丝毫人性——我真的拿不准他们有没有人类的属性。……我渴望有这么一天的到来，那时候工人阶级的高度觉悟足以把整个世界震撼得粉碎，并把这些富人淹死在他们自己的鲜血洪流中。 　　我高兴我来了这里，我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受到腐蚀。这仅仅使我面对面地见到了存在于人世间的最可怕的不公正现象——人对人的残忍行为：他们用铁石心肠对待像狗一样活着的群众。我原谅迪里厄夫人……她并没有不理会当前社会制度的真面貌——她也没有不理会超出于一切社会制度的永恒的真理——也即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面前，人是平等的，在生活中人们有同等的权利去享受一切美好的东西。…… 　　请原谅，要是我评价你的话，我不会把你划分在世界上富人的阶级中，我不要求你放弃你藉以生活的那一点儿微不足道的钱。即使你这么做了，对社会也毫无帮助。但是正如我所见到的那样，如果你消极地生活在不公正的社会中，而且同时只想保护你自己和你的家，那么你的生命，你的生存是丝毫没有价值的。你并不比别人好——我也并不比别人好。如果你活着，或者还生育了别人，并让这些人蒙在鼓里，对广大群众的痛苦一无所知，而你想到的只是保护他们和自己，那么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彻头彻尾自私自利的人。…… 　　如果我老是为周围的苦难而感到痛苦，你一定会认为这是因为我是在苦难中出生的，我的根子扎在苦难中。总有一天我会得到足够的精神分析而不感到如此痛苦，那时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革命者，我会像运用武器一样地运用我的头脑。…… 　　你认为我神经过敏，所以对苦难有如此深刻的感受。那么我希望我一直保持神经过敏。如果我认为分析会使我撇开阶级斗争，那我就永远也不要接受分析。如果我认为爱情会使我盲目，而见不到阶级斗争，会使我认为只有我与我的丈夫是唯一有价值的因素，或会使我把我与我丈夫视为人生中主要的因素，那么我将停止分析。我说的阶级斗争也包括与印度密切相关的国际斗争。偏巧我把争取印度的独立作为我工作的目的。 　　迪里厄曾经向自己提出挑战要改变史沫特莱的反抗态度，但是她发现史沫特莱比之肖伯纳戏剧中所虚构的那个相应角色伊莱扎·杜利特尔更为难对付。在萨尔茨堡时，史沫特莱更加疏远人们，而不是变得更能容忍和谅解，所以在私人信件中史沫特莱第一次用了阶级斗争这个术语，以表白她认为每个人一定得选择他站在哪一边。但是迪里厄非常钦佩史沫特莱的才智与她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她所承担的帮助穷人的义务。因而她愿意继续帮助史沫特莱自我提高。在史沫特莱写给弗洛伦斯的另一封信中，她提到了迪里厄的新建议： 　　迪里厄夫人主动提出要送我一笔钱，使我能在柏林大学读完博士学位。我还没有明确地决定。我要学习……我也想学习德国的科研方法。……过去我学习时，即使只学习一个月，我必须同时工作，以工资来支付学费；我从来也没有专心从事学习的机会。迪里厄的赞助将给我这样一个专心读书的机会。现在唯一叫我犹豫不决的是我内心的依赖感。当我梦想到这种依赖感，当我考虑到这一点时，我就情绪消沉，这种情绪对我说来也许比什么都有害。我必须作出决定。……我不喜欢这样，还不如自己同时工作；但是以后我也许由于我写的那部书而挣到足够的稿费，可以靠自己的工作生活，而谢绝她的资助。 　　七月下旬，巴卡尔来看望史沫特莱，使她得到一周的时间，暂时摆脱了住在豪华旅馆所感受到的痛苦。他们两人一起去多瑙湖畔的林茨，住在那里的小旅馆里。他们的这次会见，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是他们同意在他们两人都经过了六个月的精神分析后，到了12月再互相见面。史沫特莱写信给弗洛伦斯说她依然过多地支配着巴卡尔，但她重申她决心为印度的独立而工作。 　　当史沫特莱离开萨尔茨堡时，她已经把她的全部书稿寄给了迪里厄的朋友《法兰克福日报》的编辑，她也寄了一份书稿给她在纽约的律师吉尔伯特·罗，并请他帮助找个出版社。 　　回柏林的途中，迪里厄与史沫特莱去游览了慕尼黑。