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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白肤女皇”史沫特莱：西安事变，1936——1937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1936年的西安是个贫穷的灰尘弥漫的城市，位于中国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唐朝(公元686—906年)，它是经过中亚细亚的丝绸之路的东部终点，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有、最国际化的都市。公元10世纪毁于战火，此后它的发展极为缓慢，经过了几个世纪，1936年秋，史沫特莱到达那里时，发现它是一个散乱、肮脏、狂风肆虐的商业中心，中世纪坚厚的城墙保护着它，将它与陕西省崎岖的贫瘠的农村分开。那里的外国人，只有几个传教士和一两个流动商人。 　　史沫特莱的联系人刘鼎从1936年初已经住在西安，任满洲的流亡将军张学良的高级参谋。①共产党交给刘的任务是做32岁的张学良少帅和驻在北面的红军之间的秘密联络人。1936年5月，刘鼎在当时张学良军队控制下的延安县城里一座老天主教堂里安排了张学良和周恩来的秘密会见。这次会见的目的说明了刘鼎让史沫特莱9月份来西安的原因。周恩来和共产党的领袖们希望能劝导张学良少帅和在此地区的其他军阀迫使蒋介石与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如果向着这个目标能够取得进展——似乎成功在望——，他们希望有一个同情进步事业的国际记者在场进行报道。1 　　共产党认为张学良少帅很有可能接受他们建议的原因是复杂的。张学良的地位和军队是从他父亲，一个声名狼藉的土匪变成的军阀张作霖手中继承的。1928年作为占领满洲的第一步，日本人杀害了张作霖。到1932年，日本人已完成了对满洲的占领，于是将这位年轻的军阀和他的军队逐出满洲。少帅被委任在南方的武汉指挥军队，心里渴望复仇，打回老家去。1934年，他拥护蒋介石，认为他是唯一能够统帅军事力量抵抗日本人的领袖。到了1935年，张学良对蒋介石已经失去信心，同时蒋介石也开始把张学良的军队视为对他自己的统治——一种坐镇于中部中国的松散统治的潜在威胁。蒋介石解决的办法是把张学良的军队往西北调遣，派到西安去镇压那里的共产党。 　　1935年，西安本来就处于陕西军阀杨虎城控制之下。杨是个旧式军人，他的军队以劫掠贪婪闻名。杨虎城对打日本人或打共产党人都不感兴趣，但他具有强烈的独立性，憎恶蒋介石的权威。少帅张学良明智地约束自己的部队，避免与杨虎城的部队发生冲突。当两位军阀亲自商定各自的防区后，他们发现他们不仅仅可以共存，事实上，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不久，他们的参谋人员即亲密地在一起工作——部分原因是共产党已经很深地渗透进双方的参谋人员中。 　　1936年夏，这两位军阀都认为共产党已在长征中大大削弱了力量，即使在陕西省也构不成如蒋介石所说的那种对他们的威胁。他们看到了更大的威胁来自日本人。日本人夏天已进犯到了北京外缘，正在西进向陕西进犯。两位将军对时局的看法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舆论是一致的，这也是孙夫人的救国会所公开主张的，即致力于促使蒋介石抗日。无论如何，日本人的进犯必须制止。 　　当史沫特莱于9月中旬到达西安时，她对西安的政治气氛并不感到失望。8月以来，政治上活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从北京、上海转移到了西安，在西安对他们很少压制。抗日的示威游行是地方当局允许的。另外，尽管当时仍然禁止与北面的红军直接联系，也不允许外国人出入红区，但现在已有可能经过化装，由人护送秘密进入红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北京和上海的青年学生，如未来的外交部长黄华，即是当时经西安秘密前往红军基地的。 　　刘鼎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来，但她仅在西安逗留了几天。刘鼎希望史沫特莱留在西安附近，而不要公开露面，以免过早地引起怀疑，招致南京方面的恼怒。对她来说，史沫特莱倒情愿隐蔽起来等待邀请和被护送去红区访问。此刻她对杨虎城和张学良并无多大兴趣，在上海她已看到过许多抗日学生的活动了。因此，当刘鼎安排她住在西安以东20英里的临潼时，她并不反对。2 　　临潼是中国最古老的胜地之一。它建在含硫的温泉地区，在唐代曾是皇帝和帝妃们优雅的娱乐场所，那里有各种各样古典的明、清建筑风格的亭、台、楼、阁、浴室以及林荫道，使人充满了思古幽情。史沫特莱平静地生活在临潼，一直到11月下旬，一面恢复身体，一面开始写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新书。早在史沫特莱是个小姑娘时，她就喜欢骑马。现在她开始定期地骑马旅行。