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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莫斯科、纽约和上海，1933—1936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史沫特莱在苏联从1933年6月到1934年4月共呆了10个月。她一到莫斯科，医生就建议她到基斯洛沃德斯克的高加索山区的心脏病疗养院去。她在疗养院里整个夏天的花费是用莫斯科出版商预付的稿酬，加上出售一千多张在中国拍摄的照片的收入支付的。虽然在疗养院她得到了休养，但1933年6月当她得知她的朋友、左翼作家和鲁迅的门生丁玲被捕的消息时，她的思绪无法集中于江西的书上了。史沫特莱对她的秘书、丁玲的丈夫的怀疑证实了，正是由于他投奔了国民党才遭致了丁玲被捕。史沫特莱赶忙编了丁玲和其他作家的短篇小说英译本，藉以宣传中国当局迫害作家。1完成这项工作后，她的关于江西苏区的书才真正地在进展。9月，她回到莫斯科，仍在希望尽快把书写完。她要在11月经欧洲和纽约再到中国去。2 　　在苏联首都，史沫特莱住在一个二流旅馆，自己在小火炉上烧饭、自己管家务。有一天晚上，中国诗人萧三来邀请她到他家进晚餐。萧三是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朋友，很早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应萧的邀请，史沫特莱向莫斯科的作家代表大会作报告，介绍中国文艺的发展。在萧的记忆中，史沬特莱是一位忧伤孤独的女人，有些心神不安，总是急着干她的工作。他回忆起她简朴的生活，回忆了她在街上总是对老人和病弱者非常客气。她受到的礼遇绝不像给予共产党国际人员的，也不同于一群长住在古老的勒克斯饭店的《莫斯科每日新闻》工作人员。萧三的印象同尚存的少量信件，与史沫特莱在莫斯科的另一中国朋友陈依范的回忆是吻合的。3 　　虽然史沫特莱未发表任何关于苏联的文章，但她写的信件表明，比起1921年她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的提高给她留下了印象。她除了走访中国朋友或同正在莫斯科工作来自爱达荷的涅兹佩尔色印度人阿奇·菲尼一起去看芭蕾舞或歌剧之外，她感到孤单不安。特别是她同俄国编辑为书发生争执工作搁浅时(例如，不顾她的抗议，他们删掉了叙述共产党人枪毙地主那一章)，更是如此。她也不喜欢《莫斯科每日新闻》那个圈子，它的领导人(也是主编)米歇尔·鲍罗廷在1921年曾同史沫特莱冲突过。4 　　1934年1月，史沫特莱在莫斯科更感不安适，乃迁往列宁格勒去完成书的写作。在那里，她与查托重逢。纳粹党执政后，查托于前一年从柏林来到列宁格勒。到了1934年，查托定居于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人种志学研究所工作，娶了俄国妻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世。这次重逢是友好的，柏拉图式的，并在史沬特莱的生活中最后结束了痛苦的一页。5她在列宁格勒完成了这本书。3月她回到莫斯科，孙夫人捎来口信需要史沫特菜帮她办一桩事：为创办可能成为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的持续的声音的一个新英文杂志到纽约去募集贷金，物色工作人员。她从孙夫人那里听说《中国论坛》因其主编哈罗德·伊萨克斯使之转向了明显的托洛茨基主义遭致垮台。4月初，史沫特莱在会见了书的编辑后，道经欧洲到纽约去了。她在巴黎短暂停留几天，拜访了格林尼治村节制生育运动的一位老朋友约瑟芬·贝内特·布鲁克斯，然后乘船去纽约。 　　曾于1925年在柏林见过面的她以前的同屋弗洛伦斯·伦农到码头迎接她。弗洛伦斯已离婚，带来了一位新的男伴，他们几乎立即开始了争论。这位男友以托洛茨基的语言谴责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史沫特莱要求弗洛伦斯同他断绝关系。弗洛伦斯拒绝了，从此两人再也未见过面。6 　　经过在国外十二年之后，史沫特莱在大萧条期间回到美国。她到达纽约时，比较自信，对自己的政治立场深信不疑。对她说来，美国的经济情况证明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在衰落。她希望在纽约为孙夫人的新杂志筹款，同时也为自己谋一个记者职业。她在纽约紧张忙碌。她访问了《新群众》，会晤索伯格·布伦丁，玛格丽特·桑格、吉尔伯特·罗的遗孀和出版商，此外还演讲介绍中国。在大萧条中，款项和职位都稀少。她没能找到为一个主要报纸或通讯社当专职驻外记者的位子。她最大的收获是同科沃德—麦卡恩出版社商妥出版《大地的女儿》的缩编本，并由马尔科姆·考利写序言。