史沫特莱借此机会去了巴伐利亚阿尔卑斯，拜访了那里的卡尔·豪斯霍弗教授。他是地缘政治研究所的创办人。②他曾经负责在1925年6月出版的有威望的学术刊物《地缘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过史沫特莱写的论文。这是一篇有关印度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的论文，它在引言中陈述了统治印度的民族将是欧洲的主人。史沫特莱去访豪斯霍弗时，他同意当她上柏林大学的担保人，为期为一年；之后，她得去他的研究所，在他个人的指导下完成她的博士论文。很清楚豪斯霍弗把她看作为与印度民族主义者保持联系的一个有价值的工具。 　　回到柏林后，史沫特莱得知《法兰克福日报》要求她对书稿作较大的修改，为此她感到失望。当她等待着迪里厄制定出一份对她详细的经济定期资助时，她发现自己的个人处境很狼狈。当时迪里厄自己正忙得不可开交，在准备弗兰克·魏德金德的戏剧《弗朗采斯卡》的首次上演。甚至比之更有重大意义的是即将进行的另一项主要的戏剧规划。1926年秋，迪里厄说服了她的未婚夫路德维希·卡岭·涅伦博根提供40万马克作为保证金维持以左翼导演埃尔温·皮斯卡托为首的新剧团在整个第一季度的演出。迪里厄自己则深为皮斯卡托的剧本《强盗》所感动，同时她也为有可能上演具有强烈的理性与政治风格的、新的试验性戏剧而感到兴奋。③ 　　迪里厄对左翼政治剧院中所承担的义务日益增多；就这一点而论，似乎伊莱扎(指史沫特莱)对希金斯(指迪里厄)的影响象希金斯对伊莱扎的影响同样地深刻，也许更为深刻。 　　当史沫特莱等着迪里厄实行诺言发给她定期生活津贴时，她因没有钱而重新当起英语家庭教师，借钱付房租，并写了一些有关萨尔茨堡在夏季的文化情况的特约报道，当时柏林动物园内正在展出从印度带到欧洲来的畸形人表演，并将陆续在欧洲巡回演出。为此史沫特莱耗费了大部分精力，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旨在讨伐这类怪现象。10月终于来到了，大学开始上课，史沫特莱也收到了她的生活津贴费。那时迪里厄主演的戏剧已经上演，她再一次有时间和艾格尼丝作伴；她决定在一次首场上演之夜的剧院晚会上，把史沫特莱介绍给柏林的社交界。但是史沫特莱在上流社交界中的初次露面并不像伊莱扎·杜利特尔经过精心排练后在舞会上演出的那样成功。1926年11月5日，史沫特莱在给弗洛伦斯的信中暗示了她拒绝在生活中扮演伊莱扎这个角色的心情： 　　迪里厄夫人在魏德金德的戏剧《弗朗采斯卡》中演主角，表演很成功。之后〔在迪里厄〕家里我和一个不相识的英国绅士谈话，下面是会话的内容： 　　我：你是美国人吗? 　　他：不，我是英国人。你是英国人吗? 　　我：不，我是美国人。你喜欢这出戏吗? 　　他：我不喜欢。这戏使我这个有英国脾气的人感到不安。一个姑娘赤身裸体地出现在舞台上，太过火了，我受不了。 　　我：啊，原是如此!可是，这并没有打扰我，这很自然。 　　他：德国的这些事情我都不喜欢。 　　我：喔，我认为魏德金德不完全是个正常人。 　　他：是的，他不正常，他得了那个……那个……那个……卡莱尔困难症。 　　我：啊，你意思他是个阳痿病者? 　　他：好吧，如果你想把卡莱尔困难症叫作阳萎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那样地强调诸如此类的事……唉，诸如此类像我们今晚所见到的问题，或者所谓的问题。 　　我：你指的是性的问题吗? 　　他：好吧，如果你想把这类事叫作性的问题。 　　我：你认为性没问题吗? 　　他：是的，性没问题。仅有颓废分子说性有问题。 　　我：那你是否认为婚姻也没问题吗? 　　他：是的，也没有问题。有关性与婚姻的情况一直是这样一种状态，而且它们也将永远保持这种状态。这方面，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而以后也不会有进展的，所以我们还是承认这个事实为好，停止对此发牢骚。这些日子里我们在舞台上见到的情景完全不是自然的。 　　我：你使我想起了猴子的故事。猴子一定注意到了尼安得特人站直了走路。毫无疑问，猴子认为站直走路是不自然的，它认为过去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将来也决不会有进展。 　　