(她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附近的秦始皇陵。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也是万里长城的建筑者。)刘鼎每周都遣人送去面包、邮件和外界的新闻。中国朋友偶尔也去访问她。10月下旬的一天，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妇女带给她鲁迅逝世的消息。几乎与此同时，她得到了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去世的噩耗。父亲去世，激起了她对她的家庭的一阵短促而强烈的内疚和沉思所引起的痛苦。3 　　在这段时间里，史沫特莱只有一次离开临潼住所，那就是在10月下旬去西安看望埃德加·斯诺。当时斯诺刚从共产党的根据地保安回来。他在那里与和红军一起生活了四个月。斯诺赴红区访问正是史沫特莱于1935年在北京时鼓励和帮助他安排的。共产党要求第一个访问红区的新闻记者是个与国际左派没有联系的人。史沫特莱从政治上了解为什么共产党提出这种要求，但从个人角度上，斯诺抓到了这样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机使她燃起了妒嫉之火。她克制着妒嫉心情，热情地欢迎斯诺。 　　这次访问的高潮是一天晚上戏剧性地同丁玲重逢。丁玲是史沫特莱的作家朋友，她于1933年在上海被捕后，史沫特莱一直以为丁玲已不在人世。现在，丁玲告诉她，她把丁玲被捕的消息广为报道，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从而挽救了丁玲的性命。这次重逢是在德国牙科医生赫伯特·温施的住宅里，丁玲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扮作一个女佣人藏在温施的住宅里。温施大夫当初是听从史沫特莱的劝说从上海来到西安的，现在是张学良的牙医，但他真正的任务是给红军输送医药用品。四十年后，丁玲曾回忆那次充满笑声和激动的泪花的十月重逢，她如何吃力地为这次欢聚烧了一只鸡。那是一个欢乐兴奋的夜晚，话题主要围绕着红军的活动，斯诺预先给大家看了他为《西行漫记》(1938)收集的材料。几个星期后，丁玲溜出西安，参加了保安附近的红军。4 　　11月下旬，史沫特莱突然接到通知，必须立即离开临潼，转到西安。蒋介石将要到临潼来。他打算同他的军阀将军张学良和杨虎城磋商，强令他们投入更多的兵力围剿“共匪”。12月7日，蒋介石把召见张、杨的司令部设在临潼。蒋的随员及他的大部分官员留在西安，被安排在西京招待所，一周前，史沫特莱也搬进了这个招待所。 　　尽管蒋介石认为同日本人作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几层原因使他想把战争往后拖。首先，他正在同日本人谈判，试图争取时间扩充他的军队并使之现代化。其次，他刚开始着手于一项野心勃勃的三年工业化计划，他期望藉此建立某种工业基地，以供应对日战争的需要。他主要是想依靠德国人的帮助来完成他的工业化计划；同时也希望德国人能借助德日反共产国际的条约结成的同盟对日本人施加抑制的影响。第三，他自信他那按照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模式建立的新的安全机构，对中国主要人口聚集地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有力。在这些情况下，蒋相信他有时间去对付西北的“共匪”。1936年末，他两次亲赴西安设法处理这件未了的夙愿。第一次是10月份，在西安停留了一两天，下令对“共匪”包围。第二次是12月，亲自去检查他的命令的执行情况。5 　　1936年12月初，西安的紧张气氛一触即发。尽管史沫特莱由于背疾不得不常去当地的教会医院进行治疗，她花了同样多的时间奔走于街头。当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在临潼与蒋介石进行紧张的会谈时，学生们要求全中国的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游行，遍布整个西安城。最先的示威游行是抗议11月27日发生在上海的逮捕“七君子”事件。“七君子”是当时公开呼吁国民党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自由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和非共产党知识分子的领袖。史沫特莱在上海时曾代表孙夫人与“七君子”共过事，因此她也同学生们一样，对“七君子”的被捕异常愤怒。12月9日出现了高潮，学生们上街游行，纪念前一年在北京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正是那次运动，成立了以孙夫人为首的救国会。西安的警察由于蒋介石的到来及其私人卫队的鼓动，对游行者开枪镇压，打死了9名学生，逮抓了12人。张学良少帅大发雷霆，要求释放被捕者。