《大地的女儿》得到了批评性的赞誉，但销路不好。考利认为缩编得短些好些的版本会吸引广大读者。7 　　像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马尔科姆·考利由于经济萧条而变得激进了。亲眼见到了阿巴拉契亚的矿工怎样组织了起来，考利曾报道说，普通人携起手来为较好的生活条件斗争，他们的生活就可以获得新的尊严新的意义。不过，当他于1934年5月在纽约第一次同史沫特莱相逢时，考利正在重新考虑他的革命热诚。他在纽约市的环境是好心的知识分子的左翼社团，很像史沫特莱在1918—1920年的格林尼治村。在考利看来，1934年的史沫特莱是工人阶级虔诚的革命家的化身，她那狂热的性格既有吸引力，又令人厌恶。他首次遇上史沫特莱是在她作主宾的一次政治性晚宴上：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狂热的……她宽大的额头上头发稀疏。她谈到那些背叛了中国革命者的人时，她的嘴紧闭着，眼睛突起，闪烁着仇恨，如果这个煤矿矿工的女儿曾有过文雅的举止的话，她在上海经历了她的同志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出去处死……也就永远丢掉了这份文雅。这晚我退缩了……我没有等待史沫特莱的演说，那是会比其他的演讲更有说服力的，似乎每句话都染着她的中国朋友们的鲜血。8 　　这次晚宴后不久，考利在《新共和》上为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写了一篇热情的书评。其中有一段： 　　史沫特莱如果有时间学习，她可以学到不少叙述的手法，又有一些技巧似乎是她写星期日特稿时学到的，是应该摒弃的。但是，她眼前是一个不寻常的题目，此外还有旁的——她对她的主题的一种尊崇的态度，一种信仰，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编年史的作者和自弹自唱的诗人。请注意，她写的是历史事实。显然是简化了的，复述时经过理顺的，但依然是事实，是可以从官方记录中查到的。读这本书，其中的英雄和恶棍(没有两者之间的人物，只有英勇的红军和怯懦的白匪)不能不令人想到罗兰反对异教徒，想到英王理查德(狮心理查德)反对抵抗十字军的伊斯兰教徒，以及《金色传奇》中的诸多圣贤和殉道者。9 　　6月，史沫特莱到了加利福尼亚，同家人的团聚是痛楚的。由艾格尼丝资助进入大学的默特尔·史沫特莱现在圣迪戈区一个小学任校长。他们的弟弟萨姆也在圣迪戈，最近结了婚，找不到长期的职业。他们那酗酒又失业的父亲查尔斯暂时搬来同孩子们住。自从1916年以来，艾格尼丝没有同任何一个家人会过面，那年圣迪戈师范学校的校长劝她离开那个地区，以免妨碍默特尔找职业。到了1934年，默特尔成了这个家庭唯一有稳定收入的人。当她想象到如果当地社团一旦发现她姐姐是个“赤色分子的同情者”，将会有什么下场时，她是那样过度地紧张以致半边脸暂时麻痹了。这发生在艾格尼丝回家之前。史沫特莱不顾一切，向她的家人宣传社会主义。她常敦促萨姆把工人革命事业放在自己的直接利益之上，并劝他参加当时正处于最有力量时期的美国共产党。萨姆的妻子伊丽莎白似乎不大介意，但萨姆却以肯定的口气告诉艾格尼丝，要“收拾它”。史沫特莱的第一个丈夫厄恩斯特·布伦丁和妻子埃利诺也来看望她，埃利诺为此次见面感到痛苦。10 　　1934年初史沫特莱离开加利福尼亚前往中国。轮船在横滨停舶一天，她拜访了当时在日本她认识的唯一的人——《大地的女儿》的日文译者尾崎秀实，以后他们再也未晤面。11如一个英国间谍V·A·皮茨当时记载的，史沫特莱于1934年10月22日抵达上海。此后不久，可能出于希望从美国领事馆取到官方的保护，她递交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介绍信：“应纽约州的美国参议员尊敬的罗伯特·F·瓦格纳之请，我有幸向你介绍将到外国去的纽约市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小姐。我热诚地预先替史沫特莱小姐请求你给予她以同你的官职相称的礼遇和帮助。”12 　　这封介绍信并未起作用。以后在上海的两年，史沫特莱将比1929—1933年期间更为困难，作品也少了。她写得少多了，只靠以前著作的收入维持生活——1934年出售给美国杂志的几篇文章，还有包括1935年科沃德—麦卡恩的《大地的女儿》缩编本在内的三本书的版税。她发表的少数文章流露了由于政治迫害引起的笼罩着她的孤独和近乎狂想症。她情绪的摇摆，从长期的沮丧和健康不佳，突然转向短时间的欢快和精力充沛，越来越明显了。也许并不奇怪，八年之后她在《中国的战歌》的自传部分，对这个时期的生活一字未吐。 　　史沫特莱的部分问题是由于政治局势恶化使她沮丧。日本人正从他们在满洲的新殖民地缓慢地向北平推进。南京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采取制止日本人的直接行动。