他：唉，后来也没有太多进展。 　　我：对某些人……是没有什么进展。 　　之后我们中间沉默了一阵子。为了打破沉默，我开口了。 　　我：你在这里的职业是什么? 　　他：猜一猜。 　　我：报馆记者——也许是《泰晤士报》或者是《晨邮报》的记者。 　　他：不，——我是搞外交工作的。 　　我：啊，你是在这里的领事馆工作吗? 　　他：不，我在大使馆工作。 　　我：啊?是那样吗——什么地位? 　　他：我是大使。 　　我：〔我先是默不作声，然后我大笑。〕 　　他坐在那里瞧着我，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他不能领会这个笑话，但我领会到了。那时来了位姑娘把他带走了；之后我问迪里厄夫人他是谁。她回答说：“他是英国大使。”我坐在屋子的角落里自言自语说：好啦，好啦；这真太有趣了。所以我又走回去，设法把他从这位姑娘身边拉走——她是位年轻演员，正在角落里吻他。我问他当了多长时间的大使，他说当了六年，即将回国。我告诉他我认识这里的一些英国臣民——澳大利亚人与印度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我等着他的回答，但他没有答复。然后我问他在出任柏林大使之前，他在哪里，他说他在北京当大使。所以我就问他对泛亚运动有什么想法。他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于是我告诉他这是亚洲人民的联盟，目的在于自卫。他看着我却一言不发。那位姑娘又把他带走了，带到一间后屋——也许是想安安静静地亲吻他。 　　如果你认为上述的一切是我虚构的剧本，那你就错了。虽然我不信上帝，我可以在上帝前发誓：我说的全是实话，没有一句谎言。 　　从那些在社交上和欧洲的文化界与政治界的杰出人物经常来往的上层阶级的印度朋友的谈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对史沫特莱的这种言行感到烦恼。其中有一个印度朋友把那时的史沫特莱说成是一个可怜的、骨瘦如柴的家伙，穿着迪里厄穿过的昂贵的旧衣服，使她看来很“可笑”；他还说，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很“奇怪”，可能是女性同性恋爱。4因为事实上当时史沫特莱正在反对婚姻制度的斗争，并谴责男人，所以很多印度人认为她可能是在搞女性同性恋爱，这是不足为奇的想法。但是在早些时期，1926年春季时，史沫特莱在精神分析中也面临这个问题，她否认她有女性同性恋爱的可能性，她曾经对内夫医生表示过她对弗洛伦斯最近的婚姻感到潜在的忿怒。根据史沫特莱信中的线索以及她的一本自传体的短篇小说的初稿内的一些参考资料，都说明内夫医生曾经问过她是否对弗洛伦斯有着潜伏的同性恋爱的感情。作为一个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内夫有可能与史沫特莱谈过一个像史沫特莱这样的女人，嫌恶性交并把性交视为是妇女的一种堕落，会产生同性恋爱，作为一种替代。对内夫的这种提法史沫特莱非常生气，使她想在一个短暂时期内不请内夫这位女医生给她治疗，而换个男的精神分析学家。虽然史沫特莱不信任婚姻与男人，但她辩驳说：她对弗洛伦斯及其新丈夫的即将来临的看望之所以有反感，并非完全由于上述原因，而是由于她忿怒自己对一个喜欢强调她的弱点与怪癖的人欠了债。甚至在弗洛伦斯到达之前，史沫特莱已开始设法与弗洛伦斯疏远。1926年在她给弗洛伦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与你可能得有个机会从头开始我们的友谊，因为我现在几乎完全是个新人，你也许会发现我很讨厌，很难与我相处。我认为你经常提到的我的那种引人注目的生动的个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弗洛伦斯建议史沫特莱去奥地利与他们会面，然后一起旅游，但史沫特莱没有这样做，她的答复是她接受了迪里厄的邀请，以便她继续写书。1926年暮春时节，当她终于在柏林与弗洛伦斯重聚时，史沫特莱很少单独与弗洛伦斯夫妇见面，而且当他们离开柏林时，她也没有去火车站送行。虽然史沫特莱对弗洛伦斯保持疏远，她尽力为弗洛伦斯效劳使之与当地的著名而有趣的人士进行来往，作为她向后者还债的一种方式，藉以摆脱掉她对弗洛伦斯应尽的义务。