对自己的权威具有无上自信的蒋介石，给张、杨两位将军下了一道为期两天的最后通牒：立即执行命令，发动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否则，解除他们的职务。张、杨的答复震惊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方面。 　　12月12日黎明前，张学良派一支小部队在临潼将蒋介石逮捕带回西安。同时，杨虎城的部队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的随行人员，当时史沫特莱也住在那里。当蒋介石在他的临潼住所听到几声枪响时，身着睡衣仓惶爬上了附近的一处山崖。他被发现躲在山崖顶部的一个浅洞里，脚上满是血，不能再往前爬了。领头的军官向蒋道了歉，把他背下山，用汽车押送到西安。蒋介石浑身发抖，开始一段时间拒不说话。6 　　张学良的部队在临潼未施武力逮捕了蒋介石，对他以礼相待。杨虎城的部队却以习惯的方式，在黎明前强行攻入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下面是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的记述： 　　来复枪的枪托猛烈地砸我的房门。我不愿让谋杀我的凶手进来，正当我退缩到一个角落靠在墙上时，三枚子弹把门打得木片横飞，门上的玻璃也被打得粉碎。我听到外面有人叫嚷：“日本人!”我感到一阵恐怖：“上帝呀，他们要借口我是日本人把我杀了!” 　　一个士兵的头从门上的破洞伸入，狂妄的目光四下搜索。我用我记得的已足够用的一句中国话说道：“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美国人。” 　　那个士兵被人推了一把，踉跄地冲入房内。一群穿灰军装的士兵荷枪实弹蜂拥而入。他们慌乱地在房内转来转去。有几个冲进洗澡间，另外几个粗鲁地打开挂衣服的壁橱。尔后，除两名士兵外，其余的又蜂拥走出房间，去砸住在我隔壁的经理的房门。 　　两个留下来的士兵开始干起来，一个突然拿枪筒顶着我的肚子，推我背靠墙壁。另一个把我梳妆台里的东西尽数翻出，把一切他感兴趣的东西都塞进口袋——我的眼镜、胶卷、闪光灯和电池。当他卷起我的毛衣和羊毛内衣时，发出了得意的叫声。 　　用枪抵住我的那个士兵，伸出一只手抓住床上的枕头，随手一掀，发现了装着我全部钱财的钱包。这两名士兵同时欢呼着扑向钱包，平分了里面的钱。一个拿了我的自来水笔，一个拿了我的铅笔，各自把战利品装入胸前的口袋里。最后，他们每人从床上拽了一条毛毯，到楼下大厅去了。 　　几小时后，当射击和掠劫平息下来时，德国牙科医生温施来到了招待所大门前。当年10月，史沫特莱正是在他家里与丁玲和埃德加·斯诺重逢的。温施被阻，不许进入招待所。但他以八点钟与人有约为理由，坚持要进入，强行挤过门口的士兵，推门而入。士兵向他开枪，当场把他打死。史沫特莱马上与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的高级参谋王炳南取得联系。王炳南立即赶到现场处理此事。四十二年后，曾留学德国的王炳南叙述了当时他是怎样怀着极其悲痛和窘迫的心情，在城郊的一座小山上埋葬了他的朋友温施大夫的。7 　　12月12日的早晨，史沫特莱由于个人全部财产的损失和她的朋友温施大夫之死而惊呆了。起先，她认为对招待所的洗劫是蒋介石的蓝衣社针对城内军阀部队干的，到了中午，刘鼎就向她讲了事件的真相。8这天下午，史沫特莱就带上军事通行证到街上进行急救工作了。她于1937年6月19日从延安给在上海的新闻记者兰德尔·古尔德写了一封出色的信，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是奔走于街头的战地急救员，有许多事情要干，教会医院给我绷带和裹伤用的软麻布，遇到难题时，医院教给我相应的急救知识，还带我到病房教我如何护理伤员。招待所经理给我一些小瓶法国白兰地，我自己买了酒精、碘酒和其它急救药品。曾有一次，我在街上护理30名杨虎城的士兵，在这条街上，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有18人死亡，其余人受伤。为了找水，我敲开商店的大门。当不愉快的事发生在商人家门口时，他们照例是不闻不问的。此后，当400名政治犯被释放时(他们全部是红军和红军家属)，我成了他们唯一的医护人员。300名红军中，有100人是伤员——有人带着从未治疗过的有致命危险的旧伤，有的伤口正在化脓，有的腿上形成溃疡，许多人光着又大又硬的脚——由于在冬季雪地里行军和战斗而变得肿胀和血迹斑斑的脚。我给他们洗脚，给伤口消毒，包扎——然后返回教会医院请教对某些伤口的处理办法…… 　　在把这些伤员转移到医院之前，我必须充当他们的医生。红军政治犯中，有54名妇女和40名男孩，我也每天去照顾他们。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贫穷的农民，有的还是奴隶。我为他们服务的这段时期，我总是感到自己正走在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可怕的走廊里。