1934年春国民党发动对江西的共产党游击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到了10月，蒋介石依靠德国的咨询和技术援助，采用了碉堡战术，使共产党不得活动，处于严重困难中。在像上海这类城市，国民党因而增加了信心。南京发动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新生活运动，同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口中正在增长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相抗衡。特别是在上海，伴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宣传是日益增长的国民党警方的压制和新闻检查。 　　1934年，在战略问题上，共产党发生深刻的分歧。党的总部于1932年从上海移往江西，领导层内严重地分裂了。江西苏区的创造者毛泽东和朱德，主张以运动的游击战争对抗国民党的围剿，但党的领导层内的28个“布尔什维克”追随莫斯科的传统的立场，坚持要有一个安全的基地打阵地战。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派占了上风，到了1934年夏他们实际上已将毛泽东软禁起来。由于国民党的钳形攻势加紧，江西苏区缩小了，到了10月末，局势日益严重，10万部队突破国民党防线西撤，留下了一支后卫队，大部分人是毛泽东的老战友，包括他的弟弟毛泽民。没过多少天，后卫队大多数被国民党打死或俘虏，这就是史诗般的长征的开始。经过一年多长征，2万名衣衫褴褛的幸存者到达了西北的保安，在那里重建了一个苏区，重建了以毛泽东为新的党主席的总部。 　　在这期间，史沫特莱在上海联系的左翼人士也分裂了。例如，到了1935年末，左翼作家联盟内有一派通过联络人员同西北的毛泽东联系上了；但可能是较大的另一派，接受毛的反对者、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王明的指示。1936年初，大多数上海的共产党员仍服从莫斯科领导：他们持续地主张国内的阶级斗争，主张在国际上保卫苏联而把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问题放在一边。但在1935年春季，大约就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路线，呼吁各党派和各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与日本对抗。那时，在左联内部，史沫特莱的朋友们正激烈地争论着如何有力地在文化工作中执行莫斯科的新的统一战线政策，争论着左翼作家们在放弃其革命的文化游击战士的位置方面应该走多远。 　　左联中的鲁迅等人虽然早就公开提出过日本威胁的严重性，现在他们反对新的路线。鲁迅认为，几位接近莫斯科的作家，著名的如周扬和夏衍作为新的动力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过于妥协了：它包含了对国民党当局过分的投降，只能破坏社会革命的原则和目标。他建议另一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他拒绝参加用以代替左联由周扬组织的一批作家的新团体。鲁迅得到著名人士诸如冯雪峰的支持。冯最近从中国共产党在西北新建的游击队总部来到上海，他自称是代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这个问题表态的。史沫特莱的朋友茅盾很有特点地试图在两派之间斡旋，却受到双方的攻击。到了1936年春天，慢慢地积累起来的人际间紧张关系爆发成了激烈的谴责，其回声今天在北京仍可听到。最后，党的活动分子中的大多数站在倾向莫斯科的作家周扬一边，左翼作家联盟不复存在了。①自1930年以来着意地在左联周围建立起来的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被1936年夏季怒气冲冲地进行的文字之战彻底破坏了。13 　　使史沫特莱沮丧的更有在她回上海之后不久同弗兰克·格拉斯和哈罗德·伊萨克斯的争吵。虽然她曾一度同他们二人在《中国论坛》(1934年初停刊)亲密合作过，现在史沫特莱对他们和托洛茨基派的联系和观点很恼火：她看出他们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是中了国民党之计。她问他们的争论在1935年夏季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公开了，这使国民党和上海的报界高兴。