史沫特莱把弗洛伦斯当作她的老友和诗人，介绍给以下这些有名望的人物，如凯绥·珂勒惠支与亚历山大·伯克曼；她还带了弗洛伦斯去珂勒惠支的寓所庆祝后者的生日。5 　　但当她开始与弗洛伦斯疏远时，史沫特莱再一次和她另一个在纽约的老友玛格丽特·桑格取得联系。几个月不通音讯后，在1926年4月她写信给桑格，叙述了她在完成书稿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说到她又回到内夫医生那里接受精神分析的情况，以及她对妇女问题的不断关注的心情。她并主动表示愿意为预定于秋天在印度召开的节制生育会议帮忙，介绍认识印度妇女，同时她又让德国的女医生正式邀请桑格在前往印度的途中来柏林访问。 　　史沫特莱从十八、九岁起，就为纽约的印度自由之友工作，从那以来，她作为印度民族运动与美国的进步妇女之间的一座文化桥梁而尽力效劳。由于这些集团之间有互相支援的历史，西方的进步妇女经常请印度学生及领袖们如达斯等撰写有关印度的节制生育的文章；不用说这使得这些印度人很为难。因为这些在国外的印度团体的群众、朋友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争取印度独立的战斗表示同情，但他们并不把印度人看作为次等种族。印度人力图使印度人民在人们心目中构成精明老练的形象，印度人民的战斗是为了夺回他们自治的权利，为了保持一种建筑于非西方宗教与传统基础上的不同文化。在同种族与文化偏见的战斗中，他们不愿意承认在推翻了英国统治后，还会有不能解决的问题。英国的宣传工具常用“落后”等词句反对他们，以证明印度“不宜于”自治。他们害怕英国的这种宣传生效，所以印度人想把节制生育问题搪塞过去，将它抽象地描写为一种有关政治地理的事件；为此，史沫特莱感到非常恼火。很多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对性的态度破灭了史沫特莱的幻想，并引起了她的怨恨。1925年春，她在给桑格的信中，就她们两人在节制生育问题上所处的地位，抱怨道： 　　我刚收到达斯博士寄来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专为你们的会议撰写的。达斯博士是我的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是我实在不能同意他在这篇论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关于节制生育的)，可是你接受了他的观点，这使我感到惊讶。……我在《妇女》周刊〔德国最主要的妇女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知道〔因为这篇文章〕很多印度人会指责我是他们事业的叛徒。我同意贫穷在印度是严重的，也〔同意〕50—80％的贫穷是英国剥削所造成的。但是即使印度能供养四倍于现在的人口，印度的人口实在太稠密。人类像兔子似的繁殖的习惯是完全无用的，人似乎总认为人类可以像虱子那样地繁殖，只要他们能喂饱肚子。目的是为了什么?……这是什么荒唐主意?他们要干什么?我〔能够〕理解从事于以灵魂去塞满天堂的基督教的假设(的那些人)；但是很多人甚至连这种蠢话也不信，所以我不理解印度人。印度生产了成群软弱的奴隶，这些奴隶正在搞垮整个民族。我厌恶B·K·罗伊与达斯博士的观点。如果我们对所有印度的弊病，都有一致的看法，这仅仅是为了证明我们认识到这些弊病，而且愿意改正它；我们不需要英国政府或基督教传教士来做这些事；这样，我们在对付敌人时，就会更加强大有力。听着人们用百分数与人口竞争等措词谈论节制生育问题，我感到恼火；我从没有发现过妇女用这种方式来谈论节育问题的。 　　史沫特莱认为揭露丑事的新闻报道是一种理想；对她来说，如果你的目的是进步，那么隐瞒弱点，即使是你自己的弱点，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能认识弱点，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到了1926年秋天，在欧洲的很多印度人，因为他们不太了解史沫特莱过去在美国是怎样努力而有效地推动他们的事业，所以他们公开表示这位自封为印度民族运动的倡导人使他们难堪。