这些一辈子除了受奴役便一无所知的贫苦农民和奴隶，没有床，没有任何被褥，躺在冰凉的石头地上，身上带着没有处理过、尚未愈合的伤口，双脚又大又硬，满是血污——不，我永远不能忘记这种悲惨的情景，我会把它带进我的坟墓。多少年来我都在写红军，而我第一次亲身接触到的红军就是这些农民。他们不了解我。我敢肯定，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我穿的是羊毛衣、皮大衣、皮帽、温暖的长袜和皮鞋。我无法与他们交谈。最初，这些人以敌意的目光看着我，许多人向后退，对我皱眉。当我给他们洗脚、包扎伤口时，我不知他们作何感想，也许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发了疯的洋鬼子。 　　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到延安。在剧场，不时有我不记得的男孩跑过来拥抱我，拉住我的手。我知道这一定是西安“战俘”中的一个。有一天，我正走在街上，一群妇女围了过来，抚摸我的手、脸和肩膀。你知道，这对一个有外国生活习惯的人并不是很愉快的，因为许多妇女患有沙眼。但是她们拥抱我，抚摸我，有些人哭了。她们就是那些我曾在西安照顾过的贫苦农民妇女“战俘”。她们有的在红军中拿枪参加战斗，有的跟随儿子或丈夫一起走，因为穷人除了红军，没有其他保护者。 　　扣留蒋介石五天后，张学良派刘鼎乘飞机去接周恩来和另外两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刘是去请他们到西安来参加跟蒋介石的谈判的。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到达西安后，史沫特莱至少同他们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交谈。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好多天里，史沫特莱开始每晚从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四十分钟的英语广播。她概要地阐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了与这场事变的主角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会见。当上海按预定安排收到她的广播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当时，除了南京发的敌视张学良、杨虎城及共产党的国民党官方公报外，史沫特莱的报道是唯一来自西安的每日新闻。绝非偶然，负责无线电广播的是王炳南，在西安事变那天安葬了德国牙科医生温施的也是他。王当时三十岁，新近携其德国夫人安娜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指示去参加杨虎城将军在西安的幕僚班子，因为他同杨虎城有亲戚关系。不久，王炳南就成了杨将军最信任的助手之一。9 　　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在当时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她也是个传奇人物了——有人把她看作英雄，也有人把她视为无赖，这些褒贬悬殊的评价取决于人们不同的政治观点。现在她成了一个国际知名人士，在大多数外国人圈子里，她是声名狼藉之徒。到了1937年1月初，美国报纸在头版用轰动一时的标题刊登她的事情：“她背后有庞大的军队”，“美国姑娘，赤色危险人物”，“美国妇女帮助中国人叛乱”。10利用公众的无知和陈旧观念而大事渲染的还不只限于标题。美联社曾在一篇很长的背景介绍中，不负责任、异想天开地说史沫特莱“从前的一个美国农村姑娘将成为千万黄皮肤人的实际上的‘白肤女皇’”。即使是曾经赞扬过史沫特莱早期社会主义激情的厄普顿·辛克莱也在《自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以“惊人的美国女造反派在中国”为题的文章，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过分地夸张了史沫特莱的形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共产党党报《工人日报》从莫斯科得到了某种暗示，在头版上载文攻击史沫特莱，由于她公开批评了蒋介石，并对蒋被扣表示了明显的欣喜。这就使史沫特莱又一次与美国共产党产生了隔阂。11 　　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件都感到意外。中国共产党只希望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拒绝发动旨在消灭共产党的攻势，使蒋介石军队内部产生分裂。他们从未想到这两位军阀会扣留蒋介石。当这个消息传到红军根据地时，他们大为震惊，马上开会激动地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起先，许多人主张报仇，枪毙蒋介石，然后建立统一战线。