史沫特莱被抨击为斯大林分子，而作为回击，她指责老朋友们破坏了革命事业，并使重要人物如孙夫人等的生命处于危险中。这个争论也暂时地切断了史沫特莱同《密勒氏评论报》主编J·B·鲍威尔的亲密关系。鲍威尔籍机在报刊上取笑争论的双方。14 　　第二次逗留上海期间，史沫特莱的私生活是寂寞的。回到上海时，她感情上、体力上极度疲惫，头两个月不得不为恢复健康出入于医院。在市内，已没有几个亲近的朋友了。尾崎秀实、索格和陈翰笙都走了。埃德加·斯诺在北平。丁玲已被捕，传说已不在人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史沫特莱的朋友、同盟的总书记杨铨被杀害后已经解体。留下的老朋友只剩下鲁迅、孙夫人和路易·艾黎了。艾黎跟史沫特莱在霞飞路上的巴恩公寓里是邻居。巴恩公寓跨立于呈六角形的两条街之间，这个建筑有二十几个出入口，因而是庇护遭难者，逃避法、英和中国警察的侦查的理想场所。对于像史沫特莱这样的被严密监视的人，众多的出入口的便利是明显的。她同艾黎一起藏匿被国民党蓝衣社追捕的人，想方设法使他们逃离上海。陈翰笙教授就是一个这类的遇难者。他于1935年5月意外地出现在史沫特莱的家门口。陈在两年前因在上海处境危险遂避往东京，现在回来执行秘密任务，不料抵上海后发现他的联系人已被捕。他先是藏匿于史沫特莱的公寓，以后又到艾黎家；他的妻子顾淑型也随他从东京到了上海，同一对德国夫妇住在一起。几个星期之后，史沫特莱替他们买了开往海参崴的俄国货轮的船票。装束对于实际的出逃行动是很重要的。上船的那天，陈翰笙出现在码头上，穿着阔绰，手中拿着顶遮阳帽，还捧着一束剑兰，装作是来给外国朋友(史沫特莱和艾黎)送行的。那对德国夫妇和顾淑型也类似的装扮。船启航前几分钟，史沫特莱把陈翰笙夫妇带进船长的厕所，锁上门，直到船离港驶出了黄浦江。15 　　另外一次，史沫特莱和艾黎保护过刘鼎。刘是共产党的要人,是1933—1934年被国民党破坏的福建一个小苏区的幸存者。1936年末刘被带到路易·艾黎住所躲藏，有几个星期需要他住在史沫特莱的家里。史沫特莱详细记录了刘叙述的福建苏维埃的故事。她对福建农民游击队自己制造枪炮的智慧和技巧深感兴趣。1935年初刘接受了一项微妙的使命：作为党的联络员同当时控制着西北的西安的满洲军阀张学良接触。他登上飞往西安的飞机时，史沫特莱交给他一大铁罐外科医用麻药，两人均不懂运输这类高度易燃物品的危险。当刘很不在意地把罐子交给驻西安城外数公里的一个新营地上非常高兴的红军医务人员时，他为此次冒险受到了批评。16 　　虽然史沫特莱交往的圈子比以前缩小了，她对几位新从西方来的人施加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其中之一是马海德(乔治·哈特姆)，一位年轻的美国医生，到中国来寻求冒险和个人财富的。史沫特莱向他深入地分析了上海的悲惨生活，讲述了在西北的红军的种种，使马海德受到震动。她坚决主张他应自己去发现真理，马海德遂于1936年春同埃德加·斯诺一道前往西北去访问在西安以外的红军新的营地。他看到红军非常需要他的医术，就留下了。他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觉，直到40年代才回到上海。17史沫特莱对在上海结识的斯诺夫妇——埃德加和他的第一位妻子尼姆·韦尔斯(海伦·福斯特)的生活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935年12月她同他们都住在北平，三人都参与了“一二九运动”——一系列的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②他同罢课的学生工作在一起近一个月，把他们的消息传递给在上海的孙夫人。之后，她帮助组建以孙夫人为首的救国会，它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救国。史沫特莱是斯诺同这个组织和同鲁迅进行联系的中介人。自然，也是史沫特莱敦促斯诺同马海德于1936年到西北去会见刚完成了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人。18 　　1934年回到上海以后，史沫特莱似乎同上海的德国左翼人士的社团来往少些了。艾斯勒夫妇、尤尔特夫妇和索格已离开中国；艾琳·维德迈尔的书店关闭了；自然，史沫特莱不再为德国的报刊写文章了。这个时期她的德国朋友是新来的人，如特鲁迪·罗森伯格和她的丈夫汉斯·希普。他们定期地在星期日聚餐吃炸鸡块，争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例如封建主义的定义、东方专制主义等等。史沫特莱生气的时候，就坚持主张特鲁迪同她的愚顽的丈夫离婚。她还主张解除婚姻成为一种制度，坚持认为妇女生孩子将限制她们参与政治。