多数人认为，即使史沫特莱是无意的，她妨害了查托的政治生命，而且还使他过着痛苦的个人生活，他们不知道在她即将出版的书中是怎样描述印度民族主义者的；6不用说他们也为此而担心。那时有关史沫特莱的书的内容的谣言在柏林的说英语的集团中流传。史沫特莱的朋友格拉别契读了书稿后，大为震惊，她可能是谣言的编造者。1926年8月史沫特莱在给弗洛伦斯的信中，提到了格拉别契对她的书的否定反应： 　　在我离开柏林之前，她几乎把我搞得身败名裂。她来我家看了我书的最后一部分，然后她告诉我她认为我把我的最神圣的感情公之于众是非常不道德的，等等……她说我是为了钱而写了这么一本有关我自己的最“神圣的经历”的耸人听闻的书。……说我是为了钱而透露了我与查托的私生活。然后她建议我应该用另一个名字出版这本书，我拒绝了。……在柏林的最后两天我简直像生活在地狱中，我几乎想把我的书稿从出版社收回来。 　　当然，书的最后一部分不只是写查托，我写进了很多有关巴卡尔的情况——至少是我对巴卡尔的感情。但是我不能明白告诉她。所以我写信给巴卡尔问他是否认为我是为了钱而把他出卖了。 　　我的书现在已经送走了，算是写完了。我拼命地写完最后一部分，写完又改，改完再继续干；但自从我来到这里〔萨尔茨堡〕之后，我什么也不干。现在这书是否能卖掉——我对它已漠不关心，我对它失去了兴趣，我对它感到厌烦，我希望永远不再见到这本书的肮脏面目。 　　别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领袖，例如她过去在纽约的老师莱帕特·拉伊，采取一种比较肯定的态度看待史沫特莱，他们认为她是一位热情的支持者，但应受到控制。1926年7月，拉伊出席了在瑞士召开的国际劳工会议后，来看望史沫特莱。他无疑地对她即将出版的书感到好奇而又担心，为了使史沫特莱高兴，他请她向他在拉合尔主编的《人民》周刊投稿。 　　就史沫特莱本人说来，她觉得她做得已经超过了该做的，因而应该在印度民族主义大家庭里享有同等的权利，她完全有资格批评某个成员或民族运动的某个方面。在1925年之前，她一直遵守那条不成文的规章：即不向外界人士透露弱点从而保持民族运动的公开面貌完美无缺。1925年，她开始在欧洲发表论文批评印度没有节制生育的规划，然后于1926年，在她寄往印度的论文中，她开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印度人民说教。可以预言她的这种做法与口气都引起怨恨。④ 　　1926年秋，当柏林大学开始上课时，史沫特莱兴高采烈。但是当她认识到研究生工作的紧张程度以及她的根底又不雄厚时，兴奋就转变为忧虑。她为经济地理学课程选的论文题目是“从历史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在“大英帝国”这门课上，她集中注意力于中国。研究生的学习要求掌握大量深奥的德语词汇；光这一点就是一道可怕的关卡，难住了史沫特莱。 　　由于压力增大，史沫特莱的健康恶化了。厉害的感冒与咳嗽常使她不能上课。但是迪里厄夫人对史沫特莱的支持从未有过动摇。1926年11月12日史沫特莱给弗洛伦斯的信中写道：“这些天每当我非得去什么地方时，迪里厄夫人就派她的汽车来供我使用，这让我感到自己象个公主。”迪里厄继续邀请史沫特莱出席剧院的晚会与宴会，包括那些为了大名鼎鼎的马克西姆·高尔基访问柏林时所举行的种种庆祝集会。当时史沫特莱仍照常继续接受分析治疗，同时也去精神分析学会听“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这类题目的演讲。 　　到了11月下旬，史沫特莱发言说她非常怀疑自己能否跟上她的同班同学。12月中，巴卡尔来柏林过圣诞节。他发现史沫特莱患了流行性感冒，卧病在床；不久他就走了。1927年1月31日她函告弗洛伦斯：“我患了你无法想象的最讨厌的流感，我卧病在床已有五个多星期了。”虽然病了，她依然高兴地祝贺弗洛伦斯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但是看来最使她兴奋的消息是她的一位美国老友罗杰·鲍德温将于近期内来柏林访问。自从1919年成立了印度自由之友后，鲍德温与史沫特莱成了知己，他们有时也很可能是情人。7 　　鲍德温来柏林也是为了看望查托。