接着，莫斯科发来了电报：谴责扣留蒋介石，认为这是日本人的阴谋，要求无条件释放蒋。这个电报使中国共产党人感到茫然而窘迫，也使张学良吃惊。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服了主张杀蒋的同志们，并设法寻求妥善解决的办法。蒋介石在允诺三个条件的前提下将获释放：即停止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与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对日宣战。毛和周愿意作出上述决策，他们不想走得太远，提出过高的要求，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团结全国人民的人物。 　　这就是周恩来和另外两位共产党领导去参加蒋介石与扣留他的军阀的谈判的立场。经过十天的讨论，在蒋夫人和她兄弟宋子文的参与下，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的条款秘而不宣，但立即产生的效果说明了条款的内容。蒋介石被释放，于圣诞节那天飞回南京。1937年2月底，蒋介石宣布停止对共产党的敌对行动。直到1937年7月，日本人进攻卢沟桥后，国共双方公开宣布各自承担抗日“统一战线”的义务，蒋介石正式对日宣战。12 　　直到1937年1月，史沫特莱还不大知道她的广播所激起的愤怒。尔后，除了得知南京对她的谴责外，她还听说在南京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正打算收缴她的护照。美国国务院收到了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的埋怨。领事馆同时也受西安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报告影响，报告指责史沫特莱是西安事变的主要阴谋分子，是个政治煽动者，想要领导陕西省本来知足的农民举行大规模的共产党的暴动。13传教士的谎言是西方报界对史沫特莱离奇的指责的主要来源。此刻，美国政府坚决地支持蒋介石消极抗日，希望推迟中国对日本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华盛顿官方对扣留蒋介石很恼火，声称这一事件是共产党人唆使的。但是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史沫特莱成功地调动她的朋友为她说话，如玛格丽特·桑格，厄普顿·辛克莱和罗杰·鲍德温在华盛顿公开为她辩护。同时她于2月13日在《民族》杂志上发表有关西安事变真相的长篇报道，澄清了问题。14 　　史沫特莱在外界的信誉由于年轻的新西兰人詹姆斯·贝特兰的到来而且也参加了新闻广播而得到改善。贝特兰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获得罗德旅行奖学金到中国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于1936年初到达北京。他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和约翰·费尔班克，并开始为英国报纸写稿，报道日军入侵，学生的抗日运动，以及共产党人经过长征转移到了西北。在英国时，贝特兰对中间偏左的事业，诸如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党赋予同情。因此在北京他放弃了学术研究，把精力集中到当前的政局亦非怪事。他结交了几个中国记者和从满洲来的青年学生，满洲是在西安的张学良少帅的家乡，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那年12月，从西安传来的消息震动了贝特兰，他决心打破新闻封锁，无论如何也要去西安看个究竟。他同一位满洲朋友一起，历时十一天，乘火车、人力车，骑驴或搭乘军用卡车，最终到了西安。他于12月27日到达，正是蒋介石被释放返回南京的第二天。15 　　贝特兰与史沫特莱是寄居在西京招待所的仅有的两个外国人。当时招待所住满了张学良的参谋军官。贝特兰与史沫特莱首次见面并不愉快： 　　一个四十岁出头的女人，手里拿着我的名片，迈着大步从走廊走过来。她个子不高，身体壮实，短发，棕色的饱经风霜的脸，两眼距离很宽，眼神坦率。 　　“是贝特兰先生?”她声音粗哑，听上去似有敌意。她身穿一件红色紧身羊毛上衣，棕色裙子。 　　“是我。”我回答。“你不认识我，但我在上海认识一些你认识的人。”我提了这些人的名字。 　　“真的!”艾格尼丝说：“你到这里来做什么?”这正是我要问她的问题。但我还是向她说明我出于很自然的好奇心要来弄清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准备写点东西。我还告诉她，我与一些英国报纸有联系。 　　“什么报纸?”艾格尼丝毫不放松。我提到《每日先驱报》——有点犹豫，我又说了伦敦《泰唔士报》。 　　“伦敦《泰晤士报》可不是中国的朋友。”