19 　　史沫特莱的上海圈子在1936年春天开始散伙时，她最严重的问题是跟自从1929年以来就一直是她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人物的孙中山夫人的关系破裂了。前一年孙夫人交给史沫特莱一项任务，物色适当的人在上海编辑出版一个新杂志以代替《中国论坛》，那时两人就开始不和了。两位女性都认为需要一个刊物公开批评国民党，并以反蒋介石、亲中国共产党的眼光报道政治发展。这样一本杂志必须是英文的，由外国人编辑，国民党无法过问，在租界内出版，南京政府无权管辖。大约在1935年下半年，孙夫人曾三次把组建这个刊物的基金交给史沫特莱。 　　整个1935年，史沫特莱给纽约写了几封信，要求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派能编辑出版这个新杂志的人到上海来。最后，在1936年，由于史沫特莱极力请求，白劳德派遣了他的秘书格雷斯·格拉尼奇和她的丈夫曼尼。在这期间，史沫特莱逐渐地把基金用于她认为紧急的需要上了，诸如救援被难者出逃，出版珂勒惠支的蚀刻画集。孙夫人因其拖延和“浪费了”基金不声不响而感到气恼。她也因史沫特莱有时公开说自己是孙夫人的“伙伴”或“秘书”而生气。孙夫人是一位非常不愿出头露面的人物，不愿意让人知道她的追随者，因而她对此深为反感。最后，格拉尼奇夫妇到达上海时，史沫特莱满以为她将同他们分有编辑权力；但格拉尼奇夫妇拒绝同她合作，并得到了孙夫人的支持。因此，虽然史沫特莱曾为最初几期的《中国之声》写过文章(用笔名拉斯蒂·纳尔斯)，新杂志的成功却使她愤懑，越来越多地同格拉尼奇夫妇、特别是同格雷斯争吵。格雷斯也变得像史沫特莱一样，在批评旁人时直来直去，使人生畏。不久，孙夫人完全切断了同史沫特莱的关系，最后发表了公开声明：史沫特莱从未当过她的秘书。20 　　两人分手大概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史沫特莱同孙夫人都是战斗的妇女，政治上一致，可以完全用英语交淡，但孙夫人娴雅，感情不外露，沉默寡言，而史沫特莱则粗鲁，暴躁，直来直去。即使在最好的日子里，大概两人也并不亲密；风格和性格的悬殊太大了。从这方面观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史沫特莱在《中国之声》的所作所为，会导致她同孙夫人的工作关系的终结。直到40年代，同孙夫人关系的破裂仍然继续使史沫特莱深感痛楚。 　　仲夏时节，史沫特莱决定必须离开上海了。她感到政治上窒息，同剩下的朋友疏远了，身体很不好。很有特色的是，她的下一步计划是源于早些时的友谊。几个月前她曾庇护过的红军老干部刘鼎现在中国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同满洲的军阀张学良共事。刘鼎写信邀请她去西安，她立即接受了。在西安，她可以休息、写作，也有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治环境。还有另外的吸引力：新的红军基地就在35英里之外。21 　　① 在这次意识形态矛盾的整个时期，史沫特莱似乎是始终同鲁迅站在一起的。她有几次见到了冯雪峰，对他叙述的长征特别感兴趣。自从1930年创建时起她就与之一起工作的左翼作家联盟的解体特别地使她沮丧。1930年春季在鲁迅辞世之前，史沫特莱同他们保持很亲近的工作关系。一个重要的项目是共同编辑并在经济上支持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中文版。由于鲁迅的鼓励，她也同他保护的较年轻的人发展友谊，例如，从满洲来的一对夫妇萧军、萧红和湖南人周立波。几年之后，她将同周共事。 　　早在1935年，史沫特莱就关注鲁迅日益衰退的健康，不断地催促他到苏联的疗养院去，并于1936年把在上海最著名的结核病专家、美国医生坦尼请到他家去。作为最后一着，1936年的一天，她秘密地把鲁迅和孙中山夫人带到苏联领事馆，希望当着孙夫人的面向鲁迅发出正式邀请可能说服他离开上海去治疗。鲁迅坚定不移地拒绝了，他说：“谁也不能走开!总得有人站着去作战。”访茅盾、周立波和钱俊瑞。《鲁迅日记》1936年部分——1978年3月，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的战歌》83、133页；茅盾编辑《鲁迅回忆录》(北京，1978年)。 　　② 史沫特莱还利用这个机会同合众社北平分社主任F·麦克克拉肯·费希尔、《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和埃德加·斯诺到北平以东日本人建立的以殷汝耕为首的伪“冀东自治政府”作了一整天实地考察旅行。1987年麦克·费希尔回忆：“在回来长时间乘汽车的路上，史沫特莱教我们唱‘拉里多的街’，这个忧伤的民瑶竟然显得挺欢噪。”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