以查托为首的少数几个人周密地计划了一年，筹备于1927年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新组织的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鲍德温是为了出席这个成立大会而来的。反帝打同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计划在支持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方面采取统一立场，反帝大同盟的成立是为了反对在殖民主义方面维持现状的国际联盟。其目的是把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例如利用印度军队去中国的通商口岸保护英国的利益。建立反帝大同盟的想法以及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的计划是查托在柏林发起的。最初的经费是由第三国际提供的。但此后，第三国际有意抑制自己不直接对反帝大同盟进行控制，以免其沾染上一层受莫斯科支配的色彩。那时查托本人刚加入德国共产党。他的密切合作者有这样一些工会组织人如匈牙利的L·吉巴蒂、荷兰的埃多·菲门与德国的第三国际人士威利·明曾贝格。最初几年，反帝大同盟得到了一些非共产党员的国际著名人士的积极支持与资助，例如伯特兰·罗素、艾伯特·爱因斯坦、亨利·巴比塞、罗曼·罗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以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们全都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帝大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⑤ 　　布鲁塞尔大会开得很成功，会后发表了宣言，其内容集中阐述了两个主要问题：为了民族独立而在殖民地内展开的斗争正日益高涨，并预言帝国主义国家将在年内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迫在眉睫的战争，工会领袖们特别提到了西方的工业与矿业已转移到殖民地，所以他们强调如果工人真想掌握自己的经济生命，全世界的工人必须采取一致行动。最后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会章并选举了理事会，理事会成员包括尼赫鲁、鲍德温、孙中山夫人以及其他人士。查托担任反帝大同盟的常务秘书。 　　英法两国对布鲁塞尔会议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两国抗议比利时政府为该会所提供的种种方便。法国政府逮捕了理事会成员利奥波德·桑戈尔，他是黑人代表，来自“法国的非洲殖民地”。因而不可能按照预定计划把反帝大同盟的办公地点设在巴黎。英国给反帝大同盟贴上了第三国际阵线的标签；于是美国情报局就不加评论地接受了这个英国提出的结论。8 　　查托与巴卡尔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史沫特莱不愿意在同时同地见到他们两人，所以没有出席。但是她密切地注意着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并且为会议的推动力确实感到鼓舞。 　　1927年春季，史沫特莱继续上课学习，但是她灰心丧气的情绪日益增长。她在杂志上发表了更多的论文，论文内容经常是关于戏剧或关于职业妇女与妇女先锋等。那年春天，罗杰·鲍德温成了她个人的庇护者，她把她对柏林所知道的一切事物，例如柏林城市的情况，当地的组织机构，以及柏林人民的生活方式等全都告诉了他。史沫特莱这时已与弗洛伦斯四个月不通音讯了，1927年5月6日，她写信问弗洛伦斯是否已经生了第一个孩子，并倾吐了自己的寂寞之感： 　　罗杰·鲍德温来了；当他调查这里的组织结构时，我常和他在一起。见到他真象遇见了自己亲爱的兄弟，他在我内心里唤起一种迫切的需要，我需要像他这样的朋友，我本能地理解他，他也理解我。