她的嘴巴紧闭，像个夹子。“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就我所知，你可能是个英国间谍。” 　　这可不是好兆头。“我是同一个东北人一起来这儿的。”我说。“你想见见他吗?我就要同孙铭九一起到临潼去了。” 　　这个在三星期前尚不为人知的名字，给了她一个较好的印象。似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并非不想见到这个抓住蒋介石的人。但她仍对我有点怀疑。“你在西安还认识别的人吗?”她问道。 　　我决定冒一下险，说出了张学良主办的日报的一位年轻编辑。幸运的是，她曾见过此人。 　　“是的，我认识他。他是你的朋友吗?” 　　“在北京时我们曾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会告诉你我不是间谍。” 　　“那好。”艾格尼丝果断地说。“我要问他。”16 　　史沫特莱怀疑一个受过牛津教育的英国人是不足为奇的。但没过几天，贝特兰证明了他并非间谍。他发现了史沫特莱顽强、不妥协的性格，而同时又是“我认识的最富有人性的可爱的人之一”。他跟史沫特莱一起到街头去，帮助护理红军妇女和孩子。到了1937年元旦，他们已共同使用西安原始的送话器设备从事每日的新闻广播了。贝特兰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们两人分担当天的消息，有时也对发生在西安城里及附近郊区的各种活动给以简短的叙述。我们尽力做到客观报道，一直对我们报道的事实的准确性感到满意。不过，艾格尼丝有一种锋利、刚劲的风格，不太适合于外交声明。她最喜爱用的词就是“群众”，她对“群众”这个词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实际上，她对这个词中“a”的发音总带地方音，又和着强有力的咝音，我敢肯定，任何人只要同她谈上两分钟话就能听出她的声音。与她相反，我竭力使我的声音不动感情，模仿纯正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声调。我们每晚从无线电广播站返回，就到艾格尼丝的房间里煮咖啡。各种各样的人——新闻记者、学生、政府官员、士兵——晚上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谈论当前局势，推测日本人可能的动向。艾格尼丝早已抛弃了家庭享受，却仍保留着美国人喜欢喝咖啡的口味。她在一只酒精灯上煮咖啡，技术高超，令我妒嫉。 　　史沫特莱知道的关于红军的种种情况，使贝特兰感到惊讶： 　　一天晚上，一位身着普通卡其布军装的瘦高青年带一位朋友走进来。我立刻注意到他优美的举止和棕铜色面颊上健康的光泽。他是一位红军指挥员，跟随彭德怀已有九年之久，转战于湖南和江西，以后又参加了红军向北去的长征。彭德怀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敬仰的红军领袖。她了解彭德怀指挥过的所有战役。史沫特莱与客人坐下来谈论五年前红军战略的细节。当这位来访者发现这位外国人连曾发生过激烈战斗，略有名气的南方偏僻的村庄都知道时，兴奋得满面红光。他们的谈话勾画出中国红军十年的历史，就像司汤达的小说一样生动。17 　　回顾过去，把西安事变的重要性评价为中国共产党的转折点也并不过分。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处于极度衰弱的时期，这个机会无疑使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重新获得好转。② 　　1937年1月初，一个通信员从共产党的新总部延安潜入西安，交给史沫特莱一封正式邀请她去延安访问的信。这是史沫特莱等待了多年的机会。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晚宴，参加者有贝特兰、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夫人安娜。“经过近一个月的经济封锁，西京招待所的存货已经越来越少了。史沫特莱戴着红十字袖章；她公开的身份是到前线去做战地救护工作……这是我在西安最后一次见到史沫特莱。第二天清晨，她身穿粗厚的马裤和常穿的红毛衣，一本正经地离开了西京招待所。她穿的红毛衣总是像一面旗子。”18。 　　① 刘鼎在德国得了一个工程学学位,于1933年回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最初在福建省的一个红军游击根据地生产军火的厂里工作。1934—1935年红军在福建和江西的根据地被蒋介石打得支离破碎，他到上海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的公寓里避难。(访刘鼎) 　　② 只是事变的结局难以预料。尽管共产党对扣留蒋介石明显地感到意外，但不难看出共产党人，诸如刘鼎和王炳南于事变中在幕后所起的巧妙的催化作用。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