他离别的那天，我整整一夜没有合眼，试图重新考虑我那被繁忙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思想所围绕着的生活，但是我的个人生活却如此寂寞。你也许会认为我爱上了他——但是我并不爱他。他对我表达了爱情——可是，我不知道这是出自个人的感情，还是由于种族的或民族间的理解。他不知不觉地向我指出了我与印度人之间的隔阂。我把这种想法写信告诉了他。他说他认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也许他是对的。……我感到我与多数美国人之间仍然有着较深的隔阂。但是即使对那些我认为是人类的仇敌的美国人，我本能地知道我该在何处下手就能击中他们的要害。但是，对付印度人……我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才能深深地刺痛他们。一句阿拉伯短语或梵语短语不会使我回想起任何往事。……我已两个月没见到查托了，但愿再也不会见到他。一见到他，许多关于他的辛酸的往事就涌现在心头；暂时我尽力避免去回忆那些辛酸的往事。往事本身并不辛酸——只是使我觉得辛酸。至于巴卡尔——今年夏天将决定我们两人今后该怎么办。现在我与他之间甚至互相不通音讯——那是事先约定了的。 　　到了6月史沫特莱终于作出了决定。她承认学位是她力不能及的，她放弃了她的“奖学金”，因而她在经济上对迪里厄夫人欠下的债务至少可以不再往上增长了。虽然没有成为一个专业学者，史沫特莱发现她和迪里厄的关系是非常珍贵的，迪里厄帮助她发表论文，并为她的书《一个孤独的女人》(即《大地的女儿》德文版的书名)找到了德国的一家出版社，由《法兰克福日报》社出版。假设史沫特莱在这段生活中扮演了伊莱扎·杜利特尔这个角色，那她扮演的不是肖伯纳的《卖花女》里的杜利特尔，而是布莱希特写的《卖花女》里的杜利特尔。作为左派的伊莱扎·杜利特尔，她热烈地接受布鲁塞尔会议发出的号召，并在柏林的外国留学生集体中广为传播：革命即将到来——而且是在今年年内!9 　　① 卡西勒家族是犹太人，原住在布雷斯劳。在19世纪中叶由于从事木材交易、土木工程、制造铜丝与钢丝绳而发了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保罗与他的堂弟布鲁诺因拥有画廊而成为艺术界中的重要人物，此外，保罗还作为一个美学理论家而发挥其影响。另一个堂弟恩斯特是个著名的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作为19世纪20年代的魏玛德国的犹太人，这个高贵显要的卡西勒家族(由于他们大胆革新地展出了马内、莫内与勒努瓦等画家的作品)，经常在过去受到批评。此外，以保罗·卡西勒为主要发起人的柏林分离运动的现代艺术家小组被国家社会党人指控为国际犹太共产党人破坏祖国声望的一种阴谋。彼得·帕雷特《德国分离主义：现代主义及其在德帝国的敌人》(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80年)。 　　② 豪斯霍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将军，在此之前他以军事观察家身份驻日本工作。史沫特莱似乎有可能在一年前，在发表她的研究论文之前，在柏林见到过豪斯霍弗。1926年豪斯霍弗把德国帝国主义的总参谋部隐藏在他的研究所内，这事史沫特莱是不知道的。正是豪斯霍弗和他的总参谋部在那时为希特勒提供那些蛊惑人心煽动群众的奇谈怪论，例如《血统与土地》中所提出的荒谬想法。 　　③ 正是在1926年政治“侵入了”德国剧院。布莱希特·贝特霍尔特、埃里克·恩格尔、杰斯纳·利奥波德与皮斯卡托力图把经典著作编为与时事有关的现代化作品。经过多次辩论后，谢尔盖·爱森斯坦的影片《波将金战舰》才得到了上映，并获得了评论家的充分肯定。由皮斯卡托导演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底层》定于11月10日首次演出，高尔基特为此而前来柏林。那年的夏天皮斯卡托、恩格尔、厄恩斯特·托勒、威廉·赫尔措格与奥托·卡茨一起讨论创办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剧院的可能性，以发展他们在技术上与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到了第二年，除了恩格尔，以上列举的戏剧家都受雇于皮斯卡托，他们的姓名都列入了皮斯卡托的工资名单上。恩格尔打算与布莱希特以及卡斯珀·内尔合作，并订于1928年演出《男人是大丈夫》与《三个便士歌剧》。正是迪里厄与她的有钱的未婚夫的介入所提供的资金才使皮斯卡托的梦想成为事实。卡岭·涅伦博根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不准许该剧团的名称包括“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形容词。他也希望在演出的剧本中为迪里厄提供扮演角色的机会。埃尔温·皮斯卡托《政治戏剧历史：1914—1929》(休·罗里森译，纽约，1978)175—176页；约翰·维立特《埃尔温·皮斯卡托的戏剧》(伦敦，1978)67页。 　　④ 1926年1月的《现代评论》月刊(加尔各答)发表了她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笔调尤其显出她盛气凌人的气势，她在文中嘲笑印度学生以及他们在“戏剧”方面所掌握的知识：“但是印度可以从欧洲学到的东西偏偏就是戏剧，戏剧在文化领域与学问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在戏剧这方面，从英国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在整个文化领域内，英国是以她的低劣的、毫无价值的、非艺术的戏剧而臭名昭彰的。在英国的印度学生不能学到他们在印度见不到的东西；眼看从英国来到欧洲大陆的印度学生要求看戏剧真是叫人痛苦；他们要去看戏的剧院不是那些能面对面的见到世界上伟大思想的国立剧院，而是那些低级的时事讽刺剧，杂耍表演，轻歌舞剧，餐馆里的歌舞表演。此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戏剧’。但是那不是欧洲大陆的‘戏剧’。在欧洲大陆上有些男女毕生从事于表演与剧本的认真研究，而且这些庄重的男女艺术家和所有其他学科中的学者和思想家的地位是相等的，他们是朋友。从欧洲的戏剧中，印度能学到数不完的东西——也可以得到数不清的东西。” 　　⑤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到来的前一年(1926年)对柏林的民族主义(者)集团是件头等大事；以后这事对史沫特莱也颇为重要。尼赫鲁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总书记，也是1921年以来莫汉达斯·K·甘地的得力助手。1926年他与他的病后恢复期中的妻子去瑞士度夏；同年的秋天，尼赫鲁常去柏林调查欧洲的流放的民族主义者团体的工作，并对之加以鼓励。他的访问对查托、史沫特莱以及其他同事所作的宣传工作给与了承认和合法化。尼赫鲁特别重视维连德兰纳斯·查托帕迪亚雅，把他视为柏林民族主义团体的公认领袖；尼赫鲁在好几个场合见到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虽然史沫特莱在当时没有提起过尼赫鲁，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她的重要性逐渐增长；两人一直保持联系直至1950年史沫特莱去世为止。查托使尼赫鲁确信通过反帝大同盟在全世界采取公开的统一立场来反对帝国主义是有用的，查托还介绍尼赫鲁会见孙中山夫人以及其他中国国民党的官员。到了1927年12月，新德里正式宣布尼赫鲁继续留在欧洲，代表印度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大会。A·C·N·南比亚尔，访问记，1971年，新德里，尼赫鲁纪念馆及图书馆藏的手稿，全印国会委员会档案，附录127号关于反帝大同盟，存同上馆内；尼赫鲁：《向自由》(纽约，1942年)，121—127页。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